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中美洲表面上的民主制度
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美洲5國中的3個 -----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陷入內戰，而第四個，洪都拉斯，變成了美國支持康切斯遊擊隊的後勤中轉站。由於戰爭和貧窮，這些國家遭受了巨大的動盪。鑒於經濟和/或政治原因，許多人被迫流亡國外，大多數逃到北部，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巴拿馬往往也列在其中，但它不被看著是中美洲國家。）
丹尼爾•奧爾特加：領導一個獨裁政權，
在自稱體現了桑迪諾傳統的同時，煽動暴力
金•穆迪在其發表於《中流砥柱》ATC(Against the Current)，又譯《逆流前進》第127期和128期（2007年3/4月和5 /6月）上的兩篇文章中指出，美國移民在20世紀50年代下降了，在接下來的十年內，停滯不前，但從1970至2004年，外國出生的人口從九百七十萬增長到三千四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二十萬人中，有二千一百萬人不是公民。據估計，在2004年，二千萬就業的或尋找工作的移民中，近一千二百萬人不是公民。到1984年，差不多50萬薩爾瓦多人到了美國，多數定居在洛杉磯地區。
移民的爆增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來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那些人“逃離全球化的殘害。” 在中美洲國家的情形中，美國的軍事干預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次要原因（對於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區而言是首要原因）是推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貸款，它導致這些國家“開放”經濟。對外商投資和關稅的限制減少或取消了，工資被凍結，而物價則上漲並且生產企業私有化。在農業和種植園方面的美國投資將數以百萬計的人驅離土地，建立了加勒比和墨西哥自由貿易區。
據美洲開發銀行的資料，2007年，生活在美國的中美洲人能夠向國內彙出一百二十一億六千萬美元：
薩爾瓦多二十七億美元
危地馬拉四十一億美元
洪都拉斯二十七億美元
尼加拉瓜九億美元
（來自中美洲富裕國家的移民匯款五點九億美元到哥斯達黎加和三點二億美元到巴拿馬。）
這些匯款占這些國家各自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9.4％和25.5％之間。在危地馬拉，它們是外國直接投資金額的6倍，在薩爾瓦多是7倍，在洪都拉斯是3倍，在尼加拉瓜則是2倍。雖然這筆錢對於援助各個收錢家庭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它也降低了讓這些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要求，這些服務包括教育和衛生經費，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壓低的工資鼓勵移民，而匯款是使國家撤出社會投資的潤滑油。匯款代表祖國的社會安全價值。何塞•路易士•沙帕是尼加拉瓜月刊《航行》的成員和一名研究人員，他得出結論認為，“因此，匯款的再分配效應是一個有毒的禮物，因為它們讓許多家庭受益，但代表一個紛擾，非理智的和分裂的戰略，使他們更有可能在精英的戰略中被籠絡收買...。”（〈匯款遠遠超過發展的靈丹妙藥〉《航行》雜誌，27卷，＃320，2008年3月， 59頁）。
在這包含兩部分的文章的第二部分，沙帕檢查了該籠絡收買的性質：匯款使原住國的家庭購買手機和其他消費物，從而擴大市場。但是，這一增長戰略，沒有生產性的支持或“長期發展的眼光，也即除了其他事情外，還要考慮到一個物質問題，也就是居民和可供水之間的關係，或者向迅速日增的城市民眾提供食品和能源服務的能力。”（卷27，＃31，2008年4月，48頁）
理想移民
從美國商業的角度來看，理想的移民模式是“圓的”。也就是說，目的地國需要勞動力，而“臨時工人計劃”可以調節勞動力市場。這一計劃把勞工送來就業，而當他們不再需要時，則把勞工送回去。因此，無管制的，特別是“無證件”的移民是一個問題：他們流動，他們換工作，他們同其他工人結夥以改善他們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當不需要他們時，他們可能甚至不回家（如果有一個家可去）。”
1990年至2007年，美國政府驅逐二千四百萬移民出境，有些人在他們試圖進入該國時被逐，其他一些則被移民官員逮著，還有一些人因被定罪而遭驅逐。1992年的羅德尼•金暴動後，加利福尼亞州實施打擊團夥法，檢察官開始起訴作為成年人的年輕幫派成員，數百人以重罪被送入監獄。隨著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責任法的通過，被判處1年以上監禁的非美國公民會被遣返他們的原籍國。因此，在1998年和2005年之間，美國移民驅逐出境了四萬六千罪犯回到中美洲。其90％以上被驅逐到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許多人是兒童時移民到美國的，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西班牙語。不是去處理貧困問題，美國反而發現了一種出口其社會問題的廉價方式。
2007年所有被驅逐者中， 98.56 ％來自拉丁美洲： 88.92 ％來自墨西哥， 7.76 ％來自中美洲，其餘1.9 ％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在另一方面，2007年獲得美國永久居住權的拉丁美洲人中有19％的墨西哥人和5％的中美洲人。
但是，有相當大量的中美洲移民被驅逐出墨西哥。2001年和2007年之間，美國驅逐472956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移民出境時，墨西哥驅逐了1,128,256移民。
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與公平貿易
所論及的這四個中美洲國家主要是農業國家，有特定產品進口到美國。傳統上這些都是“甜點”食物：香蕉，咖啡，糖，但是也包括棉花和牛肉。最近，又包括了由鮮花到荷蘭雪豆的一些特別項目。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 多明尼加共和國也簽署了該協定）通過的兩年後，該條約承諾的發展沒有在四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實現。基礎設施的經常性缺乏，阻礙了農村農民參與國際貿易的能力。例如，在尼加拉瓜只有10％的柏油或水泥道路。雖然電力使農民的生產能力翻倍，但只有一半的尼加拉瓜有電力。 另一個不利於尼加拉瓜農民的是，他們無法完成檔工作以便購買進行跨國貿易必需的執照。
正當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實施時，投入的費用急劇增加的同時，農產品的價格卻沒有增加。2006年1月和2008年3月之間，食品價格上漲68 ％ ，大米的價格增加了一倍，玉米上漲了128 ％，小麥上漲168％。大多數小型和中型中美洲農場無法獲得信貸。另一方面，美國農業能夠以玉米，大米，肉類，小麥和乳製品，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從而破壞當地的生產。就業沒有擴大，儘管較大的外國公司雇用了更多的人; 通常這些工人來自那些農場和企業無法謀生的農村和城市地區。因此可能會產生就業機會，但他們支付的工錢往往是低的。各個國家向外的移民也沒有停止。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下的知識產權，把任何藥品賦予美國專利二十年，從而剝奪一個國家生產非專利藥品的能力。最後，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打開了大門，讓外商獨資企業設立如大型採礦和水壩那樣的巨型項目。最常見的是，這些做法把人民，尤其是土著社區，踢出他們的土地或者威脅毒害水，空氣和農場周邊的土地。（“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影響和選擇，”停頓的中美洲聯盟的第三次年度報告）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同100億美元的中美洲一體化和發展專案配合良好。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已同意建立一個綜合運輸和工業走廊，將與美國和加拿大連接起來。這個農業現代化，生產和貿易的系統意味著，農村人口，尤其是土著人口，將流離失所，以便使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可開採和運輸。它們包括石油，礦產，木材和電力。在危地馬拉，許多當地社區組織動員起來，反對這些工程建設，從而破壞了危地馬拉政府與多為美國和加拿大公司的各跨國公司所作的“交易”。他們並不反對發展。例如，他們願意用分散的，公有的和可再生的能源，滿足其能源需求，如太陽能電池板或小規模的水電工程，而不是修建大型水壩，那將摧毀他們的土地。（見西瑞爾•蜜雪兒可在‘中流砥柱’第117和119期的文章。 ）
兩個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還簽署了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該方案由委內瑞拉倡議，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委內瑞拉作擔保。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被看作是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DR-CAFTA）的一種替代方案。它依據的概念是共用每個國家的合作優勢，從而創造一個團結局面。該想法是這樣的，區域補償資金的建立將意味著實現社會經濟目標的一個有區別的處理方法。為推動這項工作，一些機構已經建立，包括中美洲多國石油公司Petroalba 和Albagas，多國電力公司Albaelectric。這是為了方便獲取遠低於市場價格與付款時間較長的石油。Albacom，Telesur和ALBATV是發展通訊的平行機構，同時ALLBA-藥品是非專利藥品的進口機構，以及ALBA-食品負責農業和工業供應。各個國家將負責執行這些專案，但在實踐中，它們由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聯結機構實施。
但是，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兩國，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的簽署沒有任何來自民間社會的參與或協商。雖然大多數組織同意ALBA的社會，分配，教育，糧食安全和減貧目標，但關於如何實行這些目標的資訊的缺乏，指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透明度的缺乏。應如何分發援助？將應用什麼樣的技術標準？農村的最弱勢群體如何才能獲得優先次序？會不會有偏袒現象發生，直接再生或強化現有的不平等？
另外一個觀察中美洲的很重要的因素，是通過華盛頓的同“反恐戰爭”交雜一起的“毒品戰”，在該地區再軍事化中的美國利益份量。朝南方看遠一點，看看哥倫比亞，這就最清楚了。自2000年以來，華盛頓在該國已花費了超過50億美元的軍事和反毒品援助。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奇基塔商標公司：CQB，德拉蒙德公司和可口可樂公司）被指控勾結准軍事部隊。
2008年6月布殊總統簽署“墨西哥計劃，” 可以撥出16億美元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以制定和執行反毒品、反恐怖主義和邊境安全的措施。一個月內，大赦國際呼籲調查為什麼美國的私人保安公司教授一些這樣的技巧，如“把被拘留者按在一個充滿糞便和老鼠的深坑，迫使水浸到被拘留者的鼻孔，以確保資訊”給到墨西哥警察。儘管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暴力不斷升級，華盛頓還是於2008年10月簽署了一項二百六十萬美元的援助薩爾瓦多一攬子協定，以打擊團夥。
讓我們來看看中美洲國家今天的狀況。回到自己的原籍國後，那些被驅逐者或因某些原因自願返回者，發現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情況？對於那些從未離開過，或已經返回的人，政治經濟形勢是什麼樣的？
危地馬拉
在36年的內戰（從1960年到1996年和平協定的簽署）裏超過200000人死亡。在1980年代初期，軍隊，憲兵和“民防巡邏”，在分散於農村高地的450個瑪雅社區，他們組織開展了大屠殺。成千的人逃入山區，部隊在那兒追捕他們，毀壞莊稼和轟炸他們的營地。一些危地馬拉人能夠跨越墨西哥邊境，在那裏設立了難民營。在內戰過程中， 100萬危地馬拉人成為內部或外部的難民。對於留在村莊的那些人，日常生活受到軍隊的嚴格控制。綁架，強姦，酷刑和失蹤是軍隊恐嚇居民的方式。後來的調查確定，在內戰中，軍事或准軍事組織觸犯了所有侵犯人權行為的93％和所有對婦女的性暴力的99％。
在2008年1月的就職演說中，總統阿爾瓦羅•科洛姆•卡瓦耶羅斯承諾他的政府是“一個社會民主的政府，一個關注社會的政府。”但是他還談到他的當選為“政治奇跡”，表明國家的公民系統仍然多麼脆弱。
作為和平進程的一部分，越過邊界，生活在難民營的難民，在困難的情況下，組織了他們的返回，並在國際觀察員的陪同下，得到了一些補償和土地。今天，1200萬人在該國居住。所有中美洲國家中，它的識字水準最低（70％）而土著人民的比例最高。它還擁有西半球最不平等的土地分配，2％的人擁有70％的生產用地。
違反了11年前簽署的和平協定，軍力一直在增加，部署在城市和農村地區，施行內部安全職能。鑒於一年有5000多人被殺，內戰結束的現在，公民並沒有更安全。在過去的選舉週期，有50多名候選人和政治活動家被謀殺，而且每年有500-600婦女被殺害，但警察，軍隊和司法系統並沒有調查，追查或懲罰對婦女或其他平民的犯罪行為。在一個高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的國家，青年都犯罪化了。5年前實施“掃蕩計劃”（“掃蕩行動”），在首都部署4000後備軍部隊，像對待成年人那樣處理未成年人上升的犯罪行為。
另一項尚未付諸實現的和平協定之條款，是開放和解密安全部隊檔案的要求，並找到被殺害者和失蹤者的屍體。婦女，政治活動家和工會活動家的謀殺案中表現出來的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秘密武裝團體，他們依賴腐敗政客以促進國際販毒（往往與哥倫比亞販毒集團勾結），並維持對群眾的控制。這些依賴于政治家和前軍官的團體，也參與針對團夥和婦女的“社會清洗”。
衝突的解決辦法是暴力的升級：自2006年以來，在克特薩爾特南戈地區的科阿特佩克鎮，市政當局試圖強行將那些傳統的市場移至城鎮郊區的一個大市場，後者是用美洲銀行的錢構建的。這個大市場靠近一個垃圾場和兩個墳場，但攤位的租金比集中在一起的市場更貴。驅逐始於2007年年底; 一年之後實施戒嚴。正在2008年耶誕節前，阿曼多•桑切斯，一個向供應商提供諮詢意見的律師，被人開槍打死。2008年1月13號，阿曼多•可拉宗•蒙松在其市場攤位開業時，被殺害。
2008年，最後的工會化的危地馬拉加工業區卻邢（Choishin ）關閉，而且沒有支付包括政府規定的遣散費在內的全部補償。一些工作人員堅持要他們的遣散費以及重新安置的權利並且不能列入黑名單。這可能會提醒我們注意這些作為共和國視窗的工人和他們的成功靜坐，但危地馬拉的情況將不會有團結勝利的這樣一個結局。
該國仍有一些工會存在，包括六個工會中的一個，伊薩瓦爾香蕉工人工會（SITRABI），根據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定提出申訴（連同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指控危地馬拉政府沒有堅持勞動法或起訴反對工會成員的罪行。幾天後，其一名成員被暗殺在德爾蒙特的危地馬拉子公司的場地。作為一個工會活動分子在危地馬拉是危險的。2008年的前5個月，有八起謀殺案，一起企圖謀殺案，兩起過路車輛射擊，以及綁架和輪奸一名工會高層官員的女兒。
據危地馬拉人權監察員辦事處的觀察，在2008年的頭3個月，從美國向危地馬拉的驅逐案增加了20 ％。大多數是在大規模工廠掃蕩中圍捕的土著人民。
薩爾瓦多
該國是中美洲最小的，人口最稠密的（700.00萬）。它是該地區第三大經濟體（在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之後）。與危地馬拉的土著人口占多數不同，其土著人口在1932年的大屠殺中已經被消滅了。自那時以來，傳統上的統治階級咖啡種植者用武力爭奪權力，給寡頭提供了鐵腕，充實了其高級官員和操縱政府的權力。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叛亂在1980年推翻了傳統的寡頭統治，但是，最溫和的反叛力量基督教民主黨，幾乎立即開始為自己奪得權力，並把自己與軍方結盟。這導致新的內戰（1980至1992年），使一十八萬人死於這場戰爭。
內戰過程中，幾個重要天主教徒被國家安全局殺害。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奧斯卡•阿努爾福•羅梅羅主教謀殺案，他被殺於主日彌撒講道中。1989年，6個耶穌會教徒，知識份子和政治活動家，他們的管家和她的女兒被殘酷殺害。在另一起案件中，3名美國修女被阻停在一個軍隊檢查站，遭到強姦和謀殺。軍隊試圖指責遊擊隊犯下這些罪行。
真相調查委員會成員發表的1993年報告的結論是，前將軍羅伯托•德•奧布松下令，明確地指示其充當“行刑隊”的安全機構，殺死羅密歐。委員會列舉了一些姓名，並指出政府工作人員隨後的掩飾行為，確保為殺手們脫罪。5天後，立法機關通過的一項大赦法，似乎關閉了此案，不對侵犯人權者作任何進一步的懲罰。
薩爾瓦多的法律保護辦公室的大主教管區把該案件交給了美洲人權委員會，後者於2000年裁定，薩爾瓦多政府應對執法不公負責，並提出三項建議：全面進行調查和懲處所有直接暴力罪犯，賠償所有這些受害者以及取消大赦。將近十年後，薩爾瓦多政府還沒有動作實施這些建議。
事實上，執政黨民族主義共和聯盟（ARENA），儘管由來自銀行業，進口，電訊和農工業部門的強大商人領導，仍然在繼續發揚軍隊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共和聯盟（ARENA）企圖使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 — 遊擊隊運動中出現的主要反對黨 — 非法化，通過譴責它在內戰中的一切暴力，並把它同恐怖主義、暴力和今天的混亂聯繫起來，使它成為非法組織。
2006年9月，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特別反恐怖主義法，此舉全不顧社會運動，基督教民主黨和馬蒂民族解放陣線的反對，後者一致認為，該法案更多的是社會控制一個法律工具，而不是去阻止可能發生的恐怖主義行為。該法案似乎已經是民族主義共和聯盟（ARENA）計劃的第1號法令，其目的是懲罰其停滯的私有化計劃。
在整個1990年代，薩爾瓦多是該地區的新自由主義模範。它執行了一項結構調整計劃，放鬆管制基本菜籃子，促進了合作農業改革土地的銷售和放鬆對銀行的管制。推動一項稅制改革的實施，取消咖啡和食糖出口稅，取消資本財富稅和實施了累退增值稅。包括機場，電話和電力分配服務，城市住房研究所在內的大多數的國家經濟活動實行私有化。到2001年，它的經濟美元化。接下來的是供水及衛生系統和大部分教育的私有化。
反對衛生系統私有化的大規模動員，由衛生部門工會和在2002-04年佔據街道的衛生工作者帶領，成功地制止這一右翼專案。但成千上萬的薩爾瓦多人的參預，也使該國政府注意到，它將不得不訴諸更強硬的手段，制止社會運動破壞新自由主義項目的穩定。
在推出新的和有爭議的分散公共供水服務系統的計劃時，政府選擇在穌奇多多（Suchitoto）市開始，該市自1994年以來一直由馬蒂民族解放陣線治理，政府以最挑釁的方式，精心準備軍隊和警察。2007年7月2日，社區組織在主要廣場舉辦了水論壇，並邀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社會組織參加。據大主教區的法律監護辦公室說，到早上7時，一個防暴警察特遣隊，警方突擊精英部隊和軍隊，配備裝有大口徑機槍的半坦克抵達。一位軍隊排長告訴在九公里外設立了路障的居民，他有總統命令，鎮壓任何公路抗議。居民要求停留3小時，他給了他們5分鐘。居民組合在一起，等待警方的行動，隨後該排士兵，在兩架直升機的支持下，發射橡皮子彈。在這一天，兩個社區遭到武裝部隊攻擊，14人被捕，62人受傷。在幾個月前新成立的特別指令法院上，這14人被指控。許多法律專家認為這些法院不符合憲法，這些法院的建立是為了處理涉及有組織犯罪和綁架的案件。這14個人被指控犯有造成嚴重破壞和對公職人員的恐怖主義行為。
薩爾瓦多有高額的犯罪和侵犯人權行為，據推測，這些行為與販毒和雇傭殺手團隊有關聯。 因此，薩爾瓦多已處於“幫派戰爭。” 2003年7月，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馬諾度拉”（“鐵腕”）法律， 主張12歲以上的青年人只要是有幫派紋身或顯示幫派符號，立即入獄2-5年。2004年8月，儘管共有20000團夥成員被逮捕，但當最高法院宣佈該法律違反了關於兒童權利的聯合國公約時，其中的95％就被釋放了。
在2004年新的“超級馬諾度拉” （“超級鐵腕”）被立法機關通過。雖然，以團夥成員罪控告青年時，證據是必要的 — 從而正式遵守聯合國公約 — 新法律加重了處罰（團夥成員處以2-5年的監禁，團夥頭目處以9年的監禁）。在過去的5年，監獄人口已從6000增至1.2萬，其中40 ％是幫派成員。然而，犯罪率仍在上升。
在過去兩年，16個以上社區積極分子、工會會員和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的活躍分子被殺害，但當局意欲剔除殺戮的任何政治動機，而且這些殺戮真相仍未解開。例如，米格爾•安赫爾•瓦斯奎茲，電氣工人工會領導人，被兩顆子彈擊在頭部，是內戰期間的暗殺風格。
刑法於是作了修改，為“嚴重擾亂公共秩序”創建一個特殊的類別，增加對公開抗議的處罰。但是，人民運動仍在繼續，特別是圍繞著布埃布拉-巴拿馬規劃的道路，反對如熱電廠或集裝箱港口那樣的超大項目，因為它將破壞家庭和商業的捕魚活動。
選舉定於2009年初，先是市政選舉，然後是總統選舉。雖然執政黨有控制選舉機器和利用媒體傳播恐懼的優勢，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還是全面領先。薩卡總統宣佈給公務員（1.84％的人口）加薪和19措施的所謂“同家庭結盟”一攬子計劃，其目的在選戰，而不是為社會投資。只有6-7％的國內生產總值將用於如教育和保健這樣的基本社會項目，薩爾瓦多人均社會投資在該地區最低。（拉丁美洲平均值為13％。）即使面對恐嚇，生活水準的下降和社會運動的恢復還是使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在所有問題上，處在它享有的最有利地位。
到2007年底，估計每天有740薩爾瓦多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去美國。
洪都拉斯
雖然洪都拉斯沒有遭受內戰之苦，在20世紀80年代它成為康特拉訓練營和美國的空軍基地的一個後勤基地。政府對付左派的方式是秘密地安排法外處決。
這個七百四十萬人的國家，每四名工人中就有一個以上的人失業。它有一個腐敗政客的歷史，這些政客使用他們的職權獲取財產，並且盲目支援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去年春天，一群年輕檢察官的38天絕食迫使審查一些案件，這些案件記錄著著名商人和政客的腐敗。然後在9月份，其中最激進的絕食發起人，路易士•哈威爾•桑托斯被槍擊9次。雖然他活了下來，但他的腎臟和膽囊被摧毀;他的肝臟，膀胱，腸和肺被擊穿孔。洪都拉斯人要求做廣泛調查，要弄清楚總檢察長辦公室或最高法院裏是否有人要負責。
類似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設立的“強硬”措施，2003年8月，受紐約市長朱利亞尼政策的鼓勵，洪都拉斯採納了“零容忍”政策。除了幫派成員的12年徒刑（後來延長至30年），法律允許警察和軍隊合作，在城市地區的巡邏。
在洪都拉斯，團夥對鎮壓措施回以不斷升級的暴力，並要求廢除該法律。隨後的一年，襲擊公共汽車，打死打傷乘客，這些事件頻繁的發動，通常是對團夥成員的法外處決的回應。在每個事件中，給總統的資訊被遺留掉了。然而，可怕的幫派謀殺案以及幫派已成為方便的替罪羊 — 似乎鎮壓他們就會解決該國的毒品，謀殺，暴力問題以及一個不公正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
雖然梅爾•塞拉亞總統已經簽署了查韋斯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它既沒有引起美國使館的強烈抗議，也沒有導致塞拉亞放棄新自由主義政策。一位記者稱它是純粹的“戲劇”。然而，被查韋斯稱作為“牛仔指揮官”的塞拉亞，可以用他對ALBA的懷抱迷惑基層人民。洪都拉斯開始在有利的條件下接受委內瑞拉的石油，還有在洪都拉斯加勒比地區勘探石油或建造一個水力發電廠的說法。然而，塞拉亞處在其總統任期的末尾;洪都拉斯在2009年將有全國選舉。
尼加拉瓜
有五百五十萬人口的尼加拉瓜是中美洲人口最稠密的國家。在1979年7月桑地諾革命把索摩查獨裁政權推翻，並建立一個基礎廣泛的政府，其政治領導層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他們開始發動規模巨大的成功的掃盲計劃。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政府發現該國處在列根政府的圍困中。即使國際刑事法院譴責華盛頓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令其賠償修復，也未能阻止列根政府推翻其政府的企圖。後索摩查時期的首次選舉，在1984年舉行，反對派抵制，而丹尼爾•奧爾特加當選為總統。美國資助的一個統一的反對派，參加了第二次選舉。
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很清楚會在1990年的選舉中失敗時，領導層本身準備移交權力給新任總統奧萊塔•查莫羅。丹尼爾•奧爾特加宣佈，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將從下層工作，也就是說， FSLN將與群眾組織一起工作，以防止20世紀80年代的革命進程倒退回頭。最重要的是，沒收索摩查和那些精英的巨大財產，大眾掃盲和一個民主政府的建設。這包括向公民負責的警察部隊，以及政府的第四個部門最高選舉委員會，其任務是執行透明的選舉進程。
1990年選舉的失敗，是由於美國給反對派的政治和財政支持，以及該國因為康特拉戰爭而筋疲力盡，康特拉戰爭得到非法的華盛頓協議的重大資助和武裝。另外一個因素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政府的一系列錯誤：不適合農民或者國家的發展水準的一個模式的土地改革，以及誤解大西洋沿岸土著人民的期望。這些錯誤加強了康特拉支持者的基礎。
傷害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使它離開政權的是“皮納塔”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把政府財產轉移成了黨的財產或其最高級別官員的財產。當權時，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領導人從未設想過失去政權，因而並沒有區分政府財產和黨的資源。許多FSLN官員當時解釋說，他們獻身革命，現在一無所有。因此，他們認為自己有權確保自己的未來。
在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所有這些失算下面的是這個現實，即FSLN是一個奪取政權的軍事形式。一旦索摩查政權被推翻，它從未重新評估自己的角色。FSLN的軍事性質導致一個等級組織文化，使它不容易轉變成一個更適合於合作重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較多方面任務的組織。1990年的失敗後，在黨內開辦的質疑討論中， FSLN似乎願意討論和評價自己的錯誤，然後自行調節。但有跡象表明，討論只是表面上的，因為現實是：它的道德委員會從未評價“皮納塔。”過程（1998年，當奧爾特加的養女和FSLN成員祖拉莫利卡•納瓦埃斯，指控他性虐待時， FSLN道德委員會證明無法調查該項指控。10年後，她終於在美洲人權委員會撤回她的案件。）
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內部對話，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集體體制的黨。相反，丹尼爾•奧爾特加集團越來越多的佔據FSLN，擠掉然後驅逐那些提出了不同觀點的人。選舉失敗後，FSLN締造和領導的群眾組織，不管1979年革命之前還是1979年革命之後建立的，都採取步驟實現自治，婦女運動也取得明顯成功。但隨著FSLN在1994年的分裂，其領導人，如朵拉•瑪麗亞•特列斯和塞爾希奧•拉米雷斯離開另立黨派，就是今天所謂的薩迪諾革新運動（MRS），其中許多組織回歸到政黨狀態。
在籌備1996年總統大選時，黨再次選擇奧爾特加作為他們的候選人，並且被保守和腐敗的阿諾爾多•阿萊曼挫敗。然而， FSLN在立法機構仍然佔有重大份額的成員，而且正如夏莫洛政權初期的情形那樣，能夠領導學生，工會和農民的群眾組織，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政策。阿雷曼需要購買社會和平，以穩定他的政府，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需要重新在政府機構中出現，從而為重新掌權奠定基礎。經過30多個秘密會晤，協議出爐了；它導致基層組織的解散，使新自由主義成氣候。 1999年， FSLN在最高選舉委員會只有一名裁判官，在最高法院只有一個或兩個法官。在總審計長辦公室設立了更多的職位，在最高選舉委員會（CSE），在最高法院，阿萊曼和奧爾特加塞滿了他們的支持者。
當公共服務系統私有化和出售國有資產時，該條約給阿雷曼，奧爾特加及其圈子中的人以不公平的優勢。國家銀行在2000-01年度破產時，該集團獲得數以百萬計的補償方案，這就突顯了該不公平優勢。
協議期間，針對阿萊曼的劣勢，奧爾特加獲得了權力。雖然2000年的選舉，奧爾特加輸給了時任阿雷曼的副總統的恩裏克•博拉紐，一旦博拉紐看到阿雷曼因腐敗被起訴，奧爾特加就能鞏固對司法和選舉機構的控制。阿雷曼被判處20年，是奧爾特加任命的法官允許他大部分時間在他的莊園服刑，過舒適的生活。
阿雷曼-奧爾特加協議，已經成為三方交易，增加了紅衣主教奧萬多•y•布拉沃和保守的天主教特權階級的一個部門。僅2006年總統選舉前一個星期，大回報就來了，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議員投票通過一項法律，撤銷19世紀後期的治療性墮胎法令。現在，尼加拉瓜與薩爾瓦多和智利一起，是少數幾個墮胎完全非法化的國家之一。在頭一年，就至少有80尼加拉瓜婦女死亡，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墮胎。這些死亡主要是流產的結果。
由於選舉的時間安排，一些評論家認為，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被迫採取反墮胎的立場，但丹尼爾•奧爾特加和羅薩裏奧略•穆利羅，他的妻子和競選經理兩者都維護黨的立場。（作為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合作夥伴，奧爾特加和穆利羅2005年在奧萬多結婚。）
協議還允許對選舉法作兩個重要修改。首先，剔除了地方政黨或聯盟可以運作的機會，從而把系統推向兩黨模式。第二，特別規定，總統候選人不須贏得50％加1的選票 ，而只需多數，如果最高得票者，得票多於第二高的候選人至少5％就可以了。如果沒有這兩個修訂，在一場三方參加的選戰中，贏得38％選票的奧爾特加，就不可能成為總統。
即使在2006年選舉前，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給奧爾特加提供了他的政治和經濟支援。他承諾向尼加拉瓜提供價格優惠的石油，以及建立一個煉油廠，一個石化廠，連結比爾維（大西洋沿岸）與太平洋地區的高速公路，以及資助農村信貸計劃。然而，奧爾特加政府一直拒絕把這些援助包括在國家預算中，因為那意味著被國民議會所控制。民間社會，反對黨，媒體，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家都要求讓這些援助的管理透明化。
由於奧爾特加的當選，很多人把他的勝利，同莫拉萊斯在玻利維亞，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和科雷亞在厄瓜多爾道的當選相提並論。儘管有分歧，即使在這麼短的清單中，丹尼爾•奧爾特加是比他們中的任何一人更為妥協的總統。他維持了同阿雷曼的協議，加深了他與保守的天主教特權階級的合作，沒能利用他上臺的第一年，迫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受尼加拉瓜預算，優先考慮社會支出和進行避免財務透明度的戰爭。似乎沒有人確切知道，2007年委內瑞拉援助尼加拉瓜多少錢。總統奧爾特加宣佈為五點二億美元，一個月後，他報告的只有一半;中央銀行總計金額在一億八千四百九十萬美元。
雖然尼加拉瓜簽署了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但沒有提供如何實施的詳細說明，還有擔心FSLN將利用其地位獎勵其基層。全國農業聯合會和農工合作社（FENACOOP）質疑政府分發委內瑞拉化肥的方式，但被告知將根據“緊迫性”分發。然而，他們發現三個不同的價格：“黨員價格，一些協會領導人的價格和這兩組之外者的價格。”
就職時，奧爾特加建立公民權利諮詢會（CPC），把它作為一個“直接民主”的模式，穆利羅為其領導人。公民權利諮詢會（CPC）將是一機制，國家有關的任務，包括教育，住房和健康，將通過它開展。零饑餓和零高利貸專案（由穆利羅經管，由委內瑞拉的金錢資助）的受益人也由公民權利諮詢會（CPC）選擇。但是尼加拉瓜已經有民間組織的歷史。地方民主與發展網路同在農村，地區和市一級的公民委員會編織在一起。它獨立於任何政黨。其市政委員會力爭讓公眾討論市政預算，目前已被幾項法律承認。該網路獨立於任何政黨。儘管如此，奧爾特加政府仍致力建立一個與其競爭的組織，即公民權利諮詢會（CPC）。他的政府有意與反對派就他們的地位發生衝突，圍繞立法，用法院做最終的運行，通過下落不明的委內瑞拉金錢，建立了一個忠實的基礎。去年春天，丹尼爾•奧爾特加表示了他的決心，要給公民權利諮詢會（CPC）以憲法地位。在籌備2008年的市政選舉時，他要求FSLN的所有候選人簽字承諾，如果當選，他們將“服從”公民權利諮詢會（CPC）。
與此同時，奧爾特加政府在尼加拉瓜的300個非政府組織挑出17個，指責兩個組織 — 英國牛津救濟會和瑞典悉德論壇— 非法給婦女自治運動資金。在這裏再次看到，正像卡洛斯•費爾南多•夏莫洛（他自己就是政府攻擊的受害者） 所說的，政府要對社會運動作規範和控制，以便製造“民間社會的一種模式，一個不思考，只保持平靜而且簡單地服從的模式。”（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一直是FSLN報紙‘擋風牆’（Barricada） 的編輯。）
全國警察女警分所的總監，梅賽德斯•安皮警官指出，在2007年犯下的所有罪行中，40％是家庭中針對婦女和兒童的身體虐待或性暴力。馬那危婦女醫院的主任報告說，10個在他們醫院分娩的母親中，就有4個在15歲以下。其中一些已是第二次懷孕。鑒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為什麼女權主義組織受到攻擊？首先，它是所有尼加拉瓜的基層組織中最自主的，第二，它一貫捍衛婦女的性和生殖權利。它講出了關於該國高額的家庭暴力，並為爭取制度上的改變而奮鬥。然而，奧爾特加政府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
2008年9月和10月，有一次，政府使用官方媒體作攻擊，攻擊著名的女權主義作家和活動家索非亞•門的內哥羅以及保護自治婦女運動。正如公民權利諮詢會（CPC）企圖取代FSLN無法控制的民間組織，該黨在2008年9月22日創建了桑地諾婦女運動（MMS）。其性別觀點是通過政府提供保健服務，信貸，教育和培訓。
由於路易莎迪•艾曼達•諾薩尼加拉瓜婦女協會（AMNLAE）是桑地諾婦女成立的一個組織，他們被迫加入桑地諾婦女運動（MMS）。僅僅因為他們不太明白邀請，其馬那危中心的兩個組織就被強力接管。但是，一旦有60個中心的AMNLAE加入運動，然後運動就要求其主席朵拉•澤勒東（前FSLN國民大會代表）辭職。澤勒東的辭職信概述了摧毀AMNLAE自主權和工作的訛詐和威脅。在新的領導班子下面，AMNLAE恐怕將接受再教育，學習什麼工作適合婦女運動。清楚的是，它將不會爭取恢復治療性流產的權利。總統本人就宣稱“希律王在尼加拉瓜尋找兒童殺害。”
事實證明，政府的反非政府組織運動所產生的敵意水準，是2008年市政選舉的熱身。最高選舉委員會（CSE）把登記選舉聯盟和候選人名單的日程提前，取消了北部加勒比海地區7個城市的選舉，然後接受和認證保守黨和桑地諾革新運動的候選人名單，取消了他們法律地位。廢止了愛德華多•蒙特亞萊格雷作為一個黨的候選人的權利，該黨就是他所創立的尼加拉瓜自由黨聯盟（ALN），並授予他一個接近FSLN成員的地位。最高選舉委員會（CSE）也拒絕認可觀察員小組。
大選前夕的暴力發生在萊昂和馬那危，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成員和其支持者在街頭攻擊對手。在馬那危大多數人口最多的社區，一隊隊的公民權利諮詢會（CPC）成員，身穿FSLN T恤衫，挨家挨戶地走訪，當面詢問居民，他們打算投票給誰，並寫下他們的回答，製造一種緊張局勢。
選舉日唯一允許在投票站的觀察員是黨的監察員。由於在選票上，五個政黨中的三個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或其支持黨派，氣氛往往是恐怖的。當晚宣佈了初步結果，雖然FSLN的候選人被認為是劣勢者，但它卻在領先。
選舉後的上午，全國獲悉，馬那危電腦中心被軍管了，只有執政黨的技術員在裏面。第三，最高選舉委員會（CSE）公佈的初步計票結果， 報告說FSLN 在90多個城市獲勝，但提供的是百分比，而不是投票的數量。
從垃圾堆發現部分燒毀的選票到發現一批尚未分發的選民身份證，當獨立的媒體記錄到越來越多的欺詐證據時，不信任在增長。選舉後的兩天， 9名主教在尼加拉瓜主教會議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出選舉的問題，並要求監測人員與最高選舉委員會（CSE）一起審查選舉的過程。道德與透明度監測人員（透明國際尼加拉瓜分部）沒有被准許以觀察員地位，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發表了初步報告，概述了9項嚴重違規行為。
在馬那危，最高選舉委員會（CSE）的結果表明，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亞曆克•阿圭略擊敗了愛德華多•蒙特亞萊格雷（作為一個自由候選人）20000票。但是蒙特亞萊格雷堅稱，他擊敗阿圭略29000票，並且有證據。鑒於越來越多的國內和國際壓力，最高選舉委員會（CSE）同意迅速重新點票，但排除獨立觀察員在場。蒙特亞萊格雷不同意驗查。相反，他訴諸輿論，在新設立的網頁（www.voto2008.org）發送城市大多數投票站的點票結果的副本，並向‘新聞報’發放資訊。有趣的是，阿雷曼全力支持蒙特亞萊格雷的挑戰。立憲自由黨（PLC）拒絕承認選舉結果，並命令其代表和法官不要去工作。在立憲自由黨（PLC）裏發生了裂痕，阿雷曼的領導力下降而蒙特亞萊格雷的領導力則上升。
一群群的破壞者遊蕩了首都的街道，恐嚇人民。有報告說公共雇員用了數個鐘頭在街頭角落揮舞著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旗幟，總檢察長克雷•埃斯特拉達對該報告作出反應，對一些記者說，“如果國家元首和FSLN政治領導人，丹尼爾•奧爾特加，決定號召他所有的支持者走上街頭，那就不會有一塊石頭靜靜待在這個國家，或靜靜待在任何反對他的電視頻道或其他媒體裏。要感謝他沒有這樣做，由於這個管理著我們的人的智慧和平靜，他沒有這樣做。”
在過去的十年裏，尼加拉瓜團夥已決定暴力對抗，以同越來越多的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的團夥暴力相比較。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內戰結束時已經放下了武器。但是現在暴力正在醞釀。在最近的 ‘新聞報’一篇文章中，80個以前的幫派成員現在與‘和平青年’聯合指控說，政治煽動者已被招募，並供以頭盔，手槍，棍棒，迫擊炮和嶄新的砍刀還有午餐，巴士車費和金錢（3-5美元）。這是一些破壞者，他們包圍了反對黨並阻止他們抗議欺騙性選舉。幾天後，他們被捧為不下於羅薩裏奧•穆利羅的革命鬥爭的象徵。
公眾有質疑，為什麼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不退一步，允許最高選舉委員會理清最明顯的案件，以幫助該進程合法化？
首先，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計劃贏得100個市長席位。因為黨必須把自己弄成是多數黨而它卻不是，所以把欄杆設高。FSLN必須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以減少反對派。這包括使用國家機器滿足黨的需要; 也包括使用恐嚇和暴力強制執行其權力。這次競選活動，就像總檢察長指出的，顯然是上層指導的。
第二，“贏得” 包括馬那危的105 市長席位，FSLN的市長們簽署了一項協定，服從公民權利諮詢會（CPC）的命令，CPC是由黨工作人員運作，由羅薩裏奧•穆利羅指導的機構。因此，市長們都陷入了一個對奧爾特加-穆利羅團隊負責的籮筐裏，控制的鉗子擰緊了。（立憲自由黨（PLC）獲得37市長席位，黨內只有4個會傾向蒙特亞萊格雷的勢力。）
獨立勢力哪里能反對這一合併的權力？一旦最高選舉委員會（CSE）有合法性，但他們就已被阿雷曼-奧爾特加協議腐化了。
警察受憲法制約必須服從總統。在萊昂選舉前的暴力的對抗中，警方提供了一個分裂的反應。但是，有證據顯示，奧爾特加正在增加一般指揮官，提升他的支持者並把最有經驗的警官退休掉。
仍然獨立的兩個機構是立法機關和媒體。對非政府組織發出的恐嚇，在競選期間結合反對派政黨和候選人的荒漠化已使兩黨制和一個國家-政黨-家庭規則的進一步鞏固。
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表示有興趣於進一步的憲法“改革。” 目前，總統不能連任;奧爾特加要改變這種狀況。另一種變數可能是羅薩裏奧•穆利羅在2011年競選總統。奧爾特加還表示，他希望把公民權利諮詢會（CPC）寫入憲法，是否取代立法機構或作為額外的政府部門，還不明確。另一個可能的憲政改革將走向一個更加議會的制度，其中獲勝的政黨選出總理。即使FSLN是協議中較強大的合作夥伴，它仍然需要阿雷曼和立憲自由黨（PLC）。對於連續兩年的立法會議，它至少需要9個立憲自由黨（PLC）的立法者，以便通過憲法改革。然而，鑒於該欺詐的選舉，阿雷曼可能無法結束談判，並幫助推動修改憲法。
選舉立即導致立法危機，2009年預算沒有按照計劃的時間批准。在詐騙之後，歐洲聯盟凍結其付款（約80％的政府公共投資預算），美國也這樣做（大約為8500萬美元，它也是同一億三千萬美元貸款聯繫在一起的）。不過，12月1日丹尼爾•奧爾特加宣佈，任何因國際援助的凍結或撤銷造成的預算“黑洞”將改由委內瑞拉付款。
所有這一切權力紛擾對於大多數尼加拉瓜人是毫無意義的，他們每天的貧困壓倒一切。雖然奧爾特加談論 “社會民主”的復興，譴責美帝國主義和歐洲殖民主義，奧爾特加政府第一個財政預算案的關注仍然是支付（不正當的）國內債務的新自由主義議程。查韋斯提供資金，但奧爾特加分錢，彷彿是他自己的零用錢，從而加深該國的腐敗文化。
奧爾特加-穆利羅團隊是一個專制政權，煽動暴力，而自稱體現了桑迪諾遺產。它結合了左派面孔和銳利拳頭。
參考資料
我的主要參考來源：
• envio ，一份月刊，涵蓋中美洲，但重點是尼加拉瓜。分英文和西班牙文在馬那危出版。其西班牙語網站www.envio.org.ni。
• NACLA美洲報告，雙月刊雜誌，涵蓋拉丁美洲。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摧毀治療性流產法律的這一醜聞已經被廣泛報導在美國主流媒體，這條法律見諸書本已經有一個多世紀。見卡倫•坎普維的文章“不左也不右：反女權主義時代的桑地諾主義”，2008年1-2月，第二卷，41，＃1。
•同樣重要的是聲援危地馬拉人民的網路以及支持薩爾瓦多人民委員會的網站。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DR – CAFTA）：影響和替代，”停滯的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聯盟的第三次年度報告。非常有用的40頁的報告。
戴安·菲利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和 “中流砥柱”雜誌編輯。菲利是一名從零部件行業退休的汽車業工人。她是鋼鐵工人聯合會235地區的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