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淑青大姐(轉載)

周履鏘


 

       

 

        翁淑青大姐2010727日逝世,終年84歲。今年四月我寫了短文《監獄之花》,寄給她審核補充,她回信提了一些修正意見。僅隔三個月,她就去世了。當雲芳電話告訴我時,噩耗使我驚呆,我事先不知她生病,未能去探視她。原來是她不讓家人告訴朋友。

淑青在中學讀書時,就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加入托派多數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SY),1948年高中畢業後到了上海,在一所小學任教,是SY教師支部的成員。她的終身職業是教員,是一名小學園丁,她一生為社會培育了多少花朵是無法統計的。

她作為托派的一員,對宣傳托洛茨基思想,很難說她有多大的貢獻,但始終是一位忠誠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最困難的歲月,默默地堅持原有的信念。她與趙青音、羅麗萍等同志一樣,是為革命事業,為丈夫不惜犧牲幸福的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式的人物。

19521222日(冬至),中國共產黨大肅托派時,翁淑青也被捕,她除了與其他同志一樣受牢獄之災外,還多一層苦難。因為她當時已懷孕足月。經產前檢查,胎位不正,可能難產。她於1219日住進上海寶隆醫院(現名長征醫院)婦產科候產。我的妻子錢慧初曾去醫院看望翁淑青,祝她順利生下寶寶。就在19521222日夜晚,住在產房的翁淑青也被捕了。因已臨產,直接押送到提籃橋監獄醫院,關押在一間小房間內,由二名女看守日夜監管。1224 日因難產施行全身麻醉產下一女嬰。監獄醫院條件很差,也不會有婦產科,翁淑青就在那樣艱難條件下,育下了“監獄之花”。產後經過四十天短暫哺乳,即被押到南車站路看守所和錢慧初、李淑荷等一起受審,還不許帶嬰孩。當時沈雲芳翁淑青夫婦都沒有親人在上海。沈雲芳是戴千里會計師事務所的職員。戴先生為人仗義正直,他毅然頂著立場不清的帽子,把翁淑青的女兒接回家中,專門雇了保姆撫養。

翁淑青、錢慧初、李淑荷等被視為受托派思想影響較輕的青年婦女,後來給她們辦學習班,1953年秋後釋放,由教育局另行分配工作,翁淑青分到靜安區第二中心小學,錢慧初分到市二女中,名義上繼續當教員,實際上是受管制的,以後的每次政治運動,都逃不脫受批鬥的命運。

翁淑青的丈夫沈雲芳判刑十年,期滿後還被強迫留在青海勞改工廠就業。直到六十歲以後才回到上海與妻子團聚。翁淑青艱難地撫育女兒長大,她是為信念,為丈夫作出了很大的犧牲。

十多年後,沈雲芳和翁淑青團聚,後來又育一子。戴千里先生那時已年邁,過著艱難的生活。一次沈雲芳和翁淑青去看望病邁的戴先生,感謝他養育女兒之恩,而戴先生竟不把此當作一回事,毫無圖報之想。戴先生不僅對沈翁有領養難女之恩情,而且當年沈雲芳把會計師事務所作為托派對外通訊聯絡點之一,戴先生也是聞而不問的。戴先生已去世多年,他也是一位值得我們懷念的好先生。

還有,席時佳是溫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人之一,1948年入英士大學外語系,解放後英士大學併入浙江大學,席時佳畢業後隨丈夫到大連某大學任教。已沒有繼續從事托派活動,但19521222日也在大連被捕,當時她已懷孕,1953年在獄中育下女嬰,又是一朵“監獄之花”。1952年後,我們與席時佳失去聯繫,三十多年後才通訊,見面時,幾十年後的重逢,談的話題很多,關於獄中育女之事,僅提及而未詳談。

翁淑青因為產後沒有得到調理,身體一直不好。但晚年仍關心政治,收集有關托派的文章複印寄給朋友。翁淑青思想純正,待人熱情,是同輩中公認的好大姐,大家都為失去了這位好同志、好大姐而惋惜。

我於今年421日,將《監獄之花》初稿寄給淑青,請她修改。她於428日給我回信。那可能是她寫的最後的文字。改正了我的一些記憶錯誤,還補充我所不知的內容。她的來信中寫道:“我和雲芳都想到,還有方則正的妻子夏秀嬋,夏建勳的妻子王崇媚也在上海監獄中產下女兒。現在方則正夫妻在美國,無法聯繫。夏建勳在溫州,我已和他通電話,詢問當年情況,他說妻子19537月在上海監獄產下女兒,只說那時很苦,其他不願多談。唉!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只有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這場災難的人,才能體驗到其中苦味。”她的最後一句話,道出了常人無法體驗到的苦楚。

錄此作為對她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