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重慶考取中央大學歷史系，中央大學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由南京搬遷到重慶的，校本部在距市區三十多里的沙坪壩，分校在距沙坪壩二十多里的柏溪，兩地都瀕臨嘉陵江。

一九四五年是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的一年，四月蘇軍和美軍相繼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殺，歐戰收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日軍尚佔據半個中國、朝鮮和東南亞各地區，在太平洋各島上，美軍和日軍進行著猛烈慘酷的爭奪戰，美軍猛攻，日軍死守。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蘇聯對日宣戰，蘇軍迅速消滅了日本勁旅關東軍，十四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投降，美蘇中英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艱苦的八年抗戰結束。

手裏都握著槍杆子的國共兩黨分別向日軍佔領的淪陷區調兵遣將，國民黨說是收復失地，共產黨說是擴大解放區。美國政府為了美國的利益，曾企圖“調處”國共兩黨關係，赫爾利代表美國總統於八月二十七日飛到延安，二十八日陪同毛澤東飛到重慶，於是國共兩黨進行了四十三天談判，簽訂了一份《會談記要》(即《雙十協定》)，談判環繞政權問題和軍隊問題，各說各的，討價還價。中共主張成立聯合政府，國民黨拒絕承認中共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政權的合法地位。雙方約定談而未決的問題，留待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繼續磋商。

毛澤東到重慶後，同蔣介石合拍了一張並肩而立的全身照，據說是美國記者拍攝。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曾到沙坪壩看望老朋友柳亞子。應柳亞子索句，毛澤東抄錄舊作《沁園春·雪》奉贈。詞的下闋：“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彩，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斯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柳亞子步韻和詞，下闋末句：“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史實劄記：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

八月九日，蘇聯一百五十萬紅軍進軍中國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令八路軍、新四軍大反攻，控制日偽佔領區。

八月十一日，蔣介石致電中共中央，制止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行動。

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國民黨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規定：中蘇共管中長鐵路三十年，旅順為蘇聯海軍基地三十年，大連港成為國際自由港，中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

八月十四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毛澤東不予理睬。

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莫斯科三封電報，再三勸說毛澤東必須赴重慶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

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代表美國總統飛到延安。

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飛抵重慶。國共兩黨進行了四十三天的重慶談判。]

——摘自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日21時中央台紀實頻道。

由此可知，重慶談判是美蘇幕後牽線的皮影戲。

日本投降後，川江上的船舶都被國民黨政府徵調，搶運軍糧和軍用物資。戰時移到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的學校，拿不到運輸工具，無法復員，被迫滯留雲貴川一年。九月，中央大學仍在重慶開學上課。

    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談判，打口水仗。國民黨的中央軍和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東地區衝突越來越頻繁，國共兩黨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國民黨統治區民眾爭取和平的民主運動高漲，學校裏的自由、民主氣氛濃厚，各種社團辦的壁報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張錫縉是我在國立六中四分校讀初中時的同學，那時我們一群小夥伴曾在一塊讀進步書刊，辦過壁報。張錫縉是我們之中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一九四○年讀初三時他同其他幾個人受到警告，被迫離校。分手時，他知道我正在讀馬列原著，那時還沒有看到托洛茨基的書。分手後，聽說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幫他轉到其他學校讀高中，學校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因此失去了聯繫。一九四五年在中央大學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們仍然是孟浪少年時的感情相處。蘇聯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勝利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都壯大了，並且正在同國民黨談判和平建國問題，這些都使他的思想信仰更成熟了。他崇信蘇聯和蘇聯的宣傳，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大學一年級時，他不知道我信仰了托洛茨基，但在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民主運動中，他同我有共同的語言。

《海濤》是眾多壁報中編排不錯的壁報，是張純文藝性質言情的壁報，在介紹臧克家詩的一文章中引用了一段臧克家的詩句：“開在你腮邊笑的花朵/它要把人間的哀愁笑落/你的眸子似海深/從裏邊我撈到了失去的青春/愛情總伴著恨/時間會暗中偷換了人心/我要放出感情的野馬/去追你的笑/你的天真。”這段詩句引起我對臧克家的興趣，想找臧克家的詩集，知道張錫縉喜歡新詩，他也能寫新詩，我向他講《海濤》上這篇文章，沒想到他告訴我，《海濤》是他和幾位朋友辦的，他約我寫稿，我就寫了一篇姚雪垠《春暖花開的時候》書評給他，《海濤》採用了。他帶我到他們編寫《海濤》的地方去，在那裏我認識了趙宏才等人，知道趙宏才是《海濤》主編。聽張錫縉講，趙宏才曾在西安一家報社編輯過文藝副刊。

中央大學柏溪分校校舍建造在一條山溝的兩面山坡上，學校周圍是茂密的山林，一家農戶在竹林深處蓋了幾間簡陋的竹木結構草頂房，在那裏磨制豆腐供應學校食堂，有豆渣又有食堂的泔水，還養了幾口豬。《海濤》就在那裏租了一間草房，屋裏放一張竹制桌，桌上撒放著幾本文藝刊物和準備編寫壁報的稿件和紙張。我立即意識到他們幾個人肯定是中共地下黨員，組織一個社團，辦一份純文學言情性質的壁報作掩護，爭取公開存在的一個活動空間。後來知道，那時已在中央大學組建了新青社（在中共南方局指導下的地下青年組織）。張錫縉沒有盲然把我拉進海濤社，他介紹我去參加政治系學生杜一飛發起組織的追求社，說是一個有進步傾向的社團。

追求社辦的壁報刊名《追求》，它的頭一期我流覽過，是版面整潔又謄寫得很漂亮的一張壁報，內容有散文、詩歌、讀書心得、時事評論等。在刊頭下面標注辦社宗旨：“追求友誼，追求進步，追求知識，追求真理”。這樣亮出辦社宗旨，我一看就斷定辦社的人不是三青團的，三青團擁有權勢就擁有了一切，他們不會用追求進步追求真理這類字彙；也斷定他們不是新青社的，新青社的人當然認為進步和真理在他們手中，他們不會掛出這些字彙暴露自己。

我參加時，追求社已是二十多人的社團。杜一飛是召集員（不稱社長），歷史系的李炳均是組織員，外文系的李平濟是宣傳員。二十多名社員來自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教育系、藝術系、政治系、社會系等八個系。原來是群互不相識的男女大學生，被四個“追求”吸引在一塊，親如姐妹兄弟，真是不亦樂乎。現在還記住大部分人的姓名：杜一飛、李炳均、李平濟、王紀志、羅成義、葉公亮、李方、李芳、曹先志、曹惠白、胡潤如、喬象鐘、谷風、袁家褀、張君若、杭英、張維明、高興農、程紀平、戴伯宏、柏興翰等。

杜一飛是個憑青年人特有的正義感活動的廣東人，他的活動能量大，交際廣泛，能應對各色人物。我不知道他用什麼辦法，在大操場西北角弄到一間小屋，弄來一張長方型桌，幾條凳子，小屋成了《追求》社員的活動室。星期日，我們大都聚攏在小屋裏圍桌而坐，讀書看報，編寫《追求》，開讀書討論會，時事座談會等等。

讀書討論會上曾討論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討論過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等等。時事座談會上最關心的是國共兩黨的談判，四十多天的談判是如何進行的和談些什麼，報紙上無所披露，我們就根據一些流傳的小道新聞漫談，總的印象是國共兩黨的談判是在那裏劃地盤，爭奪勢力範圍和分配政府委員名額。

十月間，杜一飛和李平濟從美國大使館的新聞處借來世界名曲唱片和留聲機，以追求社的名義在柏溪分校舉辦一次世界名曲欣賞晚會，豐富了一年級八百多同學的精神生活，追求社獲得好評和好名聲。接著又從中蘇文化協會借來圖片，舉辦一次蘇聯圖片展覽，我第一次看到大型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的照片，那時我國的農業生產還完全是靠畜力和人工作業。

雲南昆明“一二·一”慘案

抗日戰爭時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高等院校搬遷到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一直保持著北大的自由民主傳統精神。孔祥熙是國民黨政府的紅人，又是蔣介石的連襟，炙手可熱，抗戰期間，利用權勢，大發國難財。一九四三年，西南聯大學生曾發起反孔運動，舉行示威遊行。反孔運動實際是發洩不滿情緒，反對腐敗而又專制獨裁的蔣介石政權。

日本投降，抗戰結束，國共談判，昆明爭取和平、民主的浪潮首先高漲起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學校的學生自治會舉辦時事晚會，受到國民黨軍警的衝擊破壞，二十六日，聯大、雲大等校罷課，二十九日全市學生五千多人上街示威遊行。十二月一日，國民黨特務沖進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校園，對著集會要求和平民主的學生開槍，殺死四人，重傷六十多人。“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首先封鎖消息，報紙不得報導，像《新華日報》有所報導，也開了“天窗”（報紙清樣送檢，被檢查官劃掉的字句，紙版上被挖掉，印出的報紙，有許多空白地方，戲稱“天窗”，是國民黨控制新聞自由而造成的醜陋景觀）。

《追求》社獲得西南聯大同學寄來的一份油印小冊子《匕首》詳細記敍了“一二·一”慘案真象，我們全文抄錄出了一期《追求》特刊。觀看的同學絡繹不絕，議論紛紛，用各種方式聲援昆明學生，有人提議罷課示威。訓導長把杜一飛召喚去，受到訓斥：“你們好大的膽子，把壁報撕掉！”追求社員表示不予理睬。接著，學校佈告欄貼出一張訓導處的佈告，大意是：奉教育部訓令，學生結組社團必須登記，壁報稿件必須送訓導處審查等語。“登記”，“審查”傷害了我們的自尊心，追求社和我所知道的幾個社團，都表示拒絕登記和審查，與訓導處的通告形成了僵持局面。這已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一月初，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致詞中許下了四項諾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權。青年人的思想反應快，我注意到貼在佈告欄裏的那張通告上不知被誰劃上了一個很大的“×”。

“一·二五”請願遊行示威活動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簽訂《停戰協定》，雙方發佈停戰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現在通稱舊政協）在重慶召開，這次會議開到一月三十一日結束。據史料記載，當時出席會議的共三十八人（國民黨八、共產黨七、民主同盟九、青年党五，無黨派人士九）。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許下四項諾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權。

國共兩黨四十三天的談判，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提出的，又一再修改的提案，把問題推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商談解決。協商會議桌上，國民黨方面占不到絕對優勢，只有青年党站在國民黨一邊。國民黨反共派就企圖利用中央大學三青團發動學生遊行干擾和分散會議進程，結果引發了中央大學中進步力量與三青團勢力的一場較量。當時中央大學學生會有雙重機構：系科代表大會和學生自治會。系科代表大會是由各系科按規定的人數比例產生代表組成，它是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有權對罷課、遊行以及各種公共事件表態，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進行表決，做出決定。而學生自治會是執行系科代表決定的機構。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主席）是通過競選由全校學生投票產生，候選人須先組成十人的理事會參加競選。一般只有兩個競選人競選，他們分別代表學生中的兩種政治思想傾向，有點像美國總統選舉。我不知道中央大學學生會這兩套選舉制是如何設計出來的，也不知道是從何時開始的，只知道這兩套選舉辦法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中央大學改為南京大學後截止。

一九四六年一月，剛剛選舉換屆的系科代表大會，進步思想傾向的代表占多數，但尚未換屆的學生自治會掌握在三青團手中，要發動遊行必須由系科代表大會開會討論和做出決定才行。系科代表大會上代表經過認真激烈的爭辯、磨合，決定遊行請願，制定了“政協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總口號，通過了向政協提交的七項要求和遊行時用的二十多條標語口號。七項要求是：①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放棄黨派私見；②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③國民大會代表必須合理產生；④嚴格執行停戰命令，永遠停止內戰；⑤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⑥黨派一律退出學校，實行講學自由；⑦政治協商會議沒有成功之前不許閉幕。二十多條口號有；①任何黨派不許擁有軍隊；②國家利益高於一切；③要求國內團結、統一、和平、民主；④徹底執行停戰令；⑤學校講學自由；⑥一切黨派退出學校；⑦立刻嚴懲漢奸；⑧雙方釋放政治犯；⑨嚴懲貪污；⑩反對官僚資本；⑾經濟民主化；⑿我們要變不要亂；⒀擁護蔣主席和平建國；⒁徹底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⒂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等等。系科代表們經過爭辯、磨合，制定的要求和標語口號，使得三青團方面也無法反對。系科代表大會還通過了一項臨時決定，成立十九人組成遊行委員會主持這次遊行。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大學、重慶大學、教育學院、中央工職、戲專、音專等十多所院校一萬多學生和幾十位教授步行三十多里到市區遊行請願，中大吳有訓校長和重慶大學馬寅初教授也都參加了遊行。一路上貼標語、喊口號。“國民政府”的牆上也貼滿了要求和平民主的標語，這是抗戰八年期間向未有過的事情，是國民黨（一九四○、一九四一、一九四三）發動三次反共高潮製造高壓政策以來，首次出現的民主運動。我還是頭一回參加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親身感受到群眾運動一旦發生就會產生出它自身運動的力量，意志不堅決的勇敢起來；膽小怕事的在群體行動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認識模糊的思想提高了；彷彿有一種使命感把參加運動的人互相團結友愛起來了。

遊行委員會推出三名代表把七項要求送交上去以後，各黨派代表出來與全體學生見面。孫科代表國民黨首先講話，他的話很長很囉嗦，我還記住的幾句是：“抗戰勝利來之不易”，“現在是千載難逢的建國大好機會”，“你們應該好好安心讀書，前途大有希望”等等。官腔官調，加上他那叫人聽起來很吃力的口音，聽眾有點不耐煩的騷動聲響。接著是周恩來代表共產黨講話，他的普通話講得簡捷，“同學們來政協提出的七項要求，不僅是你們的要求，也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這七項要求，並且願為之實現而奮鬥”，最後他振臂高呼：“政協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得到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周恩來的風度，博得了學生們的好感和好評。之後邵力子、張君勵、莫德惠等人也向學生講了話。

遊行的次日，《新華日報》以“民主大進軍”為標題，詳盡報導了“一·二五”遊行實況，評論“一·二五”遊行是五四精神的繼續。

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建國綱領》後，於一月三十一日閉幕。

在軍隊國家化問題上和各自實際控制區的劃分問題上，國共兩黨相持不讓。《和平建國綱領》成了僅是紙上的東西，半年後，中國的命運還是靠武力解決。

那天遊行結束後，我沒有隨遊行隊伍步行回校，我到“五十年代出版社”蘇學常住的地方，重慶托派組織的領導成員範文華和隗寬正好在觀看學生遊行後回到那裏。他們告訴我，已經與上海托派中央取得聯繫，中央分成了兩派，還在打派仗。他們贊同我與中共同學攜手參加反獨裁專制、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他們認為不反對中共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要求，但我們應當明確提出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我們堅信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深入推進民主革命，必然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我同他們見面後，傍晚就乘嘉陵江上的小輪船回學校。

二月初，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換屆選舉，兩派力量經過一場熱鬧非凡的激烈搏鬥，產生了新的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和兩個副常務理事都是校內知名的進步同學。他們都熱心公眾活動。中共處於非法地位，新青社的骨幹在公眾活動中大多不做太出頭露面的工作，他們總是把進步學生中自發冒出來的活躍分子推到第一線，經過一段考察，這些活躍分子，有的成了新青社員。從這一屆自治會開始，三青團勢力沒有再奪回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在系科代表大會中，進步力量一直處於多數地位。

“二·二二”反蘇大遊行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大學、重慶大學等幾所高等學校萬餘學生，又到重慶市區舉行了一次遊行示威活動，這就是“二·二二”反蘇大遊行。發生遊行的原因，要追溯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在蘇聯雅爾達舉行會議，決定歐戰收場以後，蘇聯參加同盟國對日本作戰，為此，他們背著中國簽訂了一個秘密協定，規定了蘇聯參戰的條件，其中有關中國的是蘇聯在中國東北獲取某些特權，如租借旅順為蘇聯海軍基地、大連港闢為國際自由港、中蘇共管從滿州里到大連的中長鐵路、維持外蒙古現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後，八日，蘇聯對日宣戰，九日，百萬蘇軍開進中國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政府正式接受了雅爾達秘密協定中有關中國的條款，但在當時沒有即時公佈。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雅爾達秘密協定公佈後，引發各界民眾和青年學生的憤怒和不滿，反對強權政治和秘密外交。同時期，蘇軍在東北拆搬機器、用軍用票搶購物資、蘇軍大兵強姦婦女等等，亦時有傳聞。這時又發生了“張莘夫事件”（國民黨政府派到東北接收煤礦的工程師，慘遭殺害），許多事件彙集起來，更激發了中國民眾和青年學生們強烈反應。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大學教授發表《致蘇聯政府電》，學生們更是主張舉行示威遊行。民族主義的愛國心，再加上反動派的鼓噪，突如其來的、又像是水到成渠地爆發了二月二十二日的反蘇大遊行。沒有經過系科代表大會討論，推開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三青團和復員青年軍主導了倉猝爆發的“二·二二”反蘇遊行活動。自從雅爾達秘密協定公佈後，中共的《新華日報》，在宣傳方面顯得被動，國民黨的《和平日報》振振有詞地大做愛國主義文章。

二十一日上午，張錫縉、趙宏才等人對即將舉行的遊行持抵制態度，表示不參加。追求社的許多人認為遊行是三青團鼓動起來的，表示不去參加。到了傍晚，張錫縉等人又忙著分頭勸說進步同學，都要去參加遊行。

二十二日，追求社的二十多位同學，除我一人，他們都去參加了遊行。我決定不去遊行，在嘉陵江邊一家小茶館裏閑坐了一天，看江水歡快地向東流去，運煤船上的船工們，踏著整齊的腳步搖漿划船，聽他們喊唱著蒼涼的號子聲。

“二·二二”遊行後不久，我聽說，新青社社員勸說進步同學都去參加遊行，是接到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說遊行是普遍自發的學生愛國運動，如果都不參加，就會失去群眾的信任，中間勢力是占多數的；還要組織一些人保護《新華日報》館，預防反動分子衝擊破壞，等語。

關於“二·二二”反蘇遊行，我走筆多囉嗦幾句：現在我能看到的有關解放前學生運動的官方史料中，“二·二二”遊行是不寫的，彷彿沒有發生過。我看到有人在回憶文章中，提到“二·二二”遊行的事，有人就因參加了那次遊行，在十年後的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倒了楣，劃分右派六條標準之一是“反蘇”，反對史達林的蘇聯那還了得！雖然史達林的聖光被赫魯雪夫折騰得差不多了，那時在我們的國度，史達林還被榮尊為偉大革命導師。也有人在回憶錄中寫到，當時，抵制 了“二·二二”反蘇遊行，“並且引以為榮”。

在《李慎之文集》中，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那次遊行的事，當時他剛剛大學畢業，抱著滿腔革命熱情，被調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現摘錄李文的有關一段敍述：“一九四六年年初，由於蘇軍在東北拆遷機器，並且殺了中國工程師張莘夫，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學生進行抗議遊行。說實在的，其規模之大可能在中國是空前的。我正由成都到重慶，一路上看到鄉下的田間小路上都有中小學生排著隊，搖著旗子喊口號。一到重慶，就讀到了《新華日報》的社論：《愛國不等於排外》。當時蘇軍在東北搶掠姦淫的惡行，雖然我們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國人知道的是多的，僅僅因為大學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動，也就沒有引起大的風波。相對比之下，與僅僅一個月前昆明的“一二·一”和一年以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五十萬學生抗議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而舉行的示威遊行，其勢頭之猛簡直不能相提並論”。（《文集》一五三頁）[筆者按：從敘文可以推算出李慎之是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到重慶的，他是沒有親眼目睹二十二日重慶的大遊行的，而《新華日報》的那篇社論恰恰是針對二十二日大學生遊行而寫，刊登於二十三日報紙上。據我所知，二十二日以後，在許多中小城市的中學生，在老師的率領下紛紛舉行了遊行，這與李慎之在路上看到的情況相符。]

從重慶復員回南京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大學學期考試完畢，提前放暑假，準備復員。一放假，能回家的如川雲貴等省的同學，各自回家去了，杜一飛也回廣東家鄉去了。曹先志和我把留校待船的“追求社”社員組織起來，成立“ABC讀書會”，參加的有李炳均、李方、羅成義、曹惠白、喬象鐘、胡潤如、穀風、張仲逸、常建宇等十多人。原計劃圍繞某一本書某一個專題進行學習討論，我只參加了一次討論會，因被一年級同學選為代表之一，參加協助學校復員工作，提前離開柏溪到沙坪壩與高年級的代表會合，於五月初乘江輪回到南京。壯美的三峽風光，留下空前印象，一生不忘。

離開重慶前，到市區見到隗寬，他是重慶托派重要成員之一。他告訴我，範文華、蘇學常和劉毅三人已經去上海，他們到了上海後，範文華參加了少數派，蘇學常和劉毅參加了多數派，根據他們的來信，隗寬還是弄不明白，上海托派中央為什麼分裂成兩派。隗寬囑托我，回到南京後，一定要先到上海，把分裂的原因弄弄清楚，寫信告訴他。這是同他最後一次見面。

南京中央大學校址，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改建成軍事醫院，成了亞洲規模最大的野戰傷兵醫院。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的接收大員，從日本人手裏接收了這所醫院占為己有改為陸軍醫院。幾經周折交涉，中央大學才從國防部手裏要回了原來的校舍。國防部把能夠搬動的物資，都當作敵偽財產，搬走了，留下來的是空蕩蕩的校舍。我們把所有的樓房和平房都清掃乾淨，給將要分批復員回來的同學住宿。

協助工作結束後，我於六月中旬到了上海，住蘇學常的大哥家，蘇大哥比我和蘇學常大二十歲，是位不識字的老郵政工人，從十九歲就在火車站幹接送郵件的活。從此，我每從南京來上海，都是住蘇大哥家，他的家成了我們從四川復員回來的托派學生們的聯絡點。他對我們的事情不聞不問，他只熱情地招待我們吃住，可能他暗想我們是共產黨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網打盡”後，他仍在火車站幹接送郵件的活，一直默默無聞地幹到退休，像他同樣的郵政工人，早就提幹或成了勞動模範。一九八○年，我被釋放回到上海定居後，我試著去找找看，他竟還住在老地方，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身體還很健壯，每天早晨要到公園裏做健身活動。他對我說：“我不懂什麼‘托拉機派’、‘托拉斯派’，我只認為他們都是好人，我向審查幹部就是這樣講的”。他的弟弟蘇學常於一九四八年去臺灣，一九五○年在臺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判無期徒刑。這件事，我始終沒有告訴蘇大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蘇大哥在世時，他時刻等盼他弟弟的消息。

我設法弄到了托派分裂時雙方爭論的若干油印小冊子，就呆在蘇大哥家的閣樓上看了一個星期。看完後，我寫了一份書面材料交給雙方。在抗日戰爭問題上，贊成多數派的主張：保持政治獨立，支持抗戰；不贊成少數派的主張：抗戰變質論和革命失敗主義。

蘇學常介紹我與華貝（籍雲龍）見面，華貝又領我去和耀如（劉家良）見面，我就算作多數派成員了。同時，梁貽也帶我去與連根（王凡西）見面，連根善談，很投合青年人的心理。我留的印象是，他們雙方，對我們這些在四川經歷戰爭成長起來的托派思想學生，都是表示期待和信任。而我們對他們幾位托派老人都很崇敬。一九四七年初，我第二次來上海時才分別認識了彭述之和鄭超麟。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一次來上海最大的收穫是，從多少數雙方拿到了我所需要的書和小冊子——已經翻譯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著作。那時上海來了一批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列寧選集》上下兩巨冊裝，市面上很難買到，不知彭述之通過什麼關係，拿到若干卷，他叫蘇學常帶給我兩卷。我在四馬路（福州路）一家進步書店，買到了幾本馬恩重要著作的中譯本。

擴散思想

馬恩的思想與列托思想，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擴散思想就是擴散他們四個人的思想。在我的判決書上有一條“罪行”是“積極在學生中散佈托匪謬論，一九四六年在南京為首組織托匪‘支部’。”

金萬林是第一個受我影響接受了托派思想的，他是地質系的學生，比我高一年級。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復員回南京的輪船上認識的，我們的艙位緊靠著，船上生活單調，除了看看風景，就是與人閒聊或看看書。我注意到他聚精會神地在看何幹之的一本社會性質的書，我覺得奇怪，一個學地質的人喜歡這樣的書。因此，我就同他聊起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何幹之那本書是論戰性質的，略論到托派的觀點。金萬林表示，不知托派是怎麼講的，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受到的思想訓練首先是嚴慎認真和求真。嚴靈峰的一本社會性質論戰的書正好帶在身邊，就借給他看，他看後，贊成嚴靈峰的觀點，他說：現在無論城市或農村，到處都是洋布、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釘、洋襪子，四川人稱自行車為洋馬…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霸佔了中國的市場。閒聊中，知道他參加過“一·二五”遊行，他對國共和談不抱樂觀；他參加過“二·二二”遊行，他說那是一場無組織的亂哄哄的遊行，青年軍分子呼喊反蘇口號，進步同學就用更高的聲音喊：“一切外國軍隊都撤出中國”等。他對國民黨專政獨裁不滿，思想要求進步又無明確目標。我開始同他談社會性質問題，他說他看過《新民主主義論》。我忙完了協助學校的工作後，到上海住了半個月，回到南京後，我把《共產黨宣言》和《國家與革命》介紹給他看後，又繼續同他談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接著把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本書介紹給他看。美國宣佈“調處”完全失敗，國共全面內戰，抱和平主義思想的大多數同學都陷於苦悶，金萬林接受托派思想。

杜一飛是第二個受我影響接受托派思想的。因為復員，那年暑假放了四個月，到十月才宣佈開學。杜一飛回到廣東陽江，見到了他在中學時的許多同學（已是中共或傾向中共），約他到農村去看看，有意要他留下來，在農村幹一番事業，他想留下來，但對農村幹革命沒有信心，結果，他還是回到學校來了。他對我講了在農村的所見所聞，那裏已經有了一支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所謂武裝力量，就是有幾支步槍和手槍。我介紹他讀恩格斯的《德國革命與反革命》和《德國農民革命》，還有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等幾本著作。他聰明，是個筆尖子快，勤於寫作的人，看完幾本書後，就寫了兩篇文章給大家傳看，他在文章中明確論證在民主革命中，農民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農民只能跟著資產階級走或跟著無產階級走。我把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問題》和《不斷革命論》介紹給他看。他接受了思想後，不組織社團不辦壁報，他在學校裏辦起了一個民眾夜校，報名參加的都是中大的校工和校警，每天晚飯後在教育系的一間教室上課。原來參加追求社的兩位教育系的女同學，還有曹惠白擔任教課。那時曹惠白不知道杜一飛已經接受托派思想，他把杜一飛當作新青社員，他在後來寫的回憶文章中，說她曾在地下黨（中共）領導的民眾夜校教過課。民眾夜校從一九四六年底一直辦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為止。八月，國民黨特務在中大逮捕進步學生，杜一飛逃走離校。

曹先志是第三個受我影響而接受托派思想的。同讀歷史系，在重慶時同參加過追求社，又同組織過“ABC讀書會”。回南京後同住一寢室（一室八人），星期日，閒暇時就結伴逛書店或去玄武湖和中山陵遊玩。讀中學時，他就喜歡寫作，深得國文老師的好評。一九四六年六月復員回到南京後，在那個漫長的暑假期間，他開始寫電影評論，寄《新民報》發表，有稿費，又可買電影票，我沾光不少。以後他寫的書評不是發表在《和平日報》副刊上就是在《文匯報》副刊上，儲安平編的《觀察》上還多次刊登他的散文式的通訊。在校內他參加新青社員王國慶主持的《太公報》，是校內唯一的新聞性手抄壁報，他擔任過抄寫、採訪、編輯和寫社論等項工作。我知道他已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美國人斯諾的《西行漫記》，也讀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書，我介紹他多讀馬列的著作。他在自傳體的《我這一輩子》書中寫道：“他先介紹我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著作……”“為此，我先後讀過《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四月提綱》等著作，腦子裏裝進了一些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概念。”“接著他又介紹我看《托洛茨基自傳》、《中國革命問題》等書，還把美國記者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這部報告文學作品介紹給我，這部書記實性地報導了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十天內的情況，曾得到列寧的推介。”“……使我知道，列寧逝世後，蘇聯共產黨內經歷了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路線鬥爭，史達林取得了勝利；他背叛了國際主義原則，一切政策以蘇聯的利益為出發點，我國大革命失敗就是由於史達林的右傾機會主義所致。”“……使我開始探索歷史真象的願望。”（《我這一輩子》十九——二十頁）。曹先志對文學作品的感受力很強，法國文學家安德列·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和《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兩本小冊子同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寫的《震撼世界的十日》，都是紀實性的報導，曹先志讀了紀德的兩本小冊子後，完全相信了托洛茨基在《蘇聯現狀與前途》（《被背叛的革命》）對蘇聯的分析和批判，接受了托派思想和觀點，成了我在南京 活動的有力助手。

曹惠白讀中國文學系，在重慶讀一年級時，參加“追求社”和“ABC讀書會”。她為人樸實大方，熱情豪爽。她的父親曹亞伯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是位民主主義革命元老。北伐戰爭後，不滿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和篡改辛亥革命史，退出政界，隱居江蘇昆山，著《武昌起義真史》。上下兩冊，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民國時期，曾遭禁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華書局曾再版發行）。認識曹惠白後，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使我想到舊俄作家屠格涅夫在散文詩《門檻》中所塑造的那位為爭取自由而挨苦難的俄羅斯少女形象，而曹惠白一生一世，遭受的苦難，大大超過了屠格涅夫的想像力。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歷次發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她都積極參加，在學生運勸中，她很活躍，她感召力很強。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大三千多學生因伙食費問題，到教育部向部長朱家驊請願（後節詳敘），回校後，我對她講“朱家驊是五四運動學生運動中興起的人物，現在成了學生運動的對頭”，她說了一句：“歷史是一代人踏著一代人的屍骨前進”，語氣深沉，我受到震撼，記住了，至今不忘，當時我回她一句：“你這話講得很有哲理”。我同她交談的次數多了起來，知道了她父親的經歷，她把《武昌起義真史》借給我看後，同她談的議題更多了；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正在進行中的國共內戰等問題。一九四七年暑假，她到上海住在她父親的一位王姓朋友家裏，我介紹她去參加彭述之主講的哲學班，告訴她參加聽講的都是上海大專院校的學生和青年工人，她同意了。暑假後，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開始同她談馬恩列托的理論問題和中國革命問題，介紹她看《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即托寫的《過渡綱領》）等書和小冊子。她求索真理的精神很強，她讀理論書的理解能力和吸收能力也很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初的寒假期間，她仍到上海住王家度假，我介紹她去參加“社會科學講座”，聽彭述之講中國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問題和劉家良主講國際工人運動史。從此她確立了思想信仰。回學校後，積極地擴散馬恩列托的理論觀點，把她看過的書，傳給她周圍的所有認識的同學看，這引起了（中共）新青社的注意，因為在她周圍的人，大多是新青社的或思想傾向中共的進步同學。在她還沒有把托派宣傳小冊子傳給人看之前，（中共）新青社可能把她看作是發展可吸收的物件，一九五二年我被捕之後，托案承辦人曾向我講過這樣一句話：“曹惠白如果不是受到你的影響，該是我們多好的幹部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民黨特務在南京第二次大逮捕學生（另節記敍），曹惠白被捕，男友鄭顯芝早已在上海被特務逮捕（上海解放前夕遇害）。她被釋時，淮海戰役已接近尾聲，國民黨軍隊連連潰敗，南京政局混亂，學校已呈停課狀態，曹惠白無處安身，離開南京到上海，又去香港進工廠當工人，懂得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一九五○年四月，從香港回到上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國肅托“一網打盡”時被逮捕。經過一年管制，未判刑釋放，安置就業，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安然無事。一九六三年中蘇兩黨大論戰，雙方互相把托洛茨基派這頂帽子硬向對方頭上扣，當時，許多中共高級幹部如“墮入冰窖”，“不敢多講一句話”（《李慎之文集》語）。不知曹惠白主動還是奉命寫思想彙報，在彙報中，一條思想的大意是說《九評》中的某些論點與托洛茨基的論點一樣。這還了得，她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立即召開群眾大會揭發批判，給她戴上“托匪”帽子，送政法機關審查，判刑坐牢，延至“文革”，橫遭文鬥武鬥，肢體嚴重受傷。她意志堅強，思想信仰未被擊潰。

以上四人，是直接受我影響接受托派思想的，以下簡述南京其他托派思想的人：

羅成文是中央大學社會系的學生，與曹先志同時參加中共同學王國慶辦的“太公報”。一九四八年初，他一度去蘇北解放區，不久，他回來後，受曹先志影響接受了托派思想。

楊同春是金陵大學學生，受金萬林影響。

熊人望在金陵大學半工半讀，靖江人，抗日戰爭時期，彭述之曾一度在靖江避難，不知是住在他家還是住在他父親的朋友家，他那時還在中學讀書，認識彭述之而受到影響。

范月秋是江甯師範學生，也是靖江人，也是受彭述之思想影響的，抗戰結束後，她一度在上海進工廠做工，後來考取南京江寧師範。在江寧師範她影響了兩個女同學和一個男同學，組成一個讀書會。曹先志負責定期與她聯繫。

邱季龍和胡振東都是溫州人，在溫州讀書時參加了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投考南京金陵大學代辦的工商學院讀書。上海負責青年團工作的周仁生把他們介紹給我，他們是氣質優秀，信仰堅定的兩個青年人。

趙慎也是溫州人，在溫州讀中學時受到托派思想影響，抗戰後期去了重慶曾進工廠做工，抗戰結束後，他借親戚關係，回到南京，在國防部充當一小職工。他在溫州讀中學的女同學陳秀蘭在中央大學讀書，傾向中共，他倆很要好，但思想上誰也說服不了誰。趙慎能弄到軍用火車票，不用花錢，使我來去上海，非常方便。

李修梅，安徽人，在重慶兵工廠當工人，受範文華影響接受托派思想。抗戰結束後，也是借親戚關係，回到南京，在後勤部充當一名職員，在中央大學附近一條小巷子裏租借了一間民房住。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大潰敗，中共又發起了淮海戰役，局勢越來越緊張，學校裏有捕人的傳聞，我把許多有關的書籍、小冊子，都送到他住的地方存放，他是一位很忠誠的人。

張聖時是我的中學同學，年級比我高，是最早受托派老師閆子桂思想影響的學生之一。他到重慶先進工廠做工，後又準備回到被敵偽佔領的山東家鄉進行抗敵活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受盡折磨後釋放，到江津國立九中讀完高中，與我同時考取中央大學，讀藝術系，專心致志於學畫油畫，與我保持個人聯繫。

江□□，名字記不清了，一九三五年前後在北平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與劉家良、王振華等同一時代，已脫離組織，仍與劉家良個人聯繫，劉家良把他介紹給我，與我保持個人聯繫。

我現在再回頭記敍一九四六年底以後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和我的活動。

抗議美軍暴行的兩次遊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發生美軍強姦北京大學生“沈崇事件”，中央大學校園各種壁報立即貼出抗暴專刊，《太公報》更以剪報形式揭露美軍暴行。（中共）新青社發動同學，要求召開系科代表大會，討論舉行抗議美軍暴行遊行示威，商定了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遊行，受到三青團勢力反對，他們認為強姦是法律問題，不必發動遊行示威，不要被“另有作用”者所鼓動利用等語。他們脅迫中間分子退出會場，使系科代表大會代表人數不足法定的半數，使決定不能成立。

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下午，中央大學只有不足千人的學生以“自由參加”身份與金陵大學、劇專、音專、藥專、東方言專等學校的學生共三千多人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遊行隊伍走到國民政府門前，高呼口號“美國兵，滾出中國！”“請政府保障人權”等等。學生代表呈上三點要求：①請美軍立即撤出中國；②請政府向全世界控訴美軍暴行；③請政府保障人權。

劇專學生在宣傳卡車上扮演美軍暴行的活報劇，激發起圍觀市民們的憤怒，跟著學生呼口號。遊行隊伍行至美國駐華大使館，中文口號夾雜著英文口號此起彼伏。五名代表進入大使館要求見大使，提出四點要求，由參贊接見，參贊宣稱：司徒雷登大使整個下午都在等待遊行的同學們，直到五點鐘才因公出門去了，留下一紙書面信。內容：“關於北平不幸事件，正由北平美軍海軍當局徹底偵查中，如犯法屬實，自當以軍法從事。我們對於這次事件當然根據事實如何，以民主原則為依歸，現正等待北平偵查的結果。”拿了這個回答信，代表只好辭出，向同學們報告了經過情況，遊行隊伍撒離大使館回校。

得知二日遊行情況後，中大未參加遊行的學生紛紛提出三日再舉行一次遊行。二日晚上，系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各自回到所在院系，聽取同學們的討論意見。三青團勢力看到無法阻攔遊行，提議加上要求蘇軍撤出東北，取消蘇聯在東北的特權等口號。在歷史系小組討論會上，有人反對這一意見，認為這次是針對美軍暴行的遊行，不應再提“二·二二”反蘇遊行的口號。在討論中，我提出：接受他們提出的要求也行，但應該再加上“要求收回九龍、香港和澳門”的口號，我說:這樣一來，就使這次遊行有了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要求實現民族真正獨立的性質了。歷史系多數同學同意我的意見，其他院系也接受了歷史系通過的意見。二日深夜，系科代表大會上經過爭論通過了三項遊行口號：美軍立即撤出中國;一切外國軍隊都要撤出中國;嚴懲暴行罪犯，等等。

一月三日下午，中央大學三千多學生又走上街頭，只有少數極端親美分子沒有參加。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劇專、音專等院校的學生又都來加入組成近六千人的遊行隊伍。仍沿二日的路線，先到國民政府，呈交請願書，經過《和平日報》館時，有人喊“《和平日報》拿出良心來，不要造謠”，經過外交部時，有人喊“中國不是美國殖民地，不做美國人的尾巴”，“外交部要維護國格，不要媚外！”一路上沒有受到軍警的阻攔。最後，仍到美國大使館，我注意到在大使館外，增加了軍警防護。司徒大使接見學生代表，他首先表示，他要講的話，都寫在昨日的書面信上了。他彬彬有禮的學者風度和言詞回答代表們的提問，最後表示：還沒有收到北平最新資訊，對你們提的要求，無法回答得更具體。

天色轉暗，遊行隊伍再一次撤離美國大使館區，各自回校。

經歷這次反美暴行遊行最大的收穫是成立了全市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會，其次是使安於現狀的中間分子（他們在學生中占大多數）擺脫了三青團分子的影響和控制。

反美暴行遊行後，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改選換屆，王世德任常務理事（主席），朱成學和王安民任副常務理事組成十人的學生自治會理事會參加競選獲勝，我是十名理事之一，負責文藝和宣傳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駐南京、上海和重慶的代表團全部撤退回延安，國共和談徹底破裂，兩黨內戰全面展開。

“五·二○”學生運動始末

一九四七年春，國民黨為應付內戰，大量印製鈔票，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在國統區各地，不斷發生搶米風潮。中央大學教授會于三月二十七日，五十多位教授開會，推舉歷史系主任賀昌群教授起草了《中央大學教授宣言》，於五月六日公開發表。教授們提出了六項“鄭重決議”：

一、請政府決定並施行全國教育經費最低不得少於國家預算百分之十五。

二、各黨派、青年團訓練經費，不得由國家文化教育項內開支。

三、請政府直接指撥充足外匯，交各校訂購圖書儀器及科學器材，並簡化上項各物向國外訂購之各種手續。

四、教員薪津應明文規定，依照物價指數支付。

五、教授最高薪額，應由六百元提高至八百元。

六、如不能達到目的，吾人為國家前途及實際生活計，當採取適當步驟，以求上列決議案之有效貫徹。

中大教授發表《宣言》之後，中央大學學生伙食團於五月十日貼出佈告：“近來物價猛漲，伙食費不能維持到月底，即日召開桌長（八人一桌）會議，共商辦法。”佈告一出，群情激憤。系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激烈辯論，通過決議，要求國民政府按照物價指數調整伙食費（解放前國立大專院校學生伙食是全部公費的），並決議自五月十三日罷課。

五月十三日，中央大學學生為提高伙食費，到教育部請願，教育部長朱家驊拒不接見，由總務司長用“搪塞”、“推托”和“官腔”三件法寶對付學生，同學們氣憤異常，一位情緒過於激動的同學，舉起雙拳砸碎傳達室的玻璃窗，雙手和手腕都是鮮血。請願未得到結果。

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學聯合劇專、音專等校共三千多名學生到行政院請願，要求提高伙食費。行政院長張群不知去向，由副院長王雲五出面接見學生代表，雙方辯論好久。王雲五說：“政府沒有錢”，學生問：“打內戰為什麼有錢？”學生們根據教授《宣言》，要求教育經費提高至國家預算百分之十五，王雲五說：“改變預算須經立法院通過”，學生就問：“打內戰是那次立法會議通過的？”王雲五最後表示：“伙食費可以提高一些”，但拒絕按物價指數支付。學生說：“請你不要用社會上商務買賣來討價還價”（王雲五是商務印書館大老闆）。

中大系科代表大會決議，五月二十日，趁“國民參政會”開幕時，再次舉行遊行請願，同時與上海、杭州、蘇州各高等院校學生取得聯繫，希望採取共同行動。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八所高等院校學生立即舉行聯席會議，決議為要求增加伙食費派出代表赴南京，參加請願活動。

五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發表社評，大大挖苦為伙食費請願的學生們，它說：“五四運動是為國家主權，何等偉大！”《中央日報》的暗臺詞是譏笑我們為吃飽肚皮，興師動眾，遊行請願向政府要錢。《中央日報》的挖苦，卻激發了學生們的思想昇華提高，系科代表大會又作出補充決議，在“搶救教育危機”、“反饑餓”兩口號後面加“反內戰”口號，使遊行請願有了政治色采。

五月十八日，蔣介石召開國務會議，針對連日來“學生鬧事”，發表的談話中惡狠狠的兩句話：“國家何貴乎有此毀法亂紀之學校，亦何惜乎如此暴戾恣肆之青年！”國務會議通過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請願和一切罷工、罷課、遊行示威，違者採取“必要措施”和“緊急處置”等等。這沒有嚇倒學生們，反而激怒了學生們。

五月二十日一早，憲兵員警就把守住中大校門，並要學校交出學生自治會主要領導人，吳有訓校長當即拒絕。憲兵員警把守中大校門，學生們知道沖不出去，就像若無其事的樣子在校園裏走動,待到快中午時，中大學生和上海各校學生代表分組從學校後門突擊，與金陵大學等校學生會合，五千多名學生舉行“挽救教育危機”、“反饑餓”、“反內戰”大遊行。遊行隊伍行進到珠江路口時，受到員警的阻攔，走在前面的隊伍冒著高壓水龍噴射沖了過去，剩到最後的幾百名中大學生（多數是女同學），遭受了員警用粗棍橫打，被打倒在地的女學生又遭腳蹬和踢。我已沖到前面去了，沒有看到那陣暴行的場面。據事後統計，輕傷近百人，重傷十九人，被捕二十八人。沖過水龍頭封鎖線的隊伍，行進到國府路（今長江路），又被五道防線阻攔：騎兵、憲兵、步兵、青年軍、防護團。第一道防線是一字橫排的騎兵，高頭大馬緊緊靠近。無法向前沖，遊行隊伍困在那裏。下午二點鐘，狂風大作，接著暴雨，學生們堅持原地不動，最後，學生代表到國民參政會會見秘書長邵力子，邵力子出面調解，學生代表與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達成協定，協定之一是軍隊撤防，讓學生隊伍回校。

南京“五·二○”血案發生後，全國有六十多個大小城市的學生舉行遊行、罷課等活動，表示支援。

五月三十日，毛澤東在《蔣介石政府已處於全民包圍中》一文中：“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侵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尖銳鬥爭。”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北平學生提出以六月二日為“反內戰日”，號召全國罷課、罷工、罷市。那時，中大學生從十三日已經罷課。五月二十日遊行挨打後，學生們很氣憤，要求再舉行遊行，系科代表大會開會通過決議，六月二日，再舉行一次命名為“反饑餓”、“反內戰”、“反暴行”的遊行，響應北平學生五月十九日的號召。過了兩天，系科代表大會又開會，通過了撤銷“六二”遊行的決定，並通過決議，六月三日複課。遊行為啥又撤銷呢？“南京地下黨市委指示我們取消‘六二’遊行，以免遭受打擊。”（《南京黨史資料》第二期六十七頁）。當時，新青社員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在進步同學中進行了勸說活動。系科代表大會決定撤銷“六二”遊行，與三青團方面反對舉行遊行，兩相巧合。

一九四八年“五四”紀念和

“五·二○”周年紀念活動

“五四”二十九周年紀念活動，在中大、金大、金女大，分別舉行了一星期。內容有：歌詠大會、戲劇晚會、詩歌朗誦會、營火晚會、學術講演會、“五四”史料展覽等。我和中共同學蔣毅辛負責主辦“五四”史料展覽，我把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重要文章，都翻開放在展覽桌上顯著位置，我還寫了簡略說明貼在牆上。那時，還沒有經歷後來半個世紀的反托陳宣傳影響，共產黨同學也沒有表示異議和反對。現在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受到承認和尊重，看到學者們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陳獨秀，既感到興奮，又自愧無力參與。

“五·二○”周年活動內容是在南京各大學舉行巡迴史料展、漫畫展、座談會、紀念晚會等。二十一日，南京萬餘學生在中央大學操場舉行紀念晚會，有著名教授演講，有去年遊行示威受傷同學的控訴等，最後是晚會文藝節目，曹惠白演唱陝北民歌《兄妹開荒》，音專三百人大合唱後，劇專演出活報劇《典型猶在》，演的是袁世凱坐皇帝前後的史實，全劇共三場，演至第二場時，以顧崇實為首的三青團特務分子近百人沖進會場搗亂，斷電線滅燈，亂打人等騷動了一陣，群眾在“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安靜下來，打手們在黑暗中遁出。糾察隊在紊亂中抓住了兩名行兇打手，一查，是高中學生，三青團員。晚會無法繼續進行，各校學生整隊集體離開中大。在路上，有四位同學被埋伏的特務抓捕，當晚送到三民主義青年部關押。引發了第二天中大學生包圍青年部要人，青年部大門緊閉，憤怒的學生們在大門頂中央用瀝清寫上“特務部”三個大字，又把青年部的招牌改寫成“中國刮民黨中央暴行委員會青年部”。青年部長陳雪屏拒不接見學生代表，學生們衝擊青年部大門。僵持到中午，金陵女大學生們來支援，她們帶來一千多個燒餅和其他食品慰問中大學生。後來，中央大學訓導處的生活指導員和青運處長來了，他們都是與青年部有密切關係的人，他倆出面調處，被捕的同學獲釋。

大逮捕

一九四八年暑假，學校裏就有黑名單要捕人的傳聞。有些共產黨同學和在歷次運動中出頭露面的活躍分子，都不見面了，他們有的撤退去了解放區，有的躲藏起來。我就聽說張錫縉和趙宏才住進麻瘋病院去，那裏有位醫生與中共地下黨有關係。

一九四八年七月，朱成學等幾個人企圖北去解放區的路上，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回來，朱成學被判十年。他是“五·二○”遊行時那屆學生自治會副常務理事，是位積極肯幹的人，就是他把我拉進那屆學生自治會的理事會的，十個理事都是能為他們競選增加選票的人。那時他是不是已是共產黨員，我不知道，我是托派，他應該是知道的，他常找趙宏才商量事情，當時趙宏才已是中共地下黨組織重要負責人，已經知道我是托派。朱成學於一九四九年，李宗仁代總統時期，由中大教授保釋。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任南京地委副宣傳部長。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國民黨特務在南京第一次大逮捕學生九十三人，被捕都是學運的積極分子。杜一飛住一樓，特務們敲他寢室門時，在同室同學們幫助他從後窗逃走。後來知道，他逃到上海，參加托派少數派活動了三個月後，回廣東他的家鄉去了，與我失去聯繫。曹先志被逮捕，與他同時被捕的那批學生，都押送到南京城外孝陵衛一處破舊的廟裏，那裏成了特種刑事法庭的看守所。由於學校的營救和國內外輿論的壓力，這批被捕的學生先後經過形式上的審訊程式，都被判無罪釋放，於十一月五日獲釋回校。曹先志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大逮捕的次日，逃離南京，在上海《觀察》週刊社住了個把月，決定回湖南家鄉。一九五○年回到南京時，中央大學已與金陵大學合併，改組成南京大學。

一九四八年底，在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徹底崩潰，中共又發起了淮海戰役。戰役開局，國民黨軍就處於劣勢，黃伯轁兵團在碾莊全部被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京衛戍司令部對中大、金大的學生進行第二次大逮捕，當晚逮捕數十人，其中有些是第一次被捕被判無罪釋放的。中大曹惠白和金大楊同春被捕。曹惠白被捕的次日，和她同寢室一位教育系的女同學把書桌抽屜裏曹惠白的東西放在書包裏送到我手裏。書包裏除了日記和若干信件，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在第一次大逮捕前，我已把我身邊的和別人手頭的重要書刊、小冊子等，都收集起來，送到校外藏放。

淮海戰役，國民黨又輸得精光。蔣介石引退，副總統李宗仁出臺，準備再度與中共和平談判遊戲前夕，第二次被捕的學生才獲得釋放。

第一次大逮捕時，我正在上海出席彭述之建黨大會。大會後我回到南京，學校已呈半停課狀態，教授照常上課，但有的教室裏空無一人。如果有一個學生坐在教室裏，教授照舊正式上課。教授有教授的苦處，學生罷課是一會事。如果教授不上課授課，就是罷教，不得不存戒心。第二次大逮捕後，我躲住在天主堂辦的孤兒院的後院兩個月。一九四九年初，到上海參加革共的黨團臨委會工作，從此，我的大學生活結束。

“四一”遊行血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發生“四一”遊行血案，第二天看報知道後，我曾回南京一趟。對這次遊行血案的起因與後果，簡略記敍如下：

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一月，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相繼結束，蔣介石輸光了打內戰的本錢，一九四九年元旦發表文告，聲明“只要共黨一有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中共提出了和平談判的八項基本條件，第一條即“懲辦戰爭罪犯”，蔣介石名列首位。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下臺“引退”，原屬桂系勢力的李宗仁以副總統身份出臺執政，仍玩和平談判遊戲，發表聲明，要以中共的八項條件為和平談判基礎，並於四月一日派出代表飛赴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

就在和平談判代表起飛的當天，四月一日，南京數千名學生舉行了“反假和平”遊行示威。與以往遊行情況稍有不同的有兩點：①遭受兩次大逮捕之後，南京各校中，進步積極學生留在學校裏的已經不多了；②這次遊行示威是以中央政治大學（簡稱“政大”）學生起頭。“政大”是國民黨政府培訓縣級政工人員的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前幾次的遊行示威活動，“政大”學生概不參加。學生們在全市遊行快要結束時，遭到了南京衛戍司令部“軍官收容大隊”數百名兇手的襲擊，“收容大隊”收容的都是敗退逃回的軍官，他們毆打學生的兇器是木棍、鐵尺和磚頭。當場打死四人，輕重傷二百多人（“政大”傷七十三人，死二人；劇專傷六十多人；中大傷四十七人，死一人；建國法商學院傷十四人；邊疆建校傷三人），衛戍司令部竟推說學生傷亡是與軍官發生互毆造成。這竟與上一年“五二○”遊行示威時警察局的謊言一樣，為鎮壓學生，一輛運送警官學校學員的卡車，在鼓樓附近翻車，受傷者送到中央醫院，他們受命報稱是被學生打傷。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生存，除了鎮壓手段，還要兼用謊言、欺騙和蒙蔽。

國共雙方和談代表，經過半個月的談判，擬定了一份《國內和平協定》。四月二十日，代總統李宗仁拒絕在“協定”上簽字。二十一日，中共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萬里長江橫渡，二十三日攻克蔣介石政權盤踞了二十二年的南京。毛澤東賦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龍踞虎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兩黨舉行和平談判，簽訂《雙十協定》，同時期，蔣介石密發《剿匪手冊》，準備再次大打內戰，毛澤東採取“針鋒相對”政策。一九四七年，兩黨宣告決裂，全面大打內戰，中共首先在華北和東北地區實施土地改革，發動農民戰爭，只經過三年征戰，中共領導的翻身做了土地主人的農民子弟兵，徹底打敗了蔣介石“拉壯丁”拉來的兵，把蔣家政權掃出大陸。從此，中國大地上，萬方百族頌唱《東方紅》二十七年。“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懿輿盛哉，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

                                                 二○○八年三月初稿

二○一一年四月補充定稿

“良知喚醒了內心”

一九四五年在重慶中央大學就有了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青年地下組織——新青社，當時在中大柏溪分校（一年級學生），趙宏才是主要領導人。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學復員南京，一九四七年，中共有了地下黨支部，一九四八年趙宏才任黨總支委員。（參照穆廣仁編寫《中大新青社簡史》，載《南京黨史資料》第二期）。在中央大學，我同趙宏才同年級不同系，我讀歷史系，他讀社會系。大學一年級時開始認識，在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中，彼此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我明白他的中共立場，他也意識到我的托派立場。這並沒有妨礙我同他們在“反饑餓”、“反內戰”的民主運動中採取一致的行動，至少表面上是相互敬重的。

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北京中蘇友協工作時被打成右派，一直拖延至“文革”，遭遇了二十一年非人的苦難生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生活才得以走上正規。晚年死於癌症，生前寫下了二十萬字的自述《劫後餘生的劫後餘聲》。去年，我看到了萬餘字的摘要，知道了他的苦難經歷和他對苦難經歷的審視和反思。在“江畔懺悔”小節中有一小段文字記敍了他與我的關係。

茲將趙巨集才這一段懺悔文字全文抄錄；

“解放前的地下鬥爭時期，我就沒有左傾症嗎？在中央大學，有托派活動。按照當時黨的政策，我把托派熊某（安東）和杜某（一飛）說成是國民黨特務、幫兇。可是他們積極投入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主運動。我告誡同志們不跟他們合作，提高警惕。個別新青社員背叛組織，投向托派。托派瞭解我們的地下組織，卻從來沒有出賣我們。他們和我們地下組織同志同時被國民黨逮捕下牢，也沒有出賣我們。解放後，公安機關在我的“幫助”下抓到了他倆，我還舉證他們曾在反對國民黨的群眾鬥爭中起了破壞作用。難道這是實事求是嗎？”“我不是做了史達林的跟屁蟲嗎？”

    讀了這段文字，我要講的是以下五點：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對全國托派“一網打盡”，在審訊員審問某個問題時，我意識到趙宏才參與了肅托工作，這也只是我的一種猜想而已，可這一猜想壓在心頭，多少年來揮之不去。“公安機關在我的幫助下抓住了他倆”，竟證實了我的猜想，不僅參與了，還動手了。

（二）托案承辦人在一次審問我時，說過“曹惠白如果不是受你的影響，該是我們多好的幹部哇！”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見到曹惠白時，她說她也聽到過這樣的話。承辦人員有什麼根據做出這個結論的呢？“個別新青社員背叛組織，投向托派。”趙宏才指的是曹惠白和曹先志嗎？我不知道她們是不是曾參加過新青社。

（三）趙巨集才在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兩次說到“沒有出賣我們”，我不能不聯想到，他既然參與了一九五二年的肅托工作，他又是做事很認真負責的人，他不會不去翻查檔案（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和一九五二年以前被捕反動分子交待的）材料，想找到托派同國民黨“勾結”的證據，那怕是蛛絲馬跡的證據也好，他沒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因此，他連說兩次“沒有出賣我們”不是空泛泛的套話。

（四）“難道這是實事求是嗎？”這是一位忠誠共產黨人的反思懺悔，良知喚醒了自己的內心，是自責，也是對“實事求是優良傳統”說法的質疑！

（五）“這不是做了史達林的跟屁蟲嗎？”一位正直的共產黨員用良知喚醒了自己的內心，才講出了這麼一句沉痛的反思。他曾按照當時黨的政策把托派說成是“特務”、“幫兇”、“起破壞作用”等 ，他曾參與了“肅托”的具體工作。國際風雲幻變，他看到了蘇聯東歐的巨變，他看到了史達林偶像的崩塌，他看到了《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中對托派的定性作了修改，取消了“漢奸——托匪——反革命”誣衊性的說法，他明白了他的“左傾症”的根源來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部被譽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曾經是共產黨幹部人人必讀的“聖經”。它對史實的歪曲和捏造的謊言，混亂了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思想認識，至今，它的影響還潛存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想要扭轉幾十年來根植於人們頭腦中被歪曲的觀念恐怕比修改毛澤東著作中的注釋更艱難。”（馬長虹《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七期）

二○一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