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5月和6月以來，一系列的衝突和罷工影響了中國的一大批製造工廠。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估計約有3億人），代表一個巨大的市場，勞資糾紛相當頻繁，不過這些糾紛很少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根據官方的中文雜誌“瞭望週刊”的說法，2008年的勞資糾紛有28萬起，2009年上半年，與過去同期相比，糾紛增加了30％。對五，六月份衝突的新注意，無疑不是偶然的。這些衝突可能是指標性的變化，需要加以分析。
罷工浪潮開始於佛山的本田工廠。儘管解雇了罷工領導人，還試圖分化罷工領導層，在為期兩周的衝突中，本田工人仍然團結一致。在這家工廠裏，80％的工人是技工學校的實習學生，承擔一個“集體”的雇傭合約。他們不受勞動法的保障，工資遠遠低於普通工人。
衝突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那些學生發起的，這些人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罷工顯示了他們維護人性尊嚴，訴求體面工作條件的決心。以公司的利益和等級觀念為名，犧牲人的生活，讓人接受最壞的不公正，這已是非常清楚的事了。他們毫不遲疑地曝露了一個增長模型，該模型基於廉價勞動力，基於對勞動力的劇烈剝削，而且也缺乏任何正派意識，這些公司支付非常低的工資而牟取暴利。在同一時間，由臺灣資本開辦的富士康工廠出現自殺浪潮，這是一家電子巨頭，向戴爾，蘋果，惠普供應組件，自殺浪潮凸現了在這些組織得像監獄的工廠裏的工人的嚴苛待遇。
正是這種鐵的紀律與低工資的結合，誘惑著跨國公司，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一個類似於流放地的工廠。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中，不像通常的中國勞資衝突的情況那樣，本田的青年工人動員起來，並不是要求支付他們的工資或行使他們自己的權利，而是要獲得真正的工資增加。他們要求立即在基本工資的基礎上，大幅提高800元，這不包括加班費，還有每年增加至少15％的工資。這次罷工迫使本田在該國停產數天，因衝突造成零件短缺。本田不得不同罷工工人指定的代表談判，接受工資的顯著增加和改善工作條件。
佛山本田工人的勝利，是工人階級鬥爭性的一個有力的例子。在此之後，本田，豐田，三美電機，日本板玻璃，阿茲米特汽配（Atsumitec）及其他附屬公司都受到勞資衝突的影響，被迫讓步接受工資的增加，向各種衝突的主要要求讓步。報章報導說，一些公司，甚至省級當局不等可能的衝突出現，就提高員工的工資！
這些工資要求並不令人吃驚。在勞動力的最低水準上，大約有1.3億逃離農村貧困的移民人口。這個人口為企業和跨國公司提供了非熟練勞動力，這些企業坐落在中國大製造業城市，如廣州，深圳，蘇州，或在如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城市中心，在那裏他們組成建築行業。由於戶口（居留證）制度，農民工不被當局認定為城市工人。因此，他們是脆弱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是“無證”者。他們不能獲得公共服務，因此沒有最低的社會保障。他們的子女沒有資格上公立學校就學。據農業部的說法，他們目前的平均收入為每月1348元，不到200美元。這不足以彌補通貨膨脹，儘管每年增長10-15％，工資仍然特別低。
中國工人目睹的是，豪華商場數目的激增，只是為了滿足約3億人口的中產階級的炫耀性消費，更別提暴發戶和官員了。然而，這個巨大的經濟增長卻讓工人們受益很少。社會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加劇得尤其厲害。經濟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4年之間，大公司的勞動“成本”增加了三倍，但在同一時間生產率增加了五倍，導致單位勞工成本減少了43％ [1]。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請注意，勞工收入比例在15年內下降了10％，導致了家庭消費的下降。因此，目前的工資增長，只是個開始，重新平衡國民收入比例，拉回勞工收入的份額。
從當局的角度來看，有兩個原因歡迎這些工資的增長。首先，政府希望復蘇國內消費，以抵消出口放緩。此外，工資的增長也意味著生活條件的改善，這對於維護政治穩定是有意義的。近幾個月的工人鬥爭發生在國外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中。這讓政府暗示，外國公司應對工人階級的憤怒負責，同時加強民族主義情緒。
事實上，政府從大跨國公司的讓步中獲得的收益多於鎮壓工人的鬥爭。它並不真的擔心衝突和工資上漲將令該國的吸引力打折。在中國，即便是高度出口導向型的公司，工資成本也並非判別外國公司投資的唯一理由。在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每月的平均工資現在低於中國的每月工資[2]。但比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儲備相當有限。此外，所有公司都可以輕易搬遷。例如，護理，鋼鐵和化工企業就是這個情況。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因為遭遇危機的西方國家的消費停滯，投資的主要理由，在於增長的國內市場的巨大性。隨著工資的增加，市場應該更加有利可圖的。沒有投資者不知道這個事實。
增加的勞動力“成本”，增加的衝突，促使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境內 “搬遷”工廠，而不是向國外遷移。公司更願意離開沿海地區轉向內陸地區，那裏的土地和工資便宜得多。這種產業重組可讓他們克服沿海工業區的勞動力枯竭的困難，勞動力枯竭是勞動力市場的地區分裂的結果。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鄧曲恒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施估計，尚有7000萬農民工待業。但戶口制度，以及擔心如果不維持土地就會失去它，這樣的盤算，阻礙了他們去沿海城市尋找工作。此外，中國人口正在老化。六分之一的非農民工說，他們年紀太大，難以離鄉背井，即使他們還不到40歲[3]。
更新了的工人階級戰鬥性，通過春季鬥爭的勝利得到了加強，這也有可能得力於新的勞動法。2008年1月1日推出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是“十多年來，勞動法制定中最重要的一個。”[4]。主要目標之一，是限制用解雇和不支付工資的手段虐待員工的作法。政府意識到，圍繞這些問題，工人鬥爭動力可以是很危險的。政府也希望讓工人得到好一些的保護，允許企業的高營業額有所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當員工不滿意自己的工資或工作條件時，他們只能離開公司，去別處尋找工作。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國家會鎮壓，阻止在工作場所的任何集體組織。官方工會回避鬥爭。隨著在沿海地區勞動力的減少，人口老齡化，以及更高素質的勞動力的出現，主管部門和企業需要一個穩定的勞動力，他們的要求的影響更深遠。
年輕農民工最受益於新的法律，可能是因為他們能從互聯網獲得更多的資訊。在影響了日本企業的鬥爭中發現他們的身影，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年輕人受到過更好的教育，並分配到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一個世界把他們同其仍然在農村的父母分開。這些年輕的工人，都是獨生子，渴望在大城市中的體面生活，以他們的工資，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幾個月的工人的勝利，將可能對社會狀況產生重要影響。政府的賭注是，高工資將緩解社會緊張關係。但春季和夏季的罷工可能會蔓延，這不是不可能的。
更何況，在最引人注目的有關本田工廠的鬥爭事實之一，罷工者明確地拒絕官方工會，後者被中國共產黨的“全國總工會”（ACFTU）控制。那些代表受到了廣泛的非議，他們用暴力行動反對工人的鬥爭，同管理層一起阻斷罷工。至少在三個本田工廠，罷工工人要求選出自己的代表和重組工會的權利，這對“全國總工會”（ACFTU）的代表是個冒犯。相反，這些“工會”有系統地站在了老闆一邊，被證明是員警的幫兇。在這些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本田工人的自我組織能力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這些形式的自我組織促進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覺悟的發展。
衝突的擴散，集中在經濟領域，但當局一直關注這種情況轉化為一個廣泛的政治挑戰的可能性。本田工廠的罷工經驗表明，在未來，政府通過一個單一的聲名狼藉的工會控制鬥爭，將會更加困難。新一代的工人已經表明，他們準備組織團結起來，要求獲得經濟增長成果的真正部分。中國工人階級不是軟弱的，已經能夠顯示其實力和鬥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加拉，越南和柬埔寨，類似的爭取工資增長的鬥爭，在最近幾個月有發展。貧窮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丹尼爾•薩拜是第四國際駐亞洲記者。
注釋
[1] 陳女士，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的巴特·范·阿克以及一橋大學的亨利·吳所作的研究，“未來中國”，《經濟學人》。
[2] 巴塔·派翠克和亞歷克斯·弗朗哥斯，“東南亞嘗試連接起來參與競爭”，《華爾街日報》。
[3] “未來中國”，《經濟學人》。
[4]貝克爾·傑佛瑞和厄爾斯特隆·曼弗雷德。《國際勞工權利論壇：中國的勞動合同法對工人的影響》，中國勞動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