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政治，社会和媒体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首脑会议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它自身制造的危机，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绿色资本主义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核电，大气碳的捕获封存，生物燃料等），会有重大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气候变化的虚假解决方案，试图隐瞒那些导致我们目前危机局势的结构性原因，引发资本的短期计算和生态平衡的长期节奏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这样一个运动，该运动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的影响和责任，把全球气候威胁同日常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能够挑战绿色资本主义主导的话语权。哥本哈根会议看到了气候正义运动的表达有增加，恰好配合了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十周年纪念日。在“改变制度，不变气候”的口号下的抗议，表达了气候与社会正义、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这个难解关系。但是，哥本哈根抗议运动的成功与世界各地示威的衰弱形成对比，除了一些例外，如伦敦的示威。

当前的危机提出了自下而上改变世界的迫切需要，并从反资本主义和彻底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着手。反资本主义和气候正义是两个必须紧密相连的斗争。任何与当前经济模式决裂，而不考虑生态危机重要性的想法注定会失败，任何一个与当前制度决裂而无反资本主义方向的环境观，将只处理问题的表面，并不再是一个为绿色市场政策服务的工具。

减缓气候变化必须涉及到修改目前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表面的妆饰没有任何意义。要消除生态危机，这意味着要着手改变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气候，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个制度。因此，正如丹尼尔·本萨义德在他的前一篇文章上所说的：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或生态共产主义观点。

而且，我们必须打击绿色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点，该论点指责南方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寻求控制妇女的身体，破坏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对抗气候变化意味着与贫困作斗争：社会不平等越大，气候脆弱性也越大。有必要转换有严重社会环境影响（军事，汽车，采掘业等）的生产部门，创造生态公正的社会性部门的就业，如有机农业、公共服务（保健，教育，运输）。

制止气候变化意味着肯定人民的粮食主权。目前的农用工业模型（非地区化，集约化，里程密集，依赖石油）是最大的温室气体发生器之一。一个生态的地区性农民农业，加上短捷的营销网络，正如国际农民联盟‘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所说的，可以让地球冷却。它也应该纳入当地人民的需求，他们控制自己土地和自然物品的要求，还有他们的世界观，即：对“地球母亲”、“大地母亲”的尊重，以及“美好生活”的维护。加强这些贡献，推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是解决气候变化和地球及生活商品化的关键。

从南北角度看，气候正义涉及到无条件取消南方国家的债务，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债务，并要求承认北方在社会历史和生态上欠了南方的债，那是几个世纪掠夺和剥削的结果。在灾害情况下，有必要促进“民众救济”机制。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增加了大众阶层的脆弱性，特别在南方国家。海地和智利地震是最近的两起案例。这些威胁使得普通人民运动的国际团结网络变得必要，该网络可向当地居民提供直接和有效的援助。这一主动性不能落在一个政治内容空洞的国际“人道主义”的手中。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是反对目前工业生产模式的斗争，这个模式是非地区化的，“分秒必争”的，大规模依赖矿物资源的，等。工会官僚尾随着把“绿色资本主义”与绿色技术“闹剧”的政策合法化，以创造就业机会，产生更大的繁荣。有必要消除这种神话。工会左翼必须质疑目前的无限增长模式，代之以另外的 “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同地球上的有限资源相关联。气候变化和环境要求必须是战斗工会的中心轴。工会会员不能把生态学家当作敌人，反之亦然。所有遭受气候变化苦果的人和我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

认为只要通过个人态度的改变，而且当一半多世界人口生活在“长期消费不足”的条件下，我们就能够战胜气候变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只要用科学与技术的对策，我们就能够对付气候变化，也是错误的看法。对于商品，能源等的生产模式，结构性变化是必要的。在这方面，以地方为基础的主动倡议提出替代‘消费，生产，能源’的主导模型的实际方案...他们有一个示范性质，提高作为基础的认识。

根据其性质，讨论如何面对气候变化，意味着讨论策略、自我组织、规划、以及我们这些自认为反资本主义者的人的今后的任务。

埃斯特·维瓦斯是庞培法布拉大学社会运动研究中心（CEMS)的成员。她是西班牙文著作“站起来反对外债”一书的作者，也是西班牙文著作“不用谢谢，超市”和“公平贸易朝向在哪里？”的合作者。她也是‘南风’（Viento Sur）编辑部的成员（www.vientosur.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