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不是 “不想消逝的過去”的殘留物，也不是要挽救使它們產生的條件免於消失的復古情緒。20世紀的大災難還沒有讓我們對於歧視的誘惑有免疫力，沒有讓我們不去排外，沒有讓我們有時不從對多樣性的憎恨中獲取樂趣。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的排外心理深刻地同種族主義的歷史相聯結，種族主義的現代性地基修改了其形態但沒有改變其功能。所以有必要在種族主義的歷史背景下，確定它的其它形式，以瞭解今天它是如何延續自己的。

種族主義常常被視為一種病態而不具有正統的現代性。我們必須明白，為了同它作鬥爭，必須要質疑一個社會秩序和一個文明模式，而不只是質疑種族主義的一個變形或變態。因此，這就有必要從一個現實開始，這個現實就是：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的成功，並不是由於其真實性或其客觀描述現實的能力（它們可能會給出一些答案，但從倫理角度看，根據眾所周知的道理，這些答案是虛假的或不可接受的），而是因為它的效力，因為它運作的性質。

     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是一個構築象徵性敵人--- 塑造成負面的角色 ---的過程， 旨在滿足一個身份的搜索，一個歸屬的願望，一個安全和保護的需要。揭示其作用機制，譴責其謊言，當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足夠的（常常是無用的），因為它們的影響力，既不是基於認知的真誠，也不是基於理性的論據--- 即便它們顯現為“客觀”話語的形式時也是如此 --- 而是基於一個不同的方法，依靠對替罪羊的搜尋。

        種族主義在十八世紀末出現，然後與現代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共生共存，在上個世紀達到它的極盛時期，當時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的結合導致了末日的滅絕。皮埃爾-安德列·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 這個人今天已經完全成了新保守主義的右派 --- 有一次有個直覺，即：當代種族主義話語有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變態，放棄了它的等級“種族主義”的方向（根據哥比諾，張伯倫，拉普奇或龍勃羅梭的舊模式），成了隔離性種族主義和文化種族主義。換句話說，它已經從“種族科學”下滑到本民族中心主義[1]。然而，這些變化並沒有修改社會拒絕和道德排斥的舊機制，歐文·戈夫曼把這個機制歸納為恥辱觀念 [2]。

        在20世紀90年代，種族主義在歐洲又強力出現了，根本無視普世遵行的正式禮節，而這些禮節讓政治宗教當局以及修女們圍繞著“紀念的責任”舉行儀式，派出我國高校的青少年參觀納粹死亡集中營。如果種族主義回到舞臺的中心，那並不是 “因為移民”這個眾所周知的老一套說法，而是像阿爾貝托·布林吉奧所寫的那樣，因為它屬於“歐洲現代性的遺傳密碼”[3] 。

        但種族主義延續自己的方法是披上一張新皮，給其用之不竭的排斥和仇恨“文章”加上新的篇章。二十世紀的上半年出現在歐洲的錯綜複雜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不再存在。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仍然在歐洲聯盟新成員國中間增長，在這些國家裡，它們可以更新在1945年中斷的歷史，並培養“真正社會主義”四十年所積累的怨恨。在歐洲大陸的這一部分，他們聲稱是20世紀30年代獨裁體制的後裔，像匈牙利的倔比克（Jobbik），他接過箭頭十字架（the Arrow Cross）的遺產，要讓人漸漸想起霍爾蒂元帥，或者像大羅馬尼亞黨，或者像安特·帕韋利克（Ante Pavelic）的烏斯達莎（Ustashi）運動的繼承者克羅地亞權利黨（HSP）那樣，挖出一個舊的復仇主義和擴張主義神話。

        然而，法西斯主義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在西歐，在那些曾是它歷史搖籃的國家，幾乎不存在。在德國，新納粹運動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幾乎為零。在西班牙，那裡的弗朗哥主義（Francoism）的遺產是由人民黨，國家-天主教和保守黨人繼承的，長槍黨人則是瀕危物種。在義大利，我們看到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在公共輿論中，甚至在相當比例人口的歷史意識裡，法西斯主義在復辟 --- 反法西斯主義曾是“第一共和國”的遺傳密碼，但並不是貝盧斯科尼的義大利的遺傳密碼 --- 這個情況同墨索里尼繼承人的一個主要變形是一致的。剛剛啟動的未來自由黨，他們的領導人是詹弗蘭科·菲尼，該黨展現的是一個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和“漸進式”右派的樣式，它攻擊貝盧斯科尼的政治保守主義和北方聯盟的文化蒙昧主義。

        國民陣線雖然把自己定位於法國政治派系的右翼，但在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推動下，正努力擺脫傳統的由國民革命鬥士[4]，原教旨主義的天主教徒和那些對法屬阿爾及利亞念念不忘者組成的極右形象。雖然它仍然保有法西斯的成分，但如今它已不是占支配地位的了。在其上次會議期間，國民陣線著手一個前所未有的活動，重建其用語，採用不是其傳統部分的共和言辭。如果取代其父親的瑪琳·勒龐表示了一個連續一致的願望，採取一個世襲繼承的形式，那麼它也證明了一個不可爭辯的革新願望：從來沒有任何正統的法西斯運動，曾經把其領導權交托給一個女人。

        但是，法西斯傳統的衰落，給一種新型的極右翼勢力讓了路，它的意識形態考慮了二十一世紀的變化。政治經濟學家讓-伊夫·加繆是第一個抓住他們新特點的人：放棄國家迷信，贊成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願景，批評福利國家，主張抵制稅收，放鬆經濟管制和穩定個人自由，反對任何官方的干預[5]。民主的拒絕--- 或按其國民投票表決和權威裁決意義的解釋 --- 並不總是伴隨著民族主義的，在某些情況下，伴隨的是種族中心主義，它質疑民族-國家的模式，就像義大利的北方聯盟或佛蘭德斯極右派（the Flemish far Right）表明的那樣。

        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義採取保護西方的形式，因為西方受到全球化和文明衝擊的威脅。排外心理，個人主義，保護婦女的權利，以及2002年皮姆·佛杜恩在荷蘭炮製的公開同性戀，這些東西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是一個持久選舉操作的關鍵。類似的特性也是北歐其他政治運動的特徵，如比利時的佛拉芒利益黨 （Vlaams Belang），丹麥人民黨，還有剛在斯德哥爾摩進入議會的瑞典極右黨。但我們也發現它們 --- 雖然混有比較傳統主義的定型 ---  存在于奧地利自由黨（其魅力領袖是約爾克·海德爾），在去年10月的選舉中，它成了維也納的第二大政治力量（獲得27％的選票）。

        把這個新的極右翼聯合起來的新主題是排外情緒，它表現為對移民的暴力排斥。今天的移民是19世紀“危險階級”的後繼者，當代實證主義社會科學把它描繪成一個全社會病態者的窩，其中不但有酗酒，犯罪和賣淫，甚至還有像霍亂這樣的流行病 [6]。這些刻板印象 --- 常常濃縮在一個代表性的外國人身上，這個外國人的心理和生理特點已定義妥當 --- 來自東方和殖民地的心態，因為害怕“其他人”，總是感到他們是“侵略者”和“敵人”，這種心態總是可能消極負面地斷定身份不確定和脆弱的人。

        在今天的歐洲，移民一開始就帶有穆斯林的特點。對於新種族主義來說，今天的伊斯蘭恐懼症扮演的角色，就是過去的反猶主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扮演的角色。對於大屠殺的記憶 --- 通過種族滅絕後果的折射棱鏡，對反猶主義的歷史感受 --- 往往會模糊這些顯而易見的比擬。當代排外心理描畫的阿拉伯-穆斯林肖像，同二十世紀初反猶太主義塑造的猶太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以前時代的中歐和東歐猶太移民的鬍鬚，護身符和長袖衣服對應于今天穆斯林的鬍鬚和面紗。

        在這兩種情況下，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服裝和食品的做法都被調動起來，以建立外來者對國家社會不能認同的負面刻板印象。因此，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作用是非我族類的負面比擬：一個世紀前，大眾肖像描繪的猶太人必然有一個鷹鉤鼻子和扇風耳朵，就像今天的伊斯蘭教徒等同戴面罩的人，即使99.99％的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婦女並沒有完全封蓋自己的身體。在政治層面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幽靈已經取代了猶太-布林什維主義。

        今天，反猶主義仍然具有中歐民族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中歐那裡伊斯蘭教幾乎不存在， 1989年的轉捩點重又喚醒了老惡魔（即使在沒有猶太人的地方，它們仍然存在），但在西方極右翼（有時宣稱其對以色列的同情）的話語中它幾乎已經消失了。在荷蘭，基爾特·維得爾把反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作為他的中心主題。根據全民投票的情況，57％的瑞士選民贊成2010年11月28日禁止清真寺尖塔。 到現在為止，在瑞士聯邦的150清真寺中只有四個尖塔：這道門檻，現在仍然無法越過。

        在義大利和法國，幾個聲音都提出了類似的措施，表示這遠非瑞士的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右派的一個突發奇想，歧視伊斯蘭教的意願與整個歐洲有關。什洛莫·沙是正確的，他強調說，今天恐懼伊斯蘭症成了凝結歐洲的水泥 ---歐洲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發源地應該永遠不會被遺忘 --- 就像反猶主義在19世紀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基本作用[7]。所以這個新的“非法西斯主義化”的極右翼採取了民粹主義的形式。大家都知道，當用該觀念來確認對人民的貴族式蔑視時，它是含混的，彈性的，模糊甚至可恨的。然而，這個新的極右派獲得頻繁的選舉突破，證明它有能力在工人階級和社會中最貧困階層中間找到一個共識。右派民粹主義--- 埃訥斯托·拉克勞對它很強調[8] --- 依賴被左翼拋棄的人民的困擾，左翼的任務本應該是組織和代表他們的。最後，民粹主義是一個橫向的範疇，表示右翼和極右翼之間互相滲透的邊界。

        如果任何人對這個問題曾有過懷疑，那麼薩科齊已把這些疑慮驅散了，因為在他當選後，先是建立一個移民與民族身份部，然後啟動反對羅姆人的運動，依據一個民族-種族的普查而搜捕和驅逐羅姆人，首先在義大利，獲得了許多歐洲右派代表的熱烈批准。說到底，在這個21世紀的開始，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  避免共和民族主義和社群多元文化之間的枯燥衝突 ---回到了議事日程，如同它在19世紀的情形，當時崛起的自由派中產階級通過階級，性別和種族的強大障礙，限制投票表決，反對民主。

        今天，儘管有幾個國家頒佈了法律，但在我們的機構裡，婦女代表性仍然不夠；普通人民在離棄投票箱，對一個他們感到陌生甚至敵意的政治制度越來越冷漠；最後，移民仍然被排除在任何權利之外。這些就是我們這個“幸福全球化”的突出特點。

        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的變態不可能沒有政治後果。如果在歐洲聯盟的新國家裡，反法西斯主義顯然是一個現在的鬥爭，今天在那裡我們看到極端民族主義右翼，反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那麼在西歐這種情況則相當不同。當然，在經歷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地方，反法西斯主義應該是民主遺傳密碼的一部分，就像我們歷史意識的一個成分。新形式的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會打著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所以反對新形式的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的鬥爭可能顯得像一個防守行動。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時候，反法西斯主義履行了它的角色 --- 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運動 ---特別是在法國，它面臨的是一個具有法西斯細胞的極右翼的興起（儘管總體環境不再是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但今天它不是一個捍衛受到威脅的民主的問題。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展現了兩副互補的面孔：一個面孔是新“共和”極右組織（保護基於種族，民族或宗教而作分隔的“權利”）；另一面孔是政府的政策（無證移民拘留營，有計劃的驅逐，旨在誣衊和歧視種族或宗教少數族裔的法律）。

這個新的種族主義調節自身適應代議制民主，從中重塑自己。因此，需要重新定義民主本身以及平等權利和公民概念，這樣才能給反種族主義一個新的推動。

恩佐•卡瓦索出生在義大利，是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關於猶太研究的前講師，現在儒勒凡爾納的亞眠大學教授政治學。他早期的三部書已用英文出版：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問題（1994年），猶太人和德國（1995年）和瞭解納粹大屠殺；奧斯威辛集中營後的馬克思主義（1999）

注釋:

[1]皮埃爾-安德列•塔吉耶夫，偏見的力量，發現雜誌，巴黎，1988年。

[2] 歐文•戈夫曼，羞辱：關於受寵身份的管理的劄記。 Prentice - Hall出版社，上馬鞍河，新澤西州，1963年。

[3]阿爾貝托•布林吉奧，雖然有奧斯威辛集中營。 仍然“回歸”歐洲種族主義，Derive Approdi，羅馬，2010。

[4] 從1940至1944年，貝當元帥當局的意識形態。

[5] 2002. 讓-伊夫•加繆，«從法西斯到國家民粹主義。歐洲極右派變形記»，世界外交，2002年5月。

[6] 路易·富安，勞動階級和危險階級，佩蘭，巴黎，2007（1958年原版）。

[7] 什洛莫•沙，“從猶太恐懼症到伊斯蘭恐懼症。民族構成和歐洲建設”，猶太季刊，2010，注釋215。

[8] 埃訥斯托•拉克勞，論民粹主義的原因（Verso，倫敦，2005年）。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38期，2011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