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9日，汕尾市市委書記鄭雁雄在陸豐市召開的陸豐、東海、烏坎幹部與群眾代表會議上披露，陸豐市人民政府為烏坎村部署的武警官兵的吃住花費龐大，喊叫「你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嗎！」

改革開放三十年，雖說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社會衝突日增，環境不斷惡化，賺到的錢大半都要用來緩解社會矛盾以及改善生態環境， “先發展後治理”的成本實在高昂，比如政府花掉钜款的、自上而下的、高壓的’維穩’方式治理社會動盪。

        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主編的《社會藍皮書》，從1993年到2003年，全國每年發生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從1萬起增加到了7.4萬起，參與人數也從73萬人增加到376萬人，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2007年全國群體性事件更高達8萬多起，各地政府對維穩工作高度重視，群體性事件仍保持多發態勢。

        根據2010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報告《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維穩成本極為高昂。近年來，各地維穩投入急劇上升，成本相當高昂，甚至到了不計代價、不惜血本的程度。據估計，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高達44億元，遠遠超過當年社會保障就業資金的35.2億元。這說明維穩工作已經成為地方政府一項占相當比重的常規性支出。如果以全國計，每年用在維穩上的資金更是嚇人。據統計，2010年用於內部保安的預算達人民幣5140億元。據《2009年預算執法情況及今年預算草案報告》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在2008年增加16%，2009年再增8.9%，增幅超過軍費，實際金額亦與國防開支相差無幾。

        報告還指出，目前的維穩模式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地方政府把維穩當作首要任務，不僅擴大編制、增設“維穩辦”、“綜治辦”等機構，而且凡是進入敏感時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都要進行大規模的動員，各個部門齊上陣，力保轄區內平安無事。對於可能製造“麻煩”的人員，採用“多跟一”的方式，實施24小時監控，甚至使用先進的監控工具。這樣的維穩方式，給基層幹部帶來了巨大的工作壓力。地方政府有時還會發動大量志願者，或是走上街頭，或是據守社區，積極配合相關部門進行維穩工作。

根據2012年1月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今天發佈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轉型陷阱」。該報導網路版很快被網路監管部門下令刪除。

        報告指出，「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徵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徵前期是改革後期是開放，而最新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

目前流行的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認為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認為是改革處於停滯甚或倒退狀態。可是報告指出，中國現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兩者，而是「轉型陷阱」。「轉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轉型過程會造就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由此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報告認為：「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但現在看，一個漸進式改革的國家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其實，現在中國的改革困境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已經改不動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是摸石頭摸上癮了，連河也不想過了。」

根據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的分析，中國當下已經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第二是以官員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第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與之相對應，中國產生了三大富豪群體：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以及地產資源富豪。

        報告分析社會結構趨於定型，固化為「貧富分化」的斷裂社會。報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其一，由於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比如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報告還指出，誤判社會矛盾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近些年來，社會矛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應當說，一些本來是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並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幻象。」

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大維穩」模式形成了。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定聯繫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處於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

報告批評，用「維穩」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大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還有，報告指出社會潰敗日漸明顯。「首先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失控，暴力截訪，血腥拆遷；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於是，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報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既得利益集團迅速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佈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製造等重要行業。

報告承認，目前變革社會的現實動力已經越來越微弱。「轉型陷阱之所以能成為『陷阱』，就是因為此時的體制已經對遏制變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資源壟斷日益嚴重、利益集團坐大、社會控制愈益嚴密。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已經完全沒有變革的動力。」

「目前對改革停滯的不滿在增加，變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圈子在不斷收窄，許多群體被甩出圈子之外。這都是進行變革的現實動力，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動力變成現實的動力。」

「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支撐的，缺少民眾參與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在理想主義消退之後，利益成為主導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眾參與的改革很容易演變為大規模的『分贓』。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顯的例子。」

報告最後呼籲，用「公平正義」凝聚改革共識。「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因此，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和目標。」

報告最後寫道:「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

這報告雖然分析了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僵局，以及以高壓的維穩手段治理社會不安的困局，但還沒有點出所謂『轉型陷阱』的邏輯乃源於 “先發展(資本主義)後治理(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不安與環境惡化”的陷阱。換言之，真正的改革應該是改出(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僵局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