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成立。廣東陸豐和海豐先後召開工農代表大會，宣告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建立。這是第一個紅色政權，其基礎乃號召 “耕者有其田”。當年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寫下詩歌<田仔(即佃戶)罵田公(即地主)>，其中有云: “田公唔(即不)知死，田仔團結起。團結起來幹革命，革命起來分田地。你分田，我分地；有田有地真歡喜，免食番薯食白米。”

        當年依靠工農的紅色政權，當下卻屢屢被工農大眾質疑其威信。

2011年，廣東省汕尾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民因為土地糾紛與警方對峙，不斷在微博向外強調「我們只是對土地問題提出抗議，我們是黨員，是團員，請政府和媒體不要再誇張我們的性質」。幾番抗爭之後，烏坎村民自發組織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是中共建政62年來，首個由官方承認的維權民選村組織。

        烏坎村人口約13,000 人。村民指出，1,500 畝水稻和3,700 畝旱田幾乎都被徵用殆盡。早在1991 年，東海鴻峰商業經理部劃走彩旗埔180 畝地，而1993年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徵地經營一次性房地產開發業務。祖籍烏坎的港商陳文清於1997 年徵地500 畝，建立豐田畜產有限公司養豬場，此乃引發村民不滿的起點。事由陳文清被指與村委會勾結，倒賣3200畝土地予發展商碧桂園，從中私吞碧桂園支付的補償。陳文清乃廣東省及汕尾市政協委員，也是香港廣東汕尾同鄉總會會長，在內地擁有多間酒店及開發公司等。

        其實，自從1990年代以來，烏坎村民到陸豐市﹑汕尾市和廣東省政府多次上訪，惟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回應。原烏坎村黨委書記薛昌在任41年；村內幾千畝土地未經村民同意即被村委會以集體名義出賣和出租，涉及款項達七億多元人民幣，而補助款每戶只有550元。

2011年9月21日和22日，烏坎村民到市政府集體抗議，並獲市政府承諾，徹查事件。村委會領導早已逃離村莊，三層辦公室人去樓空。9月29日，烏坎村民選舉「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共13人當選，楊色茂任理事長，林祖鑾任理事會顧問。

        在政府兩個月後仍沒有合理答覆的情況下，村民發起了11月21日的和平抗議行動。12月3日市政府單方面向媒體宣佈事件已經解決，市民對此感到極大的憤怒，12月4日開始，全村1萬3千多村民罷工﹑罷課﹑罷市﹑罷漁，並進行集會和遊行抗議。12月5日，村民抗議非民選的村支書進村任職。12月9日，警方刑事拘留莊烈宏、薛錦波、張建城、洪銳潮、曾昭亮等5位村民領袖。12月11日晚，陸豐市政府突然公佈，烏坎村民選村代表、臨時理事會副會長薛錦波心源性猝死。12月12日和13日，村民發起吊念和申冤的集會，並誓言繼續鬥爭。

面對群情汹湧，政府宣佈對村幹部進行“雙規”，即是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交待，並且暫停村民指控的薛昌和陳文清官商勾結的碧桂園項目。12月21日，林祖鑾與副省委書記朱明國及汕尾市市委書記鄭雁雄在陸豐市信訪辦公室會面。沒有媒體在場拍攝記錄，也看不到錄音器材，雙方各派一名筆錄員書面記錄。鄭雁雄口頭承諾，同意為猝死村民薛錦波再進行死因鑒定；兩天內釋放仍被扣押的三名村民；承認村民組成的臨時代表理事會，並承諾不會秋後算帳。至此，事件暫告一段落。

12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利，無論他們是否還需要以此來作基本保障，也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分析，溫總理的講話向地方釋放了中央不贊成“土地換社保”的信號。12月8日，國土部曾經發佈《關於嚴格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開展增減掛鉤試點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必須經國土部批准。未經批准，不得以各種名義擅自開展增減掛鉤和建設用地置換活動。但鄭風田認為，必須儘快出臺新的《土地管理法》，加大地方政府的征地難度，讓農民在和地方政府博弈時有法可依。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至少5000萬到6000萬農民徹底失去土地，他們有的成為城市居民，有近半沒有工作，沒有保障，引起糾紛。近20年來，農民被征地約1億畝，獲得的征地補償費與市場價的差價約為2萬億元。鄭風田批評，現在農民對於土地的增值收益只能獲取10%左右，其他的90%被上一級政府層層截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指出，現行征地模式的危害極大，如果繼續用“以地生財”的模式搞發展，損害農民的利益，將會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與衝突。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1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指出，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徵用，失地農民的數量迅速擴大。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的總量已經達到4000萬－5000萬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約300萬人的速度遞增，預估到2030年時將增至1.1億人左右。

　　現代農業經濟理論認為，每徵用一畝土地，將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依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2030年的30年期間，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即失地農民將增至1.1億人左右，據抽樣調查，有60%失地農民生活困難，沒有因失地影響基本生活的只佔30%。有81%的失地農民對未來生活擔憂，其中擔憂養老佔72.8%、經濟來源佔63%、醫療佔52.6%。

　　在大規模征地的同時，城市土地浪費與低效利用現象嚴重。據國土資源部2008年10月發佈的《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全國城鎮規劃範圍內共有閒置107.93萬畝，空閒土地84.24萬畝，批而未供土地203.44萬畝，三類土地總量為395.61萬畝，相當於現有城鎮建設用地總量的7.8%。1997年—2005年，鄉村人口減少9,633萬人，而農村居民點用地卻增加了近11.75萬公頃（170萬畝），說明農村建設用地利用效率普遍較低，徵地規模確實大於土地的實際需求。

　　報告還指出，失地農民轉變為城中村居民之後，政府沒有承擔為城中村民就業轉型、社會保障以及長期的服務和管理職責，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農民上訪中有60%與土地有關，其中30%又跟征地有關。再者，徵地擴大惡化城中村的問題。城中村宅基地雖然仍屬於農村集體土地性質，但城中村民積極追求土地收益並盡力擴大受益規模，導致嚴重的違章亂建現象，最終使城中村淪落為環境惡劣、安全隱患突出、人口管理混亂的地區。

        假如失地農民越來越多，後果真的不堪設想。環顧中國歷史，任何政權想要長治久安，首要原則乃農民‘有田有地、輕徭薄賦’，安居樂（農）業。

        總而言之，得（農）民心，得天下。失（農）民心，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