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沈文铨

我和沈文铨，是1946年10月10日《学生日报》创刊时，当时总编辑包敬弟请我和沈文铨到编辑部担任校对工作而认识的。他是“翼社”发起人之一，年龄最长，被尊为大哥。他在东吴大学化学系读书时，曾患上肺结核而辍学在家休养，1946年的翼社召开社员大会，他也没有参加。

1948年4 月，我从国民党中统局监狱交保释放回家时，他已到上海和俞硕遗同在启秀女中教书。当年8月周祖德任台湾兴台公司上海办事处主任，请我参加工作，也请沈文铨兼任办事处的会计，于是我和沈文铨又在一起工作了，对他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他祖籍苏州吴江，为吴江工商业地主。他有一个哥哥和二个姊姊，哥哥在上海钱庄工作，大姊在苏州任小学教师，小姊在上海交大图书馆工作。他从小酷爱运动，尤擅长单杠。他的兄姊都很高大，唯有他长不高，他自己说是从小练单杠所致。

1949年春，他旧病复发，回苏州休养，他在启秀女中的课由我去代。1950年秋，他病愈回沪，到复兴中学任教，住在校中，每星期六就去俞硕遗家。此时俞硕遗父亲去世，他的继母带了二子二女共五人来上海居住，这样俞硕遗经济负担很重，加上不善理财，我和文铨每月资助他才得以维持全家生活和弟妹的读书。沈文铨的收入很大部分被俞硕遗花掉的。朋友有通财之义，但像沈文铨这样仗义尚属罕见。

1950年春，我加入了国际主义工人党（中国托派少数派），才知道1949年少数派统一建党大会时，俞硕遗纠集了沈文铨、杨宝骢、周祖德和严西成，以马克思小组参加了建党统一大会。俞硕遗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参加后与俞硕遗沈文铨三人成立支部，从此我们三人经常见面，支部会就在俞硕遗家召开。1952年12月22日对托派大逮捕时，我们都被捕了。但分别关押，我们无法来往了。

1953年9月底，我从车站路看守所转押到提篮桥监狱。沈文铨也押来了，虽没有住在一个监室，但对我们管理较松，各室间能够说话。1954年春，对我们判决下来了，我和沈文铨均判五年，我们二人没有送去劳改。

1956年6月底，突然又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各地劳改队劳动的托派也调来了，一起关在一号监二楼的东部，共约三、四十人。一天下午，将我们带到一、二号监之间的小花园里坐好，张芬、刘静贞等女托派也来了。一位政府人员对我们讲话，宣布对我们实施参观学习，看看这几年共产党在工农业、商业、教育等领域的建设成就，是否在建设社会主义？沈文铨和我在同一监房居往，从七月初开始每天带我们外出参观，整整一个星期，以后让我们讨论，再写思想小结，这样前后搞了一个月。我们估计是要被释放了，但一直到9月下旬还没有动静。月底时，突然叫我和沈文铨拿好行李，将我们送回车站路看守所，关在新建监房底层一间大监房内。原来是俞硕遗受刺激太深而发疯了，知道我们是俞硕遗的好友，希望我们在一起时可给以精神慰藉，同时也给我们任务，观察是装疯还是真疯。俞硕遗来时，是由两个大汉扛头扛脚扛进来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面还在高声吵骂。没有被服行李，我们走过去招呼他，他也不理我们，自归自地用饭罐头敲打地板和骂罗瑞卿，这样共处约一个半月，政府干部召见我们二次，我们均认为他是真疯了。后来将他送精神病医院治疗，我们也就回到老监舍二人同室，每天除了在室内走动以活动手脚外，给我们看解放日报，也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们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读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也得知波匈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事件等。我就对文铨说：我们的问题恐一时难以解决了。

1957年3月间，又把我们送到第九劳改队（建筑队）劳动，在江湾建造体育学院，我们在泥工组，生活在一起。在斗室中关了四年多，一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活动，我很兴奋，在脚手架上跑来跑去挑泥桶，扛水泥等；文铨体弱，就做些拌水泥等活。劳改时可以写信给家人来接见，文铨就写信给在交大图书馆工作的小姊来江湾见了面，并送了些钱和食品，我只有老母亲一人，故只写信报了平安，没要她来，我被捕时身上也有些钱，我们就在“开大帐”时买了点副食品和订了一份人民日报。

1957年6月初，又把我和文铨调到提篮桥监狱，住在关押监内服劳役犯人的三号监，我和文铨没有关在同一监舍，但白天牢门不锁，可以自由出入，没有安排我们做劳役。和文铨住在一起的是二个年轻人，文铨与他们似乎很谈得来。我对文铨说，这次把我们调回来，按刑期，我们还有半年多时间，我估计是要释放我们了，这时要注意一点，这些年轻人都是小阿飞，不要与他们搞在一起。文铨认为他们都很讲义气，与他们谈谈没什么要紧。几天后，其中一个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对抗管教而关了禁闭，文铨竟走过去和他谈话，并送饼干给他吃，看守看到后阻止时，沈文铨非但不理采，还与看守争论起来，于是文铨也被关了禁闭。接着我被调离三号监到一号监二楼，见到郑超麟等人。与文铨咫尺天涯，不能见面了。

1957年6月17日，公安局曹元良科长（带我们参观学习的负责人）找我谈话，给了我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认为我有悔改表现而提前释放。就这样我和钱思敬等多人，凡五年的提前释放，七年的则为假释。

我获释后在新成区联合补习学校教书，1957年12月中旬，一天校长对我说：“新成分局有二位同志要找你有事，”就陪我到分局，我见到曹元良在等我，见面后，就严肃地宣布我被逮捕。我提出我又没犯法，逮捕证上没有写明白逮捕事由，我拒绝签字。当然仍被拷上带到车站路看守所。我询问再次逮捕我的理由，曹元良除了说有人检举揭发我不老实外，讲不出具体事由。这样我第二次被关进了车站路看守所。

1957年底的一天，车站路看守所要我们听提篮桥监狱开宽严大会的广播，我听到了沈文铨的信息：“沈文铨不认罪悔改，不服管教，加刑十年。”这是分别后听到的唯一信息。

我后来被送到军天湖农场劳教，1980年1月我释放回家，由街道介绍到吴泾中学教书，同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家，先到我大哥家看望母亲，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沈文铨和郑良，惊喜之余，互诉衷肠。原来文铨被加刑后先是和郑超麟等人关在一起，1970年1月被押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刑满后仍被强迫留场做职工，实际上是受管制。

后来我对再次被捕劳教，沈文铨对被加刑提出申诉，结果都得到撤销，我们要求原判的五年一起撤销，不予受理。

沈文铨于1983年才离开白茅岭劳改单位回到苏州老家。他加入过托派，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只判了五年，后来无辜被加罪十年，到期后还被强迫留场十五年以上，共计三十多年，一生最好的年华都在苦难中渡过了。沈文铨没有结过婚，回家后已经六十多岁了，无儿无女，苏州虽有房产，侄子对他也很好，但毕竟思想沟通困难，不免有寂寞之感，所以他经常到上海和郑超麟、郑良等老朋友聚会，来时住在我家，我们好作彻夜长谈。还结伴外出旅游，去过普陀山，长江三峡，龙虎山，北京，扬州等地。一次我和沈文铨，周履锵三人，游天下奇秀温州雁荡山，在温州会见了王国龙、周仁生、钱思敬等十来位提篮桥关在一起的老朋友。有一次沈文铨和我到南京旅游，晚上去逛夫子庙，天黑人多，我叫他注意不要被挤散了，结果不幸言中，还是跑散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人影，只好到派出所报案，并要求民警帮助寻找，一直忙到半夜，毫无信息，害得我一夜不能安睡。第二天打电话给他的侄子，打算请他一起来找，他的侄子说，叔叔已经回来了，正在睡觉。原来他走散后又记不得旅馆的店名和地址，急中生智，乘火车回苏州了，我急得到处找他时，他已在家中睡大觉了。

1986年我突患坐骨神经痛住院，我写信告诉了他，他接信后立即赶来上海，他说：“你住院没人照顾，我来照顾你”，我听了很感动。1999年我住处拆迁，所得的补偿款不够购新房，他得知后要汇给我一笔钱，我请他自己留下养老，购房款我已准备好了，但他还是执意给我。结果他特意从苏州来上海，将钱给我，我一再婉谢，他说：“我到上海来没地方住，你给我留个床位可以睡觉总是可以吧。”原来他大姊去世，遗产中分给他十多万，所以一定要分给我，我只得收下。2000年，他80岁，我把他请到上海，老朋友二十来人为他祝寿，聚餐甚欢。2006年，我也虚龄80了，他特地来上海为我祝寿。这次也是两桌二十来人，除家属外，老朋友有十多人，而其中陈道同、周履锵、沈云芳、翁淑青、曹家聪、白素冰、黄庆荣等人也都属兔80岁，正是一群共同受过苦难的兔子大祝寿。大家欢聚畅谈，互道珍重。

他离开劳改农场后，退休工资还是由农场发的，数量很少，只够维持最低生活。他虽出身工商地主家庭，但平生自奉节俭，衣以蔽体，食以果腹。生活上非常随便，毫不讲究，带有文人传统不修边幅陋习。可是他得知朋友生病或生活困难，只要他手中有钱，总是立即慷慨解囊帮助，周仁生生病，他得知后立即寄去数千元。

文铨生活在苏州，又没有说得来的朋友，过去常到上海会晤老朋友。我与文铨相识六十多年，情同手足，近年他对我说：“我现在老了，脑子记性衰退，耳又聋，听不清，以后你要到苏州来看我了”。我说：“可以，只要我能走得动，每年来看你二次，春秋两季各一次。平时可多写信联系”。自此以后，我每年去苏州二次，在他家住三四天，陪他谈天，他总是非常高兴。他患有糖尿病，治疗过度，导致低血糖昏迷过几次。有一次走在路上突然昏倒，幸路人打110后急送医院。他的侄子为防万一，和他商量，请他进养老院，可以有人照顾，他觉得也是办法，于是住到养老院。但他侄子怕他独自一人外出时，又会发生跌倒等事，对养老院讲不能让他独自外出，他外出时，要养老院派人陪护，这样养老院阻止他外出。这犯了他的大忌，试想一个被剥夺自由三十多年的人，对自由是多么地渴望，没过几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又要把他关在养老院里不准自由出入，他怎么受得了，于是吵着要回家，不愿住养老院了。吵得他侄子没办法，只得打电话给文铨在上海的侄女，并打电话给我。我和文铨侄女就一同到苏州，在养老院里大家商谈。我见到他身体尚佳，脑子清楚，以前因过度治疗而引发低血糖致昏迷跌倒，现在吸取教训，不过度治疗，养老院有卫生员每周测血糖，可不致发生意外，应该可以让他自由进出，但出门时对门卫讲和记录一下。他侄子总觉得不放心，我就对他们说，文铨失去自由三十多年，他心里不能承受再被关养老院不能自由出入。以他目前身体和精神情况，独自外出，应该没有问题。在我的一再劝说并保证下，侄女侄子终于同意让他自由出入而解决了问题。紧接着文铨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每月的养老金，只够付养老院的各项费用，这样我就没有零用钱了，写信买邮票钱也没有，何况订报刊杂志的钱，当然我还有点存款，但能用上多少时间呢？还有看病的医药费用更是无从筹措，若在家中，就可省很多，养老金就够开支了。”文铨侄女说：“阿叔，你放心好了，尽管安心地在这里怡养天年，当你的存款用完后，需要的费用全部由我负担，一直到为你养老送终。”文铨说：“你能对我这样，我当然非常喜欢，但也觉得惭愧，当年我曾答允送你一辆自行车，那是你非常渴望的，结果钱都给俞硕遗拿去化了，没有履行诺言，至今心存歉疚。”他侄女说：“我们小时候，你对我们的关心爱护，有时胜于我父亲，我们是永远铭记的，你就放心吧！”我当时就将他们的谈话记录成文，由他和侄女侄子都签了名，一式四份，各人都执一份，另一份存养老院，这样总算解决了他不安心住养老院的事。

我仍和他约定，每年春秋二季去苏州陪他住几天。因为他进养老院时，与其它人无法相处，故他自己包了一室（三人住的），并留了一张床，为我去时可睡，所以我去时，也住在养老院，并在养老院搭伙，倒也方便。

今年10月17日，我又如约赴苏州，我老伴认为我年纪大了，不放心我独自前往，陪我同去。苏州火车站正在扩建，只从北门出入，我弄不清楚，兜了几个圈子才找到公车站，老伴走累了，就坐出租车，到达养老院已过了下午5 时。在进大门时，门卫就对我说：“沈文铨已经连续几次到门口，看你来了没有。”可见他渴望和我会面的急切心情。我进去后，他正在吃晚饭，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要张罗到食堂去为我们买饭，我阻止他，说到外面吃算了，另外还要为老伴找旅馆。

我吃好晚饭，为老伴找好旅馆后回到养老院时，已经晚上8时，交谈了一会就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到外面散步活动，6时30分，听到服务员叫大家起床准备早餐，我就回到房间，见文铨还没起床，觉得奇怪，因为以往我起床后，他也跟着起床，从没到6时30分还不起来的，我走到床前叫他时，只见他眼睛发呆，人没有知觉，我急忙去找到服务员，还打120急救车，服务员又打电话给院长，院长嘱急送医院，我就伴着同往附近的苏州中医院急诊，医师诊断为低血糖，立即为之打点滴葡萄糖盐水等，约一小时后，他醒过来了，问他怎么搞的，他说大概昨夜服胃药时，拿错了药，吃了降糖药了。医生嘱住院治疗，但他坚决不同意，说：“低血糖只要补糖就好了，我现在已恢复了，不必住院。”在他坚持下只好伴他回到养老院。

下午和他谈天，一切很正常，到晚上9时许休息。19日早晨起床，我发现他床上被子翻开，人不在，我以为他去厕所了，走去一看，也没人，就走回到他床的另一面，见到他倒在床下，一只夜壶则翻在他一旁，幸好里面是空的。我将他抱到床上盖好被子，去叫来服务员，又急送医院，还是低血糖，进行了急救。他醒来后我说今天不管你怎样，定要住院治疗，他也答应了，但医院没有空床位，他侄子急速去人民医院四院，找到熟识的医师预定了床位，我就回到养老院拿了行李，待老伴回来就回上海，他坐三轮车上，匆匆告别。想不到竟成永诀，思之惨然。

11月18日上午，我去医院开药，回来老伴说，文铨侄女来电，说文铨今晨去世了。我急电他侄女。原来当天住进人民医院四院后，第二天他就私自从医院出来，走路不慎跌了一跤，把手跌痛了，且迷了路，由交警送他回养老院。在养老院没几天，又昏迷过去，只好再送医院，诊断结果是双肺纤维化致呼吸困难，严重缺氧，只能靠吸氧维持生命，因医院病床紧张，只能将他转入护理医院。在护理医院没几天，就在18日晨2点多去世，他侄子得到医院通知后，就来电告知。他侄女又说：“准备20日大殓”，并征求我对骨灰处理意见，我说：“没有意见，你们决定好了”。我并对她说，追悼会我不去参加了，请她代送花篮，我将汇上200元，花篮上写我和姚燮成、郑孝鉴、卫贾森四人，他们都是文铨的好友，一人在国外，一人在四川，均已年迈，不可能来苏州送别了。我又顺便发E-mail给计天明，他是藉云龙和汤雪华的儿子,和文铨相识，我告知了他文铨去世的消息。

22日文铨侄女给我电话，谓汇款收到，她为我们献了一只花篮，写上了四人名字，又说计天明大殓时去了，还和他们谈了一会。又文铨骨灰安葬在他父亲墓边。

沈文铨，1921年9月8日出生，2010年11月18日去世，国人惯用虚龄，他终年90岁。文铨是一位抱有人生理想的一个好人，性格随和，但他也很执拗，认准了的事，他会一往无前地去干。他很重友情，很仗义。

为寄托哀思，作文如上。

201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