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破人亡──追憶陳景光的慘痛一生

家　破　人　亡──追憶陳景光的慘痛一生

一卒

陳景光是廣東潮陽人。自幼在家鄉讀書，聰明好學，思想進步。抗戰初期，讀高中一年級時，與同學組織「青年學術研究社」，學習社會科學，宣傳抗日救亡，舉辦民眾夜校等等。1940年在小學教書，被一三青團教師誣為異己分子，被迫離鄉，去了上海。

　　在上海，他白天做學徒，晚上補習英文、會計。結識了一些共產黨方面的同學，通過他們介紹了一些同鄉參加新四軍進行抗日。後來陳在毛織廠當會計。開始學習寫作、投稿，認識了＜新人出版社＞的編輯，參加了他們主辦的讀書會。

　　1943年秋，考入上海大夏大學經濟系。白天做會計，晚上讀書。在該校認識了歷史代課教授陳松溪（彭述之化名），陳教授以唯物史觀的方法講中國歷史，把他吸引住了，常和一些同學到陳教授家坐談，來往甚密，思想大受影響。

　　1944年夏，一天晚上，彭述之和籍雲龍突然去陳景光家，說剛從杭州回來，要求借宿一宵。第二天才告以實情：原來有些托派分子被日偽追捕，故逃難至此。彭還告訴陳自己的真面目，並把一些托派文件請其保管。陳景光一向受共產黨影響，視托派為日本漢奸、蔣幫特務、帝國主義間諜等等窮凶極惡的傢伙，現在他所崇拜的教授，竟是一個托派分子！這個晴天霹靂使他久久不能平靜，䧟入極端苦惱之中。……

　　經過一段激烈的思想鬥爭，加上閱讀彭述之托其保管的文件，知道他們的政治主張，了解到他們不但受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還受斯大林和中共的造謡污衊，把他們打扮成大花臉，凶神惡煞，使人們看不清其廬山真面目。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艱難地進行頑強的鬥爭，使他深受感動，並確認他們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自此以後，更積極參加他們的活動了。

　　1946年陳碧蘭（彭述之妻，陳碧雲化名）創辦《青年與婦女》，陳景光自告奮勇，去社會局登記，自任發行人，參加編委會。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詩歌，他的新體詩寫得很好，是有名的詩人，筆名「藍天」。

　　1947年秋，由劉康介紹，籍雲龍接受他參加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同盟在建黨大會後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

　　1948年春，由同學介紹他去中央航空公司做會計，後隨公司南遷至香港九龍。1950年2月，陳景光參加兩航（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起義，隨機飛抵廣州。

他是兩航起義員工，收入不菲。結婚不久，有個女兒，請個保母，過着温馨的生活。1952年冬至以反革命罪被廣州市公安局逮捕。其妻頓感大禍臨頭，悲痛欲絶。雖不是托派成員，也是殺、關、管家屬，公安人員和單位領導對她毫不放鬆，逼她交代問題，檢擧揭發，劃清界線，爭取寛大。使她悲痛欲絶，六神無主，家裡被抄得亂七八糟，保母被嚇跑了，以至女嬰無人照顧，一病不起，慘遭夭折，後來離了婚，從此家破人亡。

陳被捕後判刑五年，押送湖北省漢陽新生磚瓦廠勞動改造，擔磚挑泥。慣坐辦公室、拿筆杆、打算盤的人，一下子要挑土，壓在肩上的擔子，那怕只有一丁點兒，也不堪負重。幹不了半天，腰酸背痛，肩膀腫脹，脚底也打了水泡。走起路來，東歪西倒，像扭秧歌似的。這就是：「強迫勞動，以觀後效！」

1956年夏，政府組織在囚的托派分子參觀學習，陳景光看到武鋼、武重等大型企業、農業生產合作社、醫院、學校等等。尤其蘇聯展覽館，看到蘇聯的成就，工作人員一再強調：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使他感慨萬分。工業國有化，農業合作化，再加上計劃經濟，這是社會主義的象徵了。自己所追求的，還不是社會主義！他認為共產黨是真真正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過去把她看差了，現在噬臍莫及！

1957年4月19日漢陽新生磚瓦廠召開奬懲大會，陳景光被宣佈提前釋放。當犯人給他戴上「新生花」時，他的心情異常激動，大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以為過去那段歷史，像惡夢般一去不復返了！今後回到祖國的懷抱，要好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他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少不了他這種人才。於是，滿懷希望，走出監獄。

他以為自己是兩航起義的有功之人，回到原單位要求工作，得到的答覆是：已被開除，永不錄用。這迎頭一擊，非同小可。當時就業困難，沒有工作，就沒有飯吃。後來街道辦事處要他參加政協（政治協商會議）學習，一起學習的多是勞改釋放份子：有國民黨、三青團的軍政人員、特務、青紅幫及共產黨的變節份子等等，過去深受其害的人，現在像垃圾一樣，被收集在一起，去「洗腦筋」。每月領社會救濟十二元，算是對知識份子的優待。一般人只有六元，小孩三元。隨後介紹他去工地挑土，每天一元，也時有時無。

他念念不忘已離婚的妻子，幾經打聽，才知女方這幾年來為他吃盡苦頭，雖然離了婚，也無濟於事。在舊社會，一些革命者被捕以至殺害，其家屬不受株連；或易地而居，改名換姓，逃離厄運。而在新社會，則大不相同。一個單位，把全體職工的生、老、病、死都管住了，動彈不得。審查交代，檢討批判，沒完沒了，政治上的壓力，使她透不過氣來。她是個知識份子，離開學校即到機關工作，找了個如意郎君，以為是終身伴侣，從此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不料禍從天降，一下子掉進萬丈深淵，不能自拔。離了婚也沒用，檔案就像個緊箍咒，緊緊地箍在她的頭上，時不時念動真言，使她痛不欲生。這幾年來她所受的苦難，並不比陳景光輕鬆。陳在勞改隊，除管教幹部外，都是犯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高低。而她處在群眾之中，卻被列入另册。每次運動，都要被動一下。知識份子是最愛面子的，撕破了臉，無異撕心撕肝，日子難挨。後來下放農場，從未幹過體力勞動的人，要戰天鬥地。肉體上吃苦還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壓力並未因此而減輕，在農村一樣要受監督、受歧視，還要接受批判，苦不堪言。當陳景光輾轉托人找到她時，她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過去他們夫妻恩愛，感情甚篤，她相信陳從未做過傷天害理，為非作歹的事。離別五年，時時縈念。現在回來了，喜出望外。有機會時，還是偷偷地進城去看望他。他們不敢到外面，生怕被過去的同事看見了，横生枝節，只好躱在他寄居的朋友家的瓦面上，互訴苦衷。顧不得夏日的瓦面像個蒸籠，把他們蒸得汗流浹背。

是年中秋之夜，女方帶來一些食物，與友人一家共聚晚餐。飯後依舊在瓦上談心。望着圓圓的月亮，想起過去甜蜜的生活，陳景光再也受不了目前寄人籬下的處境了，他不滿足於這樣偷偷摸摸的約會，希望重建家園。女方一再勸他：目前能間中見見面已萛好的，要他忍耐些，慢慢來。可是陳等不及了，苦苦哀求，重温舊夢。不管環境怎樣惡劣，經濟怎樣拮据，也要建立一個家。女方心有餘悸，覺得現實如此殘酷。他在農場，雖有一定自由，但界線分明。下放幹部是有各種問題的所謂「社會渣滓」，低人一等，受人歧視。經常開會學習：深挖思想根源，徹底改造世界觀，批判檢討，從未間斷。現在要和「反革命分子」復婚，無異自討苦吃。政治環境是如此惡劣，經濟情況更糟，農場工資不多，陳做臨時工，收入低微且不固定。要建家庭，談何容易。過去的家已被毁了，現在重新組合，租房子、置家具，一切日常用品，樣樣都要錢。靠兩人不固定的收入，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個在農埸，一個做臨時工，今後飄泊何方，難以預料。現在要復婚，為時尚早。這幾年來，為他吃盡苦頭，他還不理解，只重感情，不顧實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個要求太過分了，再來一次打擊，如何受得了！那晚談話至深夜，不歡而散。經再三考慮，女方找他談了一次話，表明態度，交給他一個照相機，這是過去唯一留下的一件價值昂貴的物品，從此不敢再去。

欲速則不達，陳景光對「家」的追求迫不及待，把對方嚇怕了，使他很沮喪。1958年5月陳通過李展的關係，去了武漢，和李展一起在東西湖農場做基建臨時工，每天八角錢。此前，他把照相機賣了六十元，等於六十天苦工，以為賣了個好價錢，沾沾自喜。不料回頭一看，標價一百二十元，再轉身一看，賣掉了。使他後悔不已。

李展是個女強人，在全民辦工廠的號召下，找了四個婦女，合辦拉絲廠。經過一段艱苦奮鬥，成積可觀。業務發展很快，陳景光做會計，不用當苦力軍了。

陳景光渴望有個温暖的家。廠裡一位股東姓楊，曾因打麻雀被捕判刑，與李展在被服廠勞改時認識，陳與她相愛。不料雙雙挨批鬥，說他們「臭味相投」。孤男寡女，談情說愛是正常事，也以行政手段進行干預，終於把他們拆散了。

不久，陳被派出所調去大辦鋼鐵。1960年8月，又被派出所派去市郊參加抗旱，原訂二十日，結果搞了幾個月，最後號召全體抗旱人員在當地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名義上是自動報名，但誰敢不服從？於是一百多人全部留下，無一倖免。

初到生產隊，他在食堂做會計兼記工分，一身兼二職。拿十多工分，比強勞動力十分計還要高。過去隊裡帳目混亂，年終結算，遲遲算不出來，社員工分也記不淸，群眾意見很大。他記工分後，清清楚楚。除搞好本身工作外，還幫助大隊會計搞好日常工作，年終結算，很快便算出來了。領導和群眾滿意，他也高興，覺得這裡比原廠好多了，人格受到尊重，不用挨批鬥，吃飯不用愁。食堂的糧食，是自己種的，新鮮可口，不似城裡吃陳糧，還要配40％的雜糧──苞穀、大麥、高粱。城市副食品供應少，老菜多。品種單一。食堂吃的蔬菜是自己種的，質量好品種多，還養了豬，常有肉吃。別人教他養兩隻雞，放在食堂，走來走去，够牠們吃飽，不用喂食，常有疍吃。在當時有這樣的生活，算是優越的，他也心滿意足。

食堂會計也好，記工分也好，用不着高深的學問。要他這位會計專業人員去做，應付自如。一次幾位領導約他去看一塊荒地，有說三十畝，有說二十畝，眾人相持不下，他說有二十五畝，且肯定相差不會很大。眾人不信，拿尺一量，足足二十六畝。大家驚歎他好眼力，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心裡好笑。在他們議論時，他踱步向前，長、寛多少步，每步多長，心中一算，面積出來了，這是小學的算術，就那麼簡單。但那些幹部文化水平差，連這個也不懂，才把他神化了。

和他一起下放的一百多人中，他算是幸運兒。其他人要下地勞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辛苦苦，養了自己，養不了家，叫苦連天。那裡地勢低，常受水患。一次水災，農田被淹，家也保不住了。由生產隊安排去城裡做臨時工。大隊和派出所研究決定，讓一部份人回城算了。於是通知1961年下放的可遷戶回城。消息一傳開，如下了大赦令，急不及待，把戶口遷走，派出所始料不及。因為平時組織他們學習時，聽到的都是好話，那知他們的苦衷！眼看一下子都要遷走，慌忙凍結。陳景光猶豫了一下，遲了半天，已截止了！

一個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禍福是難以預料的。誰料這一步之差，以後把他「整」得要命。

由於一系列政治運動，階級鬥爭越抓越緊，他的食堂會計由別人代替了。派來的人學會後，把他踢開。新會計水平有限，兼不了記工分，也另有人做。他要下地勞動，要靠戰天鬥地來養活自己，工分比過去少了一半。再加上精神壓力，使他苦不堪言。文化大革命兩派之間爭權奪利，鬥來鬥去，都把他作靶子，狠批猛鬥。對「敵」鬥爭狠，才表現自己是革命的「左派」，否則會被對方抓辮子、扣帽子，所以他成了兩派鬥爭的磨心，成了他們的犠牲品。無論大會、小會，都不放過他。還要他抄寫批鬥自己的大字報、大標語、大横額，使他想到渣滓洞裡的烈士臨終前要他們自己挖墓穴的悲慘情景。挖墓地不一定是埋葬自己的，但他抄的卻清清楚楚是為了批鬥自己而造的會塲氣氛。不論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或是造謠污衊的不實之詞，都要他照抄不誤，內心的痛苦，難以言喻。

他是知識份子，有文化，有見識，在農村裡，如鶴立雞群。過去領導有什麼問題，主動找他研究；群眾有什麼困難，樂意找他幫助。他來者不拒，盡力而為，受人尊重。現在不同了，這隻鶴太高大了，領導在他面前也顯得失威，現在報復的機會來了，怎肯放過！一部份牢騷滿腹的人，辛辛苦苦，不得温飽，無處發洩，也乘機出氣。更有些積極份子，也想從他身上撈稻草。他成了眾矢之的。結果把他整垮了，還不肯罷休。

農業生產靠天吃飯，天災是難以避免的，但人為的災害更甚。那時的政策，一切行動聽指揮，不管實際情況，具體條件，一聲令下，蜂擁而上。農業學大寨，硬要把斜坡變梯田，洪水一到，就沖垮了。自流灌溉是勞民傷財的事，辛辛苦苦把有限的田地挖出灌溉渠道，水一放，低的被淹，高的水流不到位，無法控制。又要用鋤頭扁擔挑呀抬呀去填平。結果農作物受損，農業失收，最差的一年，一個工分只有八厘錢！一個強勞動力十分計，每日只有八分錢，當時够吃一根冰棒！

「積肥」既髒且臭，很多人不願幹，非要陳景光去不可。工分卻不加，拿低工分幹強勞動力的事，這是赤裸裸的剝削行為。他的任務是在鎮上打掃厠所，馬車來了，打起糞便，挑出去，倒上車，由車夫拖走。初幹這行，不但氣味難聞，惡心欲吐，就是看見那千千萬萬、蠢蠢欲動的俎蟲，也够毛骨悚然了。但「置人刀俎供人烹」，只得服從。他沒有氣力，挑不了一擔，東歪西倒，好容易挑到馬車旁，那位車夫知道他體力差，主動幫他倒上車，並輕聲說：「少挑些，我多等一會便是。」使他大受感動，體會到群眾眼睛是雪亮的，內心得到安慰。他知道並非每個人都是凶神惡煞的，很多人心中有數，不好公開表示，只有沉默寡言。如果在生產隊，眾目睽睽之下，那位車夫是不敢叫他少挑的。慢慢地他愛上這個工作了。表面上是個苦差，實際上比隊裡幹活好得多，工作時間少得多。車子拖走了可以歇一會，不用一天幹到晚，業餘還要搞環境衛生等義務勞動。聽不到有理無理的漫駡聲、吆喝聲。晚上住在鎮上的茅棚，又脏又臭，但習慣了，反覺舒服。因為那裡遠離生產隊，不用開會，不受批鬥，不挨打受駡，可以鬆一口氣，也可以說是「自由自在」了！可惜「好景」不長，每月只有幾天，由各生產隊輪流去積肥。

記得剛出獄時，他滿懷信心去建設社會主義，以為中國共產黨是真真正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是出獄不久，「反右」開始了，以後形勢急轉直下，運動一個接一個，直至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極。為什麼老是強調階級鬥爭，鬥來鬥去？為什麼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而不集中精力去搞經濟建設？自己本是起義人員，雖曾參加托派，沒有幹為非作歹的事。且無論在那個工作崗位上，都是兢兢業業，盡心盡力，為什麼得不到體諒，還要成為眾矢之的，萬箭穿心，比坐牢更受罪？……一連串的問號，得不到答覆；一顆赤子之心，無人理解。白天勞累過度，晚上躺在床上，像放電影似的，一幕幕悲慘景象，展現眼前。他支持不住了，腦動脉硬化，兩眼直視發灮，手足失靈，走路困難。無錢醫治，還要出工，下地勞動，苦不堪言。

遠在家鄉的老母，心痛極了，要他回鄉治病。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仍不放過這個活靶子。一次在路上遇見派出所所長，陳向他訴說病情，要求回老家去。所長看他病成這個樣子，留下來也沒用，將來還是個負擔，於是答應他遷戶回鄉。領導無奈，只好放行。

直至1977年5月，他像逃出魔窟似的離開這個鬼地方，回到母親的身旁。他的母親已86嵗，仍能操持家務，他自愧不如。弟媳找來名醫為他治病。他得到親人體貼關懷，壓在頭上的大石沒有了，冷酷的面孔不見了，喝駡聲聽不到了，連他的「安樂窩」──又髒又臭的茅棚也不用去了。精神上的壓力，肉體上的折磨，都離他遠遠的了，在武漢十九年的悲慘生活像惡夢一塲過去了！可是他已病入膏肓，回天無術，任何靈丹妙藥，只有拖延時日而已。而且他一貧如洗，吃飯問題不大，醫療負擔很重。弟弟勸他不要管，安心養病就是了。

陳景光與弟弟向來感情很好。陳被捕後，其弟受到株連。幾十年來，吃盡苦頭。他不知托派是什麼一回事，只從魯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毛澤東選集＞裡知道托派是「漢奸、特務、走狗……」等等。但從哥哥身上從未發覺他是個壞人，反正為此坎坷一生。過去他的哥哥回家探親，其弟避而不見，住在單位不敢回家，以免檢查交代，諸多煩惱。可這次不再逃避了，住在家裡照顧兄長。尤其政協隆重地專車送上起義證書後，更毫無顧忌，悉心照顧，使顛沛流離，受盡冷酷的親人得到温暖。

他回鄉第二年，當地大隊要為他「摘帽」（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壊份子、右派等五類份子「帽子」），到他原來的公社去查檔案，出乎意外，他根本沒有「戴帽」！沒有戴帽而當五類份子整，把好好一個中年人整至殘廢人，使他怒不可遏。但有什麼辦法呢？「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過是勸世之言，有多少心狠手辣之人得到報應的？把他整得要命的人，肯定沒有人用同樣的手法去整他，使他嘗嘗那種滋味。所以有「若然不報，時晨未到」之說，把「報應」推向冥冥中的未來，搪塞了事。苦果是他吃了，善後工作是家人承擔，整人者則逃之夭夭，不受懲罰。使他傷心不已。於是要求落實對起義人員的政策，艱難地不斷往縣城去，跑了幾年，那些單位像踼皮球似的把他踼得精疲力竭，病情加劇而止。

1982年，廣州成立南方航空公司，急需技術人才，找到陳景光時，他已生活不能自理，無法復職了！只有發給他一個很漂亮的「兩航起義人員證明書」，每月給予生活補助25元，醫療費也沒有。幸得親友幫助和全家人無微不致的關懷照料，挨了幾年，1985年7月折磨殆盡，終年65嵗。

他回鄉後，念念不忘他的前妻。經多方打聽，知道她已結了婚，定居香港。仍在工作。丈夫已去世，有個兒子二十歲，在上大學。前妻仍關心他，問他患什麼病，需要什麼藥，只要能買到，不論昂貴，定會寄去。陳接信後，心情異常激動，思前想後，無法控制。於是寫了一首詩，也是最後的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