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億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需要增加物質商品的生產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要增加能源消耗。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能源來自化石，這是導致氣候系統失衡的一個溫室氣體源頭。
但是，我們不能再允許自己讓氣候失衡。我們離一個“引爆點”可能不再很遠，越過這一點，按人類時間表無法控制的和不可逆轉的現象有可能啟動，它可能導致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地球6500萬年沒有經歷過的狀況：一個無冰的世界。一個世界中，同今天的水準相比，其海平面將上升大約80米。
冰完全的消失，當然不是明天：這個過程可能長達一千年。但它可以在20，30或40年內啟動，涉及在本世紀末海平面數米的上升。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有必要從根本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要做到在兩三代的時間內完全沒有化石燃料。
沒有煤，石油，天然氣，怎麼辦？這是可能的，即：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潛力足以補償一切。但在實踐中，在我們極短的處理時間裏，只有密切連接能源消費的重要減少，能源過渡才有可能。削減如此之大，不能只通過能源效率的提高來實現：物質生產和貨物運輸的減少是必要的。
這足以讓人們瞭解和認識到，人類正面臨巨大的挑戰。一個全新性質的挑戰，將主導21世紀。一個挑戰，有助於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一般工人運動的干預條件。
無論在社會層面，還是環境層面，資本主義不能接受這一雙重挑戰。更確切地說：它不能以人類可以接受的方式應對它（稍後，我會回到這一點）。這個無能為力的原因在兩個層面上是同樣的：資本主義的目的不是為滿足有限的人類需求而生產使用價值，而是由許多競爭資本，圍繞對手國家組織起來，生產潛在地無窮的價值。
熊彼特說，一個沒有增長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生產的相對非物質化的確是一個現實，但是大量商品生產的增加足以彌補它。積累動力是根本原因，對於它，“綠色資本主義”是一種幻想，“社會資本主義” 也是這樣的。毫無疑問，有綠色資本，甚至越來越多，它們帶來可觀的剩餘價值。但他們並不能取代骯髒資本：它們被添加到骯髒資本身上，因為後者做主導，所以它們確定前者的節奏、技術選擇和引進的方式。
最近的過去不會留下關於這個問題的任何疑問。看看奧巴馬：在總統競選時，他答應讓污染者付出代價，以大力支持綠色能源（10年1500億美元），並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階層，以處理能源價格的增加。這項政策可望創造500萬個就業機會。但隨著次貸危機，關於所有這些意圖，仍然是無所作為。在美國，在歐盟，污染者將得到污染權而無需任何代價，出售污染權而盈利，並將代價轉嫁給消費者。
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強化了破壞氣候的資本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化石能源的說客及其相關的部門，如汽車，造船，航空，石化和其他部門在活動。這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根據該分析，壟斷者們有能力放慢利潤率的均衡化。在化石燃料的情形中，這種能力之所以較強，完全是因為它掌握了礦藏礦山等的所有權，掌握了地租。結果就擺在我們的眼前：在所有國家，氣候計畫所代表的，甚至不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必需的一半。此外，這些計畫正在加深社會的不平等，還伴有危險的技術冒進：核能，大規模的生物燃料生產和二氧化碳捕獲和地質封存（應該使煤變得“乾淨”）。
正是在這個一般的框架內，我們要查看哥本哈根鬧劇：超級媒體化的會議，本來應該導致一個新的制約性和雄心勃勃的國際條約，接替以失敗結束的京都議定書，但結果是：沒有硬性數位目標，沒有期限，甚至沒有衡量排放量之減少的參照年。
此外，哥本哈根很可能標誌著比京都議定書更危險的政策轉捩點。事實上，通過該協議，他們得出結論， 25個污染大國基本上擺脫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科學壓力和共同但有責任區別的原則。這是帝國主義和新興的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討價還價協議，它們站在人民，工人和全球窮人的背上分配大氣。非常令人擔心的是，12月的坎昆會議將確定這一轉機。在這種情況下，在當前國家氣候計畫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預計，2100年平均地表溫度的上升在3.2和4.9°C之間（相對於18世紀）。
我們應該警惕落入一個有末世論意味的災變主義。確實，某些世界末日的說法，只會引發緊迫感，以便主張犧牲，並且驅走資本主義的責任。但是，毫無疑問，攝氏4度的溫度上升將導致真正的社會和生態災難。
此處，這是一個對威脅作準確度量的問題。它不是受到威脅的地球未來的問題，也不是地球生命的問題，甚至也不是人類生存的問題。除了小行星落在我們身上，大規模的核事故可能是唯一能威脅到我們人類生存的東西。氣候變化在任何情況下，不會構成這個威脅。但它的威脅是嚴重惡化30億男女的生存條件，這些人已經缺乏生活的必需品。它威脅到他們中間數以百萬人的生理生存，而這些人對全球變暖的責任最少。
在‘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浩劫 ’中，邁克·大衛斯詳細描述了19世紀末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可怕饑荒。這些饑荒是罕見的一系列厄爾尼諾現象和世界農產品市場形成的綜合結果。我們必須估計到，這類悲劇在重演。由於時代的不同，導致這幕戲劇的，完全是大資本對利潤的渴求，特別是基於礦物燃料的壟斷行業。這使我們能夠準確確定資本主義無能應付這個挑戰的原因。“對於資本主義，不存在沒有出路的情況”，列寧說。的確如此。但這次的出路可能是特別野蠻的。
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是同一個危機
很明顯，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是同一個危機，即：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生態危機”的說法是誤導人的：不是自然處在危機中，而是社會與自然的關係處在危機中。不是氣候處在危機中，而且對氣候的干擾一般並非因為“人類活動”；而是由於這項活動的某些方式，那些歷史決定的、基於化石燃料的活動方式。換句話說，生態危機並非其他，而是資本主義的深刻制度危機的表現。
絕對顯然的是，滿足發展的權利，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同時在未來四十年必須大量削減排放量，要這樣做，只有採取徹底的反資本主義的觀點，才有可能。在本報告的第二部分，以斯帖·維瓦斯將回到我們的政治任務。我只想在這裏列舉必要的主要措施，即：移除無用或有害的生產，計畫過渡到另一個能源體系；建立可再生能源和發展能源效率，而且不計成本（考慮熱力學的合理性，而非利潤）；通過有關國家的公共部門，向南方人民大規模及免費地轉移清潔技術；成立世界基金，幫助貧窮國家適應全球變暖的影響；支援農民農業，反對農業企業；重新佈局大部分的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通過侵蝕資本的收入，重新分配財富；徹底減少工作時間和工作節奏，但不減工資，額外雇用工人；沒收信貸和能源部門…。
人們說：“知易行難。”毫無疑問，但首先要做的…就是‘說出來’。這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國際，一開始就必須做的，也就是：說出來。這將不會孤立我們，相反，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其實給了反資本主義的選擇方案以相當的可信度。這個問題的實在規模，它的全球性質，它的緊迫性，後果可見的可怕的不公平：所有這些造成這個可能，即以直接的和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引進徹底同廣義的商品生產決裂的需要。
考慮到利害關係的深遠影響，它比一個政策的選擇多得多：它是一種文明的選擇。通過氣候的危險，資本主義使我們有可能恢復共產主義的真像：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明工程。一個以理性和謹慎的方式，自我管理共同自然資源的人類社會，其目的是讓大家生活得很好。面臨含糊的反自由主義的項目，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加強了我們明確的反資本主義路線的選擇，正如我們拒絕對管理資本主義的政府的任何參與。
在戰略上，對我們來說，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同一般的剝削和壓迫者的鬥爭是沒有區別的。能有效地進行鬥爭的，只有他們：工人階級，青年，婦女，窮人，小農，土著人。工人階級必須發揮重要的作用，因為只有它可以提供另一種生產模式的基礎，在這個模式中，它將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為何，為誰生產和生產多少。
在同一時間，說一般環境問題，特別是氣候的鬥爭，難以引入工人運動，這是一個保守的說法。這種困難來自工人的現況，他們作為受剝削最深的階級，脫離生產資料，尤其是脫離作為生產資料的自然，並認為由資本佔用的生產資料像敵對勢力那樣面對它。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把生態融入階級鬥爭的可能性，取決於階級鬥爭本身。工人越是被打擊分化和士氣低落，他們就越發認為保護氣候是一個威脅，資本家階級就會更加真正使用氣候保護為藉口，加倍攻擊他們。在這種背景下，只有在深信行為清醒和負責任方式之必要性的消費者，和憂心於其就業喪失的生產者之間的內在衝突的疏離形式中，生態意識才能夠取得進展。
另一方面，工人在他們的鬥爭中越成功，他們就越對自己的實力有信心，就越能處理生態問題，集體意識到，作為生產者和自己產品的消費者，反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是至關重要的。
有利於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各種力量之間的較好關係，是氣候危機的反資本主義解決方案的必要前提，換言之，是任何可接受之解決辦法的必要前提。但這個前提是不足夠的，並且不允許我們拖延，直到後來為環境而戰。事實上，除了它的緊迫性，生態問題有一些具體特點，以至於一個反資本主義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在這裏比在其他領域遇到了更大的障礙。
三個推論：
首先，是建設一個政治工具，一個反資本主義政黨的重要性，這個政黨有能力分析這個雙重危機，即社會的和生態的危機。很少會那麼明顯地要求一個革命的政黨和一個革命的國際，像一個集體知識份子那樣行事；
其次，是需求綱領的重要性，它能夠具體聯結資本主義危機的社會和生態面。這裏的關鍵問題是，就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社會的觀念，氣候危機給出一個新的話題，同時修復過渡綱領的概念，能夠建立當前的形勢和這一全球性替代綱領的橋樑；
第三，社會辯證法的重要性，它幫助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以發揮其作用。這不是偶然的，農民，土著人民和青年在為氣候的社會動員前線。青年人在爭取自己的未來，反對一個可怕的社會，在那裏當權者知道正在發生什麼，卻讓它發生。至於農民和土著民族，不同于工人，他們沒有脫離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面對殘忍對待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已經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是其總體鬥爭的一部分，並賦予它強大額外的合法面。“農民可以冷卻農業商業正在加溫的地球，”
哥本哈根會議前一點時候，農民之路的一個正式聲明如是說。工人們也可以讓地球降溫。通過為需求而不是為利潤生產，大幅度減少工作時間，等。社會運動的凝聚可以幫助他們意識到他們所代表的巨大力量。莫拉萊斯在科恰班巴召開的會議有特別的重要性。
第四國際將自稱為生態社會主義者
通過這項決議草案，第四國際會自稱為生態社會主義者。有些人拒絕這個標籤，說：“有什麼用，社會主義足夠了”。在生態社會主義的對手中，還有那種人，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改變，他們不同意十月革命的單純模式應該染上生態問題色彩。據我所知，他們不是我們隊伍中的。此外，還有些同志，在承認聯合的社會和生態危機的根本創新性的同時，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是對政治生態學的不必要的讓步。這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們可以詳細討論是否有作為馬克思生態學的東西。就個人而言，我認為馬克思是十足的生態學家，以前我們已經說過他是生態學家。但是，這並不是真正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流派都錯過了生態問題，他們中有些人仍然無視它，至今他們都難以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回應它。
首先，稱自己為生態社會主義者，是說：“我們理解”或至少，“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瞭解我們不理解的東西。”這是一個瓶子上的新標籤，有點像列寧說的必須穿上的新襯衫。一個新的標籤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生態社會主義遠比標籤的意義多。雖然這個概念仍在發展中，我們可以指明其一系列與社會主義頗不同的地方，這個社會主義有幾代鬥士構想的社會主義，還有我們自己目前設想的社會主義。
其出發點是，穩定氣候意味著一個不同的能源系統。不僅是生產電力、熱力或運動的其他技術，而且一個不同的農業，一種不同的理性和一個不同的空間組織。這一新體系的建設，必然是一個長期的任務，要求破壞資本主義的生產機器。取得政權只是這個動盪的起點。
必須建立新的能源系統，意味著必須分散電力生產--- 這特別是合理利用熱量的前提 --- 並遷移其部分的生產。分散和遷移完全與世界社會主義計畫相容，是民主自治管理必不可少的。但是，不會真的有爭議，因為這兩個議題並沒有自然地出現於我們的規劃慣例中，而後者把重點放在生產和交換的世界規劃上。
另一組新的問題涉及到活勞動的重要性。對於諸如個人護理，教學，衛生等服務業中的活勞動，需要作投資，我們的規劃給這個需要以一個重要的地位。所以這些問題對我們並不陌生。但是，對於所有其他方面，我們依靠的觀念是，機器和機器人將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把生產者從體力工作的重負中解放出來。這種觀念必須受到質疑，因為對生態系統的照護需要智慧和敏感，這只有通過人的勞動才可能。在農業的情形中，這是特別顯而易見的：為了“冷卻地球”，就像農民之路 組織所說的，有必要，用農民農業或合作有機農業取代農業綜合企業。這必然意味著更多的投資用在人的勞動上（這既不意味著回到原始農業，也不意味著停止進步，但是，這是另一種進步的形式）。
最後，需要重新審查自然的真正含義。在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的確不能再滿足於單從生產的角度看自然，也即把自然看作為一個資源倉庫，一個工作平臺和廢物垃圾場。我們還必須學會如何從自然本身的角度來看自然，從事物大規模交流的角度，從生態系統運行條件的角度看自然，後者也即生態系統運行條件，將決定人類的生存條件。馬克思關於這個主題留有寶貴的指示，我們必須抓住它們，發展它們。
有關所有這些問題，該決議只是為理論工作的進行開路，第四國際還要回到這項工作。但重要的是，現在發出一個信號，表明我們正在前進。在12月的哥本哈根，一個突破打開了。這是第一次，在全球環境問題上的群眾動員有了反對該制度的社會鬥爭的特性：“改變制度，不變氣候”， “要地球不要利潤”。這種國際主義運動將得到發展。它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大的潛力。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趨勢沒有等待我們去發展。我們必須加強它。
丹尼爾•坦努樂，經過認證的農學家和生態社會主義的環保主義者，為“左派”雜誌（社會主義工人党(LCR-SAP)的月刊，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