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報告並不打算詳細分析世界現狀，但會嘗試強調最重要的東西，那些我們認為最具共識的事件和任務。關於許多地區形勢，同志們將通過他們的工作大大地豐富討論的內容。

（一）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危機

        有史以來人們第一次確知這場危機的範圍，這要用資本主義全球化來解釋。沒有地方得以倖免。所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是全球相互關聯的。這個經濟危機不是一個商情危機。這是一個系統性、結構性危機：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美國已經失去了35％的金融財富，而歐元區是25％。而且，政府揚言要“擺脫危機”，我們不同意。可能會有短期的復蘇，這同各個國家的支持經濟活動的政策有關，但中心國家 - 美國和歐洲 --- 並沒有擺脫危機。歐洲南部公共債務的爆炸， --- 在希臘，西班牙 --- 以及銀行和金融的不確定性，表明至少歐洲局勢是不穩定的，顯示危機的一個新階段。

        “危機還沒有結束！”

        當前的危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週期性商情危機。這是長期的結構性危機的一部分，是“生產秩序”的危機，這個秩序是新自由主義的反革命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恢復”和“衰退”的階段已經交替了幾十年，但危機正在日益加深，它們深化趨進的步伐日益加快，它們現在打擊制度的心臟，其總成本越來越高。

        目前的危機顯示了矛盾的深化和該制度的“歷史性局限”。

        這場危機始于金融領域，但它不能被簡化為銀行和金融危機。它的產生結合了過度商品生產的危機，過多的資本積累以及不足的消費：

 20世紀70年代末，前30年的增長階段到頭了，統治階級發動恢復盈利率的進攻，降低工資，大規模私有化，製造大規模失業，以及放任社會關係。

 對工資，就業和社會支出的壓力導致需求減少，進而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因此造成工業生產的盈利能力問題。於是投資下降，因為工業投資利潤低，而更具成本效益的做法在金融市場。

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歐尼斯特·曼德爾已經分析過這個雙重危機，即工業盈利能力的下降帶來的剩餘價值生產危機，以及消費下降帶來的實現剩餘價值的危機。為了彌補這種雙重危機，該制度做出了輕率的冒進：透過私人和公眾兩者的金融化和債務，增加搜索私人金融市場的利潤，這裏私人即家庭，而公眾即國家。

        這在2008年破裂了。銀行和金融市場首當其衝。這場危機的一個方面是銀行業的和金融的，即所謂的“虛擬資本”的貶值，但所給出的說法是，這個螺旋式演變是資本主義本身的邏輯：追求利潤，為投資資本追求最佳的盈利，資本之間的競爭，關鍵經濟部門的私人所有。

        這些機制導致的長期危機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全世界約3-4％的一個有限增長，各地有顯著的不同，歐洲的增長只在1-2％之間，美國為2-3％，而金磚四國為8-10％，雖然我們不能把印度，中國和（比如）巴西的增長放在同一水準上。如果沒有中國和印度，世界經濟增長是很低的。

（二）失業的維持：在經合組織國家有五千多萬人失業，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全球失業的人超過2.17億。在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家，失業率達到20％。在美國和歐洲，不可逆轉的就業職位損失率，在3至5％之間。

（三）由於工資壓力導致消費的減少和限制。在美國和資本主義歐洲，所有的緊急食品援助服務在淨增加。在27個美國主要城市，增加了超過26％的食品援助。

（四）控制危機造成龐大的公共赤字（在8至13％），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為國內生產總值的70％和80。

（五）流動資金和新投機泡沫的爆破：資金流向新興國家，不利於中心國家的投資、股市上升、原材料投機。

（六）遠未清理有毒資產的賬目。不能排除新的銀行倒閉。

        這導致雇主和統治階級對工人和人民加倍攻擊。危機時刻是資本發起新攻勢的時間：

（a）現在有一個全球性的勞動力市場，它要求加劇資本與工人之間的競爭。2008年的危機加快了企業重組，其計畫往往早已設想好了，通過裁員，加大靈活性和不穩定性，重新策劃安排主要產業分支的生產。這就施加壓力在工資和工人的權利上。這些打擊將繼續並進一步降低億萬職工的生活條件。

（b）對公共服務的打擊正在增長。目標是加劇打擊整個歐洲的社會保障、衛生、退休金制度。

（c）這些社會打擊的必然結果，是不斷惡化的安全政策，增加國家暴力，對人民做員警控制和社會控制，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的軍隊和員警的暴力行為就是證明，在那裏，窮人、兒童和婦女是這種暴力的首先受害者。

        希臘和西班牙是一個實驗室。他們宣示了一波遍及整個歐洲的緊縮政策。為抵消債務和赤字，統治階級、金融市場和歐洲央行要求削除公共服務，減少政府雇員、工資和社會保障。在希臘，政府用“債務恐怖主義”推行這些社會退步，挑戰仍然重要的服務系統和公共部門。

        經過一刻的恐慌後，在超越意識形態的手勢“國家回來了”[好像它消失了！]以及“金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說教”之後，新自由主義政策得到了確定。

        這引起了關於凱恩斯主義轉向可能性的辯論。這不是要回到歷史的辯論，而是要瞭解這場危機的機制。同1929年相比，有國家大規模的干預，以遏制危機 --- 新自由主義中央集權 --- 但在這個階段，無論是社會力量關係，還是統治階級的選擇，都沒有移向新的公共政策，新的社會保障，需求的復蘇，新生產行業的創造和大量就業機會的創造，如同1945年之後的情況一樣。不存在相當於那個時代的“大量生產”和“大眾消費”新階段的觀點，該觀點見於那個期間所建構的社會政治報告。

（二）在這個背景下氣候危機將惡化

        就像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表明的那樣，我們知道，資本主義解決不了環境危機。在我們需要考慮“社會需求”的地方，資本主義考慮的是“利潤”。在協調、規劃、長期的選擇是必要的地方，資本主義考慮的是“資本和私有財產的競爭”。

        但哥本哈根會議表明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轉化為“綠色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不希望或無法達成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以滿足危機的需要。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目標沒有得到尊重。要緊的是資本主義的利益，發現新的市場，特別是污染的權利，而不是重組“綠色”能源、城市規劃和交通運輸。綠色資本主義，並不是作為2010年的“新政”出現的。除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妨礙一個平衡的生態危機反應外，綠色企業估計在10年內有勉強超過2%的就業崗位。綠色資本主義的復蘇，“綠色生產和大量消費” 沒有出現在地平線上。雖然各國政府和各主要集團操縱生態問題，要實行核能，或編造理由在整個亞洲或拉丁美洲地區驅逐土著人民。

（三）當前危機的具體特點之一，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框架內，一個“世界崩潰”的組合。

        這既非完全的也非不可逆轉的進程，而是世界形勢的重心正在移動。

        美國在相對衰落。有兩個方面是重要的。原因如下：

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下降。在歐洲，它正在經歷一個非工業化進程。其債務已達到令人目眩的程度。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惡化，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僵局。統治階級選擇奧巴馬，正是為了奪回主動權，但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遇到的困難，接受某種形式的多邊主義的需要，在在都說明了其政策的局限性。1980-2000年期間，顯然有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奧巴馬無法成功扭轉該趨勢：不過是“相對衰落”，因為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強權。美國市場是巨大的。由中國和日本的投資支持的美元，仍然是參考貨幣，最重要的是，它的軍事霸權是不容置疑的。中東，小亞細亞和拉丁美洲是其目標。在這個經濟衰退的局勢下，軍事干預，以及試圖做地緣戰略方面的控制，即控制領土、自然資源、原材料，如石油等，是資本的重要性。阿富汗、洪都拉斯或海地的軍事選擇見證了美軍的侵略性。這也是調整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手段，特別是通過北約作調整。同美帝國主義有政治和軍事對抗的區域，應是我們集中全部注意力的地方。

用我們的運動參與反戰的重要性因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團結一致的動員起來，要求美軍撤出這些國家，捍衛這些國家的主權，捍衛民主自由。靠著美國的支持，以色列政府作為中轉站服務於這個侵略戰爭政策：在3年內，對黎巴嫩發動兩次侵略戰爭，並在加沙地帶造成2000多的受害者，以及持續發出對黎巴嫩的新威脅。這些戰爭是整個“反恐戰爭”的一部分，並需要我們繼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並承認其合法的權利。在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這些國家，我們把撤軍要求、中心任務、同進步團體和活動分子的支持，以及面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別統治的戰鬥，結合起來。一個類似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媒體炒作運動正在營造，這個時候，我們反對威脅伊朗，同時我們支援反對艾哈邁迪內賈德統治和爭取民主的群眾。

        但是，世界形勢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中國、印度、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正在建立的新關係。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約為1-2％，而中國2009年的增長為9％，在2010年應該會記錄到大約10％的增長率。在商業方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三大的商品進口國，有第七和第五的服務業。中國商品的出口現在占世界商品出口的8.7%（同美國相當），進口占全球的6.7（對比之下，美國占14.1％）。它已經與日本肩並肩作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和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巨頭在諸如航空或運輸這樣的關鍵部門同跨國公司競爭。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開發數百萬公頃的土地。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現在的“世界工廠”，中國的增長是出口導向的。但它也正在經歷一個迅速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及其內部市場的擴大，該市場在近幾年有長足的發展。在政治方面，中國無疑是亞洲主要的力量。這個地區的特點是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干預，以及諸如中國和印度這樣具有全球野心的強權。近年來，正是中國，最大地擴展了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與鄰國凍結或締結了大量的解決領土衝突的決議，增強了與韓國的關係，與日本的關係正常化，加強臺灣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度，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增加在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中國勢力，等等）。10年左右，中國已增加在世界各地的夥伴關係，尤其在非洲，以減少能源的依賴性。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開發數百萬公頃的土地。原材料的長期合同連帶著中國的承諾，以有利條件發展供應的基礎設施。中國還提供了非常低利率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貸款。然而，中國正面臨著結構性的弱點：

它的增長高度依賴出口。

它必須進口大量原材料和元件。

它的內部需求是非常不平衡的，基本上依賴投資，而家庭消費水準是很低的。為了更好地逃避危機，就必須重新平衡有利於家庭消費的經濟增長，為此，有必要大量增加購買力，減少不平等和創造真正的社會保障體系。

        強烈的不平等，直接地反映在越來越多的社會緊張和種族衝突中。中國的GDP可能是世界第二，但其人均收入仍然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水準。人口迅速的老齡化，加上一個幾乎不存在的養老金制度，在未來幾十年將構成一個嚴重的問題。每一個中國青年婚後必須撫養他們的四位父母和八位祖父母。

        復蘇政策建立在信用的大規模發展上，信用則由房地產市場和證券交易所的投資的顯著復蘇反映出來。存在淪為投機泡沫的危險。

        還必須指出其軍事機器同美國相比的弱點。儘管如此，中國已成為一個具有核打擊能力的區域性主要軍事力量。中國政府希望隨其經濟力量的發展而發展其軍事力量。幾年來，中國政府已經大幅度增加了軍費開支。其陸軍力量已躋身於世界最強者之列。但海軍和空軍仍存在嚴重的缺陷，政府正設法補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引起了關注，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關注。

        兩個大國 --- 美國和中國 --- 受用一個相互依存又相互衝突的關係。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美國希望中國政府給人民幣升值，以減少其與中國的貿易赤字和振興經濟。但是，中國的貿易盈餘使其能夠積累大量的美元儲備，用它投資美國國債，讓美國有錢救助其經濟。

        美國和中國之間這些勢力關係的修改，讓中國經濟現在拉動世界經濟增長。這是世界形勢中一個新的基本因素，應注意它的有限性：中國經濟仍遠不能夠提供足夠的管道，把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帶出危機。它還遠沒有取代美國的這個角色。

（四）全球金融危機也影響拉丁美洲

        這個影響情況，雖然對於一些經歷增長的國家並不相同，但也在特殊形式中，如生態危機方面的“文明危機”，或社會、民族和種族鬥爭之間的關係方面的“文明危機”。

        南美洲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社會政治對抗亮點之一。

        我們想強調三點，見證今天在該地區工作的三個專案:

顯著特點是美帝國主義和拉丁美洲右翼反對人民的進攻。在美洲自由貿易區失敗後，重新發起了直接和間接的進攻：如在特裏尼達“美洲首腦會議”上的外交進攻和在洪都拉斯及海地的軍事進攻。

這可以達到重新殖民化的地步，就像海地的情形，同時，美國軍隊就在離委內瑞拉幾百公里的地方炫耀武力。哥倫比亞在這一計畫中有重要作用。

這次攻勢也反映在智利的選舉勝利，和阿根廷、委內瑞拉及巴拉圭的右翼政治攻擊中。

        第二個要強調的因素是巴西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地位。在基礎設施、自然資源開發和農業出口方面，巴西扮演重要角色。巴西的跨國公司由政府支持，例如巴西石油公司，它們顯然地在鄰國發揮帝國主義的作用。巴西維持一個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徵，從而工業產品的出口下降而原材料的出口則相對增加。但是，美國和巴西之間的勢力新關係也必須加以注意。這給巴西以新的政治能動力。巴西對洪都拉斯的立場表明這一點。在針對海地的帝國主義聯盟中，巴西同美國並起並坐，也表明了巴西的新地位。

        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有 “次級帝國主義”的說法了，有些人則使用“帝國主義週邊”的概念。這個概念可以討論，我們在這一點上受到拉美同志的啟發，但那無疑是巴西的新角色。

        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的主要國家：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古巴，構成第三組國家。在政治對抗、進步的社會措施和憲法改革進程等方面，這些國家都與美帝國主義有不同程度的局部決裂。但每個國家都有具體情況。在厄瓜多爾，已經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土著社會動員，從科雷亞政府手中贏得了新的民主權利。而這是通過一系列的對抗得來的。玻利維亞的經驗，連帶社會運動所創造的社會主義運動（MAS），結合了社會的、土著的以及全民的動員和進步的措施。莫拉萊斯贏得了選舉。大眾階級和社會運動十分看好這一勝利。委內瑞拉還處於十字路口。

        要麼在玻利瓦爾省過程中有一個革命突破，回應右派的攻擊，但也從社會成果、國有化和工人控制方面，處理經濟的基本結構。這涉及促進民主和群眾動員。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計畫，還是該政權的“波拿巴”的特徵，同該政權的內部官僚機構結合，將扼殺該進程。可能有類似國有化或社會援助這樣的積極措施，但這一進程的一般步伐，顯示出一系列令人擔憂的跡象。

        至於古巴，它佔有特殊的位置，值得在我們的討論中作更徹底的處理，它仍然是美國的目標，需要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積極作為。

        但除了這些政治分類外，在拉丁美洲存在群眾鬥爭和帝國主義之間兩極分化的動態。社會和政治的緊張局勢有更加尖銳的性質。在過去的時期，這個大陸高度積累了社會反抗和革命經驗。其不平均和聯合的發展，可能創造工農和土著民族聯盟的條件，爭取他們的基本權利，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徹底的或革命民族主義的反帝聯盟。

 (五）亞洲是世界的組成部分之一，在那裏，蘇聯的崩潰有特別深刻的後果，即把冷戰期間建立的聯盟“解凍”。

        北京顯示其雄心，而從斯里蘭卡到阿富汗，新德里起著日益增長的政治和軍事作用，並進一步動搖巴基斯坦。整個地區已進入了一個地緣政治的動盪階段，有利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興起，例如在日本，也助長種族間緊張關係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地區和世界大國（美國、日本、中國、印度等）之間的力量關係懸而未決。有一個新的危機弧形帶出現，從朝鮮半島伸展到阿富汗和中亞，穿過棉蘭老島或斯里蘭卡，潛在的戰爭地點倍增，而幾個有關國家（美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某種程度的北朝鮮，和明天的日本？）擁有核武器。在此背景下，從迪戈加西亞到沖繩，美帝國主義正在加強其基地，從而讓它有更普遍的存在和行動的可能性，比如在菲律賓（尤其是棉蘭老島）。

        在全球範圍內，亞洲比其他地區更能抵抗目前的經濟危機，其平均增長率仍然較高。但是這不應該掩蓋國家之間差異，不應該掩蓋資產階級和一些中等階層的富裕，同千百萬工人農民遭受的過度剝削對比，造成了尖銳的社會緊張局勢。自1997年金融危機以來，普通民眾的社會和環境權利遭受了一系列有累積影響的攻擊。一些國家正在經歷嚴重的體制和社會危機，如泰國或菲律賓。

        民眾的抵抗和反應能力，根據具體情況是非常不平均的。一些國家的左翼力量，起初薄弱，最近發生了重大和令人鼓舞的發展（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但在其他國家，較大的勢力仍然分歧，如印度或菲律賓。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一直無法克服分裂的狀態（印尼），而其他地方有必要在階級獨立的基礎上重建政治和工會運動（泰國，中國）。但是，除了這種情況的多樣性，該地區政治聯合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連接已經大為加強了，這些連接有：團結的認定，反帝和反戰運動，農民和其他勞工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抵抗，取消債務的要求和對糧食主權的尊重，聯合社會需求的鬥爭，民主權利和對生態危機的回應。這些區域網路的加強及其同世界運動的融合，構成了今後鬥爭的支持點。

（六）同時，非洲仍然是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全球危機影響破壞的大陸。

        氣候危機和糧食危機尤其嚴重。通過帝國主義國際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施了幾十年的結構調整政策（國家經濟部門的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出口和還債優先），非洲仍然依賴對中心國家的農產品，能源和礦物原料的出口。這就是它受到這些國家需求下降的衝擊的緣故。儘管中國的需求很大，增長從2007年的9％下降到2008年的5.1％，和2009年的1％。

        伴隨著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是這個大陸身上的食品危機重擔，食品危機則是食品價格上漲造成的。大眾階層被帝國主義資本家和地方資產階級排除在增長成果的分享之外，他們的情況進一步惡化：較低的實際工資，難以獲得肥沃土地，數以萬計的所謂“部族的”或“宗教的”新殖民主義戰爭的受害者，青年失業，對婦女的暴力，與氣候變暖有關的自然災害。該新自由主義暴力在各個國家產生了一個民眾動員的動力。反對高昂生活費用的鬥爭，爭取獲得飲用水，電力，衛生和受教育的權利，這些標誌著非洲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在這個過程中，積極分子和各組織中間支援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人，超越不同傳統，進行聯合工作，是迫在眉睫的。在北非，近年來出現了倍增的社會鬥爭，起因是歐盟的欲望，想要把這些國家用作其後院。

（七）歐洲是帝國主義鏈裏“最薄弱的環節”

        危機削弱了歐洲聯盟。它表明歐洲“治理”結構上的無能：歐洲預算極度虛弱 --- 不到1％--- 沒有歐洲的工業政策，沒有債務的機構，沒有歐洲社會政策。根據每個國家在全球經濟和分工中的地位，“分散動態”是非常明顯的。英國有金融實力，德國有其工業設備產品，法國有基於國家工業的專業，比如核電，武器，航空和運輸。因此，遠非“為歐洲資本主義創造歐洲集團”，大公司把其資本技術與其他全球性集團合起來，使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爆炸的債務對歐洲的打擊特別深刻，希臘的危機和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弱點表明了這一點。東歐國家也受到經濟危機影響，加深了其發展的不平等，加深了他們的赤字和依賴性，尤其是對德國依賴。

        在一個日益強大的全球競爭的背景下，為了彌補這個弱點，歐洲資產階級必須“打破仍然是歐洲社會模式的東西”。因此，他們攻擊民主自由，特別是移民的權利。但這些攻擊並沒有機械自動地導致社會抵抗以及勞工和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發展。

        有社會抵抗，但不是在攻擊的水準上。在20世紀30年代，在危機和社會政治反應之間有一時間差。我們可以說：“等等”，在這個階段，沒有一般的社會鬥爭。

        但在右翼，經濟危機提出了統治階級的代表權問題。這也侵蝕著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的社會基礎，引起內部的緊張和矛盾，有利於民粹主義或法西斯政黨的出現，這一危機已經削弱了傳統的右翼。

        但是，它也削弱了傳統的左派，從根本上說，左派應對危機的政策同右翼沒有什麼不同。這場危機並沒有導致社會民主黨派轉向左翼。它加深了他們的社會自由主義的適應過程。社會民主黨保持同勞工運動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政治關係，但它同政府和資本主義結合最密切。它可能會受益於選舉鐘擺的新擺動，但它正在經歷一個機體的衰弱和因危機而突出的新自由主義社會變革。在東歐，在斯大林主義的破壞後，工人運動仍未復蘇。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的恢復已經惡化了數百萬人民的生活條件。在2008年，因歐洲主要信託的作用，把生產源分包的做法是嚴重的打擊。到處有新形式的勞工運動組織興起，它們同源於斯大林主義的舊國家機器不相干，但它們正在起步。這也是小型反資本主義團體或組織的情況。

        因此，統治階級的利潤操縱不在於右翼黨派的力量，而是在於左翼的衰弱及其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政策。

        對這種形勢的觀察，也使我們對工人運動重組過程進行冷靜的評估。這種雙重領導危機 --- 右翼和傳統的左派 --- 為新左翼政治組織開闢空間。但這些空間更多的是，舊的左翼傳統政治組織向右轉化的產物，而非階級鬥爭的新興起。這必須要我們去抓住機會，但也要懂得，在這些空間中，在反資本主義者和左翼改革派，後斯大林主義者，左翼生態學家之間，有政治鬥爭的需要。因此，我們自己的干預和我們政治反應重要。

（八）圍繞反資本主義的和生態社會主義的反應，需要一個政治鬥爭

（一）通過一個緊急方案，提出立即的反資本主義要求：拒絕裁員，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捍衛延長或創建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和教育系統。

        在世界上，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麼龐大過，但它在社會和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有必要圍繞基本要求重組反對危機的社會鬥爭，特別是通過統一的行動政治和統一戰線，重組工會組織和社會運動。

（二）有必要推行挑戰利潤邏輯的財富分配，取回近幾十年來資本從雇工身上剝去的附加值，優先考慮社會就業需求，健康，教育，合理收入，休閒 --- 以及干預資本主義的財產...因此，為這些社會需求的預算籌集資金，必須從根本上質疑帝國主義強行的結構性調整政策，這意味著對資本徵稅和把對銀行部門的公共撥款置於工人的控制下。在一系列受危機影響的部門，出現了生產和公司管理的重新啟動，如阿根廷或委內瑞拉的控制經驗。這些經驗值得推廣。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自然資源的集體所有權是一個根本要求。

        這個反資本主義方案還是生態社會主義的。特別是面對氣候變化，它意味著，一個倘佯在新城市規劃上的新政策，一個交通政策，一個有利於可再生能源之能源部門的改組，一個所有經濟分支的重組。中期和長期的這些選擇同利潤動機和資本主義競爭是不相容的。它們（這些選擇）會捲入民主的辯論和決定，在計畫協調的經濟背景中，這些決定由工人和民眾控制，民眾的控制就會提出公共和社會經費問題，提出同地方民眾的需求相應的生產選擇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人民控制和民主的問題是中心。

（三）在危機面前，我們都知道，更因為這場危機是經濟和生態危機的組合，我們的反應不能被減到只有需求的復蘇和金融市場的運作改革，一句話，減到凱恩斯方案。一個全面的改造是必要的。

（四）最後，這些方案也必須被視為工人管理任務的一個方面。我們沒有在所有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但是在出現這種情形的地方，捍衛這個方案，同支持或參與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政府機構是不相容的。這是一個關鍵的戰略問題。在受控制的國家，民族和人民主權的問題和爭取制憲議會的鬥爭，必須與爭取民眾反資本主義政府的需求相結合。

        總括來說，這場危機再現了“制度的歷史局限性”。另外，有必要超越鬥爭的迴圈，在該制度的政治思想危機的後果上建立反資本主義勢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落入災變論。不存在資本主義不能擺脫困境的情況。該制度可帶著危機生存和運行，但生態，社會和人類的代價會很高。這正是應受到譴責的地方，在滿足社會的需求方面，它有結構上的無能，正是這種無能，把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改變，以及同資本主義決裂的需要提上了議程。

        在社會主義視野上的辯論是最重要的。不推翻剝削和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就沒有出路。但這場運動並不會簡單地從該制度的矛盾中產生 --- 要推翻這個制度，在國家，區域和國際範圍內，我們需要一個特別的革命動員，而首要的是，在覺悟，組織和領導上有一個可信的替代方案。這是歷史和現實的，是將要實現的，而且我們將在其中充分發揮作用。

洛朗卡·拉索是工會活動家和反資本主義新黨（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全國領導層和第四國際政治局成員。曾任第四國際法國支部政治局的成員（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