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8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和糧食危機的爆發表明，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是多麼深。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們重新發表埃裡克·杜桑2008年11月寫的文章。
2007-2008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和糧食危機的爆發足以表明，世界經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
在第三世界國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過去兩年主要關心的並不是美國和歐洲銀行的金融危機，而是糧食價格的急劇上升。今年創紀錄的穀物產量，以及最近商品股票市場上食品價格的下跌，應不會創造一個虛假的安全感。“例如，如果目前的價格波動和流動性條件維持在2008/09年度，那麼播種面積和產量可能受到這樣的影響，即在2009/10年度出現一個新的價格飆升，引發更嚴重的糧食危機，其嚴重程度會超過近來所遭受的糧食危機，”這是糧農組織最近的一份報告
[金融危機將損害農業市場，糧農組織，2008年11月6日，羅馬，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 ...] 所指出的。2009年較低的產量和較高的食品價格，可能會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讓他們難以獲得足夠的信貸和外匯購買農產品。糧農組織說，“出口融資變得更困難，因為銀行收緊信用貸款的發放條件。”
有關糧食危機的錯誤解釋，目前非常普遍。中國和印度的消費增加是一個反復述說的原因，以至於它變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我們迫切需要確定真正的原因，確定那些真正要負責的人。
非常受人尊敬的國際清算銀行在其2008年6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國際清算銀行是各大中央銀行的銀行，請參閱其網站： www.bis.org。有關國際清算銀行的說明，請參閱：www.bis.org//profile.pdf] 上也講述了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消費量增加的老故事。首先，這種虛偽的追索有意隱瞞北方各國政府和跨國農業食品企業在增加生產生物燃料上的責任，其次，隱瞞大金融集團在商品市場投機的責任。國際清算銀行的作者試圖使他們的解釋科學合理化。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什麼是導致食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呢？“在食品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EMES，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GDP近年來的快速增長，在拉動需求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種效應因為結構性的變化而加強了，特別是在中國，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上升，增加了對穀物的需求，尤其是餵養牲畜的糧食需求的增加。根據糧食和農業組織估計，在1962年至2003年間，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穀物消費量上升了20％，而肉類則增加了三倍。糧食價格的需求效應被誇大了，因為根據一些估計，通過牲畜產生的熱量所需要的糧食，是通過直接消費糧食而產生相同數額熱量的2至5倍以上。在2002年，全球糧食產量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用來餵牲口的。”[國際清算銀行，第78屆年度報告，巴塞爾，2008年6月，第39面。]這個所謂的科學的解釋，其推理如下：發展中國家居民的消費急劇上升，這些人吃的肉越來越多，因此價格相應地上升。但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會在價格高峰期僅發生在2007-2008年，而發展中國家的消費量已大幅增加了40年？
實際情況是，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食品價格都在下降。在1998年和2002年之間它們進一步下降，在2002-2004年略有增加，然後在2005-2006年再次下跌[參見馬丁·沃爾夫在2008年4月30日的“金融時報”和雅克·貝脫落特提供的資料。同前引]。2006年糧食收穫後，世界市場上的糧食價格在1998年的水準，遠低於20世紀70年代的水準。
2008年，按美元不變價值計算，糧食價格仍然低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達到的最高水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證實了這一點：“和通常的情況相比，目前的繁榮，有更廣泛的基礎，持續時間更長， 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反差明顯，大多數商品價格呈下降趨勢。那就是說，儘管下降趨勢有明顯的逆轉，許多商品在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價格，仍遠低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所看到的水準。”見 www.imf.org/external/pubs/ft...] 總之，需要解釋的是2007年和2008年的價格暴漲的原因。而國際清算銀行給出的解釋，完全不能解釋真正的原因。雅克•貝脫落特指出：“把食品的消費量增加，歸因於如中國和印度(…)這樣一些新興國家的生活水準的迅速提高，這是幾年來持續不斷的說法，但它並不能解釋過去兩年農產品價格持續上升的原因”[雅克•貝脫落特，同前引，第2面。] 他繼而陳述說，直至2007年10月，大米價格都保持穩定。另一方面，2007年10月和2008年5月之間，大米價格幾乎增加了三倍。
那麼，在這裡，有三點，是最準確的解釋[這個解釋來自達米安·米勒和埃裡克•杜桑於2008年8月發表的文章，題為“為什麼有世界糧食危機？”，www.cadtm.org/spip.php?artic ...]：
首先，面臨2005年以來穀物價格的歷史低位，美國和歐盟各國政府給予農業綜合企業發展生物燃料產業的補貼。這些公司希望在兩個方面增加他們的利潤：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穀物，以及讓生物燃料生產有利可圖。在這兩方面他們都獲勝了。
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他們從以下假設開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用石油不再可能做到（因為現有的石油儲備萎縮）的事，可以用大豆，甜菜，穀物或甘蔗做到。因此，他們要求國家當局給予補貼，以便使非常昂貴的生物燃料生產變得有利可圖。華盛頓，在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和其他的歐洲資本家一致聲稱他們能保障自己的國家或地區的能源獨立 [請再次注意該“雙重標準”政策：為確保能源安全，北方國家政府迅速補貼私人行業，但是卻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否認南方國家政府資助其當地的農業或工業部門生產者的權利。] 生物燃料的遊說掮客們說服政府採用了荒謬的論點，即同碳氫燃料相反，生物燃料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種支持政策把大量基本食品吸入生物燃料行業。同樣，以前用於生產食品的土地被轉而用於生產生物燃料。這也限制了可用的食品供應，引起食品價格上漲。總之，為滿足少數有意發展生物燃料生產的私營公司的利益，決定劫持世界糧食生產的急需部分。應當指出，上面引述的國際清算銀行年報，在解釋食品價格的上漲原因時，認為國家補貼的生物燃料只起了輕微的作用[國際清算銀行，第78屆年度報告，巴塞爾，2008年6月，第.41面]。
其次，在2007-2008年，農產品的投機炒作非常厲害，使互聯網泡沫破滅後本世紀初開始的這個趨勢得以加強。2007年夏天，次貸危機震撼美國，機構投資者[主要的機構投資者是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銀行：他們可以調動700,000億美元，投資在回報率最高的地方。不要忘記對沖基金，它可以調動15,000億美元。] 逐漸退出依靠美國住房產業的債券市場，認定農產品和生物燃料可能帶來高額回報。他們在世界穀物投機活動的主要市場---芝加哥，坎薩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股票市場購買了作物期貨。同樣，他們還在其它市場購買了石油和天然氣生產期貨，投機於價格上漲。
第三，發展中國家處境軟弱，難以應對糧食危機，因為債務危機以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的政策，剝奪了他們自己必要的保護力。這些政策包括：減少作物種植用地，專門做一或兩個出口產品，拆除價格穩定系統，結束穀物的自給自足，結束穀物儲備，使地方經濟依賴世界市場的變化從而削弱它們，大幅削減社會支出，抑制對大宗商品的補貼，開放市場，讓小農戶與跨國公司作不公平的競爭。
一些錯誤的解釋
雅克•貝脫落特列出了一串舉證，以加強說明新興市場國家消費增長的神話，特別是中國和印度，是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所有這些舉證都是來自雅克•貝脫落特的研究]。
2008年4月15日的商業日報“回聲報”（Les Echos）說：“這個新的現象，主要來自新興國家消費習慣的快速變化。隨著收入的增加，中國和印度兩大巨頭，對肉類和穀物的需求在增加” [ www.lesechos.fr/info/agro/47 ..]。
2008年4月17-23日的‘新觀察家’把 “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飲食習慣的改變”作為七個原因中的第一個，並補充說：“印度和中國已經從糧食出口國變成了進口國”。
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雅克·迪烏夫同印度農業部長沙拉德·帕瓦爾會晤後，在2008年4月8日的非洲-印度論壇上聲言：“世界穀物庫存量只能夠滿足僅僅8個到12個星期的需求”，而原因是“由於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有較高的需求，這些地方GDP的增長為8％至10％，而增加的收入會用在食品上”[www.nationalpost.com/news/wo]。 愛荷華州的生物柴油委員會主任蘭迪·奧爾森則認為：“豆油價格較高的原因是中國，印度和其他地區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的需求在增加”[ www.desmoinesregister.com/ap ...]
同樣， 對於“為什麼食品價格如此之高” 這個問題，國際農業發展研究合作中心（CIRAD）研究員薩科·布利卡斯回答說：“中國和印度消費者的習慣正在發生變化，那裡的購買力在上升。其結果是需求爆炸性地增長。希望買得更多，吃得更好。他們吃更多的肉。為了飼養他們的牲畜，農民需要種植更多的飼料作物。這一切都有助於整體價格的升高。在國際範圍內，農產品關稅也大幅上漲，因為對它們的管制已經放鬆”[見 www.lexpansion.com/economie/..].在2008年4月22日的‘世界報’（Le Monde）上，對於“是兩個新食人魔（中國和印度）的到來，是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暴漲的主要原因嗎？”這個問題，菲力浦·查爾敏乾脆回答“是”[見www.lemonde.fr/archives/arti ...]。
在同期的“世界報”，菲力浦·勒梅特以同樣的口氣繼續說：“缺乏基礎設施，使得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失去了約30％的收成，並再次成為糧食淨進口國”[見 www.lemonde.fr/opinions/arti ]。
2008年4月18日巴西總統盧拉向糧農組織發話：“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告訴我，因為生物燃料，糧食變得昂貴了。糧食昂貴，那是因為世界沒有準備看到數百萬的中國人，印度人、非洲人、巴西和拉丁美洲人一天吃三頓”[見 www.lemonde.fr/ameriques/art ]。
糧食價格飛漲不是中國和印度的責任
中國和印度出口的糧食比進口的更多。雅克•貝脫落特用數位證明這一點，顯示中國仍是一個糧食（小麥、玉米、大米）和肉類的淨出口國！印度也是一樣。自1995年以來，印度人已經成了糧食產品淨出口者。因此，這兩個國家不可能是世界市場上糧食價格飆升的根源[見 www.lemonde.fr/ameriques/art ]。
印度受害於進口自由化的後果
在小麥進口方面，印度的自由貿易經歷，一直是非常不利的[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27面]。在其世界貿易組織（WTO）夥伴的壓力下，印度的辛格政府--- 辛格自己是新自由主義的好學生 --- 取消了小麥的進口關稅，該規則自2006年2月起生效。自2001年以來，這是第一次，這一年印度小麥的進口（670萬噸）多於出口（0.6萬公噸）。這是印度政府方面的一個深思熟慮的政策，因為它希望滿足兩個需要：求得其世貿組織合作夥伴的支援，在世界市場上以比地區生產者賣價更低的價格購買小麥。
印度政府直接從國外購買了550萬公噸的小麥，而這個時候，其全國的生產已經足夠滿足國內需求（印度小麥產量達到7千4百萬公噸，而國內需求只有6千萬公噸）。因為商人的投機囤積，在國內市場上小麥價格不降反升。辛格政府的這種惡劣行徑，導致其對手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迫於民眾的憤怒和輿論的壓力，總理在2007年退縮讓步了。
我們應該注意到，儘管印度在2006年成為一個小麥淨進口國，但由於大米和玉米的出口，它仍然是穀物淨出口國。
由於缺乏中國的數據，媒體開始改變策略。
2008年8月19日，法國財經日報 ‘回聲’（Les Echos）報發表了題為“食品價格上漲：中國認為無關其事”的文章。借鑒經合組織的統計數字和北美農業部出版的一位北美研究者的研究，法蘭西日報表示，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尤其是在穀物方面。與此同時，英國的新自由主義週刊‘經濟學人’，在其2008年8月16日版上刻意安排了一場盛大表演，專說一件事情，而且在同一段落裡自相矛盾：“中國食品和能源的巨大需求，推高全球的商品價格，這個說法有道理。”接下來的幾行後面，經濟學家的社論繼續說：“在過去幾年，中國的糧食生產增長速度高於消費速度。作為一個小型但增長中的小麥，玉米和大米的淨出口國，不管如何，中國有助於緩解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真是不折不扣的智力體操！
美國和歐盟的政策是全球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
雖然中國和印度食品的出口超過其進口，但美國和歐洲聯盟卻相反[回到貝脫落特的文章，他所做的8個頁面的研究顯示，美國和歐盟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食品貿易並不平衡。]。 2006-2007年期間，美國是食品淨進口國。歐盟國家也是這樣，它們在淨穀物進口國的名單中名列第三（僅次於日本和墨西哥）。因此，來自美國和歐盟的需求有可能把價格哄抬起來。
但是，特別地，美國和歐盟是如何造成食品價格的上漲的呢？
首先，必須考慮到，在決定全球糧食價格（糧食，石油生產的穀物，含有豐富蛋白質的穀物）上，美國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其他國家根據芝加哥，堪薩斯市或明尼阿波利斯的股市調整其價格[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3頁]。此外，糧食價格的上漲，直接推高肉價 因為家畜飼料來自穀物[2006年1月至2008年4月以來，牛肉價格上升47％，雞肉價格上升42％，羊肉價格上升31％。還要指出的是，中國人特別喜歡的豬肉，其價格一直停滯不前。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6頁。]
在2006-2008年食品價格的惡劣上漲這件事上，直接依賴於美國和歐洲的兩個因素都起了作用。
首先，在美國和歐盟，存在持續擴張性的生物燃料生產。其次，是股票市場上針對食品價格（還有碳氫化合物[提高碳氫化合物的價格也直接影響食品價格，因為生產費用（運輸，使用的工具，化肥）增加了。]）的投機。
美國生物燃料生產的大規模興起
2007年，美國生物燃料生產占全球的43％[其次是巴西，其生物燃料生產占32％（巴西的情況，下面有進一步的討論），歐盟的15％，中國的3％，印度和泰國各占1％。世界其他地區占5％。]。2005年和2006年間，在美國，用玉米生產的乙醇，擴大了5倍。在2005年和2009年之間，這個生產因此增加了9倍！在2005-2006和2007-2008年之間，專門用於乙醇生產的玉米，其百分比從14.4％升到23.7％。
一部分大豆生產，也轉向生物燃料的生產（2007年8月，23.2％的國內大豆油的消費專門用於生物柴油的生產），但其成本遠高於玉米乙醇。以前用於種植小麥和大豆的大片土地，現在轉而用來生產玉米，從而推高了小麥和大豆的價格。自從很大一部分的玉米轉而用於生產乙醇以來，動物和人類食用的玉米價格也飆升了。 同樣，因為種植玉米，大豆，小麥和其他牧草穀物變得更加有利可圖，所以大米產量下降，於是美國生產的大米價格也隨著飆升（見框圖）。
生物燃料生產的增加與自由市場無關，它純粹是政府在農業綜合企業的壓力下，直接干預的結果。
儘管油價上漲，但沒有美國聯邦預算的補貼，生物燃料的生產是不可能賺錢的。 200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能源法，推動了生物燃料的生產。2007年9月19日的能源獨立法加強了這個支持政策，能源獨立法實際上威脅石油工業，如果到2015年，他們的燃料生產中不包括570億升生物燃料（150億美制加侖[1美制加侖= 3.78升]），以及到2022年，若不包括1360億升生物燃料，就將處以嚴厲的處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2011-2012年，註定用於生物燃料生產的玉米將達到32.8％。
由於這種僵硬的法律，在2007年，由大型農業綜合企業公司主導的美國農業行業的收入增長了48％。關於美國在全球糧食危機上的責任，我們同意雅克·貝脫落特的論述：“美國是農產品價格上漲和當前糧食騷動的無可否認的重要原因，因為它的生物燃料生產的政策沒有理性，還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美國穀物的價格要對世界市場穀物價格的上升負責，因為其他出口國根據它的價格而定價。”[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32面] 我們稍後將看到，投機活動，特別是在美國盛行的投機活動，它們的作用也必須考慮在內。
美國生物燃料的增加導致全球大米價格上升的過程。 [本節內容取自雅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9面]
對稻米的投機活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乙醇的熱潮也要對大米價格的暴漲負責，儘管常見的實際做法是否認兩者之間的任何聯繫。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說法，雖然美國大米只占全球產量的2％，它仍然是第四大大米出口國… 在2007/08年度，美國生產的糙米價格是1980 /81年以來最高的。另一方面：“自2005年以來，非常高的燃料和化肥價格，以及2006/07年度以來，競爭作物的超高價格，使得水稻無力同大豆，飼料穀物和小麥競爭”[參見 http://www.ers.usda.gov/briefing/Ri .]
事實上，2006年和2007年間，在耕地下降16％後，美國的稻米產量下降了12％，結果美國的大米出口下降了20％，儘管美國出口的大米僅占2006年全球出口的12％和2007年的9.6％。然而，達瑞爾·雷（Daryll Ray）等人證明，美國是世界大米價格的“價格制定者”：“84％的泰國大米價格的變化，可以用德克薩斯州的價格和美國大米庫存量與利用量之比來做解釋，而美國的價格每增加10％，將導致泰國的價格增加4.7％。這種關聯性是令人信服的證據，它表明，即使在美國不是主要出口者的地方，美國的商品交易也會影響世界市場的價格”[見http://agpolicy.org/blueprint/APAC% ...].
歐洲聯盟的責任
正如雅克•貝脫落特所寫的：“歐盟27國[2008年的歐盟是由27個國家組成的] 在鼓吹餵養世界各地的願望的同時，又高調宣揚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威脅幽靈！這是可悲甚至可笑的，實際上，事實表明，歐盟甚至超過了美國，獲得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糧食援助”。 [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38面]
在農業企業的壓力下，歐盟採取了同華盛頓政策類似的政策。到2010年，所有燃料的5.75％必須是生物燃料（到2020年為10％）。歐盟生產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是菜籽油（歐盟產生全球77％的生物柴油），生產乙醇的原料是是小麥，大麥，玉米，甜菜和蒸餾過剩的葡萄酒。歐洲生物燃料的生產是不盈利的，只能靠補貼維持下去。為了達到上面提到的目標而不必訴諸進口，到2012年，目前使用的可耕地的20％，將被投入用於這個項目。
歐盟希望人們相信，這一政策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而，根據許多科學家的看法，生物燃料的環境成本超過了所有它們可能提供的好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9月12日公佈的一份報告中申明，就其本身而言，“目前推動擴大使用生物燃料的做法，是在製造不可持續的緊張局勢，會擾亂市場，卻不會產生顯著的環境效益… 各國政府應停止為生物燃料制定新的硬性規定，並且研究把它們逐步淘汰的方法…”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429...]。聯合國食品權利的特別報告員奧利維爾·德·舒特寫道：“其實，某些類型的生物燃料的使用，不是去幫助對抗氣候變化，反而可以加快這一進程”[奧利維爾·德·舒特，在2008 年9月6日和7日的“今晚”報（Le Soir）上的文章，題為：«必須停止對農業燃料的投資計畫»，http://www.lesoir.be/forum/cartes_b ...].
中國，印度和巴西生產的生物燃料，對糧食價格的飛漲有重要影響嗎？
中國：直到2006年，中國是全球第三大的以玉米為原料的乙醇生產者（遠遠落後于美國和歐盟），但到了2007年6月，中國當局禁止所有新的玉米乙醇的生產，以解決國內市場上豬肉價格上漲42％的問題。在2007年，中國的乙醇生產有效地下降了50％。雅克•貝脫落特別指出：“雖然，儘管有以玉米為原料的乙醇生產，中國還是在2007年出口了大量的玉米，不能因為全球穀物價格的通脹而指責其乙醇生產。而且在2006年它只生產了50 000噸的生物柴油，而不是預計的，在2010年達到的200萬噸，其生物柴油的生產不能對含油植物價格的暴漲負責”[J.貝脫落特的文章，第23面]。
印度：就像它的北美和歐洲的同行，印度政府也要命令其石油工業到2010年納入5％的生物燃料，到2025年納入20％。到2006年，印度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生物乙醇生產國，但在2007年，印度的生產不折不扣地垮臺了（從19億升下降到2億升，幾乎減少了90％）。雅克•貝脫落特總結說：“因為生物乙醇生產會生成甘蔗糖蜜，而且印度出口食糖，自2006年以來其價格已下降，直到2008，都沒有越過其2007年的水準，所以我們不能因穀物價格暴漲而責怪印度”[J.貝脫落特，第29面，參見 http://www.grain.org/agrofuels/?ind ..]。此外，印度決定用非食用植物麻瘋樹的種子，生產生物燃料。
不過，據貝脫落特的研究，這項計畫未能成功，因為政府把生物燃料的價格定得低於生產成本。必須指出，“印度農業合作社和非政府組織為保護環境，堅決反對生物燃料的發展，不管是用麻風樹還是用第二代纖維素的最終產品生產”[J.貝脫落特，第29面，參見http://www.grain.org/agrofuels/?ind ..]。
巴西：全球第三號生物燃料生產者，巴西僅次於美國和歐盟，大大超過中國和印度。事實上，它產生的生物燃料多過中國的10倍，超過印度30倍。到此為止，巴西生產的絕大多數來自甘蔗（一個非常小，但越來越重要的比例是從大豆中提取的）。 以甘蔗為單一作物的耕種發展，其環境和社會影響顯然是不利的，因此，巴西當局的政策遭到了眾多社會運動的高度批評。然而，不能證明，以甘蔗為基礎的生物燃料的生產是全球糧食價格增加的一個因素，因為自2006年以來，食糖價格持續下跌。
總之，雖然從環境或社會的角度來看，中國，印度和巴西的生物燃料生產[即使巴西沒有糧食價格飛漲的責任，但其農業綜合企業出口行業產生巨大的利潤。在2007年和2008年，巴西來自農業出口的收入大大地增加了]，非常值得商榷[硬性指定耕地用於生產生物燃料的農田，這種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限制農民耕作可以用於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此外，甘蔗生產掌握在大地主和資本主義農業綜合企業的手中，他們會濫用榨取農業工人，不讓無地農民獲得自己的土地。還有到處存在的環境的負面因素。舉兩個例子：來自甘蔗收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為它可能當場燒毀），以及森林的大規模砍伐創建 --- 特別是在亞馬遜雨林 --- 其目的是擴大蔗田]，但它們不應對食品價格的暴漲負責。
投機行為在食品價格膨脹中的根本作用
美國證券交易所是世界商品價格（農產品和原材料）的談判場所，這裡的投機活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這種投機的主角都不是散戶，而是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還有被解散或被收購以前的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對沖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主權財富基金是公共機構，除少數例外，它們屬於像中國或石油出口國這樣的新興國家。
第一批主權財富基金[創建於20世紀的下半葉，是想要保存來自石油和加工品那部分收入的政府建立的。] 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儘管它們比重比機構投資者少得多[在全球範圍內，在2008年年初，機構投資者占7萬美元.（原文70 000 USD，疑為70 00 billion USD，即7萬億美元---譯者），主權財富基金的30 000億美元，對沖基金1 000美元（原文1 000 USD，疑為1 000 billion USD，即1萬億美元---譯者）。]。
麥可·W·馬斯托，管理華爾街一家對沖基金12年， 2008年5月20日，在華盛頓的國會委員會前的陳述 [麥可·W·馬斯托，管理成員/投資組合經理掌握資本管理，LLC，在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上的證詞，http://hsgac.senate.gov/public/_fil ...] 證明了這個事實。該委員會要調查投機炒作對商品價格上漲可能發揮的作用，在該委員會面前，他宣稱：“你們要問的問題應是‘機構投資者促成了食品和能源價格的膨脹嗎？’我的回答是‘不錯，是這樣的’”。
在這個確定的陳述中，他解釋說，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原因不是供給不足，而是因為商品市場上“期貨”交易的新參與者的需求突然增加。在期貨市場，投資者購買未來的產品：現在購買的是一或兩年後的小麥收成，三年或六年後的石油生產。從理論上說，在這些市場的主要投資者，例如航空公司，購買他們需要的石油，或農業企業，它們購買特定的穀物。然而，麥可·W·馬斯托表明，在美國，由機構投資者調撥給商品指數交易的資產，從2003年年底的130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3月的2600億美元 [“分配給商品指數交易策略的資產，已經從2003年年底的130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3月的2600億美元”。]
在同一時期，在這些市場上市的25種商品的價格上漲了183％。他解釋說，必須處理一個狹窄的市場 [在2004年，所有25指數商品中，表現突出的未來合約的總值只有1800億美元。同世界各地股票市場的總額44 0000億美元比較，後者超過前者240倍。麥可·W·馬斯托指出，在這一年中，機構投資者在期貨市場投資250億美元，占該市場的14％。他表示，在2008年的頭三個月，機構投資者大大增加了他們在這個市場上的投資：在52個工作日投入$ 550億美元。現在有一種方法煽動物價膨脹！]。
像養老基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只需要分派2％的資產，就能撼動該系統。商品期貨市場上的價格對這些商品的當前價格有立即的影響。他表明，2007年和2008年間，機構投資者購買了大批量的玉米和小麥，導致大規模的價格上漲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期貨市場的管理機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不認為期票投資者是投機者，反而把他們當作商業市場的參與者。
這使他們能夠加強這個事實，即對於糧食價格的飛漲，投機活動沒有顯著的影響。在前述的麥可•W•馬斯托文章中，以及尤其是在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邁克爾•格林伯格2008年6月3日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證詞中，可以發現對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批評。從1997年到1999年，邁克爾•格林伯格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一個部門的主管，他批評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現任主管們鬆懈，無視機構投資者操縱能源價格的現象。他列舉了由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傀儡們提出的一系列申明，這些傀儡們在虛偽白癡者中不會沒有地位。
邁克爾•格林伯格認為，在美國股市，所有能源方面的交易中有80％到90％，是投機性的（第22頁）。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邁克爾•格林伯格，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關於“能源市場的操縱和聯邦執法制度” 的證詞，2008年6月3日。] 2008年9月22日，在美國金融危機的核心，布希總統宣佈了一項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畫，大豆價格因為投機活動上漲了61.5％！
雅克•貝脫落特，在他的研究中用了六頁談到投機活動的作用，也表示，投機活動對價格的上漲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J.貝脫落特的文章，第51至56面]。此外，他還用比利時KBC銀行做例子，這個銀行開啟了一個廣告運動，目的是推銷一個新的商業產品：把它們的積蓄投資在6個農業原材料上。為了說服客戶購買其投資基金---“KBC-生命 MI 安全食品價格 3”，KBC的廣告肯定：“利用食品類商品上漲的價格！”這則廣告中以一個“機會”的樣式展現“水和可耕土地的短缺”，因為現在“食品的短缺導致食品類商品的價格上漲” http://www.lalibre.be/index.php?vie ..]。
工業化國家和他們主宰的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所施加的貿易協定，削弱發展中國應面對不斷上漲的糧食成本的能力
在2007-2008年，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發現他們的生活條件急劇惡化，因為他們面臨食品價格的大幅增加。在2008年上半年，這至少在15個國家引發了大量抗議。受饑餓影響的人數，已增至幾千萬，數億人發現他們獲得食物的途徑受到極大限制（因此，還難以獲得其他重要商品和服務[其實，為了購買價格急劇上升的食品，貧困家庭不得不減少醫療和教育開支，以及削減各種家庭需要。]）。造成所有這一切的，是農業綜合企業部門的小型企業集團（生物燃料生產商）和金融部門（操縱農產品流通的機構投資者），他們獲得來自華盛頓和歐洲委員會的政府資助。
然而，世界糧食產品的出口依然疲弱。在全世界，只有極少量生產的大米，小麥和玉米出口，絕大多數都是當場消耗掉。例如，樂施會（Oxfam）聲稱，關於水稻的情況，“只有4〜5％的水稻生產在世界市場上出售” [見www.madeindignity.be/Public/ ...]，而有近20％的小麥產量是出口的[參見 www.fimarc.org/Fiche1BLE.pdf ]。然而，地區市場上的價格是由出口價格決定的。
此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價格基本上都是依據3個美國交易所（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何坎薩斯城）而建立的。因此，在廷巴克圖，在墨西哥，在奈洛比和在伊斯蘭馬巴德的水稻，小麥或玉米價格直接受到美國交易所上這些作物價格變動的影響。2008年，因為害怕被巨大的社會起義推翻，全球發展中國家當局都緊急採取措施，以保證他們的公民獲得基本的食品。
我們到達這個地步，那是因為幾十年來，政府逐步停止支持這些作物的地方生產商 --- 其中大部分是小生產者 --- 並且遵循世界銀行這類機構提供的新自由主義成功藥方，或者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和減貧行動計畫。這些這些機構自稱與貧困作鬥爭，說服政府推動再造甚至強行製造貧窮的政策。此外，在過去幾年，許多國家政府已簽署了雙邊條約（最顯著是自由貿易條約），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的貿易談判也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是怎麼回事？
第1條. 發展中國家放棄海關的保護，從而使當地農民遭受到國外農業生產者的競爭，主要是北美和歐洲的大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競爭。這些大公司，用實際上比當地農民和育種者產生相同食品的成本更低的價格銷售農產品，入侵本地市場，從而導致他們走向破產（許多人遷移到自己國家的大城市，或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資料，北方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提供補貼給其大型農業企業，這個事實不是反傾銷規則的違規行為。就像貝脫落特所寫的：“雖然街頭的人都知道，低於生產成本價格的出口是傾銷，對於世界貿易組織OMC來說，只要出口價格與國內價格相同就不是傾銷，即便這個價格低於生產成本。”
總之，由於巨大的國內補貼，歐盟各國，美國和其他出口國家可以侵入其他市場。一個象徵性的例子就是，美國的玉米出口到墨西哥。由於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NAFTA），後者放棄了它和其北方鄰國之間的海關保護。1993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前的一年）和2006年之間，從美國到墨西哥的玉米出口量增長了9倍。億萬墨西哥家庭不得不停止玉米生產，因為國內玉米成本超過從美國來的玉米（依靠工業技術和巨額補貼而生產的）。這不僅創造了一個經濟戲劇，但也導致了一種身份的喪失，因為玉米是墨西哥文化的象徵，是瑪雅人最顯著的東西。廣大種植玉米的農民放棄他們的田地，在墨西哥和美國的工業城市尋找工作。
第2條. 墨西哥不得不依靠美國玉米養活其人口，因此沒有準備好面對在玉米價格的暴漲，暴漲的原因，部分來自於芝加哥，坎薩斯城，明尼阿波利斯市場的投機活動，部分來自於其北部鄰國的玉米乙醇生產。不再有墨西哥玉米生產者工作，以滿足其國內需求，墨西哥消費者不得不面對他們主食---玉米餅價格的爆炸性增加，玉米餅是用玉米製作的薄烤餅，相當於世界其他地區食用的麵包或米飯。2007年，巨大的工薪階層的抗議震撼了墨西哥。
這些不同的事件表明，有必要說清楚替代性的主張，本研究的最後一節，提出先遣工作組就農民組織‘農民之路’設立的“糧食主權”而引出的臨時結論。這些主張仍在研究中，不過（還）沒有被‘農民之路’的領導人採納，因此，在被採納之前，這些主張也可能遭到部分的或大部的修改。筆者在這裡討論現有的結論。
另一類主張
食品安全開始於穩定的糧食價格，該價格涵蓋了生產成本，以及確保生產者生活的工資。由西方國家政府推動的低廉的價格模式，其目的是增加加工產品和服務（旅遊，娛樂，電信等）的大眾消費， 既不是社會也不是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得益者是大公司，並且通過把人民的注意力從民主理念轉向大眾消費， 從而讓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搶佔權利。[本節題目為‘另一類主張’，它出自«‘農民之路’關於農產品價格和投機活動的立場檔»，2008年7月]
面對當前的糧食危機和環境危機，必須作出根本性的改變，還要快速。下面列出的建議，對於以糧食主權為基礎的農業和商業政策是可行的。它們能夠在保證大部分國家的可持續糧食生產的水準上，穩定糧食價格。
在地方一級：支持地方農業生產，特別是，支持農業實踐和幫助小生產者獲得信貸，無論其男女。
支持和發展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短捷/直接的行銷管道，以確保價格讓農民有利可圖，而消費者又負擔得起的
鼓勵本地產品的消費
支援更加自主的生產方式，這些方式受價格波動的影響，少於使用化肥（例如，培育牧草而不是玉米/大豆，）的生產方式。
在國家一級：
國際法允許國家實施單方面的主權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農業，並保證其利用自然資源的主權。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承認食物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確保這一基本權利優先於商業法，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可運用環境根本性的變化（食品價格上漲，氣候變化）或不可避免的必要性（維護社會秩序，讓人們實現基本需要的滿足）的法律觀念，退出威脅其人民糧食主權和安全的條約。
以下主張就基於這一法律框架。實施這些措施，是各個政府的責任。
重新建立支持家庭農場生產的政策
l 不簽，如果需要的話，或者終止，與糧食主權衝突的多邊（WTO）或雙邊（ALE和APE）的自由貿易協定
l 建立或重新建立農產品進口的限制
l 在每一個國家建立公共糧食儲備
l 重新建立保證農產品價格穩定的機制
l 建立生產調控政策，以穩定農產品價格
l 控制仲介機構的利潤空間
l 進行全球土地改革（農田，還有水和種子），確保為當地居民生產糧食的農民而不是為出口而生產的大公司使用資源
l 禁止糧食投機活動
在國際層面：
l 禁止糧食投機活動；對人的生活作投機活動，這是一種犯罪行為，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需要停止對農產品的投機性投資
l 在國際法上加上一條糧食主權法，使每一個國家制定自身的農業政策以保護其農業又不損害其他國家的權利獲得正式承認（主要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l 聲明暫停生物燃料的工業生產
l 建立或重新建立國際組織，以規範市場和主要出口產品的生產（咖啡，可哥豆，香蕉，茶葉等生產國的聯盟），保證物價在國際水準上的穩定
l 終止迫使各國放棄糧食主權的結構調整方案（SAP）
l 終止外債機制所造成的剝削，改革歐盟農業政策和美國農業法案，這兩者都對農產品市場帶來災難性的後果。|53|
結論:
這項研究提供了另一種觀點，即目前主流的說法‘中國和印度應對糧食危機負責’是一個轉移焦點的做法。
事實上，特別是美國的大資本的利益行為，並在較小程度上，西歐的大資本的利益行為，是糧食危機的真正原因。更具體地說，投機於食品和碳氫化合物的機構投資者，和強力地推動生物燃料生產的大型農業企業，應對食品價格的上漲負責，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增加了自己的利潤。
世界糧食危機揭示了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背後的推動力：追求個別短期利潤的最大化。對於資本家來說，食品不過是按照利潤盡可能高的價格做買賣的產品。人類生存的必需品食物，也因此被降低成一個簡單的利潤生成工具。必須停止這一致命的邏輯。必須遏制主要市場和生產的資本據點。世界糧食危機 --- 在目前的經濟危機和氣候變化的情況下，它造成的後果只會更糟 --- 呼籲整個地重新訂立根本的公共政策。這個前進方向關係到整個人類。
2008年11月21日
裘蒂·哈裡斯，布賴恩·亨特和帝仁·瓦雷登與伊莉莎白·安妮合作翻譯。
筆者大量引用了雅克•貝脫落特卓越的57頁研究，其題為：“世界商品價格暴漲的真假辨” （Démêler le vrai du faux dans la flambée des prix agricoles mondiaux），該文發表於2008年7月15日。請讀者閱讀全文：www.cadtm.org/spip.php?artic ....筆者還希望感謝丹尼爾·穆訥瓦（Daniel Munevar）關於投機作用的研究資料。作者還參考了如下資料：讓·齊格勒和他2008年5月以後的繼任者奧利維爾·德·舒特權的聯合國食品權利特別報告，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糧農組織，“經濟學家”，金融時報，和這篇文章明確引用的其他出版物。最後，筆者要感謝‘農民之路運動’糧食主權委員會2008年7月21日至24日在加那利群島舉辦的研討會的討論，他作為一個演講者出席了研討會。當然，本研究的內容由作者負唯一的責任，同所引用的個人和組織無關。
埃裡克·杜桑，取消第三世界債務運動（CADTM）比利時委員會主席（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ird World Debt,
www.cadtm.org
),列日大學（比利時）和（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政治學博士。他著有：南方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替代方案，VAK出版社，孟買，印度，2007年；世界銀行：一個關鍵的引物，冥王星出版社；字裡行間出版社，大衛·菲力浦出版社，倫敦-多倫多-開普敦出版社
2008；你的錢或你的生活：全球金融的暴政，Haymarket出版社，芝加哥，2005年。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35期，2011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