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完沒了的經濟危機

沒完沒了的經濟危機

米歇爾.胡森

正當這篇文章完成時，兩大危機震撼了資本主義，使得股市暴跌：一個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一個是美國債務上限的觸頂問題。可能的情況是，有關政府將在災難的邊緣才解決這些危機。然而，在危機爆發的三年後，這些嚴重的緊張局勢表明，危機遠遠沒有得到解決，在公共預算推出後，現在正呈現給人們的是帳單。本文的目的是調查最近的資本主義行徑，檢查它對危機時期的影響。

如果我們把利潤作為資本主義的晴雨表，那麼似乎一切事情都在好轉。邊際利率，也即利潤的增值份額，正在復蘇。儘管美國是最快[1] 陷入危機的地方，但現在它幾乎已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準。在歐元區，衰退來得遲些，追趕沒有那麼快：邊際利率已返回到十年前的水準，從而丟失了過去十年的增長，至少現在是這樣的（見圖表1）。但利潤在帶頭上升。

此外該危機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當緊縮鬆弛時，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工資被凍結甚至降低，大集團和銀行首先關注的是開始重新分發股息和紅利所得。

然而，這種增長提供了相當不同的意味。在評估資本主義的良好健康狀況（幸福完全是另一回事）時，GDP的增長也是一個有用的指標。不過在結帳時，利潤率才是它的真正標準，如果市場銷路不存在，其危機後的重建就不能持久。從這個角度看，最大的問題是，經濟衰退的趨勢是否會被克服。人們可以先想像三種情形：恢復到危機前的趨勢，一個持久的衰落，或者一個越來越厲害的衰落。

最新資料顯示，許多國家處在持久衰落的情形中，[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GDP的衰落和危機的代價（Pertes de Pib et facture de crise）”，‘hussonet ’評論，35期，2011年7月， http://hussonet.free.fr/pertepib.pdf]。在2011年第一季度，一些國家的GDP尚未收回復到危機前的水準：它們是日本，英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美國，德國和瑞典正好達到，法國則略微高於危機前的水準。但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並不意味著衰落消除了。對轉變的這種理解，會讓我們弄清楚其廣泛的趨勢。

一個分裂的歐洲。雖然法國，瑞典和德國走出了危機的纏繞，但這卻不是其他許多國家的情況：西班牙，希臘，愛爾蘭，冰島，義大利，葡萄牙，英國遭受到活力的持久喪失，或者難以重新獲得發展動力。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落在後面。美國暫時恢復了其危機前的增長節奏。歐洲聯盟作為一個整體，要獲得進展，困難重重，還沒有填補好漏洞。最後，日本就差得更遠，核災難以來，其國內生產總值再次下滑。另一方面，兩大新興國家（中國和印度）的增長仍在繼續，危機幾乎沒有影響到他們。其他國家（巴西，韓國，俄羅斯）的活動都遭遇了較嚴重的下降。

失業問題成了痼疾。美國和歐洲目前的狀況相同。增長重新開始，但失業率並沒有從危機造成的高點上降下來（圖表2）。

帳單尚未支付。經濟增長的損失似乎難以彌補。這意味著，即使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恢復到其以前的標準節奏，“收入的損失”也不會恢復。把觀察到的GDP，同根據金融危機前的傾向而估計出來的GDP作比較，我們可以用兩者之間的差距來計算評估這個金額。這樣計算出來的差距，在歐元區為8％，在美國為6％。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約150000億美元，歐元區為94000億歐元（約120000億美元）左右。總之，在這兩種情況下，收入損失約為9000億美元（7500億歐元）。

國內生產總值的這個損失是以公共債務增長的形式反映出來的。2008年和2010年之間，歐元區的公共債務增加了9800億歐元。同期，美國的公共債務也大幅增加，為32000億美元。

這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損失”差不多有使債務大山崩潰的風險。為了限制傷害，國家已擔負起這一收入損失的責任。現在他們的問題是處理債務，顯然，其做法就是把帳單轉給絕大多數的公民。但這個計畫遭遇到各種障礙，這種不確定的形勢，將使昔日增長的回歸變得更不可能。如果無所作為，放任債務，那麼吸收債務惡化所需的時間同債務構成的時間不相上下。因而增長將回落，回落比例同危機前人為帶動的增長相同。有更根本的原因，讓人確信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兩大極的增長將持久衰退的假設：美國模式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起作用，歐元區已陷入一個持久的結構性危機之中。

下面的圖3總結了美國模式的整個邏輯，顯示了這種模式遭遇到的限制。該圖比較了兩條曲線。首先是家庭儲蓄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自20世紀80年代初，直至危機爆發，其趨勢已經下降。這意味著，在這整個時期（四分之一世紀），家庭（平均）消耗了他們收入的增長部分。

粗線表示國內生產總值的貿易平衡額的百分比（右邊的尺規）。淡色線表示家庭儲蓄率（左邊尺規）。資料來源：經濟分析局

美國這個非常顯著的情況，在美國以外找不到真正的第二者。它涉及不同的社會範疇按不同比例使用的兩個機制。首先是財富效應：當我的財務或財產的資產有價值時，我不太需要存錢，於是就可以消費我的大部分收入。第二是過度負債：儘管我的收入停滯不前，但我進一步舉債，以便繼續進行消費。而一些富裕家庭還可以舉債炒股票！消費的過度增長，這種現象為GDP的增長作出了重大貢獻 [2]。

然而，這種模式導致貿易平衡的退化，這就是第二條曲線。在家庭消費的推動下，內部需求趨於增加。它的速度比國民生產快，差別則被超額的進口所覆蓋，增加的是貿易赤字。可以在世界其它地方，強行為這個赤字的融資，只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型才可以運行。這就是為什麼上面圖表（儲蓄率和貿易平衡）的兩條曲線在1980-2006年整個期間是同步的原因。

這種關聯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基本核算平衡的結果，是所謂的“結算平衡規則”的結果[3]，歸納起來就是：私人儲蓄+預算結算=貿易結算。

私人儲蓄代表的是企業和家庭的累積儲蓄。前者一般是負的（公司陷入債務）而後者是正的（全球家庭的儲蓄多於他們自己的欠債），但兩者的總和，可以是正的或負的。至於預算結算，一般都是赤字。方程的意思是，貿易平衡結算等於私人儲蓄和預算結算的總和。如果是負數，則意味著是資本的流入專案，確保了支付的平衡。換句話說，世界其它地方的儲蓄，掩護了有關國家的儲蓄需要。在貿易順差的情況下，它是相反的：國家（政府+家庭+企業）處理了盈餘儲蓄，然後它可以用資本流出的形式出口到讓其獲得貿易盈餘的地方。

美國家庭儲蓄率的下降，因而自然地伴隨著貿易平衡結算的增長。另外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公司的債務和貿易赤字）起到第二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圖3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它們的蛛絲馬跡。我們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家庭儲蓄率繼續下降，但貿易赤字趨於穩定。原因很簡單：在此期間，預算平衡大為改善。貿易結算從1992年GDP的-5％的赤字變為在2000年的2.6％的盈餘，這是互聯網泡沫破裂，布希的減稅和軍費開支增加以前的事，然後再次陷入赤字。因為危機和通貨再膨脹計畫，它陷入深淵，預算赤字達到GDP的10％左右。

所使用的核算關係仍然有效，但關於其實現的條件則沒有任何意義。不存在其它因素要服從的主導因素：每個因素互相關聯。但最重要的是，調節做法同任何舊的增長率是不相容的。在美國的情況下，這種平衡的實現只能以低於危機前水準的增長速度發生。

然而，我們可以找到一個開啟近期良性迴圈（圖表3）的辦法。陷入危機後，家庭儲蓄率停止下降，它甚至增加了GDP的4％。關於貿易平衡的影響是立即的，順序幾乎是相同的。初看之下，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意味著美國經濟對外國資本的依賴少了。但矛盾的是：由於儲蓄率的降低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它的增加，意味著它已不再可能算作為經濟增長了。

因此，有必要考慮預算赤字的增長。它的規模（約 GDP的10％），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沒有相當者，因此，預算赤字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今天政治爭論的主要點，就不那麼令人吃驚了。這裡，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矛盾：儲蓄率，無論是否產生於公共赤字的私營部門，將越來越難以被資本的流入掩蓋。

這裡，再次在增長減低的水準上找到平衡點，其一大批政治社會問題，特別地與歷史高水準的失業率相連接，失業率只能慢慢下降。它甚至已經開始增加了，從3月份的8.8％到6月份的9.2％。如果把業已放棄尋找工作努力的求職者，以及把尋求全職工作的兼職雇員包括在內，那麼現有的失業涉及到六分之一的工作者。

只有兩條路徑，可以解除這種制度的束縛。第一條有利於美國出口的增長，無須增加貿易赤字，卻能增加增長。投資和創新的努力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但在當前的時機，投資並不很活躍，跨國公司優先投資在海外。只有美元不斷的貶值，才使美國產品更具競爭力。但是，這種傾向會達到它的極限，加深對美元匯率的疑慮，並導致外部融資的乾枯，而這些融資對於彌補赤字是必要的。所以這條道路帶有根本的不確定性。

另一種解決方案可能涉及到收入劃分的一個實質性的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增長帶來的額外收入被很狹小的一部分人圈佔。因此，1982年和2007年之間，平均收入增加了18,900美元。但占人口10％的最富有者拿去了這種額外收入的81％！[4] 如果能更好地分配增長所得，使工資像勞動生產率那樣演進，較低的增長是可以接受的。眼下，一個激進的稅制改革，要讓這不平等的四分之一世紀的利益作出更大的貢獻，將使赤字減少。顯然，各個勢力的社會關係不足以推行這樣的解決方案。在這些條件下，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美國將尋求讓世界其它地方為他們的繼續繁榮負責。但是，這又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對於減緩用於彌補美國貿易赤字的資本，它只能起反作用。此外，中國和許多新興國家將會發現他們的盈餘減少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它們的經濟將重新以其內部市場為主，並且將加強它們之間交流。

從邏輯上說，危機會在政治上有利於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幸的是，現實情況大為不同：激進左派並沒有真正的進展，社會民主黨和右派轉向去適應選舉的節奏，而民族主義右派幾乎無處不在地冒頭。要知道，這個形勢的根源在於危機的制度性，而在歐洲，這個危機還結合了一個半截建設的特殊矛盾。

我們可以在這裡談論歐洲建設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和單一貨幣選擇的自食其果的後果。後者的設想主要是依據於工資管理方面的考慮：在不可能操縱匯率的情況下，工資成了唯一的調整變數，允許在同一貨幣區的幾個國家經濟體共存同居。但這個系統是不一致的，它包括兩個洩漏變數。單一貨幣意味著利率趨同向下。於是怪誕的影響如下：一個控制價格不佳的國家，仍然獲利於較低的實際利率，這有利於以債務增長為基礎的發展。此外，由單一貨幣的定義，導致一個國家的貨幣貿易赤字的回饋效應的消失。西班牙得益於這兩種效應，經歷了強勁增長，這導致了失業率可觀的下降。但這種增長的基礎是一個不受控制的樓市高峰和一個龐大的貿易赤字。

這一切能夠作用得好也能作用的壞，但危機尖銳地揭示了歐洲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非一致性。除了日復一日地修修補補之外，歐洲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走向聯邦制，讓大家立即分擔債務，或者是歐元區的解體。由於歐洲資產階級沒有準備好接受這些後果的任何一個，結果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危機，還有，無法真正談論一個統一的歐洲資產階級，因為既不存在歐洲資本也不存在一個歐洲國家。

為簡化起見，有必要區分四個“演員”：大型跨國集團，銀行，金融和統治階級的政府代表。對於整個系列的問題，顯然存在一個深刻的協議，它關注的是階級精英的利益：在當前時機，共同的觀點是應用休克療法，從危機中獲利，以化解形勢。這場危機是進一步加深社會倒退的機會：削減公共開支，凍結工資，養老金改革等。

但是，這種利益共同體並不能防止因危機加深的內部矛盾。根據對立的兩極，一方面是國家和資本，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其他資本主義分支，可以對它們進行分析。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目前形勢的特點是越來越無力處理這些矛盾。

主權債務危機揭示的是第一個矛盾。一般而言，資本不再關心在這個或那個國家的危機，因為其首要的當務之急是盈利能力和市場份額。事實上，既不是銷售點也不是生產線把跨國集團連結到一個特定的領土上，在困難的情況下，他們甚至會退居於他們的參照地。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情況下，國家的作用已經日益縮小，以確保一般的盈利條件。因此，雷諾首席執行官卡洛斯·戈恩，會在“ 金融時報 ”（2010年6月2日）撰言說“雷諾已經不再是法國的製造商”，但他立即措辭微妙地指出，“雷諾是法國的，雷諾在法國有其基地”（歐洲 1，2010年6月13日）[5]。事實上，法國政府在其汽車製造商有困難時，給他們注入了必要的資金。我們不再處在布哈林描述的一個世紀前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情況[6]，當它可以涵蓋國家和資本。

頗為新穎之處在于，跨國集團的地平線是全球性的，並不局限於國家甚至歐洲的範圍。布哈林生前談論“更高的保護主義”，對於他來說，這就是“聯合企業式的經濟政策的國家模式”。事情已經改變，我們不能責備他沒有預期到資本主義的轉變。對於提出貿易保護主義的“去全球化”的提倡者，這是不明顯的，仿佛生產的全球化並不存在。這種新的形勢產生了深刻的不對稱：政府在為“自己的”資本服務的，但後者則游離於一個動態內部市場的必要性之外。在此期間，政府繼續不顧一切地管理每個國家內部的階級關係。特別是這些政府現在負責確保其公民為危機買單。

第二個矛盾針對金融，銀行和政府。今天，出現針對主權債務和風險進行金融投機，這時金融本身表現為一個特殊的力量，反過來使銀行受挫，因為後者持有這些債務的很大一部分。這三個參與者（銀行，金融，政府）之間的輪廓明顯地在變動，而且相當模糊。但這大多是些利益的衝突，是極不穩定局面的根源。歐洲資產階級內部發生的爭論，顯示了這種資產階級“治理”的深刻危機，它起於對希臘債務違約可能產生的影響的恐懼，它確實令人恐慌。政府搖擺於兩個目標之間：要讓人民給危機買單，但也要避免他們的銀行受挫。

所產生的風險是雙重的。希臘債務不可避免的違約，威脅著銀行，會讓它們承受難以評估的損失。今天，許多銀行的經濟學家都在做內部壓力測試，它比官方的模擬更接近實際，官方的模擬只是嘩眾取寵的東西。結果已經足夠讓一些銀行不安，因為這些銀行選擇對衝擊作預估，接受希臘債務的受控重組，直到下一次還債日。但歐洲央行捍衛的另一種觀點，絕對反對這種看法。其擔心的是危機延伸到其他瀕臨險境的國家，那些金額比希臘債務高得多。教條式的立場是首先拖延時間，以“保證金融市場”，希望困難國家的情況可以改善。

有一點是肯定的：暫時沒有人相信希臘有可能償還其債務。彭博社論是這樣強調的[7]：“即使希臘得到幫助，經濟反彈，政府也必須要運用占國內生產總值5％的預算盈餘，用約三十年的時間，把債務調低到歐元區規則允許的最高60％的水準，這不包括債務服務費用。僅僅用五年時間實現這樣一個財政的壯舉，不僅對希臘政府，對於任何一個政府都極為罕見”[8]。最新的救援計畫，只能略微改變這種局面。

至少在起初，危機給了社會民主一些新鮮話題：凱恩斯主義，金融調節，銀行和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回歸，社會狀態在吸收經濟衰退上的作用，在收入分配和稅收上尋求更大的公平等等。危機似乎為社會民主黨開了一條路，重要的是要考慮，為什麼其空間沒有縮小，而政治空間也沒有擴大。

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也受到壓力的測試，而且也沒有通過測試。典型的情形是希臘社會黨總理帕潘德里歐，他面對危機的方式，極度可悲。他本來可以用一個手臂作摔跤比賽，說：“希臘不會支付，所以我們必須談一談”。這是阿根廷在2001年暫停其債務時所做的，它贏得了重開的談判。但帕潘德里歐屈服了，未經討論接受了“三駕馬車”（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聯盟）的所有要求。

帕潘德里歐的例子不是孤立的。例如，根據法國社會黨議員帕溫奇·貝利斯（Pervenche Berès）的報告[9]，還有薩派特羅，也有剛剛獲准的屬於綠党和自由派的歐洲議會議員。在該報告的建議中，我們發現有報導，要求“採取措施，通過適當的結構改革，克服目前缺乏的競爭力”（...）呼籲“歡迎歐洲經濟政策的協調研討會的原則”（...），在其法文版裡，要求拆除貿易壁壘，必須在透明和互惠的基礎上開放公共合同。同時，“只要不損害會員國可能相當期待的稅收能力，稅收競爭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該報告 “支持委員會努力解決有害的稅收競爭”。這種有害稅收競爭的新概念無疑變得重要。

特別影響婦女的貧困風險當然也提到，但奇怪是，其結論是訴諸現存的非政府組織。面對社會預算的削減，該報告扭扭捏捏地寫下這樣地文字：也 “可以” 期望保障公共部門的服務，即使合併公共財政，也要維持現有的社會保障水準。條件陳述式的使用意味深長。這裡有一些有意義的跡象，只是這些跡象發展得小心翼翼；因此，報告對委員會施加可怕的壓力，要求反思“歐元債券的發行”。

在法國，兩個主要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都同意緊縮。弗朗西·奧朗德得說很清楚：“ 到2013年，我們的公共帳目必須重新獲平衡(...) 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說我不知道來自市場或評級機構的是什麼樣的壓力，而是因為它是我們國家找回自己信心的條件”。馬汀娜·奧布裡也加入了該行列，並承諾自己“在2013年，達到3％的水準，因為這是現在的規則” [10]。這個可怕的公式，說了很多，給社會民主黨深陷其中的僵局提供了鑰匙。從而可以總結出 --- 任何真實的社會民主計畫，將意味同資產階級的高度對抗，而這是社會民主黨不準備採取的方式。

面對這場危機，一個所謂的後凱恩斯主義[11]學派認為，對工薪者更有利，同股東權力連接更少的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將有積極的影響。如果這些貢獻對於正確說明當前危機的原因，是非常有用的，他們就低估了其制度性質。特別是，他們繞開了社會需求和資本主義標準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問題，更不用說及金融。

目前的現實是，解決危機的任何進步成果都會被看成同資本邏輯的直接對抗，因而是一個更高層面的衝突。我們剛剛提及的例子表明，社會民主黨徒同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只有非常輕微的區別，實際上，處在他們拒絕越過的激進主義的最低門檻以外。

任何經濟衰退都產生緊張情勢，因為要尋求重新增長，經濟政策轉向，會引發矛盾。在最近的“大衰退”情況下，更是如此，但衰退也是一個系統性危機的症狀：資本主義再不會像以前那樣運行了。回到“往常一樣的業務”或回到戰後受控資本主義的時代是不可能的。因此，該危機開啟的時期是以深刻的不確定性為特點。在由此而來的計畫中，資本主義面臨以下的障礙，在前面的文章中稱之為“困境”[12]：

1. 分配的困境：利潤的重新建立同增長的恢復相對立，而且往往與財富的不平等分配有關聯，這是危機的深刻根源之一。

2. 預算的困境：清理公共赤字意味著削減公共開支，這個做法只能加劇經濟衰退的傾向，更不用提其社會影響。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說，“預算緊縮可能進一步減緩復蘇” [13]。

3. 歐洲的困境：三重拒絕 --- 拒絕對公共債務的互利合作（mutualisation），這一來自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真正貢獻 --- 意味著歐元區的解體，不能排除出現一系列的違約。

4. 全球化的困境：不平衡問題的解決，只能以世界經濟增長的放緩為代價才能做到。聯合國的報告已經指出，“世界經濟的復蘇被發達經濟體拖了後腿”，強調“對世界經濟的不協調做再平衡”的風險。這四大困境是緊密相連的，顯示一個資本主義的“混亂調節”，長期找不到一個能兼顧深刻矛盾利益的退出危機的途徑。只有社會動員，可以防止資本主義為了退出這一僵局，進一步深化社會的倒退，把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推向極端。但是，這還要假定，這些運動依據於另一種觀點。由於後者意味著更高程度的對抗，今天，歷史性的任務是實現激進左派力量的團結，拋棄在抵制緊縮和同飄浮不定的制度邏輯決裂的目標之間架橋的做法。

米歇爾•胡森是經濟學家，負責巴黎經濟社會研究所（IRES）的就業問題。他是左翼智囊團 Copernic基金會的成員，也是阿塔克（ATTAC）科學理事會成員。他剛剛出版了‘純粹資本主義’（Un pur capitalisme），洛桑，2008年，第二版。詳見 http://hussonet.free.fr。

[1]見“在金融危機之前的企業盈利的下降”， hussonet評論，第 8期，2009年9月，http://hussonet.free.fr/h8probou.pdf

[2]對於美國模式更詳細的分析，參見蜜雪兒•胡森，“美國：一個模式的終結”，突破第3期，2008年，http://hussonet.free.fr/usbrech3.pdf 和：“中國-美國。危機的不確定未來”，新社會主義第2期，蒙特利爾，2009年，http://hussonet.free.fr/chimeri.pdf 。

[3]見“美國模式的局限”， hussonet 評論第36期，2011年7月，http://hussonet.free.fr/uslimits.pdf

[5] 克勞德·傑克坤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工業危機：什麼意思？”中引用，新時代，第3期，2011年，http://gesd.free.fr/ltn3cj.pdf

[9] 關於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報告：有關措施和行動的建議

[10]洛朗·摩迪，“再見，凱恩斯！萬歲，雷蒙·巴爾！” Mediapart，7月19日，2011年，http://gesd.free.fr/krb11.pdf

[11]因為，它處在像米哈爾·卡萊茨基，瓊·羅賓遜或路易吉·帕西內蒂這樣一些作者的傳統裡

[13] 全球經濟的形勢和展望， ONU，2011年，http://tinyurl.com/wesp2011 。摘錄來自本報告的法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