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2011年

埃及2011年：一个历史性的革命进程

舍蒂·凯瑞

2011年2月11日，1981年就掌权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经过十八天的群众示威游行后，离开了权力。一个年轻人的简单抗议，演变成了一波强大的运动，震动了整个埃及社会。一场革命正在进行中，但显然尚无任何问题得到解决。

权力已被转移到了武装部队的高级委员会手中，由他们管理过渡期。所发生的事情让大家感到意外：埃及人本身，马格里布和中东地区的人民，记者和其它专家，没有忘记帝国主义列强。继突尼斯的胜利起义之后，埃及人民推翻了过去不可动摇的独裁政权。所发生的事，不仅仅是一种骨牌效应的结果，它可以由埃及形势本身的特殊性作解释。

革命的过程是由突尼斯革命点燃的火花导致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无畏行为的后果。然而，一些年来，在埃及一直有抗议的气氛，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和反对伊拉克的战争也加剧了这个气氛，另外还有面书(Facebookers)和“够了！”（Kefaya！）这代人之运动的影响，以及进入国内政治舞台之大量青少年的作用。组织了许多示威，以抗议该政权制度，最多聚集了2000到3000人。由于腐败兴盛，后穆巴拉克时代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障碍。

大规模工人示威在继续。工人并没有获益于代表或自治组织。面对一系列的罢工，当局更愿意做出让步，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信心。一个呼吁2008年4月6日进行总罢工以声援工人的号召，导致了‘4月6日青年运动’的产生。这个组织集中精力于竞选活动并聚集各种政治倾向和独立候选人。

1月25日，第一次发动[1]滙集了约15000人：有事在发生。一些年来，言论较自由了。人们越来越公开地批评当权者。

有一个问号，即谁接替穆巴拉克，还有一个不满情绪，即不满权力囤积在商人的手中而且腐败愈演愈烈。经济开放导致了消费的发展，而且亦发展了基础设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某些阶层的人们正受害于贫困化。委屈和不满在积累，特别是警察的滥权，还有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和高失业率，导致的愤怒和不满更深。住房方面的情况也变得更加困难。有的人重复突尼斯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的模式。

从一开始，示威活动的参与程度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该示威同过去一向的规模不同，过去的示威，能够被警方轻松和残酷地驱散掉。这次示威抗议者采用的策略特别有效：主办机构选择了在不同的地点集合抗议者，然后前往约定的示威地点。

塔利尔广场的示威在一些省份引起的回响，被证明不只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苏伊士运河目击了一场近乎起义的行动。在亚历山德里亚，警方的袭击并没有阻止任何事：人们反击了！警察局和执政的民族民主党（NDP）的地方总部被摧毁。亚历山德里亚，地区政府总部（Goveronate）被围，由穆巴拉克政权持有的大量档几乎全被公开烧毁。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则目击了发生在阿-马哈拉科布拉（Al-Malhalla Kobra），阿-曼苏拉（al-Mansoura），丹塔，达曼胡尔地方的强大示威...

面对这种力量和决心，该政权无奈，只能让步。2月1日，穆巴拉克承诺不参加下届总统选举。这第一个胜利并没有让示威者平息下来。之后不久，给‘tawrith’（权力只是转交给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的建议）敲响了警钟。然后，该政权使用雇佣军‘Baltagya’粗暴地袭击那些聚集在塔利尔广场的人。但政府的退却是明显的。该政权甚至同意同反对势力进行对话，其中有仍然被禁止的穆斯林兄弟会。该运动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其穆巴拉克下台的要求。民族民主党（NDP）退出，而议会和媒体则不断增长。

联合反对派的领导人中有八，九十名议员，他们汇集了几个反对党，组建了一种‘反国会’。他们或多或少地试图协调行动。年轻人在一起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在开始时，穆斯林兄弟会对示威游行的支持有保留，但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运动。

民众对示威的支持正在增加，塔利尔广场已经成为抗议行动的物质符号。在那里也可以发现阿拉伯联盟总部，被称为摩嘎玛（Mogamma） [2]的移民局大楼，美国大学，奥马尔迈克莱姆清真寺[3]，豪华酒店和埃及博物馆。此空间已成为骑着马和骆驼的雇佣兵试图使用武力和恐怖镇压抗议的象征。

挨着埃及博物馆的民族民主党（NDP）总部被烧毁。这是对总统个人所体现的政权的广泛巨大拒绝的表现。包括来自各个年龄层，不同背景，政治倾向迥异的人。通常彼此忽略或至少避免来往的社会各界人士如今互相接触，交谈合作。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体现了新精神。

1919年的革命情操发生在广场上[4]，当时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见到了曙光。一个小型的社会以食品，毛毯，医疗保健，休息区和安全（守卫塔，巡逻）的形式具体物质化。一个新的埃及出现了，它克服了传统常见的分裂。

这一革命性的进程经历了犹豫的时刻。因此，反对派呼吁任命宪法法院院长作为临时总统，组织制宪大会的选举。其它人则要求与反对派代表一起建立全国委员会，负责过渡期间事物。在阿-塔利尔聚集的年轻人坚守并不断斗争，要求总统下台。

激进青年一代一直是这个强大运动的引擎，它能够在自己周围凝聚广泛的社会力量。尽管组织脆弱和领导层非常普通，但它保持了正确的方向，直到总统离开。我们还必须提到妇女的重要工作 ---在网络上，在团体里和在街道上她们都有活动。

埃及革命首先是民主的。它要求废除紧急司法例外状态，并释放政治犯，解散人民议会，解散评议会[5]和地方议会，更不用说，要求承认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宪法的修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应该由公民投票批准。因此，呼吁民主选举产生制宪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号召。独立司法的发展，公民国家和独立宗教当局的成立，这都是进步的迹象，尽管保守的伊斯兰教（阿兹哈尔·谢赫，大穆夫提，色拉菲的圈子等）和科普特教堂的大批神职人员对此怀有敌意。

随着穆巴拉克离开，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已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证，会把政权过渡给一个民选政府。示威者仍然非常怀疑。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是由一批资深的军官组成，其头目是坦塔维元帅。国家元首离去了，宪法废止了，议会解散了，但我们还是不能谈论政权更迭。

军队在控制中，它仍然是一个拥有社会企业，农场，俱乐部，医院和院校的重要机构。许多官员或前军官在经济生活，政府和媒体中仍然是重要的。军官构成一种特殊的精英队伍。军队是安全机构的关键因素，人数在35万到50万之间，它走出暗处，接手一切事情，以避免沉船。这种情况比1986年更危险，当时军方不得不进行干预，以恢复秩序，反对义务士兵的一次起义。巨大的幻想存在，许多人表示对军队的同情。由于国家的历史，由于反对以色列国的战争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军队因而享有很高的声望。人们说这是一个人民的军队。在基层，这可能是真实的，但对于军官们这不是真的。军队已经巧妙地拒绝了进入镇压的恶性循环。

在此之前，它留在幕后。现在，它走到了舞台中央。那么现在会发生什么？这很难预测。现在，穆巴拉克离开了，辩论开始了：我们是在走向1975年的葡萄牙吗？当时军队把权力给予平民。该政权将会接近平民吗？它会否导致土耳其在80年代的情况？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它处在一个形式上民主的框架内？会有什么样的宪法？会出现什么样的选举？我们仍然只能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个古怪的阴谋论一直在某些媒体和知识界包括在欧洲流传。穆巴拉克的垮台不是政变。是向美国摊牌，但这本身并不是强大运动的来源。

革命的进程，削弱了宗教当局，因为穆斯林和基督教对政权的支持，它们同样遭受到伤害。阿兹哈尔就是这个情况，它是一所大学和清真寺，同科普特教会一样，它是官方宗教当局的基础。埃及伊斯兰教是多数。我们可以区分伊斯兰色拉菲，支持使用武力的激进伊斯兰教，最后还有穆斯林兄弟会。也有独立形式的伊斯兰教，受伊斯兰派以及宗教保守派影响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关心政治。

色拉菲是极端原教旨主义，它支持该政权。他们谴责示威和革命，认为那是一个兵变。该政权甚至允许他们进入国家电视台和私人频道，谴责示威者缺乏爱国主义（原文如此），谴责他们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或伊朗阴谋的一部分！

激进派阿-加马特- 伊斯兰米亚和阿-基哈特因镇压而破裂，他们致力于暴力策略。只有两个历史人物支持革命：阿布德和塔利格·阿-左摩 [6]。阿-阿-嘎玛特·伊斯兰米亚呼吁结束这一进程，拒绝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并表示愿意参与政治对话。

常年遭受压制和削弱的穆斯林兄弟会，因为穆巴拉克的垮台而再次出现。他们在运动中起的作用重要，但谨慎。在运动发起后，他们加入了其中。在雇佣兵（baltagya）攻击示威者期间，他们用组织能力证明了他们的效力，但他们与当权者谈判的企图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他们很快就打消了这个企图。

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治中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1928年成立，自从30年代末以来，它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在纳赛尔时期，他们遭受了很大的压制。20世纪70年代，他们得以重建并发挥主导作用。如今，他们的结构是现代的和非传统主义的，尽管他们持守一些非常保守的信仰，例如，拒绝接受一个女人或科普特信徒（埃及之土著基督教派---译注）作国家元首。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甚至认为，在一个伊斯兰国家应再次让科普特信徒支付人头税（guezia），或支付非穆斯林税。然而，他们赞成议会制，他们也捍卫人权。

他们不再特别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伊斯兰法），并采取支持抗议和民主的立场。既不是法西斯的也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还没有成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所发生的一切，将取决于政治社会的动态和进程。

穆斯林兄弟会始终与政权保持着暧昧关系。2005年，当时迫于美国的压力，他们被允许参加议会选举，兄弟会 --- 在‘自治’的标签下 --- 获得了88个席位。 2010年，该政权的政策改变，结果他们只保留了一个席位！他们的策略一向是以自愿克制的逻辑为特点。他们不希望直接对抗，与政府的关系受到其追求法律承认的愿望的调控。这导致了面对该政权时，它的地位非常弱小。例如，在几年前的某些事件中，他们能够禁止反穆巴拉克的口号。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曾经宣布自己愿意支持tawrîth（世袭继承）。有好几次，穆斯林兄弟会忍住不参加示威。

因此他们与反对派的关系很复杂。他们不想放弃自己的回旋余地。有一段时间，该政权使得他们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让步，在文化检查这样的问题上，轻易地从电影或书籍上的原教旨主义者让位给竞选活动，以免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显得胆小。

穆斯林兄弟会也做了一些假行动。包括新几代人和新的政治化的其它因素也起了作用。对于他们，该游戏还没有结束，他们也还没有免除紧张和分裂。

他们常常似乎是附着于军队的；因此，穆巴拉克辞职前，他们与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讨论。其中一个迹象，显示军队似乎偏向他们，这个迹象就是宪法审查委员会现任主席属于伊斯兰运动，而副总席是兄弟会成员。该委员会包括广泛的政治和宗教倾向。军队给他们空间和知名度，目的是恢复平静。优素福·阿-卡拉达维的星期五祈祷会，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主导国家的部分精英不会反对一个军人-兄弟会权力轴，以确保社会和平和地区稳定。

军队正试图重新确立其权威，以不同的意义把这个爆炸性危机的结果“现代化”。这注定要做出让步，包括向反对派开放。这是一个重新确定其控制（信息控制，警察的作用，军队的合法性，政治结构）范围的问题。军队处在国家首要的位置，它一向获得美国和欧盟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这似乎走向保守多元化的建立，使它能够保持其权力，获得大众合法性和国际信誉。“民主化”将不仅是形式上的。一些首长位置将动摇，一些做法将被放弃。但那将是有限的，因为中心目标仍然是维护其利益，并确保新的社会平静。反对革命的行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预测穆斯林兄弟会的行为为时尚早，它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其最近演变的性质还不清楚。他们会妥协接受一个像土耳其那样的世俗国家吗？还是会跟从巴基斯坦的例子，让伊斯兰教在国家和社会上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他们会看到自己被迫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吗？这些方式与当前的经济政策的追求并不是一致的，同以色列和美国密切合作关系也不一致。反对派的主要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同自由民主党一样，并不敌视新自由主义。

当示威运动展开时，随着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和抗议浪潮，社会问题迅速变得突出。工人斗争的出现为反政府运动提供了燃料。他们首先采取了街头示威的参与形式。

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三天，爆发了罢工浪潮[关于这个题目，乔尔·贝宁写了一些优秀的英语文章]，随后蔓延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许多部门。苏伊士运河受到影响，但未波及受影响船只的航行 [这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海湾精英中间挑起了恐惧：世界贸易的8％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些罢工涉及不同部门的数以十万计的工人，范围广及纺织，军工，交通运输，天然气和石油，水泥，钢铁，医院，大学，电信，不要忘记，还有苏伊士运河地区。连警察都示威游行要求更高的薪水，目的可能是重建自己因为镇压而损害的形象，修复人民中间的怨恨。

工作世界的现实是复杂和困难的：在价格暴涨背景下的工资，工作条件，某些公司的态度，缺乏积极的工会，工会资产；棘手的问题很多。失业率高：官方数字是12％，但实际上至少超过20％。价格上涨的不只是食物，还有交通和燃料。

这个波涛有过去的根由，有些人会说，过去的十年，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工人斗争仍然兴起和坚定：自1998年以来，已有200万工人参加了3000次罢工，静坐和示威。这些把经济需求（工资，奖金），社会需求（就业权，失业救济金，养老金，住房，医疗，免费教育），还有工会的要求联合在一起。他们的影响迫使当权者做出让步。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声援2008年阿-马哈拉阿-库布拉纺织罢工的斗争中，产生了4月6日青年运动的名字。这场典型的斗争始于2006年12月，它不局限于具体的要求，而且直接参与同官方工会的交锋。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2009年发生在坦塔亚麻纺织厂的五个月罢工。在此之前，一些形式的自我组织随着一些事件发展了起来，如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纺织工人的斗争，也给物业税部门和运输业指明了方向。

工人的干预，导致了一种更有组织的，集体的，特别社会形态的自我组织的产生。2月9日，运输工人举行了罢工，并宣布他们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他们要求解除紧急法，解散民族民主党，要求一部新宪法，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起诉腐败官员，1200埃及镑（约130欧元）的最低工资。这最后一项的要求已包含在许多抗争冲突中。

工人的动员和反政府的运动同官方工会交锋，官方工会是名副其实的权力输送带。埃及工会联合会（EFTU）由军队领导人成立于1957年，工会官员往往也是民族民主党（PND）的成员。法律甚至禁止不附属于埃及工会联合会（EFTU）的工会的存在。工会官方的态度是支持当权者的，这更让公众不满。许多工人想开始表达他们的要求。回声的浪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埃及工会联合会（EFTU）被迫表示支持突尼斯起义，要求价格控制，增加工资和补贴食品商店，提供稳定的食品，如面包。

要求的范围很广，包括许多经济问题：工资和奖金，但也有对合约条款的尊重，对大规模裁员行为的谴责，还提出让老板行为改变的要求。在一个专制环境中，从经济要求转向政治要求似乎很复杂。想要独立工会制度的愿望是很长时间的。它源于迄今很小的活动网络，这些网络渴望打破同当政者连接的结构形式，并鼓励自主工会和独立工会联合会的建立。[7]。

建立一个左翼工会者的多元化联盟，这是个老要求，由于要求有建立独立工会的自由，这个老要求又获得了新活力。带着很大的困难，两个独立的工会设法获得了法律承认：2008年，税吏联盟，2010年，卫生工作人员联盟。紧跟着抗议和社会政策之后，1月30日，现有的独立工会领导人和十多家公司的代表，公开了他们建立自治联合会的计划。军方领导要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回头。它已经宣布了禁止集会和罢工的计划，反复呼吁平静。它尚未能阻止该运动的发展，甚至当主要罢工（阿-马哈拉阿-可布拉 ...）已经结束时，也是这样。它甚至不能让自己进行直接干预，因为这将被解释为对抗革命进程。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多久？要求回归平静和经济复苏的压力是很高的。它们首先来自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埃及和海湾地区的资产阶级，因为它们的损失很大。部分埃及社会也可能受了这种选择方案的诱惑。

军队可能鼓励一个社会规模的改革吗？这是最不确定的，尤其因为埃及的精英们也标记有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封建”的专制精神，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在商业方面，更是这样。尤其是因为该政权并没有改变。工人成立工会或自治政治组织的前景，自主和斗争，是当局不会感到愉快的。

工人的行动，沉重地加压在事件上，压迫穆巴拉克下台。社会底层的愤怒依然强劲。动荡阶层的范围证明了运动的活力。经济和民主两方面的要求，提出了工会制度，它的地位和现实的问题。对官方工会运动的广泛不满也已被革命加剧了。要求独立有代表性的工会，这样的现实空间已经开启了。

政治舞台正在经历一场地震。无论是穆斯林兄弟会，华夫脱党（Wafd），纳赛尔主义者，或左派，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被所发生的一切动摇了。有许多政治派别存在，但不一定是有组织的。更重要的是，新的一代已经出现在公共场合：面书用户（Facebookers），也就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学习，在全球化中调整，并通过新媒体互相连接。一个政治的新时期开始了。讨论涉及到一千零一个题目：宪法，选举，公民，腐败，警察的作用，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军队的作用，反腐败斗争，社会问题... 埃及社会沸沸扬扬。用歌曲，诗歌和说唱表演对此做文化表达，强调这一活力。

请问穆罕默德·巴拉迪个人能统一反对派吗？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确定了。巴拉迪是可敬的，但只在国外更广为人知。他因反对布殊的伊拉克战争计划而获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离开埃及很长的时间，在政治局势方面他已是圈外人了。当然，他是许多期待和希望的目标，但他也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因为他错过了运动的开始期，还有他接近穆斯林兄弟会。他能利用他赢得的信用优势吗？其它可能出现的重要人物，如前外交部长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

合法的反对派力量已经表明他们自己远离运动，运动并没有努力争取他们。他们相当地不可信任，尤其是当穆巴拉克离开后，他们试图与奥玛·索雷曼谈判，使其信用扫地。埃及反对派有广泛的合法政党，如华夫脱党（Wafd），国家进步统一党（the Tagammu）和纳赛尔党，更不用提穆斯林兄弟会了，它虽然自1954年就被禁止，但被该政权容忍。

也有来自“公民社会”的政治运动，如Kefaya（“够了！”），或埃及变革运动，它来自几个反对派势力的活动分子联盟，建立于2000年，当时有一个巨大的声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运动。然后，在成为一个虽小却充满活力的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民主反对派运动之前，这个运动反对布殊政府对伊拉克的入侵。

埃及左派已经存在了百年，其范围包括非常不同派别；其实倒不如说说埃及的各个左派。革命进程为他们开辟了巨大的机遇。

最重要的是Tagammu'（聚会）党（英文名称是国家进步联盟党），它具有合法地位，在议会中拥有几个席位。它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因为当时萨达特引入多党制。这是唯一从大众争论中出现的政党。一个关键人物是哈立德·摩黑定，是代表几种倾向的自由军官之一：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开明的宗教团体。它还包括了1965年埃及共产党解散后的许多前共产党人。

国家进步联盟党（The Tagammu'）有报纸（Al Ahali），在全国有站点。它很快发现自己与萨达特有了冲突，特别是当它反对戴维营协议时，因而被压制。无论是好还是坏，国家进步联盟党毕竟继续存在，推出了一些候选人，成功地赢得一些选举。它基本上是一个左翼改革党，对政权不构成威胁，因为它非常包容该政权。其主席甚至说，穆巴拉克的辞职将是负面的，这导致了党内的激烈辩论。

70年代中期，埃及共产党秘密重建[8]，大量地卷入了国家进步联盟党（The Tagammu'）的活动，而同时试图保持独立的存在，尽管这样做并非没有困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围绕诸如米歇尔·卡迈勒这样的人物，因为方向和运作的问题，埃及共产党（CPE）产生分裂。现在这个小团体，因为它老化的基层和近期两个主要官员的丧失（纳比勒· 埃-拉拉利和约瑟夫·达尔维车），正处在大困难中。

随着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在80年代的崛起，左派退却并遭到了严重的内部危机。苏联的倒台加剧了这一情况。有些左派团体，像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是相当激进的和非常突出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9]左右，甚至不复存在。许多左派活动家参与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从事人权事业。此外，许多左翼成员不再是任何组织的一部分。工团主义者和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仍然出现在全国各地。

开罗大学，艾因沙姆斯大学和美国大学（AUC）的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团体。方向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它与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联合，其激进的活动性，和其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闻名于世。该团体对伊斯兰教主义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分析，并极力主张与之联盟。它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改良主义运动。这个派别最近也有一个小分裂：因此，现在也有一个社会主义更新派，对其建设组织的方法做了批评，支持建立一个广泛的左翼党的想法。

从2000年后，一波新的社会抗议浪潮动摇了埃及。在十年的当中，罢工和工人斗争中爆发，特别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工业城市马哈利亚阿- 库布拉发生的纺织品厂的罢工，呼吁质疑官方工会。我们目睹了不同职业领域的社会抗议和活动复苏。建立联盟网络的尝试恢复了。一些非政府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开会，培训，做报告，办杂志。我们中间有卡迈勒·阿巴斯带领的在赫勒万的达阿卡达马工会 [10]，卡迈勒·阿巴斯是前钢铁工人，1989年的大罢工后被捕，或者包括了联合工会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几十个从开罗和不同派别省份的工会人士，其目的是寻求建立一个独立和战斗的声音。

各左翼力量参与了2011年的抗议活动。请注意，绝大多数走上街头的人，不是任何党派成员或不属任何政治派别。这些公民是在表达他们对该政权的不满和深刻反对，反对其专制滥权的行为，经济的困难，巨额腐败的聚集。

巨大的政治化现象正在形成。革命还导致了深刻的政治重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动越来越多。穆斯林兄弟会已成立了一个合法政党，名为正义自由党。被穆斯林兄弟会驱逐的前成员为了发展较温和的立场，组建了‘中央’ (Al-Wasat) 党，它已获得法律地位。

1月25日革命，要求公民国家，呼吁大规模的社会正义，这些激发了两个左派倡议。

在革命开始时，独立活动者和国家进步联盟党（Tagammu'）的前成员建立了左翼力量联盟。接着是呼吁建立一项合法的广泛的左翼政党，并发起了法律行动。它的签署者代表了广泛的政治背景：前国家进步联盟党（Tagammu'）的成员，社会主义重建派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工会团体的前激进成员，知识分子，有社会民主党背景的人们，及其它人。在1月26日周六的会议上，他们成立了合法大众联盟[11]，希望汇集不同倾向和世代的人们，促进社会正义和自由。

上周五，2月25日，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人网络围绕在卡迈勒·哈利勒周围，开始了合法地确立民主工党的过程，领军人物卡迈勒·哈利勒，是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左翼人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派的领导人之一 [12]。它面向雇员（工人，农民，等等），旨在表达工人的声音，支持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成立声明说，尽管政治精英和企业主有自己的组织，但工人还没有这种权利。

这两项倡议正在收集签名，并筹备他们的下一次会议。按照革命精神，他们的目标是打破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的公民国家，促进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政治，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他们的目标可概括为自由，公民地位和社会正义。同样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新的政党，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这两个方案还包括社会和经济需求（最低工资，结束私有化，服务于群众的政策，等）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没有显著的作用，它不是民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动荡的深层原因实质上与内部的民主和社会问题有关系。自从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埃及已与以色列国建立了关系。因为边界和隧道问题，在第二次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暴动期间，官方的政策导致失望和不满。亲巴勒斯坦的情绪非常强烈：对已经持续了六十多年的占领和压迫有着很深的反向。通常情况下，埃及的追随者们多主张一个“冷和平”，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没有贸易，没有联系。奥巴马的当选曾引起了巨大的希望，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反美情绪又变得强大了。对现行政权与以色列的协议的挑战尚未放上议事日程。不过，一些政治势力（左翼，民族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将会提出它。

埃及革命有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影响。重要的不是机械性的骨牌效应，但阿拉伯世界是充满激情的：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巴林，今天的利比亚，也许还有摩洛哥，也许还有明天的叙利亚，甚至伊朗！中东和马格里布的专制政权害怕会发生什么。一个真正的“人民春天”在出现。这一波抗议浪潮类似于1989年震撼东欧国家的抗议潮。

在埃及，独裁者已经下台，革命的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只是刚刚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该政权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还有不可小视的欧盟和法国的支持，于是，给当局的压力和支持革命的战斗，对于正在埃及进行的斗争是很重要的。对现实情况和当前动态的认识，也将挑战现有的刻板观念和本地区的恐惧，将对生活在欧洲地区的阿拉伯人产生影响。

社会网络连接的年轻激进者的承诺激起了这一进程。街头示威造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场革命意味着结束广义的冷漠和对政治的冷淡，那些冷谈通常在一个独裁的情况下才存在的。

这种民众浪潮正努力在一些国家争取更多的民主度，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削弱了大部分人口的社会状况，却不回报以任何形式的自由。革命进程的胜利尚不能确定。民主转型意味着很多陷阱；它不是在形式上的议会架构中的一个简单的正常化进程问题，而且这个议会的后台是军队。

这个胜利让埃及人民自豪，它代表了对恐惧之墙的胜利。它可以作为在中东和马格里布各国人民的榜样。即使还没有解决任何事，它仍取得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一切将取决于权力的平衡和动员。历史性的转变正在进行！

该文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在革命期间发表的许多文章。其所包括的材料来自：卡迈勒·阿巴斯，贾迈勒·维尔，法特玛·拉马丹·胡森·al·汉马拉威，舒克日拉·阿莱，安·阿卜杜勒·拉赫曼，奥马尔·查菲，雅辛尼·滕拉力，吉尔伯特·阿奇卡，艾哈迈德·肖奇，乔尔·本宁，左派，非政府组织及工会网络的声明，还有同声援运动参与者的对话。它所表达的看法，并不一定是出版者的意见。

舍蒂•凯瑞是参与了阿拉伯地区声援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

[1]这一天也是国家警察节，它纪念的是1951年的这一天，当时英国军队袭击并杀死了50个埃及警方人员。

[2]一个庞大的普鲁士风格的行政大楼，建于1952年革命前，成为官僚主义的象征，它在阿德尔·伊玛目的喜剧电影‘恐怖主义和烤肉串（El Erhab Wal Kabab）’中是永远不朽的。

[4]英国殖民主义使用基督教少数作为工具，分裂反殖民主义运动。1919年，强大的争取独立的示威加强了这两个宗教的团结。瑟纪奥神父干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形象显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8]在1965年的CPE（有两个分支）选择自行解散，加入纳赛尔社会主义势力，该势力的基础是衍生自苏联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

[9]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联合工党，聚集20世纪70年代左派（共产党工人党，1月8日共产党，共产主义大会党和Al-Matraqa）的左派。该项目很快就搁浅。

[11]阿塔哈鲁夫阿查比。见« i'lân ta'sisi « hezb… » »，开罗，2011年2月26日，« ta'sis hezb al tahâluf al cha'bi »，开罗，2011年2月28日。

[12]工人民主党。见‘建立中的工人民主党’，« 'Ummâl masr al qalb al nâbid lil-thawra »，2011年3月2日； « machrou' bernamig Hezb al 'ummâl al dimoqrati – taht al ta'sis»，201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