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破 人 亡──追憶陳景光的慘痛一生

 

一卒


 

        陳景光是廣東潮陽人。自幼在家鄉讀書,聰明好學,思想進步。抗戰初期,讀高中一年級時,與同學組織「青年學術研究社」,學習社會科學,宣傳抗日救亡, 舉辦民眾夜校等等。1940年在小學教書,被一三青團教師誣為異己分子,被迫離鄉,去了上海。

  在上海,他白天做學徒,晚上補習英文、會計。結識了一些共產黨方面的同學,通過他們介紹了一些同鄉參加新四軍進行抗日。後來陳在毛織廠當會計。開始學習寫作、投稿,認識了<新人出版社>的編輯,參加了他們主辦的讀書會。

  1943年秋,考入上海大夏大學經濟系。白天做會計,晚上讀書。在該校認識了歷史代課教授陳松溪(彭述之化名),陳教授以唯物史觀的方法講中國歷史,把他吸引住了,常和一些同學到陳教授家坐談,來往甚密,思想大受影響。

  1944年夏,一天晚上,彭述之和籍雲龍突然去陳景光家,說剛從杭州回來,要求借宿一宵。第二天才告以實情:原來有些托派分子被日偽追捕,故逃難至此。彭還告訴陳自己的真面目,並把一些托派文件請其保管。陳景光一向受共產黨影響,視托派為日本漢奸、蔣幫特務、帝國主義間諜等等窮凶極惡的傢伙,現在他所崇拜的教授,竟是一個托派分子!這個晴天霹靂使他久久不能平靜,入極端苦惱之中。……

  經過一段激烈的思想鬥爭,加上閱讀彭述之托其保管的文件,知道他們的政治主張,了解到他們不但受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還受斯大林和中共的造謡污衊,把他們打扮成大花臉,凶神惡煞,使人們看不清其廬山真面目。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艱難地進行頑強的鬥爭,使他深受感動,並確認他們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自此以後,更積極參加他們的活動了。

  1946年陳碧蘭(彭述之妻,陳碧雲化名)創辦青年與婦女,陳景光自告奮勇,去社會局登記,自任發行人,參加編委會。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詩歌,他的新體詩寫得很好,是有名的詩人,筆名「藍天」。

  1947年秋,由劉康介紹,籍雲龍接受他參加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同盟在建黨大會後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

  1948年春,由同學介紹他去中央航空公司做會計,後隨公司南遷至香港九龍。19502月,陳景光參加兩航(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起義,隨機飛抵廣州。

他是兩航起義員工,收入不菲。結婚不久,有個女兒,請個保母,過着温馨的生活。1952年冬至以反革命罪被廣州市公安局逮捕。其妻頓感大禍臨頭,悲痛欲絶。雖不是托派成員,也是殺、關、管家屬,公安人員和單位領導對她毫不放鬆,逼她交代問題,檢擧揭發,劃清界線,爭取寛大。使她悲痛欲絶,六神無主,家裡被抄得亂七八糟,保母被嚇跑了,以至女嬰無人照顧,一病不起,慘遭夭折,後來離了婚,從此家破人亡。

陳被捕後判刑五年,押送湖北省漢陽新生磚瓦廠勞動改造,擔磚挑泥。慣坐辦公室、拿筆杆、打算盤的人,一下子要挑土,壓在肩上的擔子,那怕只有一丁點兒,也不堪負重。幹不了半天,腰酸背痛,肩膀腫脹,脚底也打了水泡。走起路來,東歪西倒,像扭秧歌似的。這就是:「強迫勞動,以觀後效!」

1956年夏,政府組織在囚的托派分子參觀學習,陳景光看到武鋼、武重等大型企業、農業生產合作社、醫院、學校等等。尤其蘇聯展覽館,看到蘇聯的成就,工作人員一再強調: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使他感慨萬分。工業國有化,農業合作化,再加上計劃經濟,這是社會主義的象徵了。自己所追求的,還不是社會主義!他認為共產黨是真真正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過去把她看差了,現在噬臍莫及!

1957419日漢陽新生磚瓦廠召開奬懲大會,陳景光被宣佈提前釋放。當犯人給他戴上「新生花」時,他的心情異常激動,大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以為過去那段歷史,像惡夢般一去不復返了!今後回到祖國的懷抱,要好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他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少不了他這種人才。於是,滿懷希望,走出監獄。

他以為自己是兩航起義的有功之人,回到原單位要求工作,得到的答覆是:已被開除,永不錄用。這迎頭一擊,非同小可。當時就業困難,沒有工作,就沒有飯吃。後來街道辦事處要他參加政協(政治協商會議)學習,一起學習的多是勞改釋放份子:有國民黨、三青團的軍政人員、特務、青紅幫及共產黨的變節份子等等,過去深受其害的人,現在像垃圾一樣,被收集在一起,去「洗腦筋」。每月領社會救濟十二元,算是對知識份子的優待。一般人只有六元,小孩三元。隨後介紹他去工地挑土,每天一元,也時有時無。

他念念不忘已離婚的妻子,幾經打聽,才知女方這幾年來為他吃盡苦頭,雖然離了婚,也無濟於事。在舊社會,一些革命者被捕以至殺害,其家屬不受株連;或易地而居,改名換姓,逃離厄運。而在新社會,則大不相同。一個單位,把全體職工的生、老、病、死都管住了,動彈不得。審查交代,檢討批判,沒完沒了,政治上的壓力,使她透不過氣來。她是個知識份子,離開學校即到機關工作,找了個如意郎君,以為是終身伴侣,從此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不料禍從天降,一下子掉進萬丈深淵,不能自拔。離了婚也沒用,檔案就像個緊箍咒,緊緊地箍在她的頭上,時不時念動真言,使她痛不欲生。這幾年來她所受的苦難,並不比陳景光輕鬆。陳在勞改隊,除管教幹部外,都是犯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高低。而她處在群眾之中,卻被列入另册。每次運動,都要被動一下。知識份子是最愛面子的,撕破了臉,無異撕心撕肝,日子難挨。後來下放農場,從未幹過體力勞動的人,要戰天鬥地。肉體上吃苦還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壓力並未因此而減輕,在農村一樣要受監督、受歧視,還要接受批判,苦不堪言。當陳景光輾轉托人找到她時,她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過去他們夫妻恩愛,感情甚篤,她相信陳從未做過傷天害理,為非作歹的事。離別五年,時時縈念。現在回來了,喜出望外。有機會時,還是偷偷地進城去看望他。他們不敢到外面,生怕被過去的同事看見了,横生枝節,只好躱在他寄居的朋友家的瓦面上,互訴苦衷。顧不得夏日的瓦面像個蒸籠,把他們蒸得汗流浹背。

是年中秋之夜,女方帶來一些食物,與友人一家共聚晚餐。飯後依舊在瓦上談心。望着圓圓的月亮,想起過去甜蜜的生活,陳景光再也受不了目前寄人籬下的處境了,他不滿足於這樣偷偷摸摸的約會,希望重建家園。女方一再勸他:目前能間中見見面已萛好的,要他忍耐些,慢慢來。可是陳等不及了,苦苦哀求,重温舊夢。不管環境怎樣惡劣,經濟怎樣拮据,也要建立一個家。女方心有餘悸,覺得現實如此殘酷。他在農場,雖有一定自由,但界線分明。下放幹部是有各種問題的所謂「社會渣滓」,低人一等,受人歧視。經常開會學習:深挖思想根源,徹底改造世界觀,批判檢討,從未間斷。現在要和「反革命分子」復婚,無異自討苦吃。政治環境是如此惡劣,經濟情況更糟,農場工資不多,陳做臨時工,收入低微且不固定。要建家庭,談何容易。過去的家已被毁了,現在重新組合,租房子、置家具,一切日常用品,樣樣都要錢。靠兩人不固定的收入,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個在農埸,一個做臨時工,今後飄泊何方,難以預料。現在要復婚,為時尚早。這幾年來,為他吃盡苦頭,他還不理解,只重感情,不顧實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個要求太過分了,再來一次打擊,如何受得了!那晚談話至深夜,不歡而散。經再三考慮,女方找他談了一次話,表明態度,交給他一個照相機,這是過去唯一留下的一件價值昂貴的物品,從此不敢再去。

欲速則不達,陳景光對「家」的追求迫不及待,把對方嚇怕了,使他很沮喪。19585月陳通過李展的關係,去了武漢,和李展一起在東西湖農場做基建臨時工,每天八角錢。此前,他把照相機賣了六十元,等於六十天苦工,以為賣了個好價錢,沾沾自喜。不料回頭一看,標價一百二十元,再轉身一看,賣掉了。使他後悔不已。

李展是個女強人,在全民辦工廠的號召下,找了四個婦女,合辦拉絲廠。經過一段艱苦奮鬥,成積可觀。業務發展很快,陳景光做會計,不用當苦力軍了。

陳景光渴望有個温暖的家。廠裡一位股東姓楊,曾因打麻雀被捕判刑,與李展在被服廠勞改時認識,陳與她相愛。不料雙雙挨批鬥,說他們「臭味相投」。孤男寡女,談情說愛是正常事,也以行政手段進行干預,終於把他們拆散了。

不久,陳被派出所調去大辦鋼鐵。19608月,又被派出所派去市郊參加抗旱,原訂二十日,結果搞了幾個月,最後號召全體抗旱人員在當地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名義上是自動報名,但誰敢不服從?於是一百多人全部留下,無一倖免。

初到生產隊,他在食堂做會計兼記工分,一身兼二職。拿十多工分,比強勞動力十分計還要高。過去隊裡帳目混亂,年終結算,遲遲算不出來,社員工分也記不淸,群眾意見很大。他記工分後,清清楚楚。除搞好本身工作外,還幫助大隊會計搞好日常工作,年終結算,很快便算出來了。領導和群眾滿意,他也高興,覺得這裡比原廠好多了,人格受到尊重,不用挨批鬥,吃飯不用愁。食堂的糧食,是自己種的,新鮮可口,不似城裡吃陳糧,還要配40%的雜糧──苞穀、大麥、高粱。城市副食品供應少,老菜多。品種單一。食堂吃的蔬菜是自己種的,質量好品種多,還養了豬,常有肉吃。別人教他養兩隻雞,放在食堂,走來走去,够牠們吃飽,不用喂食,常有疍吃。在當時有這樣的生活,算是優越的,他也心滿意足。

食堂會計也好,記工分也好,用不着高深的學問。要他這位會計專業人員去做,應付自如。一次幾位領導約他去看一塊荒地,有說三十畝,有說二十畝,眾人相持不下,他說有二十五畝,且肯定相差不會很大。眾人不信,拿尺一量,足足二十六畝。大家驚歎他好眼力,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心裡好笑。在他們議論時,他踱步向前,長、寛多少步,每步多長,心中一算,面積出來了,這是小學的算術,就那麼簡單。但那些幹部文化水平差,連這個也不懂,才把他神化了。

和他一起下放的一百多人中,他算是幸運兒。其他人要下地勞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辛苦苦,養了自己,養不了家,叫苦連天。那裡地勢低,常受水患。一次水災,農田被淹,家也保不住了。由生產隊安排去城裡做臨時工。大隊和派出所研究決定,讓一部份人回城算了。於是通知1961年下放的可遷戶回城。消息一傳開,如下了大赦令,急不及待,把戶口遷走,派出所始料不及。因為平時組織他們學習時,聽到的都是好話,那知他們的苦衷!眼看一下子都要遷走,慌忙凍結。陳景光猶豫了一下,遲了半天,已截止了!

一個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禍福是難以預料的。誰料這一步之差,以後把他「整」得要命。

由於一系列政治運動,階級鬥爭越抓越緊,他的食堂會計由別人代替了。派來的人學會後,把他踢開。新會計水平有限,兼不了記工分,也另有人做。他要下地勞動,要靠戰天鬥地來養活自己,工分比過去少了一半。再加上精神壓力,使他苦不堪言。文化大革命兩派之間爭權奪利,鬥來鬥去,都把他作靶子,狠批猛鬥。對「敵」鬥爭狠,才表現自己是革命的「左派」,否則會被對方抓辮子、扣帽子,所以他成了兩派鬥爭的磨心,成了他們的犠牲品。無論大會、小會,都不放過他。還要他抄寫批鬥自己的大字報、大標語、大横額,使他想到渣滓洞裡的烈士臨終前要他們自己挖墓穴的悲慘情景。挖墓地不一定是埋葬自己的,但他抄的卻清清楚楚是為了批鬥自己而造的會塲氣氛。不論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或是造謠污衊的不實之詞,都要他照抄不誤,內心的痛苦,難以言喻。

他是知識份子,有文化,有見識,在農村裡,如鶴立雞群。過去領導有什麼問題,主動找他研究;群眾有什麼困難,樂意找他幫助。他來者不拒,盡力而為,受人尊重。現在不同了,這隻鶴太高大了,領導在他面前也顯得失威,現在報復的機會來了,怎肯放過!一部份牢騷滿腹的人,辛辛苦苦,不得温飽,無處發洩,也乘機出氣。更有些積極份子,也想從他身上撈稻草。他成了眾矢之的。結果把他整垮了,還不肯罷休。

農業生產靠天吃飯,天災是難以避免的,但人為的災害更甚。那時的政策,一切行動聽指揮,不管實際情況,具體條件,一聲令下,蜂擁而上。農業學大寨,硬要把斜坡變梯田,洪水一到,就沖垮了。自流灌溉是勞民傷財的事,辛辛苦苦把有限的田地挖出灌溉渠道,水一放,低的被淹,高的水流不到位,無法控制。又要用鋤頭扁擔挑呀抬呀去填平。結果農作物受損,農業失收,最差的一年,一個工分只有八厘錢!一個強勞動力十分計,每日只有八分錢,當時够吃一根冰棒!

「積肥」既髒且臭,很多人不願幹,非要陳景光去不可。工分卻不加,拿低工分幹強勞動力的事,這是赤裸裸的剝削行為。他的任務是在鎮上打掃厠所,馬車來了,打起糞便,挑出去,倒上車,由車夫拖走。初幹這行,不但氣味難聞,惡心欲吐,就是看見那千千萬萬、蠢蠢欲動的俎蟲,也够毛骨悚然了。但「置人刀俎供人烹」,只得服從。他沒有氣力,挑不了一擔,東歪西倒,好容易挑到馬車旁,那位車夫知道他體力差,主動幫他倒上車,並輕聲說:「少挑些,我多等一會便是。」使他大受感動,體會到群眾眼睛是雪亮的,內心得到安慰。他知道並非每個人都是凶神惡煞的,很多人心中有數,不好公開表示,只有沉默寡言。如果在生產隊,眾目睽睽之下,那位車夫是不敢叫他少挑的。慢慢地他愛上這個工作了。表面上是個苦差,實際上比隊裡幹活好得多,工作時間少得多。車子拖走了可以歇一會,不用一天幹到晚,業餘還要搞環境衛生等義務勞動。聽不到有理無理的漫駡聲、吆喝聲。晚上住在鎮上的茅棚,又脏又臭,但習慣了,反覺舒服。因為那裡遠離生產隊,不用開會,不受批鬥,不挨打受駡,可以鬆一口氣,也可以說是「自由自在」了!可惜「好景」不長,每月只有幾天,由各生產隊輪流去積肥。

記得剛出獄時,他滿懷信心去建設社會主義,以為中國共產黨是真真正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是出獄不久,「反右」開始了,以後形勢急轉直下,運動一個接一個,直至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極。為什麼老是強調階級鬥爭,鬥來鬥去?為什麼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而不集中精力去搞經濟建設?自己本是起義人員,雖曾參加托派,沒有幹為非作歹的事。且無論在那個工作崗位上,都是兢兢業業,盡心盡力,為什麼得不到體諒,還要成為眾矢之的,萬箭穿心,比坐牢更受罪?……一連串的問號,得不到答覆;一顆赤子之心,無人理解。白天勞累過度,晚上躺在床上,像放電影似的,一幕幕悲慘景象,展現眼前。他支持不住了,腦動脉硬化,兩眼直視發灮,手足失靈,走路困難。無錢醫治,還要出工,下地勞動,苦不堪言。

遠在家鄉的老母,心痛極了,要他回鄉治病。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仍不放過這個活靶子。一次在路上遇見派出所所長,陳向他訴說病情,要求回老家去。所長看他病成這個樣子,留下來也沒用,將來還是個負擔,於是答應他遷戶回鄉。領導無奈,只好放行。

直至19775月,他像逃出魔窟似的離開這個鬼地方,回到母親的身旁。他的母親已86嵗,仍能操持家務,他自愧不如。弟媳找來名醫為他治病。他得到親人體貼關懷,壓在頭上的大石沒有了,冷酷的面孔不見了,喝駡聲聽不到了,連他的「安樂窩」──又髒又臭的茅棚也不用去了。精神上的壓力,肉體上的折磨,都離他遠遠的了,在武漢十九年的悲慘生活像惡夢一塲過去了!可是他已病入膏肓,回天無術,任何靈丹妙藥,只有拖延時日而已。而且他一貧如洗,吃飯問題不大,醫療負擔很重。弟弟勸他不要管,安心養病就是了。

陳景光與弟弟向來感情很好。陳被捕後,其弟受到株連。幾十年來,吃盡苦頭。他不知托派是什麼一回事,只從魯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毛澤東選集>裡知道托派是「漢奸、特務、走狗……」等等。但從哥哥身上從未發覺他是個壞人,反正為此坎坷一生。過去他的哥哥回家探親,其弟避而不見,住在單位不敢回家,以免檢查交代,諸多煩惱。可這次不再逃避了,住在家裡照顧兄長。尤其政協隆重地專車送上起義證書後,更毫無顧忌,悉心照顧,使顛沛流離,受盡冷酷的親人得到温暖。

他回鄉第二年,當地大隊要為他「摘帽」(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壊份子、右派等五類份子「帽子」),到他原來的公社去查檔案,出乎意外,他根本沒有「戴帽」!沒有戴帽而當五類份子整,把好好一個中年人整至殘廢人,使他怒不可遏。但有什麼辦法呢?「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過是勸世之言,有多少心狠手辣之人得到報應的?把他整得要命的人,肯定沒有人用同樣的手法去整他,使他嘗嘗那種滋味。所以有「若然不報,時晨未到」之說,把「報應」推向冥冥中的未來,搪塞了事。苦果是他吃了,善後工作是家人承擔,整人者則逃之夭夭,不受懲罰。使他傷心不已。於是要求落實對起義人員的政策,艱難地不斷往縣城去,跑了幾年,那些單位像踼皮球似的把他踼得精疲力竭,病情加劇而止。

 1982年,廣州成立南方航空公司,急需技術人才,找到陳景光時,他已生活不能自理,無法復職了!只有發給他一個很漂亮的「兩航起義人員證明書」,每月給予生活補助25元,醫療費也沒有。幸得親友幫助和全家人無微不致的關懷照料,挨了幾年,19857月折磨殆盡,終年65嵗。

他回鄉後,念念不忘他的前妻。經多方打聽,知道她已結了婚,定居香港。仍在工作。丈夫已去世,有個兒子二十歲,在上大學。前妻仍關心他,問他患什麼病,需要什麼藥,只要能買到,不論昂貴,定會寄去。陳接信後,心情異常激動,思前想後,無法控制。於是寫了一首詩,也是最後的一首詩:

 

  讀來書

顫抖的雙手捧着來書,

久違的筆跡躍然眼底,

我說不出是悲哀還是歡喜。

愛我的xx已經死去,

我愛的xx仍在人世。

我無法使死去的xx復活,

也無法使活着的xx重返年輕時。

欲哭無淚,

二十年無消息。

桑田已成滄海,

怎奈此心不移。

彷彿就在昨日,

你淚痕依稀。

是什麼使你言不由衷,

身不由己?

是什麼使你踐踏我的忠貞?

橫着心兒把我抛棄。

是什麼使我在你心靈上抹黑?

讓那美好的記憶黯然無生氣。

是什麼使你變成如此的「現實主義」?

生活就是一切,

一切為了吃飯穿衣?!

什麼恩情,

什麼忠貞,

抛到九霄雲外。

是什麼

是什麼使你麻木不仁,

走肉行屍?

我不懂,

我不懂。

現實為何如此殘忍!

它摧毁人的意志,

它湮沒了純潔的情操,

善良的動機。

它逼得我家園破滅,

兒死妻離。 

它使我心肺欲碎, 

肝膽俱裂! 

它逼得我貧病交困,

發呆變癡。

多情應笑我,

 當年用鮮血寫下了盟誓。

 年年月月,

月月年年,

我自甘孤獨,

讓無邊的寂寞把我磨折。

 到頭來只落得癡人說夢,

 一文不值。

譏笑我吧,

鄙視我吧,

五尺男子不出息!

剥奪我吧,

摧毀我吧,

我已一貧如洗,

除了那些美好的記憶。

記憶呀記憶,

它曾給我以温暖,

給我以自豪和生活的勇氣。

我將手握鮮花和野草,

擁抱着它去見上帝。

天若有情當開眼,

我恨綿綿無盡期!

 

198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