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氣候變化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首腦會議的政治，社會和媒體的影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首腦會議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對於它自身製造的危機，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綠色資本主義提供的技術解決方案（核電，大氣碳的捕獲封存，生物燃料等），會有重大的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這些都是氣候變化的虛假解決方案，試圖隱瞞那些導致我們目前危機局勢的結構性原因，引發資本的短期計算和生態平衡的長期節奏之間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這樣一個運動，該運動瞭解當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和消費模式的影響和責任，把全球氣候威脅同日常社會問題聯繫起來，能夠挑戰綠色資本主義主導的話語權。哥本哈根會議看到了氣候正義運動的表達有增加，恰好配合了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運動十周年紀念日。在“改變制度，不變氣候”的口號下的抗議，表達了氣候與社會正義、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之間的這個難解關係。但是，哥本哈根抗議運動的成功與世界各地示威的衰弱形成對比，除了一些例外，如倫敦的示威。

當前的危機提出了自下而上改變世界的迫切需要，並從反資本主義和徹底生態社會主義的角度著手。反資本主義和氣候正義是兩個必須緊密相連的鬥爭。任何與當前經濟模式決裂，而不考慮生態危機重要性的想法註定會失敗，任何一個與當前制度決裂而無反資本主義方向的環境觀，將只處理問題的表面，並不再是一個為綠色市場政策服務的工具。

減緩氣候變化必須涉及到修改目前的生產、分配和消費模式。表面的妝飾沒有任何意義。要消除生態危機，這意味著要著手改變現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如果我們想要改變氣候，我們就需要改變這個制度。因此，正如丹尼爾·本薩義德在他的前一篇文章上所說的：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生態社會主義觀點，或生態共產主義觀點。

而且，我們必須打擊綠色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論點，該論點指責南方國家的高人口增長率，尋求控制婦女的身體，破壞著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決定權。對抗氣候變化意味著與貧困作鬥爭：社會不平等越大，氣候脆弱性也越大。有必要轉換有嚴重社會環境影響（軍事，汽車，採掘業等）的生產部門，創造生態公正的社會性部門的就業，如有機農業、公共服務（保健，教育，運輸）。

制止氣候變化意味著肯定人民的糧食主權。目前的農用工業模型（非地區化，集約化，里程密集，依賴石油）是最大的溫室氣體發生器之一。一個生態的地區性農民農業，加上短捷的行銷網路，正如國際農民聯盟‘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所說的，可以讓地球冷卻。它也應該納入當地人民的需求，他們控制自己土地和自然物品的要求，還有他們的世界觀，即：對“地球母親”、“大地母親”的尊重，以及“美好生活”的維護。加強這些貢獻，推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型關係，是解決氣候變化和地球及生活商品化的關鍵。

從南北角度看，氣候正義涉及到無條件取消南方國家的債務，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債務，並要求承認北方在社會歷史和生態上欠了南方的債，那是幾個世紀掠奪和剝削的結果。在災害情況下，有必要促進“民眾救濟”機制。我們已經看到，氣候變化增加了大眾階層的脆弱性，特別在南方國家。海地和智利地震是最近的兩起案例。這些威脅使得普通人民運動的國際團結網路變得必要，該網路可向當地居民提供直接和有效的援助。這一主動性不能落在一個政治內容空洞的國際“人道主義”的手中。

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是反對目前工業生產模式的鬥爭，這個模式是非地區化的，“分秒必爭”的，大規模依賴礦物資源的，等。工會官僚尾隨著把“綠色資本主義”與綠色技術“鬧劇”的政策合法化，以創造就業機會，產生更大的繁榮。有必要消除這種神話。工會左翼必須質疑目前的無限增長模式，代之以另外的 “發展”模型，這個模型同地球上的有限資源相關聯。氣候變化和環境要求必須是戰鬥工會的中心軸。工會會員不能把生態學家當作敵人，反之亦然。所有遭受氣候變化苦果的人和我們必須採取集體行動。

認為只要通過個人態度的改變，而且當一半多世界人口生活在“長期消費不足”的條件下，我們就能夠戰勝氣候變化，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同時，認為只要用科學與技術的對策，我們就能夠對付氣候變化，也是錯誤的看法。對於商品，能源等的生產模式，結構性變化是必要的。在這方面，以地方為基礎的主動倡議提出替代‘消費，生產，能源’的主導模型的實際方案...他們有一個示範性質，提高作為基礎的認識。

根據其性質，討論如何面對氣候變化，意味著討論策略、自我組織、規劃、以及我們這些自認為反資本主義者的人的今後的任務。

埃斯特·維瓦斯是龐培法布拉大學社會運動研究中心（CEMS)的成員。她是西班牙文著作“站起來反對外債”一書的作者，也是西班牙文著作“不用謝謝，超市”和“公平貿易朝向在哪里？”的合作者。她也是‘南風’（Viento Sur）編輯部的成員（www.vientosur.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