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30億人生活在不體面的條件中。他們的正當需求，只能通過物質生產的日益增長來滿足，因而要處理從自然環境中開採出來的資源。這意味著能源的消耗，其中80％是今日的化石能源，是溫室氣體的來源；同賈德·戴蒙推出的虛假而家喻戶曉的復活節島比喻（Jared Diamond賈德·戴蒙的比喻是：復活節島是太平洋中一個孤立的島 - 一旦島內有了麻煩，人們無路可逃。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助他們。同樣，地球上的人，如果破壞自己的世界，人們也將孤立無援。---譯注）相反[1]， 我們現在觀察到的環境惡化，完全不是以往歷史時期可能發生過的損害可以相比的。區別並不只是定量（生態問題的嚴重性和全球規模）的，但也首先是定性的。雖然過去所有的環境危機，起源於長期生產不足的社會傾向，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供應短缺的害怕，但目前存在的問題起源於相反的傾向，源於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這對於廣義化的商品生產是特別的。
結果，“生態危機”的說法是不恰當的。不是自然處在危機中，而是歷史決定的人類和環境之間的關係處在危機中。這場危機不是由於人類的內在特點，而是大約兩個世紀前成為主導者的生產模式 — 資本主義 — 以及它需要的消費模式和商品流動性。對生態系統的嚴重損害（氣候變化，化學污染，生物多樣性的迅速下降，土壤退化，熱帶雨林的破壞等），構成了全球系統性危機的一個方面。它們一起表達了資本主義和尊重自然限制之間的不相容性。
無限制的生產主義
這種不相容性問題的根本原因很簡單。在競爭的鞭策下，每一個資本所有者總是尋求用死勞動（即物化勞動---譯注）代替活勞動，也即用更有效率的機器取代工人，因為前者除了平均利潤以外，還產生超額利潤。不用說，如果不是要試圖通過增加市場上價格低廉的商品量，以便消除其較弱的競爭者，這個做法對資本家是毫無意義的。按照這種生產模式，創新不在於勞動量的減少，而在於資本永無止境的積累。
因此，資本家不斷地尋找新的附加值領域，導致他生產無限量的無用有害的商品，以獲得剩餘價值，而且必須不斷地製造出越來越多的人為市場和需求。“生產主義” — 為生產而生產 — 必然意味著“為消費而消費”，它就像商品拜物教一樣，是這種生產方式的遺傳天性的一部分。熊彼特說，資本主義“不僅從來不是，也決不可能是靜止的。”[2] 事實上，如果資本主義靜止下來，它勢必會取消構成‘資本’的眾多資本之間的競爭，這顯然是荒謬的。
但是，有人可能會反對說，如果資源的利用效率比所生產的大量商品，增加得更迅速，那麼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將不會伴隨著自然資源枯竭程度的增加。然後，資本主義將可以在生態上可持續地發展。實際上，這個論點讓GDP的增長同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脫鉤。這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鐘形曲線，根據該曲線，一個特定社會的環境影響，會增加到一個高峰，然後隨其財富的增加而下降，從而也隨其生產力的發展而下降。
誠然，在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生產模式中，資本主義最顯著地增加了勞動生產力，從而增加了資源的利用率。這是因為對剩餘利潤的追求，促進機械化，同時有利於節約自然資源。但是，這種觀察並沒有質疑該制度與生態滅絕有關的性質，還有，庫茲涅茨曲線是錯誤的。一方面，效率的提高必須是漸近的，並不是固定資本增加的一個線性函數 --- 否則有人會得出結論，說永恆的運動是可能的，因為如果做到極致，可以在不損失能源的情況下使用勞動力。（造成這明顯錯誤的專家們認為歐洲電力消費的份額可以被撒哈拉大沙漠的太陽能發電項目可以覆蓋）[3]。
另一方面，經驗觀察表明，增加生產量大大抵消了效率的提高，因為效率只是相對的。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汽車：發動機的效率增加了，但車輛數目無止境增加的結果，使得全球性碳氫燃料的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爆漲。癡迷于增長的資本主義必然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資源消耗，這與資源的有限性及其再生率勢不兩立。
嚴重生態問題的驚人增加，使得資本主義增長及其帶來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環境退化的理論極限問題，浮上了檯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清醒地把認識到，資本不是一個東西，它是一種剝削的社會關係，它的發展，是因為統治階級以利潤的名義，優先佔用自然資源（土地、水、森林等），才有歷史性的可能。這個資源的佔用然後涉及到勞動力，把它轉化為帶有工資的商品。掠奪資源和剝削勞工 — 從社會角度來看考慮它時 — 因此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不過，撇開它的社會組成部分（合作公司及其形式），也可以從熱力學角度看人類的勞動力，把它看作其他自然資源（人體是一個能量轉換器）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掠奪和剝削只是同一個毀滅過程，剩餘勞動力可以被描述為由雇主壟斷的一個能量。
一旦認識到這一點，就可能回答關於資本的理論極限的問題。一方面，剝奪直接生產者，使他們離開賴以生養的土地，製造了一個社會階層，這個階層人們的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
另一方面，雇工找到現成的，由雇主給他或她的安排，給他或她提供其生產活動的必要成分 — 工具，廠房和能源 — 這些直接或間接通過勞動衍生的或轉化的自然資源。
在這一背景下，考慮到這一事實，即效率的提高只是相對的，不用說，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不斷地追求剩餘利潤，拖累資本的可變和不變兩部分，因此，縱使它有利於它們的相關經濟，它必然也要消耗一個不斷加大的絕對數量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由此看來，馬克思的神奇公式‘資本的限制只能是資本本身’，意味著這種生產方式自己停止的條件是，它已耗盡兩個僅有的“所有財富的來源：土地和勞動者。”[4]
對於一些人拼命固守的樂觀主義，這個結論沒有留下多少餘地，因為這些人執著的想法是，在達到這個理論極限之前，某些尚未確定的內在機制可能會阻止這個系統。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的，也不可能是這樣的。再次，究其原因，很簡單，那牽涉到資本主義的根本規律：這種完全基於勞動價值律的模式，其唯一目的是生產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既然價值是由社會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很明顯，資本沒有任何手段，使它能夠自發地計算因為人類的活動而讓大自然無償付出的資源。貨幣形式 — 價值的符號和本質 — 按照其真正的抽象意義，和它產生的完成相反的印象（似乎是錢給商品以價值，雖然實際上是商品給錢以價值）製造出無限的物質積累是可能的假想。
解釋應該是，雖然資本計算和度量一切，但它無法定性和定量地考量自然資源，其不負責任的輕率就表明了這一點，儘管有各種警告，但這個輕率態度讓它不可逆轉地摧毀了大量資源的儲存。這種瘋狂甚至在極端自由主義者中間找到了其理論家，這些人 — 面對所有的證據 — 捍衛的荒謬論斷是，要用人類活動的產品完全替代自然資源。
一個政治的答案？
當然也有一些資本大量投資在綠色經濟部門，那是因為利潤的吸引力，尤其是公共補貼的吸引力。但這樣的“綠色資本主義”是一個矛盾說法。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嚴格經濟領域以外的政策措施，會把商品生產模式中的生態愚昧，可能抵消到何種程度。鑒於剛才說的，答案顯而易見：生態政策的效率，完全取決於決心，有了決心，那些主張它們的人就敢於挑戰資本的自由，並建立必要的力量執行它們（反過來，它們又要把生態問題的解決方案同被剝削者的鬥爭相連接：反對失業，貧困，社會不平等，歧視和工作條件惡化的鬥爭）。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例如，蒂姆·傑克遜，可能是最瞭解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邏輯是環境退化的根本原因的非馬克思主義作家之一。在‘無增長的繁榮’中，他拒絕膚淺的解釋，敏銳地寫道：“用完即丟的浪費社會作為一個生存的結構性前提，並不完全是消費者貪婪的後果”，因為該制度需要“賣出更多的商品，不斷地翻新花樣。”[5] 但傑克遜回避了由他自己的分析而推出的結論：他不是去質疑生產方式，轉而質疑一個“追求新穎性和消費的欲望”，他認為那是人性的一部分。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
[翻譯]
在生態方面，‘無增長的繁榮’極力主張對只受環境制約的資源的使用，要制定苛刻的管理限制。應該做的是...。但是，不能像傑克遜那樣，假裝看不見商人階層成功地反對了所有激烈的環境監管，即使對於是否需要監管這個問題，爭議最少的情況，他們也反對；
在社會方面，傑克遜主張的有利點是減少勞動時間，但他把這項措施置於維持企業競爭力的措施之下，所以沒有給它以應有的分量。在他看來，其實勞動時間減少的形式是靈活的，並不是對失業的直接集體反應，也不是重新分配生產財富的工具（不減薪）。每當經濟學家轉換到一個新的“宏觀經濟模型”，不足以簡單地把經濟活動的焦點從價值生產部門轉向非物質化的服務時，他就把它設想為最後的手段。[6]
一般來說，所有傾向於對資本的生態自殺性質作政治補救的建議，都繞過了同樣的障礙：金融機構的利潤邏輯和階級性質。[7]
內部化的幻影
愛因斯坦有個著名的說法：“我們不能用我們製造問題時的同樣思維，去解決問題。”這個定理是完全適用於這個觀念，即如果一些政治當局給自然資源制定價格，那麼資本主義就能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由於生態危機是廣義商品生產的一個後果，把水，空氣，碳，基因或任何其他自然資源“商品化”，並不能停止對環境的破壞。“外部經濟效應內部化” 不僅沒有讓我們更接近一個解決方案，反而讓我們背道而行。不用說，自然資源轉化成商品，意味著它們被資本佔用。因此，事情搞定了，因為資本讓它們服從勞動價值律，從而使它們離開除了利潤以外的任何管理規則。
即使不管這些顧慮，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給自然資源定價的企圖都遭到一個難以逾越的理論困難：如何評估不能按勞動時間衡量的生產的貨幣屬性，而且如何估價那些沒有價值的東西，還有，其造成的破壞，在時間上是延後的，又如何評估？試圖解答這個謎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在當前轉換率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並且質疑在多大程度上消費者願意為環境買單或接受它的退化。因此，自然資源的價格各不相同，這要看那些質疑者是富裕的還是貧困的。極而言之，這個方法清楚地顯示其荒謬性：在知道地球上的生命都依賴于陽光的情況下，要如何確定陽光的商品價值呢？
商品估算的僵局清楚地顯示在徵收碳稅的建議上，該建議要使化石能源比可再生能源昂貴，從而減少二氧化碳氣體排放。我們知道，要合理地使溫度的增加不超過工業化前溫度的2℃，到2050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排放量必須減少80％至95％，在世界範圍上要減少50％至85％， 不遲於2015年要達到拐點。[8] 這些範圍標準 — 而且要審慎地瞄準更高的數位 — 意味著在兩代人的時間內放棄化石燃料，雖然它們占我們目前能源需求的80％（而且石油是是石化行業的原材料）。
事實上，在給定的緊迫性下，在化石和可再生能源之間的成本差異的給定範圍下，要達到的削減範圍，是這樣的，即使每噸600美元的稅收也不足夠（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說法，到2050年，它只會在全球減少一半的排放量）[9]。由於一千公升燃油的燃燒產生2.7噸二氧化碳，可以知道的是，這樣的措施在現實社會中將不適用：雇主可以接受這個的唯一條件是，如果它能完全轉移給最終消費者，而大多數人口，被已盛行了30年的緊縮狀態所激怒，顯然會反對任何使其生存條件惡化的做法。
這就是為什麼，在實踐中，儘管有各種複雜的生態經濟學理論，污染成本內部化的政策建議還是生態學上不足的，在社會上也難以為繼。假使理論和實踐的障礙可以解除，內部化的成效仍將是不可預知的，因為價格是一個純粹的量化指標，成噸的二氧化碳是用不同辦法避免的，這些不同方法可以是家庭的隔熱，太陽能光伏板的安裝，樹木的種植，或一級方程式大獎賽的抑制，這些避免的二氧化碳之間的質的差異是無法捕捉的。從數量上看，沒有什麼可以把一噸二氧化碳同另一個區別開來。但在發展充分的生態戰略中，質的差異是決定性的，這個戰略的實施手段符合其最終目的 — 通向一個無社會破壞的能源節約和基於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系統。
新陳代謝的理性管理和階級鬥爭
自從這個生產方式開始以來，資本的生態自殺性質已經成了現實。在19世紀，土壤化學的創始人李比希（Liebig）已經敲響警鐘：作為資本主義城市化的結果，人類排泄物不再返回到土地，這破壞了營養迴圈鏈，威脅並造成嚴重的土壤貧困化。馬克思在他的工作過程中，建立了概念平面（conceptual plane）的觀點，提出了“用理性的方式來治理自然與人體的新陳代謝”的一般需要[10]。 然後，運用這一生態概念（生態這個術語出現以前），他回到土壤的問題，推出一個徹底的綱領性觀點：消除城鄉之間的分離，這對其關於逐漸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的觀點，是必要的補充。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理性”的管理不應該引起混亂。對於馬克思，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 整體的正確代謝並不能靠綠色技術官僚機構達到，而是通過社會各階層的克制來實現的。事實上，對於同環境交換的事情，社會分工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意識和有組織的掌控。不僅因為利益驅動促使老闆們掠奪自然資源，而且還因為他們的資本主義撥款意味著，資源的配置是反對作為敵對勢力的被剝削者的，而後者是被驅離資源的。更有甚者，工人之間的競爭和對失業的恐懼，鼓勵每個個人渴望 “他”或“她”的公司能盈利運作，從而不由自主地同生產主義合作。最後，根據資本發展的一定程度，商品消費提供工人一定數目的微薄補償，彌補他們的生產異化。
除了空前規模的階級團結的發展，沒有辦法打破這些機制。所以馬克思才說，社會新陳代謝的合理調控只有通過“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才能可以實現。馬克思解釋說，只有這樣才能提供“唯一可能的自由。”
雖然列寧在提到土地問題時，在某些地方提到了它[11]，布哈林在他的唯物史觀手冊中對它作了智識性演示[12]，合理調控物資交流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隨後就遺忘沉沒了。
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賦予它以應有的重要性，而事實上，自從20世紀60年代生態問題成為一個的社會問題以來，他們中間沒有人看到其相關性。本文不探討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這個不連續性問題的原因。[13]
但它足以提醒讀者要警惕簡單化的解釋：雖然在這一領域，它確實意味著一個可怕的理論退化，但史達林不是唯一的罪魁禍首。[14] 相反，我們會強調這個事實，即一個迫切的需要，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思維和綱領性發展中，給“馬克思生態學”一個中心的地位。[15]
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顯示了這個需要。大氣中二氧化碳的飽和，主要是由於化石燃料的燃燒 — 也即一個長週期的碳迴圈中的一個短路 — 是一個不合理管理物資交流的惡劣例子，這種非理性使人類面臨一個可怕的兩難境地：
一方面，30億人生活在不體面的條件中。他們的正當需求，只能通過物質生產的日益增長來滿足，因而要處理從自然環境中開採出來的資源。這意味著能源的消耗，其中80％是今日的化石能源，是溫室氣體的來源；
另一方面，氣候系統處在危險發作的邊緣。如果我們要避免不可逆轉的災難（其中的主要受害者將是30億渴望有尊嚴地生存的人民），必須從根本上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這意味著化石能源的消耗要減少，而現在使用的這些化石能源取自自然環境並經過處理，還要減少物質的生產。
現在，留給我們的只有40年的時間，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 加上缺乏超凡的能源科學革命 — 的說法，根本就沒有可以接受的資本主義解決方案，能夠解開這些難題。在持續減少能源消耗和物質生產的情況下，以盈利競爭為目標的系統，完全不能滿足大規模的無法解決的人類需求。分別實現這些目標，已經不符合資本的邏輯，那麼怎麼能一起實現這些目標呢？由政府和國際機構提出的，對氣候情形的檢查已經明確地顯示這是不可能的。
例如，國際能源署的藍色地圖（The Blue Map）方案，目的是到2050年減少全球排放量的50％。[16] 更可能的是，這個目標是不足的；在任何情況下，它的實現，只有通過大規模的核能，農業燃料和所謂的“清潔煤”（更不用提葉岩氣和油砂）的使用才能做到。藍地圖涉及到每年的建設，在40多年的時間裡，建設32個1000兆瓦的核電廠，以及45個500兆瓦容量的新的“乾淨”燃煤電廠。沒有更進一步的觀點：日本福島的可怕災難，足以顯示這些專案中的畸變。
因此戰略的選擇如下：
我們要麼離開資本主義，從根本上限制資本主義生產和運輸的領域和規模，並有可能限制全球變暖的損害的最大值，同時只依靠可再生能源，立足於一些當代其它經濟，在這個社會視角內，保證一個高品質的人類發展；
否則，我們仍然處在資本主義積累的邏輯內，放鬆氣候管制，從根本上限制億萬人類存在的權利，而子孫後代註定要應付一些危險技術項目的擴散而引起的問題。
顯然，我們會選擇第一個解決方案，但必須強調，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由於嚴格的環境限制，將會讓遭受到一些過去未能預見的條件。這並沒有高估所面臨的挑戰範圍。例如，在歐洲聯盟，減少60％的排放量（它們應該減少95％！）而又不訴諸核能，將有必要把最終的能源需求減少約40％。[17] 要衡量物質生產和運輸上的聯串影響，是不容易的，但顯而易見的似乎是，只是消除不必要和有害的生產（武器，廣告，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等），反對計畫的過時產品， 或減少統治階級中最富裕者的擺闊消費，目標仍將無法實現。需要更多的激進措施，至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措施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口將有一定的影響。換句話說，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必然非常不同於20世紀的情況。
對農業綜合企業在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份額的估計，是一個指標。根據 “不要吃世界”（Ne mange pas le monde）運動的說法，44％至57％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目前的農產品和林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模式。這個數字是一些排放比例數的和，它們包括：嚴格意義上的農業活動（11％至15％），毀林（15％至18％），食品的處理，運輸和貯存（15％至20％）和有機殘留物（3至4 ％）。[18]
因此，爭取最佳可能的氣候穩定狀態的鬥爭不能限制於剝奪‘剝奪者-污染者-浪費者’。財產關係的變化，只是社會消費和商品流動模式的重大變更的至深社會變化的必要 — 但不是充分的 — 條件。這些修改 — 例如另類方式的旅行，少吃肉類，消費時令蔬菜，— 必須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因為它們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它們有直接的影響。這是可能的，因為它們應用的文化思想機制，在關係到社會的生產基礎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雖然它們本身不涉及任何結構上的變化，但它們必須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組成部分。在它們會導致集體行為的意義上，它們可以説明提高覺悟和組織。
一個新的時期
托洛茨基寫於1938年的過渡方案（The Transitional Program），開頭的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條件，總體上已經達到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的成果的最高點。”結論是“客觀的先決條件...不僅“成熟”，而且已經開始熟透變爛了。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在未來的這個歷史時期，一場大災難會威脅整個人類的文化。”
當然，紅軍的創始人首先指的是歷史背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勝利，西班牙革命的粉碎，和即將到來的世界戰爭。然而，他關於客觀條件在腐爛的判斷似乎有更廣泛的歷史意義。此外，這個主題再次出現在歐尼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文章中：“隨同增長的商品貨幣關係而增長的生產力，其實可以移動一個社會，使它離社會主義的目標更遠，而不是更近。”[19] 這是一個著名的引文，它的戰略含義值得探討。
其實，這是我們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局面：在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力的增長已經走得太遠了，以至於一個有價值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不再意味著進步，而是一個倒退。（當然，我們說的是物質力量，並沒有質疑在生產者中間發展知識和合作的需要。）這個新的歷史關頭，它迫切需要的是減少生產和運輸，以便大大減少能源的消耗，並在本世紀末徹底消除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已經開始讓我們進一步離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這個事實是使生態社會主義新概念得以建立並且合理化的主要事實。遠非只是瓶上的一個新標籤，這個概念至少引入了5個新的方面， 這在我的書“不可能的綠色資本主義（L'impossible capitalisme vert）”中有概述，我在這裡做簡要的回顧：[20]
1. 必須放棄“人類掌握自然”的概念。生物圈的未知者和演化性質的複雜性，涉及一個不可簡化的不確定性。系統性的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係必須被看作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看作大自然的一個生產。
2. 必須完成社會主義的經典定義。現在唯一可能的社會主義，必須符合實際的人類需求（從商品的異化中解放出來），由有關各方本身在資源限制的範圍內，通過仔細質疑這些需求對環境的影響，以及他們感到滿意的方式而民主確定。
3.必須超越把自然區塊化，功利化的線性觀點，這個觀點把自然當作一個人類操作的物理平臺，把它當作倉庫，從中提取其社會存在的生產必要的資源，還把它當作垃圾場傾倒垃圾。一旦大自然是平臺，倉庫，廢物的容器，和得益於太陽能的生命過程，那麼在不斷重組的同時，這些端點之間會有物質迴圈。因此，廢物和它們的存儲模式，必須在數量和品質上，同生態系統的回收能力和節奏相容。換句話說，整體的正常運作依賴於必須得到保護的生物多樣性。
4. 能源和所使用的轉換方法，不是社會中立的。結果，不能像列寧那樣，把社會主義定義為“蘇維埃加電氣化。”資本主義的能源系統是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浪費的，效率低下的，死勞動密集型的，依賴非再生能源的，以及面向資本積累的。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改造，需要逐步代之以分散的，有計劃的，節儉的，高效的，活勞動密集型的系統，完全依賴可再生能源和面向耐用的，可回收的和可重複使用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這不僅關係到狹義的能源生產，還關係到整個工業機構，農業，交通，娛樂，和土地開發和規劃。這種極其深刻的變革，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才能實現。
5. 生產的物質力量的增長，使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變得複雜，要超越這個門檻，就要批判性地看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一些領域，尊重生態平衡的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的實施，必須用活勞動替代死勞動。這顯然是農業的情況，其中超機械化農業綜合企業系統，是投入和化石能源的一個巨大的消費者，它將讓位給另一種操作模式，就是人力密集型模式。這也適用於能源部門，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的分散性生產，將需要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維護方面的工作。
一般來說，在所有直接與環境有關的領域裡，活勞動的數量必須從根本上提高。與個人保健同樣重要的是教育和其他部門，那裡的左派認為公共就業的發展是必定的：事實上，人的智力和情感，結合一個“獲取照顧”的文化，對於直接與生物圈互動有關的事情是有必要的。
一些教條式的頭腦會擔心這些想法打開大門，修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向發達國家中針對工人階級的財政緊縮進攻妥協。沒有這個道理。這不是一個給讓人歉疚的說法留下最少餘地的問題，這個說法利用生態危機，試圖解除勞工運動及其代表的武裝。
一方面，是生態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是降低增長的政治生態，兩者之間的分界線，是對待階級鬥爭的態度。我們仍然堅信，被剝削者通過集體鬥爭取得經驗，這些鬥爭以工資，就業和工作條件的捍衛開始。工人的每個鬥爭，甚至是最直接的鬥爭，必須予以支持，必須被視為一個提高覺悟的機會，把它導向社會主義的視野。
這一戰略框架內，觀察到現在必須在環境的約束下運作社會主義的過渡，這個觀察並不能削弱反資本主義的信念；相反，它強化了它們。但是，只有真理是革命性的。我們不能隱瞞這個事實，即：社會主義的改造，很可能會要求放棄深刻影響廣大民眾日常生活的某些商品，服務和習慣，至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樣的。
那麼，這個任務宣導的目標，要能夠實質性地推進高品質的生活以彌補這個損失。我們認為，應優先追求這樣兩個目標：（1）基本商品（水，能源，流動性）的免費使用，要達到社會的平均量（這意味著公共部門的擴大）；（2 ）工作時間的大幅減少（50％），但不減薪金，按比例雇用工人和減緩工作節奏。
馬克思說，歸根結底，所有的經濟學都歸結為時間的經濟。申明較少的生產和消費的必要性，是要求有生活的時間，要求生活得更好。它開啟一個辯論，讓人們討論社會時間的掌握，討論什麼是必要的，對誰，為什麼，什麼樣的數量。它是要喚醒眾人對無戰爭世界的願望，在這個世界裡，我們工作時間短些，我們污染少些，我們發展社會關係，我們大幅改善福利，公共衛生，教育和民主參與，等等。在這個世界裡，聯合起來的生產者重新學習如何同自然集體“對話”。這個世界的富裕程度將不會低於目前的世界（像右派所說的那樣），也不是“為了絕大多數人口的富裕”（像某些左派所說的那樣）。它將是決非無用的，較少壓力的，較不急迫的 —一句話，更豐富的世界。
丹尼爾•坦努洛，是經過認證的農學家和生態社會主義的環保主義者，為“左派”（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社會主義工人党(LCR-SAP)的月刊，第四國際比利時分部）雜誌撰稿，。
附注:
[1]賈德·戴蒙，崩潰：社會如何選擇失敗或生存（倫敦：企鵝叢書，2005年）。對戴蒙論文的批評，參見班尼·佩索，“從生態滅絕種族滅絕：拉帕努伊強姦，”能源與環境，16卷，3-4號（2005年）；特裡L.亨特，“反思復活節島的生態災難，”考古科學，第34期，第485-502頁（2007）；和丹尼爾•坦努洛，“過去和現在的生態災難：復活節島的虛假比喻，” 共產黨批判，第185期（2007年12月）
[2]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第3版。（哈珀長期現代經典，2008年）。
[3]L.坡索茲（L.Possoz）和H.約翰馬特（H. Jeanmart），“評DLR兩項研究中的電力需求情況：MED-CSP（地中海地區集中太陽能電力）和TRANS-CSP（地中海內部連接發展集中太陽能電力），”ORMEE及MITEC工程顧問，比利時，網站 http://tinyurl.com/65fzvqs 。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第10節。
[5] 蒂姆·傑克遜（Tim Jackson），無增長的繁榮：一個有限星球的經濟學（Earthscan出版社，2009年）。
[6] 丹尼爾•坦努洛，“《無增長的繁榮》：讓人緊張的著作”。（“Prospérité sans croissance”: un ouvrage sous tension）
[7] 這尤其適用於關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替代者或補充指標的建議。顯然，GDP並不衡量環境品質；這既不是它的目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目的。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是資本積累。因此，它完全適應於資本主義。聲稱改變衡量工具，就足以改變制度的邏輯，如果不是知識的欺詐，就是明顯的無知。
[8]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
[9] [-> 國際能源機構，2008年能源技術展望 – 朝向2050年的方案和策略。
[10] 馬克思，資本論，卷3（紐約：Vintage葡萄酒書局，1981年），第959頁。
[11]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第四章。
[12] 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個社會學系統（紐約，1965年）
[13] 丹尼爾•坦努洛，“馬克思主義，能源和生態：真理時刻”，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2010年12月， 89-101頁。
[14] 丹尼爾•坦努洛，“托洛茨基的遺產”
[15]參見JB.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紐約，2000年）。
[16] 國際能源機構IEA，同前。
[17]沃爾夫勒姆·克日維特（Wolfram Krevitt），烏韋·克藍（Uwe Klann），斯特凡·克洛沙葛（Stefan Kronshage），能源革命。為歐洲清潔能源未來的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途徑（斯圖加特：技術熱力學與綠色和平研究所，2005年9月）。
[18]以斯帖·維瓦斯的報導，“‘不要吃世界’：為另一個氣候的另一個農業，” 一篇文章的法文譯本在加泰羅尼亞日報發表。
[19]歐尼斯特·曼德爾，“[->管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社會經濟規律的十大提綱”
[20]丹尼爾•坦努洛，不可能的綠色資本主義（巴黎：發現，2010年）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40期，2011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