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亿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需要增加物质商品的生产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要增加能源消耗。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能源来自化石，这是导致气候系统失衡的一个温室气体源头。
但是，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让气候失衡。我们离一个“引爆点”可能不再很远，越过这一点，按人类时间表无法控制的和不可逆转的现象有可能启动，它可能导致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地球6500万年没有经历过的状况：一个无冰的世界。一个世界中，同今天的水平相比，其海平面将上升大约80米。
冰完全的消失，当然不是明天：这个过程可能长达一千年。但它可以在20，30或40年内启动，涉及在本世纪末海平面数米的上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有必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要做到在两三代的时间内完全没有化石燃料。
没有煤，石油，天然气，怎么办？这是可能的，即：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潜力足以补偿一切。但在实践中，在我们极短的处理时间里，只有密切连接能源消费的重要减少，能源过渡才有可能。削减如此之大，不能只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物质生产和货物运输的减少是必要的。
这足以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到，人类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个全新性质的挑战，将主导21世纪。一个挑战，有助于确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一般工人运动的干预条件。
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环境层面，资本主义不能接受这一双重挑战。更确切地说：它不能以人类可以接受的方式应对它（稍后，我会回到这一点）。这个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两个层面上是同样的：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满足有限的人类需求而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由许多竞争资本，围绕对手国家组织起来，生产潜在地无穷的价值。
熊彼特说，一个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生产的相对非物质化的确是一个现实，但是大量商品生产的增加足以弥补它。积累动力是根本原因，对于它，“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幻想，“社会资本主义” 也是这样的。毫无疑问，有绿色资本，甚至越来越多，它们带来可观的剩余价值。但他们并不能取代肮脏资本：它们被添加到肮脏资本身上，因为后者做主导，所以它们确定前者的节奏、技术选择和引进的方式。
最近的过去不会留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疑问。看看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他答应让污染者付出代价，以大力支持绿色能源（10年1500亿美元），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阶层，以处理能源价格的增加。这项政策可望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但随着次贷危机，关于所有这些意图，仍然是无所作为。在美国，在欧盟，污染者将得到污染权而无需任何代价，出售污染权而盈利，并将代价转嫁给消费者。
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强化了破坏气候的资本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化石能源的说客及其相关的部门，如汽车，造船，航空，石化和其它部门在活动。这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据该分析，垄断者们有能力放慢利润率的均衡化。在化石燃料的情形中，这种能力之所以较强，完全是因为它掌握了矿藏矿山等的所有权，掌握了地租。结果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在所有国家，气候计划所代表的，甚至不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需的一半。此外，这些计划正在加深社会的不平等，还伴有危险的技术冒进：核能，大规模的生物燃料生产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地质封存（应该使煤变得“干净”）。
正是在这个一般的框架内，我们要查看哥本哈根闹剧：超级媒体化的会议，本来应该导致一个新的制约性和雄心勃勃的国际条约，接替以失败结束的京都议定书，但结果是：没有硬性数字目标，没有期限，甚至没有衡量排放量之减少的参照年。
此外，哥本哈根很可能标志着比京都议定书更危险的政策转折点。事实上，通过该协议，他们得出结论， 25个污染大国基本上摆脱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压力和共同但有责任区别的原则。这是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讨价还价协议，它们站在人民，工人和全球穷人的背上分配大气。非常令人担心的是，12月的坎昆会议将确定这一转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国家气候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计，2100年平均地表温度的上升在3.2和4.9°C之间（相对于18世纪）。
我们应该警惕落入一个有末世论意味的灾变主义。确实，某些世界末日的说法，只会引发紧迫感，以便主张牺牲，并且驱走资本主义的责任。但是，毫无疑问，摄氏4度的温度上升将导致真正的社会和生态灾难。
此处，这是一个对威胁作准确度量的问题。它不是受到威胁的地球未来的问题，也不是地球生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人类生存的问题。除了小行星落在我们身上，大规模的核事故可能是唯一能威胁到我们人类生存的东西。气候变化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构成这个威胁。但它的威胁是严重恶化30亿男女的生存条件，这些人已经缺乏生活的必需品。它威胁到他们中间数以百万人的生理生存，而这些人对全球变暖的责任最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浩劫 ’中，迈克·戴维斯详细描述了19世纪末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可怕饥荒。这些饥荒是罕见的一系列厄尔尼诺现象和世界农产品市场形成的综合结果。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类悲剧在重演。由于时代的不同，导致这幕戏剧的，完全是大资本对利润的渴求，特别是基于矿物燃料的垄断行业。这使我们能够准确确定资本主义无能应付这个挑战的原因。“对于资本主义，不存在没有出路的情况”，列宁说。的确如此。但这次的出路可能是特别野蛮的。
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同一个危机
很明显，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同一个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生态危机”的说法是误导人的：不是自然处在危机中，而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处在危机中。不是气候处在危机中，而且对气候的干扰一般并非因为“人类活动”；而是由于这项活动的某些方式，那些历史决定的、基于化石燃料的活动方式。换句话说，生态危机并非其它，而是资本主义的深刻制度危机的表现。
绝对显然的是，满足发展的权利，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同时在未来四十年必须大量削减排放量，要这样做，只有采取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在本报告的第二部分，以斯帖·维瓦斯将回到我们的政治任务。我只想在这里列举必要的主要措施，即：移除无用或有害的生产，计划过渡到另一个能源体系；建立可再生能源和发展能源效率，而且不计成本（考虑热力学的合理性，而非利润）；通过有关国家的公共部门，向南方人民大规模及免费地转移清洁技术；成立世界基金，帮助贫穷国家适应全球变暖的影响；支持农民农业，反对农业企业；重新布局大部分的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通过侵蚀资本的收入，重新分配财富；彻底减少工作时间和工作节奏，但不减工资，额外雇用工人；没收信贷和能源部门…。
人们说：“知易行难。”毫无疑问，但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一开始就必须做的，也就是：说出来。这将不会孤立我们，相反，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其实给了反资本主义的选择方案以相当的可信度。这个问题的实在规模，它的全球性质，它的紧迫性，后果可见的可怕的不公平：所有这些造成这个可能，即以直接的和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引进彻底同广义的商品生产决裂的需要。
考虑到利害关系的深远影响，它比一个政策的选择多得多：它是一种文明的选择。通过气候的危险，资本主义使我们有可能恢复共产主义的真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工程。一个以理性和谨慎的方式，自我管理共同自然资源的人类社会，其目的是让大家生活得很好。面临含糊的反自由主义的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加强了我们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路线的选择，正如我们拒绝对管理资本主义的政府的任何参与。
在战略上，对我们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同一般的剥削和压迫者的斗争是没有区别的。能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只有他们：工人阶级，青年，妇女，穷人，小农，土著人。工人阶级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它可以提供另一种生产模式的基础，在这个模式中，它将决定生产什么，如何，为何，为谁生产和生产多少。
在同一时间，说一般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的斗争，难以引入工人运动，这是一个保守的说法。这种困难来自工人的现况，他们作为受剥削最深的阶级，脱离生产资料，尤其是脱离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并认为由资本占用的生产资料像敌对势力那样面对它。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把生态融入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取决于阶级斗争本身。工人越是被打击分化和士气低落，他们就越发认为保护气候是一个威胁，资本家阶级就会更加真正使用气候保护为借口，加倍攻击他们。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在深信行为清醒和负责任方式之必要性的消费者，和忧心于其就业丧失的生产者之间的内在冲突的疏离形式中，生态意识才能够取得进展。
另一方面，工人在他们的斗争中越成功，他们就越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就越能处理生态问题，集体意识到，作为生产者和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反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有利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较好关系，是气候危机的反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必要前提，换言之，是任何可接受之解决办法的必要前提。但这个前提是不足够的，并且不允许我们拖延，直到后来为环境而战。事实上，除了它的紧迫性，生态问题有一些具体特点，以至于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在这里比在其它领域遇到了更大的障碍。
三个推论：
首先，是建设一个政治工具，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的重要性，这个政党有能力分析这个双重危机，即社会的和生态的危机。很少会那么明显地要求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革命的国际，像一个集体知识分子那样行事；
其次，是需求纲领的重要性，它能够具体联结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和生态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就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社会的观念，气候危机给出一个新的话题，同时修复过渡纲领的概念，能够建立当前的形势和这一全球性替代纲领的桥梁；
第三，社会辩证法的重要性，它帮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发挥其作用。这不是偶然的，农民，土著人民和青年在为气候的社会动员前线。青年人在争取自己的未来，反对一个可怕的社会，在那里当权者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却让它发生。至于农民和土著民族，不同于工人，他们没有脱离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面对残忍对待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已经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是其总体斗争的一部分，并赋予它强大额外的合法面。“农民可以冷却农业商业正在加温的地球，”
哥本哈根会议前一点时候，农民之路的一个正式声明如是说。工人们也可以让地球降温。通过为需求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大幅度减少工作时间，等。社会运动的凝聚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巨大力量。莫拉莱斯在科恰班巴召开的会议有特别的重要性。
第四国际将自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
通过这项决议草案，第四国际会自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有些人拒绝这个标签，说：“有什么用，社会主义足够了”。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对手中，还有那种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不同意十月革命的单纯模式应该染上生态问题色彩。据我所知，他们不是我们队伍中的。此外，还有些同志，在承认联合的社会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创新性的同时，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对政治生态学的不必要的让步。这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可以详细讨论是否有作为马克思生态学的东西。就个人而言，我认为马克思是十足的生态学家，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他是生态学家。但是，这并不是真正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都错过了生态问题，他们中有些人仍然无视它，至今他们都难以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响应它。
首先，称自己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是说：“我们理解”或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这是一个瓶子上的新标签，有点像列宁说的必须穿上的新衬衫。一个新的标签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远比标签的意义多。虽然这个概念仍在发展中，我们可以指明其一系列与社会主义颇不同的地方，这个社会主义有几代斗士构想的社会主义，还有我们自己目前设想的社会主义。
其出发点是，稳定气候意味着一个不同的能源系统。不仅是生产电力、热力或运动的其它技术，而且一个不同的农业，一种不同的理性和一个不同的空间组织。这一新体系的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求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取得政权只是这个动荡的起点。
必须建立新的能源系统，意味着必须分散电力生产--- 这特别是合理利用热量的前提 --- 并迁移其部分的生产。分散和迁移完全与世界社会主义计划兼容，是民主自治管理必不可少的。但是，不会真的有争议，因为这两个议题并没有自然地出现于我们的规划惯例中，而后者把重点放在生产和交换的世界规划上。
另一组新的问题涉及到活劳动的重要性。对于诸如个人护理，教学，卫生等服务业中的活劳动，需要作投资，我们的规划给这个需要以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些问题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所有其它方面，我们依靠的观念是，机器和机器人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把生产者从体力工作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这种观念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对生态系统的照护需要智能和敏感，这只有通过人的劳动才可能。在农业的情形中，这是特别显而易见的：为了“冷却地球”，就像农民之路 组织所说的，有必要，用农民农业或合作有机农业取代农业综合企业。这必然意味着更多的投资用在人的劳动上（这既不意味着回到原始农业，也不意味着停止进步，但是，这是另一种进步的形式）。
最后，需要重新审查自然的真正含义。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确不能再满足于单从生产的角度看自然，也即把自然看作为一个资源仓库，一个工作平台和废物垃圾场。我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自然本身的角度来看自然，从事物大规模交流的角度，从生态系统运行条件的角度看自然，后者也即生态系统运行条件，将决定人类的生存条件。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留有宝贵的指示，我们必须抓住它们，发展它们。
有关所有这些问题，该决议只是为理论工作的进行开路，第四国际还要回到这项工作。但重要的是，现在发出一个信号，表明我们正在前进。在12月的哥本哈根，一个突破打开了。这是第一次，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群众动员有了反对该制度的社会斗争的特性：“改变制度，不变气候”， “要地球不要利润”。这种国际主义运动将得到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大的潜力。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趋势没有等待我们去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它。
丹尼尔•坦努乐，经过认证的农学家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环保主义者，为“左派”杂志（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的月刊，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