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憶
王國龍
1941年秋，我接歐伯（編者按：即彭述之，下同）來信，信中有歲月如馳，.賢者不免之語，鞭策我不要蹉跎歲月，耽誤時間，我當即決定去上海。
當時溫滬航運已完全中斷，我只能從旱路經寧海、渡海到沈家門，再乘船去上海，但走這樣的路徑，我沒有經驗。我打聽到溫州人跑單幫的都是按上述路徑去上海的，經人介紹我終於找到了這樣的旅伴。按照他們的囑咐：不帶行李，穿中式衫褲，裝扮成跑單幫做小生意的商販。
我隨他們，一天步行六十華里，到達海寧縣屬的三門灣。那裏己無國民黨政府，由游擊隊管轄。游擊隊的哨兵把我們一行三四個人，押送到設在山上的隊部，搜了身後把我們送到當地人的屋子裡。要我們上閣樓，但是沒有樓梯，他指示我們從大樹上爬上去，同行中老于此道的，跟屋主人商量去沈家門的事。他答應了，我們在閣樓裡住了兩天一夜，三餐都在閣樓上吃，說好伙食費和船隻介紹費。第三天天未曉，屋主人領我們到海邊，乘上一艘小帆船，船上已有三四個人。一共七八個人，把船艙都擠滿了。船老大囑咐我們只管睡覺，不管海上有什麼動靜，都不得驚慌作聲，到吃晚飯時他會叫醒我們等等的話。我沒有經驗，聽了他的話反而不能入睡。想不到花了大筆錢，郤是把自己的命運付託給老大。同船的倒都睡得很香，那天下雨，又是逆風，船必須抗風作“之”字形行駛，時船向左舷傾側，一時向右舷傾側。好在我不怕暈船。中午船老大叫我們坐起來吃飯，下飯的只有一樣鹹魚，那頓飯倒吃得很香。飯後同行的安慰我：老大有經驗，放心好了。傍晚，終於平安到達沈家門。
當時沈家門己淪陷，同行的領我到一家他們熟悉的小客棧，等候辦理領“良民證”的手續。因為買輪船票須憑“良民證”，這事都無須我們出面，一概由小客棧主人代辦。 我們只要按他說的給錢。第三天客棧主人把“良民證”連同船票交給了我們。我那次帶的錢不夠，同行的慷慨借給我，要我到上海後還給他們。
從沈家門到上海，不過一夜多點的時間。我們一上岸就要他們跟我去宏華商行。葉正度見我平安到達，非常高興。當即向同行的表示感謝，當場還了他們借給我的錢，他們看到我這樣有信用，非常滿意。
宏華商行
1940年冬在我離開上海後，葉正度經李國棟和黃禹石介紹，已見了歐伯。他向歐伯表示：他做生意為賺錢幫助托派。他不是說空話。說到做到，當時“臨委”要復印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英文版，他當即拿出五百元。因此，歐伯信任他。
由於歐伯的撮合，同情者李華卿、劉祖強（新新公司人事科長）、羅瑟希（道亨銀號的高級職員）和金源錢莊的經理夏杏芳，加上葉正度合夥開設宏華商行于北京路中一大樓（這個寫字間原來是夏杏芳的，投資最多的是夏杏芳，同時其他諸人知道正度會做生意就推葉正度當經理，華卿當副經理，並安排高子良（翬）在該行當職員。他們志同道合，彼此感情極為融洽。
正度當時住在威海衛路《中社》公寓。歐伯在正度住的房間先後開過兩期講座：《自然辯證法》和《俄國社會思想史》。我到上海時，《自然辯證法》己近尾聲，我聽了《俄國社會思想史》的全部，參加聽講的有華卿、祖強、小羅、正度和我外，還有高子良和籍雲龍。
高子良廣東中山人，是中山一所中學的教師，梁廷和羅瑟希都是那所中學的學生。歐伯到香港解決寒君問題時，把高連同劉康、李永爵、楊玉瓊、劉寬德等一批青年帶來上海。高子良和劉加良、劉祖強原都是朋友。
李華卿原是光華大學畢業的學生，留學過日本，在大學時他就是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誌》的熱心讀者，他在中國社會史論戰過程中曾寫信給《讀書雜誌》，（信發表在雜誌上）從信中，可以看出他對論戰中托派作者的觀點，特別是杜畏之的觀點表示贊成，後來他結識杜畏之，因杜很尊重歐伯，華卿到上海來找歐伯。
劉祖強是劉加良的同郷同學，在北京讀大學時開始受托派思想的影響。他同情托派，願意幫助托派。他在南京路上三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當人事科科長。新新公司店員中的托派份子都是他的關係進去的。
羅瑟希在中山讀書時受劉家良和高子良的影響，也是一個願意幫助托派的同情者。以後我還要記述他的具體幫助。
那次我在上海的最初幾個月，正度的生意看來比較順手，他也顯得信心十足。有一次他對歐伯說：要承擔歐伯一家的生活，包括子女的入學費用，歐伯只是微笑揺頭說，他的熱情可感，但不能接受這份好意。據歐伯事後對我說：生意不能保證一帆風順，雖然他一家生活費並不很大，但長期承擔，豈是易事，何況他也不能依賴別人的幫助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這件事表明：一，正度當時熱誠固然可嘉，但他沒有考慮他還沒有建立起足以承擔這一責任的可靠物質基礎。二，歐伯不願輕易接受別人的物質的幫助。這點不但歐伯，碧蘭也是如此。不但對正度，歐伯對李國棟幾次提出幫助他也同樣婉言拒絕。但是歐伯郤是真的希望宏華商行能夠賺錢，用以幫助托派組織出版刋物。
不久，日寇佔領租界，上海成了淪陷區。這對正度做生意的信心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嘆息說：夕陽無限好，意思是他要做生意“只是近黃昏”。宏華的股東們商量了一下，正度提出把宏華資本連同金源錢莊的貸款都拿去購進顏料設法運到溫州出售，因為內地可以獲利，股東們都信任正度的計劃；一方面採購內地需要的顏料，一方面要我先回溫州，準備接貨，其時李國棟已回溫州，黃禹石也要回去。歐伯勸黃不要走，向金源錢莊推薦用黃擔任錢莊的祕書。夏杏芳同意了，黃也覺得這個職位適合，但他要先回溫州一次，出來再進金源，為此夏杏芳設宴為黃餞行，叮囑黃盡早回來就職，因此我和黃一起乘船去沈家門，事前經楊國森的介紹，到沈家門後住宿在一溫州人開設的一家木行裡。木行老闆免費接待我們，有如上賓，黃不願經三門灣從陸路回溫，要等有直放溫州的帆船。我們在木行裡呆了半個月都沒有船。我心急如焚，認為這樣遙遙無期等下去，不是辦法，我決定一個人回上海。後來黃終於等到一艘帆船，上了船才知道是條賊船，乘客都是做小生意的溫州人，他們決定死裡逃生，因為人多，終於戰勝賊船上的海盜，乘客中有駕駛帆船本領的，把船駛回溫州，黃也是歷盡艱險才得以回家的，但是他一回溫州，郤不想回上海了。
正度見我回上海，考慮了一下說，“你回來也好，就留在宏華裡讓我回溫州，準備接貨”這樣，我便每天到宏華上班。
當時，上海既己經淪陷，像顏料這樣為內地抗戰區所急需的物資是不許任意運出去的，正度到處奔走尋找能負責運輸的公司。經人介紹找到一家叫作“通惠”的運輸公司。該公司保證把顏料運到甌江口外的洞頭，因為該公司的船隻不能進甌江。正度一時大意，沒有先請夏杏芳調查“通惠”的底細，便把顏料棧單交給“通惠”。正度走後，“通惠”打電話來說提不到顏料，夏杏芳要我到出棧單的倉庫交涉，我到了那裡，恰巧那家倉庫是溫州人開設，而老闆又是我在“附小”的同班同學，顏料給我提出來了，但他告訴我這些顏料恐怕會有糾葛。我以顏料既已提到手，也不加細究，不料“通惠”在背後把宏華托運的顏料盜賣給溫州商人黃苗夫，說是船上交貨，給了黃船上提貨的提單。這樣“通惠”的船一到洞頭，正度去提貨，黃也派人來提貨，當場發生糾紛；正度當時臨機應變，和對方說，先把顏料運到城裡再說，同時正度搶先一步，在城內有關機關辦妥了提貨手續，正度提到顏料後電告上海，夏杏芳欣賞正度的辦事能力，但黃苗夫等豈肯罷休，他們和“通惠”勾結，待正度回上海時，約正度談判，正度知道在上海對他不利，拒絕談判。黃等在大報刊登啟事，警告正度，說正度利用抗戰區的地方勢力搶奪顏料，夏杏芳主張正度先回溫州暫避一段時間，免得對方憑借敵偽勢力打擊正度。但正度沒有接受夏的意見，稍後對方終於帶敵偽勢力秘密拘禁正度，結果正度被迫不得不賠償對方付給‘通惠’的錢。宏華因此元氣大傷，一蹶不振。正度深自內疚，但合夥的朋友並不責怪正度，因為他們都瞭解在淪陷區做生意，吃這樣的虧是無法避免的。但宏華要賺錢幫助托派的願望，郤成泡影了。
阿棟和禹石離開上海時，把他們的亭子間交給高子良。那房子的二房東是廣東人，可能也是中山人。高和二房東商量，換二房東的前樓。因為劉康、楊玉瓊、劉寬德寬全兩兄弟全都要和高同住。正度離開上海後，我也住到那個前樓裡去。不過劉寬德當時和劉加良一起回中山，為的是寬德要回家繼承財產邀劉加良去幫助他。
我既和高子良他們住在一起，很自然成為一個黨小組。但寬全因為當時年紀還少，也沒有參加組織的要求，所以寬全並不是小組成員，但我們在那間前樓的組織生活，他都是知道的。
其時上海中央組織己成分裂形勢，1939-40年產生的中央：歐伯、劉加良、蔣振東、陳其昌、王凡西、毛鴻鑑，還有一個在南方的寒君共七人。我們小組目覩組織內部嚴峻的形勢，曾致力挽救分裂，除了和凡西談話時口頭要求他不要分裂外，還專門討論，給他們寫信，提出有不同意見在黨內繼續討論，千萬不要分裂。歐伯知道了，贊同我們寫信，並說可把信刊載在《校內生活》上。歐伯也知道中央形勢的嚴峻，王陳毛己明顯站在一起，寒君早已反對歐伯，剩下一個蔣振東，雖還沒有公開站在那一邊，但實際上己傾向對方。因此，歐伯認為必須竭力爭取蔣振東站在多數派方面。為此歐伯約蔣振東到宏華的寫字間開會（其時劉加良已去南方）。開會的其實只有他和蔣振東，歐伯要我參加會議，對蔣說：現在加良去南方，他們不來出席中央會議的，中央只有我們二人。目前的工作中央需要有一個秘書，提議阿隆為秘書，參加中央的會議。（大意）蔣振東同意歐伯的這一提議。那次，我親眼看到歐伯說服蔣振東時，那樣耐心，態度那樣誠懇，使我感動，但蔣仍不作明確表示和同意歐伯的意見。
但蔣在另一方面不斷約我和凡西談話，談話的地點都是蔣住的機關（一個亭子間），談話內容除由王詳述的抗戰變質論外，還回答我們小組提出的不要分裂的要求，他說不要怕分裂，他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為例，說明分裂的不可避免，他還說分裂責任不在他們，而是歐伯容不得不同意見，是歐伯的史達林主義造成的，愈到後來，他對歐伯由批評到攻擊，甚至人身攻擊。
當他們出版《國際主義者》油印刊物時，歐伯認為這是公開分裂的標記。他們的刊物之所以稱為《國際主義者》，因為他們稱歐伯和劉加良是“保護主義者”他們通過毛鴻鑑是印刷機關的負責人，佔有了印刷《鬥爭報》的那點由格拉斯購置的鉛印器材，致使《鬥爭報》無法再出版，我們小組原來希望於挽救組織分裂，至此我們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
歐伯既要求我擔任秘書，我就向歐伯提出版《鬥爭報》，他說沒有器材怎辦？我說：用油印出版．由我來刻印臘版，由小組成員幫助印刷裝釘。歐伯問我能行嗎？我說：我在溫州由曾猛教過。這樣，那個前樓同時成了印刷機關。曾猛的油印用具極為簡單：一塊鋼板，一支針筆和一塊玻璃，連鋼板的木櫃子都不用。印刷時只把油墨塗在玻璃上、把刻好的臘紙和白紙復蓋在均勻的油墨上,用軟毛巾在白紙上均勻抹一下，不但印出來的字跡清楚，而且印數比用印刷機印的要多。既然是印刷機關，我們就得有秘密機關的必要措施：平時把鋼板和針筆藏在牆間裡，玻璃洗淨照樣放在寫字枱，平時都把用的毛巾晾在窗外的竹竿上，一出事，就把毛巾收進來，也不致引起特務的懷疑，這是必要的，這樣，我們的人進來弄堂只要看見窗口有毛巾，就可以放心進來，否則及時回頭就走。當我們在印刷時，派人在弄堂瞭望，一有情況便放暗號示警。
我刻的臘紙，印出的《鬥爭報》和《校內生活》當然遠不及曾猛刻印的那樣精美，但歐伯看了卻表示滿意，我們印的《鬥爭報》不是一大張，而是釘成小冊子的。記得我們出版的《鬥爭報》有一期追悼陳獨秀的專號，內容是由歐伯、王凡西、鄭超麟寫的三篇文章。我們小組在刻印專號的過程曾討論過這三篇文章。歐伯的文章雖放在卷首作為第一篇，但我們認為就文字論，超麟寫的最精彩。凡西的文字也比歐伯寫得生動，我們認為歐伯的文字老化了沒有鄭、王的文字有活力。但三篇中只有歐伯的文章對陳獨秀有批評，文章結論說陳仍舊回到民主主義去了，當時我們同意了這一個說法，鄭文對陳沒有批評，凡西的文章中還認為陳獨秀會自動糾正錯誤。我們認為這一說法對陳獨秀的錯誤作無原則的遷就，還記得有一期《校內生活》發表了歐伯的長文章批評陳獨秀、鄭超麟、王凡西，但我現在只記得批評陳的一節標題是《民主主義的白癡》， 批評鄭的一節標題為《長了鬍子的幼稚病》。我們小組致王凡西他們的呼籲不要分裂的信，由我執筆也發表在《校內生活》上，我用的全名是「蕭璜」。
報上刊載蘇聯撤消紅軍中的政委時，凡西和劉加良都寫了文章，凡西認為這表明史大林進一步背叛布爾塞維克主義。劉加良認為在史大林統治下紅軍中的政委是史大林統治紅軍的工具，對紅軍是枷鎖，致使紅軍在衛國戰爭的初期不能發揮積極性，認為紅軍痛恨政委。戰爭初期的失敗迫使史大林撤銷政委制。兩種意見針鋒相對。我們討論時，認為劉加良的文章雖然沒有充分的證據，但有新意，凡西的文章只是老套。後我來回溫州和金寰樞的岳父戴樹棠談起這篇文章時，戴認為劉文在邏輯上是站得往的。
金源錢莊
金源的前身是志裕錢莊，葉先芝（輔臣）投資時，改名為金源錢莊。地點在河南路（北京路南邊附近的）一條弄堂裡。總經理夏杏芳，紹興人，錢莊學徒出身。金源董事長為葉先芝，葉和杜畏之是朋友。因杜的關係，葉很敬重歐伯。
在金源裡工作的托派分子，有樓子春和陳其昌。樓在錢莊裡是業務骨幹，有權，陳只是教錢莊的練習生文化，樓上有一個小房間供陳作辦公室。
我那次到上海，和歐伯接觸多了。從歐伯的口中，知道金源資助出版托洛茨基的《蘇聯現狀及其前途》（原文為《被背叛了的革命》）和《俄國革命史》。因為要翻譯這兩部書，請當時住在金寨郷間的鄭超麟來上海，《俄國革命史》是鄭和凡西合譯的。
金源兩個倉庫，一個在威海衛路，一個在蘇州河邊上，籍雲龍由歐伯介紹進金源，就是在蘇州河邊的那個倉庫工作的。
歐伯是金源經理室的座上客，夏杏芳非常敬重歐伯對國內外經濟方面，特別是金融方面的問題，夏經常請教歐伯，這對夏經營錢莊和增加個人修養很有幫助。夏本人不嗜煙酒，生活毫不腐化，錢莊裡一種風氣，例如每頓開飯，不論經理、職員、學徒、工人，不分上下，都是一樣的伙食。學徒和工人不必為老闆盛飯。歐伯和我在那裡吃飯，也都是自己盛飯；飯後也用不到學徒、工人打臉巾，都自己到盥洗間洗臉，吃完就散席，不耽誤廚房工人的收拾時間。
宏華金源近在咫尺，正度也是經理室的常客，在那裡很隨便，不受拘束，除處理業務外，也聊天，夏知道正度能飲酒，就把別人送給他的威士忌拿出來，沒有下酒的東西，就到弄堂口買點花生，給正度一個人下酒。正度常在閑聊中給夏出生意點子，夏採納了，效果不錯，因此對正度也很器重。
日窛佔領租界，發行偽“中儲劵”，以一元“中儲券”換二元法幣，勒令立即執行。上海的銀行、錢莊為防止大量提款，都把提款限額，限制在五百元以下，只有金源不加限制，對存戶提款敞開供應。因此金源的信譽頓時家傳戶曉，人們說夏杏芳有魄力，金源的業務隨之興旺起來。
當時李季生活窮迫，和歐伯商量，要把所藏的全套《四部備要》賣了，經歐伯介紹賣了給金源。夏老閣的經理室為此安裝了書架，書運來裝架的那一天，我都在場，李季把書裝好架以後，夏說：我替您保管，您要用時就來取書，不要以為書歸我，您和心愛的書便分手了（大意）。他的話是真誠的，李很感動。
從此李季也成了經理室的常客，我在經理室多次見到過李季，記得有一次他向歐伯談起，他己譯好桑戴克著《現代資本主義》，他說到書中引有希臘文的資料，他不懂希臘文，只好輾轉請人翻譯，付一大筆稿費。又有一次他給歐伯一張條子，說是老頭子（指陳獨秀）寫給他的。歐伯看後遞給我，就我還只記得的條子內寫，“季子學弟：布爾什維主義是法國勃朗葵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的混合物，有生之年，他要為反對布爾什維主義鬥爭到底．．．。”當時李說：“老頭子實在走得太遠了”。這張條子是歐伯常引用來批評陳獨秀的根據。
亞東書店的老闆汪孟邹也是經理室的常客，亞東和金源業務上的來往， 金源對亞東的出版事業熱心支持。亞東出的書也堆存在金源倉庫裡。記得有一次汪老闆在經理室談話，他對凡西翻譯托洛茨基著《兒子．朋友．戰士》的譯筆贊賞備至，就我記憶所及抗戰爆發後，在亞東出版的小冊子有歐伯的《抗日戰爭勝利的必須條件》、《奧國革命是怎樣失敗的》及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小冊子， 陳碧蘭的《民族解放戰爭與婦女》，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及《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凡西譯的《兒子、朋友、戰士》，劉加良（少嚴）譯《大英帝國的兩個基石》，此外還有杜威委員會報告，蘇聯審判真相（書名已記不清），托洛茨基《在新的世界大戰前夜》（譯者不記得是誰），樓子春用“郭和”的筆名譯《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陳獨秀在武漢發表的小冊子及為陳獨秀辯護的小冊子，陳獨秀原在《宇宙風》雜誌上發表過的兩章自傳，也由亞東以單行本出版，題為《實庵自傳》。
因葉先芝和內地的經濟關係，金源在戰時的首都重慶設立了分莊，夏老闆派他的徒弟何明林任重慶分莊的經理。何不是托派，但和劉加良及張樂山私人感情不錯。重慶分莊設立後不久，張樂山即去重慶活動，張在那裡立定了足跟後，上海托派組織的王煥宇（王振華）也去重慶，他們立即發展了四川的托派組織。
王獨清的忌辰，歐伯通知了許多人去殯儀館參加王的忌辰，我記得那天到的人有李季夫婦、華卿、劉祖強、羅瑟希、梁廷（劉加良在南方）、陳碧蘭、我、籍雲龍、高子良、劉康、楊玉瓊、劉寬全、李永爵，還有金源的一位女職員張小姐。但凡西他們都沒有去，可能是黃璧瑶沒有通知，他們不知道，當時組織己分裂，歐伯是不會通知他們的，大家也舉行了簡單的紀念儀式。歐伯第一次告訢我：王獨清死時開追悼會，到的人很多，李國棟代表王獨清的學生在追悼會上作長篇悼念的演說，他沒有發言稿，是即席發言，但講得很好。李國棟有講話的才能，憑這一點，對我們就很有用。
宏華關門後，正度仍留在上海，到處奔走，企圖再創一個局面。有人正在集資創辦「中國投資公司」，不知通過什麼關係，正度和那個人搭上了，對方口頭許諾：公司成立請正度當副經理，為此正度除自己投資外，還到處去拉投資，這事被夏老闆知道了，他告誡正度不可輕信，並且在經理室裡當著正度的面，打電話調查對方底細，但所得的回答都是其人沒有家底。夏老闆勸正度及早退出，並建議如果他要當一個企業的副經理，明年金源開股東會，他提議聘請正度為協理，但正度沒有接受這番好意。結果，果然不出夏老闆所料，投資公司開業時，對方不但沒給正度副經理的職位，甚至連營業主任也撈不到。但正度的投資陷進去，抽不回。這對正度的打擊很大，因為他沒有接受夏老闆的忠告，又感到對不起歐伯的關心，精神極為痛苦。
此外，夏老闆考慮到劉加良生活困難，特請梁廷作他孩子的家庭教師，月給的報酬可以維持一家生活。
黃禹石回溫沒有再出來到金源任職，但金源需要秘書。又是歐伯推薦請胡山源當秘書，胡很敬重歐伯。（自從陳其昌被捕，歐伯就沒有自己租住的家。1944年我去上海時，胡山源請歐伯全家住在他的家裡，歐伯對我說：“獨清死後，我就沒法找到一文學界的朋友，現在我找到了胡山源。”
托派中央分裂後，樓子春對歐伯非常反感。因此，在如何對待歐伯的態度這件事上，他和夏老闆發生意見分歧，我聽夏老闆說過：“子春這個人不正派（指樓在背後說歐伯壞話）”。華卿也有同樣的話。後來又由此發展到劉和夏老闆關係鬧翻。樓依靠金源的另一大股東，要擠掉夏老闆，他這一著沒有成功，樓才不得不離開金源。據謝公墨說：樓子春脫離金源後，在南市場露香園賭場門口開設當舖。（按：那些當舖專做在賭場輸了錢，拿手錶手飾及其他衣物去典當的生意，典當期短，利息高。）
歐伯考慮到我為恢復溫州組織，需要我經常在溫滬間往返，他要求夏老闆由金源貸給我一萬元“中儲劵”，作為我在溫滬間跑單幫的資本。我在金源辦好了手續。此外，歐伯和華卿商量，華卿夫人又貸給我三千元“中儲劵”，住在後樓的醫生有一千元“中儲劵”準備滙給連江家裡的，經陳碧蘭說定也交給我做一趟資本，說明到溫州後即把一千元交福建銀行滙給他家裡好了。這樣我一共有了一萬四千元“中儲券”資本，王會中在上海失業，要回溫州，他要求我把貨款中的一部份，在上海購買他家帽店需要的原料，説可以有一倍贏利，這樣，一萬四千元的資本，除購進一百支法國的大建璜藥片外，其餘都買帽店的原料，正度托了一個同郷木匠做了一對鏡框，把一百支＜大健璜＞裝在鏡框的後面。會中把帽店原料舖平分裝在兩條棉被裡。一切就緒，我們就動身回家。路上倒都順利。貨物平安到達溫州，我們到樂清時就有人要收購＜大健璜＞價錢不錯，但我們想，樂清和溫州近在咫尺，樂清人頭不熟，恐有意外，為安全計，還是到溫州再出售，不料一到溫州，價錢不如樂清，人家說還會看好，我自己沒有主意，聽信人言，越等價錢越跌，我只好忍痛斬割，幾乎沒有什麼利潤，但倒霉的不止於此，會中把帽店的原料交給他父親，他父親非常高興，但就是不付貨款，我不知道會中有否和乃翁交涉，李國棟和黃禹石知道事件後，出面和會中父親交涉，才答應付還本錢，而且要分期付清，李黃對我說：看來他家目前確實困難，只好自認晦氣。我說：我怎向上海朋友解釋，阿棟說：他們應會諒解的，我見到歐伯時替你證明。我除了把王會中罵個狗血噴頭外，也別無辦法。那年秋天（1943年）阿棟要我同去上海，並建議我把一萬三千元交給他作為他要設立運輸公司的投資。（我一到溫州，先把ｘ醫生的一千元交福建銀行滙給他連江的家裡。）後來，投資在阿棟公司的本錢拿到三千元法幣的贏利，我把金源的一萬元和華卿夫人的三千元還了，而把三千元贏利匯給歐伯。我這樣做是出於一種想當然的思想，自以為我做生意是為幫助組織，但歐伯郤把三千元交給金源。這件事說明：歐伯不但自己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幫助，即使是給組織的錢，他也是不輕易接受的。但這場經歷，使我始終感到內疚，感到有負歐伯的囑托。
陳其昌被捕
日窛佔領租界後不久，陳其昌被捕。事後知道：陳是在重慶農民銀行設在上海的秘密電台裡被捕的。開始，日寇憲兵司令部只知道陳是重慶分子，但到陳家搜查時發現托派文件，才發現他是托派。日寇憲兵司令部刑審迫陳供出同黨，特別要陳講出彭述之的住處。陳至死堅貞不屈。陳確是一位為革命獻身的烈士。正是這位烈士，曾用“陳仲山”的名字寫信並寄《鬥爭報》給魯迅看的，郤招來一封由馮雪峰執筆，而由魯迅簽名的公開信，人們當時及以後一段很長時間，都以此信去印證之所謂托派漢奸的污衊。魯迅如果泉下有知，知道陳是死在敵人的屠刀下，不知作何感想。
歐伯知道陳其昌被捕的消息後，立即要我緊急應變。他提出：一．立即設法安頓碧蘭和孩子的住處，把家中的用具儘量搬出。二．設法安放他的全部俄文書籍。他給了我一個金源的存摺，需要用錢時可到金源提取。
我考慮先把碧蘭和孩子安頓在旅館裡，以後再另找房子，當時上海開旅館房間必須持有所謂“良民證”，想不到在沈家門化錢買的“良民證”，郤派上了用場。我憑那份“良民證”在南京路東亞旅館開了一個小房間，可以說是房錢最便宜的房間。然後趕到歐伯家，碧蘭己經把一切都準備好，專等我來，我一到，問傢俱都整理好了嗎？她說：傢俱用不到我搬，己托後樓醫生了。我當即和碧蘭提著隨身要用的衣物，領了三孩子到東亞旅館，她並不嫌房間小， 通風不好，就和孩子住下了。我囑她不要上街買吃的，就在旅館裡開飯，我會隨時來看她們的。我吩咐旅館樓面堂口（即那層樓面的管理處），每餐給她們開飯，我先付了一筆錢給堂口，給茶房小費，他們都非常殷勤，答應一定照辦，事實上也確照辦，因為我的良民證是沈家門的，茶房只知道我們是從沈家門來的客人。
我們在現在的黃河路附近新閘路上一個小菜場租了一間小店面，要劉康和李永爵把店面偽裝為舊書攤兼售雜貨，他們二人就輪流看店，用店後的小房間，藏放歐伯的全部俄文書刊。正度幫我從同郷那裡批了一些雜貨，如溫州的草紙等擺在小店裡出售，劉康和李永爵也會動腦筋，去找些小說連環畫之類供街坊兒童租看。
正度自己掏錢，通過劉祖強在新新公司的旅館開了一個大房間招待歐伯。歐伯在那裡倒不寂寞。那幾位同情分子包括夏杏芳在內都來相聚，歐伯利用這個房間又開起講座來了。
我安頓好歐伯交待的事以後，正要去安頓劉加良一家，歐伯說：加良那邊己由小羅（瑟希）負責辦理。要我去金源錢莊的威海衛路倉庫，把藏在那裡的俄國革命史和《蘇聯現狀及其前途》兩書的紙版搬出來，以免日寇抄查倉庫，牽連金源。我跑到威海衛路的倉庫，看見樓子春正在指點鄭超麟和王凡西揀取藏在那裡的托派文件。這是我第一次認識鄭超麟，我問樓子春“紙版如何處置？”他說：他們不準備搬走，也沒有地方藏放。我說：讓我搬走設法藏放吧。他無異議，我對凡西說：讓我也參加揀取，讓我們也每樣揀一份來保存。鄭王點頭表示贊同。於是我們三人蹲在地上，在一大堆油印文件中揀取。他們揀了每樣一份，我也同樣揀了一份，揀好後，我把我揀的一份捆好，連同幾箱紙版，叫了輪板車，我跟著板車送到事先約好的一個倉庫，到了目的地，羅瑟希己在那裡等我。
關於兩書的紙版問題，歐伯告訢我，金源方面捐助了一大筆錢，是很難得的。他認為出版《俄國革命史》是我們組織的一件大事，“老托這部著作是無價之寶”，“把紙版搶救出來，以後再版，就無需那麼多資金了”。“再說紙版留在金源倉庫，如果被日寇查抄出來，勢必牽連金源”他說：我們在道義上也不能那樣不負責任。”關於這一點我後來問鄭超麟，為什麽你們當時決定對紙版不予處置？他的回答是：“沒有紙版。可以影印再版。“事實上抗戰結束後，我們就是用影印再版的。”
後來有一次，我和鄭超麟談起這次應變為歐伯搬家的事，鄭說：“我們就沒有搬家，因為我們相信陳大可（即陳其昌）。”意思顯然是指歐伯不相信陳其昌。我覺得這樣說也不中肯，應變是組織的需要，事實上．歐伯也從來沒有流露過任何不相信陳其昌的跡象。
現在回憶起來，歐伯當時對陳其昌的被捕，確實說過如下的話：大可是在國民黨的秘密電台裡被捕的，這件事暴露了他參加國民黨經濟情報工作。當然農民銀行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的銀行，但不能因此就簡單說成是為國民黨工作。農民銀行需要淪陷區的經濟情報，陳參加電台的編經濟情報的工作，不等於就是國民黨特務。而且當時托派既然主張與蔣介石聯合抗日，那麽對為抗日編淪陷區的經濟情報的事，就沒有理由有所非議。何況陳其昌參加這項工作，是因為他的兄弟（在重慶農民銀行工作）要他為抗日做些工作。大前提既是抗日，而他在編經濟情報工作過程中沒有做過任何損害托派組織的事。平心而論，歐伯的話，不能說是實事求是的。
歐伯夫婦住旅館，是應變的臨時措施。他既然沒有自己的住家，只好夫婦分開：碧蘭和孩子們承葉先芝的熱情相邀，後來借住在葉家；歐伯一個人住在金源錢莊裡。
一直到1943年，道亨銀號購下愚園路的一個外國醫生的住宅，這是道亨的地產，準備轉手出售。因此房子空著，羅瑟希以房子需要看管為理由，要求老闆（是羅的姊夫）讓歐伯夫婦暫住。他們夫婦才一同住進那座房子。房子確是花園小洋房。少數派的人對人說：“老彭住花園洋房去了。”他們那裡知道歐伯夫婦是替道亨看管房子。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人窮得無力自己租住房子，不得不依人籬下，甚至以看管房子換得暫時的棲身，而克里姆林宮豢養的奴才郤甚囂塵上，叫囂他受日寇的津貼，顛倒黑白有如此者！
一九四四年夏至同年九月在上海
一九四四年夏，我的妹夫賈楣生要去上海辦貨。我也正要去上海，他邀我同行。去上海的路費和在上海的生活費都由他承擔。
這一次，我們從陸路經寧波，乘輪船去上海。這條路我上次和李國棟走過，己經熟悉。臨行高紹英給我一封介紹信，囑我們到寧波去找一家顏料行，就住在該行，他們不但會招待我們，而且會為我辦去上海的手續。所以，一路都很順利。
我們到了上海，住東方飯店，那裡還有其他溫州的同郷住在同一樓面。李國棟當時也在上海，他住南京飯店。
我們以前住的小沙渡路的房子，因為劉寬德把弟弟寬全帶走，和我回溫州以後，劉康和楊玉瓊由歐伯另外安排住處，剩下高子良，當時住在李棠的商行裡。事前高己來信告訴我地點。因為我還不知道歐伯住在什麽地方，所以先去李棠的商行裡找高子良。他見到我，首先向我道歉說：“宏華關門，你走後，我們的生活毫無辦法，只能把你的手提英文打字機和大衣都賣了，維持生活。”我說：不要向我道歉，應向葉正度和李國棟道歉。打字機是葉正度的，他留給我是為了讓我學習打字。大衣是李國棟的，留下來以備我冬季禦寒的，所以“道歉”是因為事前沒有徵得我的同意。老高告訴我：道亨的那座在愚園路的小花園洋房己經出售。歐伯全家沒有地方住，胡山源邀歐伯全家住到他家裡，不但住，而且和他們吃一鍋子的飯。
我要立刻見到歐伯，高子良當即領我到胡山源的家。胡家並不寬敞，騰出一間房間，安頓歐伯一家，當時，琍琍（陳曉霞）己在摩爾堂女中讀書，玲玲也已讀小學，巍巍也要進小學，孩子大了，一家五口擠在一個房間，擁擠的情況可想而知。摩爾堂女中是教會學校；學生大都是闊小姐，獨有琍琍是窮孩子，只能穿一件夾布短旗袍，還是碧蘭自己裁剪，用縫衣機縫制的。縫衣機是夏杏芳買給碧蘭的，買時歐伯一家還住在那座花園小洋房裡。那裡房間大，夏杏芳買機的目的，是讓她在家代工縫製枕頭賣，賺取工資。此時，到了胡家，郤用不上了，因為怕縫衣機的噪聲吵擾胡家。因此連那點微薄的工錢也無法再賺。那時學校將近開學，但琍琍的學費還沒有著落。李國棟也在上海，但歐伯不願開口要李幫助。開學前一天的早晨，琍琍一個人跑到東方飯店來找我。我驚問“出了什麽事嗎？”她吞吞吐吐說：“學校明天開學，我們還沒有錢繳學費，媽媽要我來問龍叔叔有什麽辦法。”我一邊對她說：“你媽媽為什麽不早說，要多少錢？”一邊要楣生到同郷房間裡去取現款。楣生把錢給了她，她一數，說：用不到這麽多。楣生說：“還要買書和其他要用的東西。”她笑逐顏開，轉身就走。這裡需要說明為什麼到同郷處拿錢。紹英介紹給我的寧波那家顏料行的老闆來上海，給我介紹和他有關係的顏料行。說如要辦顏料，可拿他的名片去，不會吃虧。並說他己和他們聯繫好，這是紹英托他的，他說紹英幫過他的忙，他一定要有所報答。這話是真誠的，當時溫州同郷要辦顏料，不但購辦困難，而且價錢嚇人。我知道了就為他們去找寧波老闆介紹的顏料行，果然不錯，價錢比溫州同鄉要出的低百分之十，溫州同郷姶我百份之二的佣金，作為報答。這就是我所以能要楣生去取現款的原因。
我那次去上海，主要是向上海組織報告，我在溫州恢復組織的活動情況。我向歐伯作出的口頭報告，話很多，現在當然無法回憶。但以下幾點內容我還記得清楚：（一）全面恢復溫州組織面對的困難：一，曾猛口頭雖不反對恢復組織，而且也和我談了幾次，但是沒有行動。陳又東、錢川、余嘉他們總還是唯曾猛的馬首是瞻的。二，上海組織分裂後，他們更有藉口，在那派領導下擴展組織？因此，先要弄清楚究竟那一派正確。目前先研究兩派的意見。三，但是也應當看到，儘管整個組織還沒有恢復，但除個別人叛離，絕大多數的人都還在，而且都堅持托洛茨基主義。（二）少數派派毛鴻鑑來溫州活動，找過他能找的人，李國棟、黃禹石、何樹芬不會聽他的。此外，李綽堅（即李培）時常來李國棟處，毛鴻鑑以李為少數派代表留在溫州活動，但李不能起作用。除了常到李國棟處吃中飯，飯後一同去游泳外，沒有別的收獲。（三）以前在高中是「救亡大同盟」的學生，此時己入大學，政治思想上更成熟了，他們在中學時，除受溫州托派組織的影響外，還受安明波的影響（安當時是“溫中”的教師），不但原有的人都還在，而且還增加了人。其中特別是周仁生。他的活動能力強，正如黃禹石說的“仁生為人熱情。“（四）原來的工人小組，除了樹芬死於霍亂，學廉和阿晚還在，尤其是學廉，他除了仍領導針織業工會以外，在他周圍還有幾個小工會。針織業工會成為托派工會，在溫州是出名的。我和學廉一直保持聯繫。而溫托組織雖沒有恢復，但我們的影響仍有發展，如在小學教師中，葉正度影響了邵嶽軒，陳博影響了項上川，潘也可影響了他的女婿陳元稹，我把他們組成一個小組，而且定期開會。（六）在老人中，陳又東、王濟通、錢川、任俠中聚在一起，我和他們有經常的聯繫。黃禹石、李國棟、李蔡志聚在一起，當然和我的關係更密切。此外還有謝循歡、董國雄、陳國光等，都和我有經常的聯繫。這一情況表明，溫托組織雖然遭到嚴重的破壞，原有組織雖然瓦解，但托洛茨基主義並沒有死亡。
歐伯聽了我的報告說：“我們當然希望你能儘快把溫州組織恢復起來，但根據實際，即使一時不能恢復原貌，至少應該正式成立一個領導機關：曾猛不願恢復組織，就讓他去，那些受曾猛影响較深的人，也可暫時讓他們在組織外考慮，等條件成熟時再說。最後，有一點必須清楚：成立起來的領導機關，必須是受我們（指多數派）領導。我們不要模稜兩可的組織。”（當然不是原話，只是大意）
楣生早在宏華商行裡己經認識歐伯、加良、高子良和蔣振東。所以除加良當時在醫院動腰子切除手術，蔣振東已參加少數派外，我要歐伯夫婦和高子良常到東方旅店我們住的房間坐，一方面是談話方便，另一方面由楣生招待他們吃飯，改善他們的生活，時常到我們那裡的還有李國棟和楊玉瓊。
歐伯雖然很窮，但他無論穿西裝或長袍都衣冠整齊，儀表堂堂毫無寒酸相。我的朋友劉烈夫婦見了歐伯，事後對我說：你的這位“教授”朋友，風度感人。我對他們夫婦和樓面的同郷都臨時應付，介紹說“這位是陳教授”。不知底細的人看見歐伯的衣著不錯，以為他生活寬裕。但他們那裡知道他穿的西裝還是在中共黨內擔任宣傳部長和北方局書記時，黨組織給他置備的，他的長袍是和陳獨秀一起被捕關在牢裡，陳獨秀的學生和朋友探牢時，送給他禦冷的，歐伯自己那有錢置備衣著。
上面提到的為了臨時應付，我隨口介紹說的“陳教授”，不久，就在那個學期，經胡山源介紹進一所私立ＸＸ文學院（校名已忘），真的當起教授來了。據說：歐伯在那所學校影響了幾個學生，1948年為建黨大會準備會場的嚴雁賓就是其中之一。當上教授，一家生活總算有了著落，但當時教授的生活都是非常清苦的。
那次我在上海，時常上胡山源家，看望歐伯夫婦。有時我去得很早，碧蘭告訴我，歐伯上兆豐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去了。她要我上公園找他，並告訴我到公園的那個角落去找，一定找到。那個角落的籬芭外面就是聖約翰大學。我找到那裡看見夏杏芳也在，大約一共有十來個老頭子，他們都席地而坐，有茶，有煙。他們沒有談笑風生，而是相互交流各自聽到國內外消息。歐伯告訴我：他們家裡有性能極佳的收音機。有幾個是遺老，他們的子女在大陸報和泰晤士報工作，所以消息靈通，有幾個當過外交官，有幾個是銀行家。他們都關心國內抗戰形勢和歐洲戰場及太平洋戰爭的消息。未到兆豐公園時，我原想，夏杏芳上公園是他的一大愛好，歐伯為什麼也上公園呢？我聽了那些老頭子交換消息和各自的見解以後，才發現歐伯上公園的用意。歐伯也許怕我不理解，從公園出來，明白對我說：我們觀察國內外形勢，只憑幾張報紙，而現在的報紙又都控制在敵寇的手中，我們能有多少有價值的材料？無綫電沒有為我們服務，但在公園裡卻可以聽到報紙上沒有的消息。這些人見過世面，他們的觀點，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但他們提供的消息，對我們瞭解形勢郤很有用。而且他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德意法西斯，反對斯太林獨裁，和承認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領袖，都是真誠的。這些人當然不可能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們有正義感。憑這一點，也值得我們去爭取他們作為我們的朋友。（大意）事實上，夏杏芳因為瞭解那些老頭子的為人，才邀歐伯上公園的。而且經過幾次聚晤之後，他們對歐伯都很敬重。這是在日冦統治下逼出來的一項活動。
楊玉瓊不時來找我。當時她己參加“工委會“。她告訴我“工委會”成員共三人：阿亨、籍雲龍、和她。開起會來，每次都爭論不休。她希望我留在上海參加“工委會”，我說爭論沒有什麼不好，至於爭論不休，有歐伯和加良在，不會解決不了的。但你應該尊重他們二人的意見，認真分析，作出判斷，誰對誰不對，而後決定支持誰的意見。二對一不是就可以有結論了嗎？我知道她個性很強，平時就不尊重阿亨和籍雲龍，特別是籍雲龍，但她總算沒有和我爭吵起來。
那次我在上海，加良正在醫院做切除腰子的手術，阿楊領我到醫院裡看望他。手術已做，經過良好。但還沒有拆綫。事前是經赫斯診斷，證明是腎結核，加良身體不好，但他沒有注意結核病始於何時，他一家四口長期沒有正常收入。貧窮使他沒有條件就醫。而且那時國內還沒有結核病的特效藥。即使有，也無力購服。貧窮總是和結核病關聯結。到了赫斯診斷決定時，己經嚴重到非切除一隻腰子不可了。如果不是歐伯的催促，加良不會主動上赫斯診所的。如果不是赫斯診斷，他根本不會想到他的腎部己遭結核菌的嚴重侵入。如果沒有赫斯，他根本無法進入醫院治療。可以說，是赫斯搶救了他的生命，赫斯只知道中國托派人員的貧窮，但不知道加良一家四口只住半間中堂，平時營養不良，梁廷的同學李瓊沒有工作，但眼看加良和孩子身體都不好，常把家裡的雞蛋拿來給加良及孩子，目的是要他們有些營養。
記得我和阿棟決定回溫州的前一天，楊玉瓊跑到東方飯店裡來，約我出去談話，神色有點緊張。我和她到跑馬廳（現在是上海市圖書館）的看臺上，沒有跑馬，那裡很清靜，她告訴我魏秋廠裡罷工已經一個多星期了。魏秋是罷工的領頭人。廠方把她扣留在廠裡，目的是迫使她復工。楊說她自己跑到廠裡去看魏秋，魏秋很堅定。我聽了，當即告誡她千萬不要再到廠裡去找魏秋。因為魏秋是廠裡的工人，而且不知道魏秋的政治聯繫。你是廠外人，又戴了一副眼鏡，一望而知是一個知識分子。廠方發現了你，就會斷定罷工有外人插手。這樣，廠方為了早復工，會不惜去報告敵寇憲兵隊。這樣，非但罷工不能勝利，連魏秋都有被日寇逮捕的危險。你可以通過魏秋家裡的人（指魏秋的瞎子母親）到廠裡傳口信給魏秋，廠方就不會懷疑。我問她是工委會決定要你到廠裡去找魏秋嗎？她說“不是”，是她自己決定去的。“我問：為什麼這樣決定？她說：“魏秋出事，我能坐視嗎？而且魏秋是由我聯繫的”。我有點火了說：“你至少要得到阿亨和籍雲龍的同意。”她截然的反問：“他們會同意嗎？想不到你也會反對。”最後我說：“我明天回溫州，希望你聽我的勸告，不要再到廠裡去”，要在“工委會”裡決定和魏秋聯繫的妥善辦法，或者立刻去找歐伯和碧蘭商量辦法。她終於點頭，但顯然很勉強。
但她既不在“工委會”裡研究辦法，也沒有去聽取歐伯夫婦的意見，仍然到廠裡去找魏秋，終於被廠方發現，不出所料，廠方報告了日寇憲兵隊，把她逮捕了。以下事實是歐伯告訴我的。
楊玉瓊被捕後，經不住拷打，供出了高子良和劉康的住處。日寇憲兵隊來逮捕高子良時，歐伯正在樓上和李棠談話。高故意提高嗓門和憲兵隊爭吵，好讓歐伯聽見。李棠也很機警，馬上引歐伯到三樓，從閣樓的窗口爬出去。他並囑歐伯在鄰居的屋頂的隱蔽處躲藏。他自己下樓應付憲兵隊。當時他首先考慮的是歐伯的安全。因此，只能看著日寇打高子良的耳光，惡狠狠把高扣上手拷帶走。李棠看看門外無人監視，才上樓喚歐伯下來。
歐伯當時首先想到的是劉加良還在醫院，萬一楊玉瓊供出劉在醫院怎麽辦？必須盡快通知。劉加良接到緊急通知，馬上率全家老少和劉寛德、寛全兩兄弟愴惶出走，這麽一大夥人，住到那裡去？歐伯想到賈楣生，決定到東方飯店找楣生，設法弄條帆船，把加良全家老少都送到溫州再說。住在東方飯店那個樓面的溫州同郷中有好幾個做帆船運輸生意的，和楣生都有交情。楣生一打聽，剛巧有一艘帆船要開往溫州、洞頭島。楣生當場和船老大說妥，並親自送加良一夥人上船，囑咐他們到洞頭住哪一家商行，給了他們介紹條子。因為當時溫州恰恰第三次淪陷。他料想我和李國棟一定避居郷間去了，要他們在洞頭等待，勿貿然進城。
加良一行六人總算平安到達洞頭。以下是我知道而還記得的情況：
他們住在楣生介紹的商行裡。商行老闆對加良說：城裡剛剛淪陷，城裡人都逃光了。你的朋友肯定也避居郷間去了，現在貿然進城也無濟於事，先住下來，再打聽，等聯繫妥當後，再僱船進城。他們住了好幾天，城裡都沒有人來洞頭。還是加良自己想到黃禹石是烏牛人，可能黃在家裡，至少烏牛黃家裡總有人。他托商行老闆設法弄條小船，把他送到烏牛，加良雖不知道黃的住處，但到烏牛一問，誰不知黃禹石。很順利就到了黃家，禹石正在家裡，他見到加良，驚喜交集之餘，就考慮如何為家良一行安排在溫州住一段較長時間的問題。他對加良說：目前阿龍避居何處還不知道。但我可以和阿棟聯繫，我知道阿棟的避居處。他要加良先住在他那裡等待消息。但加良因為梁廷他們還在洞頭，他如不回去，他們又要擔心，不如先回洞頭等待。加良回到洞頭，事有湊巧，紹英行裡的一個職員叫“道勝”的去洞頭，也住在那家商行。在吃飯時商行老闆向道勝介紹說：“這幾位是楣生介紹來的。”道勝就問他們到溫州找誰？加良說：“找一個叫王國龍的朋友。”道勝說：「找二舅！」（紹英行裡的職員都叫我「二舅」）。當即就對他們說：“明天我就僱船送你們進城，先到我們行裡，他們會把你們送到二舅家的，放心好了。”
事前，我和阿棟不約而同回到城裡，他當時己買下他的舅父吳兆璜律師事務所在地的那座大房子的一半，原準備在那裡開設運輸行的。黃禹石來城告訴劉加良一行己在洞頭。阿棟當即要我去洞頭迎接加良一行人。並表示：他們來就住在那座房子樓下正屋的兩大間。他說城裡淪陷，反正運輸行也開不成了，他們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正準備去洞頭，紹英行裡人來告訴我，上海客人己到，要我即去，我趕到紹英行裡，紹英正在招待加良一行用午餐。我告訴他們：“阿棟己為你們準備好房子，就在阿棟家裡，吃過飯馬上就可以去住。”
這樣，加良一行就在阿棟的正屋裡住下，而且有獨用的廚房間。阿棟自己住在廂房裡，住在那裡有許多方便，不但阿棟在身邊，還有其他人可以隨時照應。
生活算是安頓下來了，但加良倉促離開溫州時，手術後本來沒有復原，經過這樣一場波折，又發燒了，我只能請胡長庚診治，但是沒有結果。長庚主張送董若望醫院住院，由他托該院內科主任王德明照顧。於是加良住進了一人一室的病房。就當時說，條件算是不錯的。王德明醫師非但相當負責，而且有空就到病房和加良聊天，董若望醫院的法國神父也來看望加良，用英文和加良談話，談日寂佔領上海的情況，談國內外形勢。神父認為加良有學問。
這裡還需要補記：上面提到歐伯事後告訴我關於楊玉瓊供述高子良和劉康的事。當時，我回想到自己那次和阿楊的談話，我想到自己對此事有責任。因此，我在據實轉告歐伯那次談話的內容之後，對歐伯說：事後回想起來，當時我見她已經點頭，以為她即使不同阿亨和雲龍討論，總會聽取你的意見。想不到她竟然如此獨斷獨行。但是如果當時我立即把阿楊到魏秋廠裡的事，在我臨行前即時告訴你，你可能還來得及阻止，使她不致被捕，因而可以避免組織這次的損失。歐伯聽了後說：“這是你的疏忽，像這樣緊急的情況，你本應及時報告的。當然我們事前沒有想到阿楊會經不起考驗。”歐伯這話絕無惋惜之意，他對經不起考驗出賣同志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因此，對高子良和劉康、李永爵被捕後堅持不屈、雖嚴刑迫供仍拒絕供出的表現極為讚許，從此對他們三人信任有加。歐伯還說“當時我們無法知道她究竟供出多少人，凡是她知道的住處的人都進行應變。因此，應變的範圍比陳大可被捕時大得多。不過，實際上被捕的只有魏秋、高子良和劉康、李永爵、羅真。監禁幾個月後他們才出獄。至於楊玉瓊，歐伯說：她在憲兵隊看守所裡發瘋，後來，有人看見她死在馬路上。
楊玉瓊的下場咎由自取。我自問事前對她已盡到責任，但沒有及時報告組織，想到老高和劉康由於她出賣，而致使他們和魏秋等人在日寇牢裡受苦，使我更感到當時相信她的點頭是嚴重的失誤。她在牢裡發瘋，說明她供出老師高子良和好友劉康的住處後，精神上所受的鞭撻，在出賣行為為人所不齒之思想折磨下，可能正是促使她發瘋的內在原因，正是因為發瘋，才阻止了她繼續供出別人。
楊是廣東中山人，父母是南洋華橋，在中學裡受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影響，是一個籃球手，在香港時還參加過籃球賽。賀希在1938年從上海回溫說：香港有一批新人，其中有一個女籃球手，即指玉瓊，楊在香港受寒君領導，受寒君影響不淺。歐伯到香港解決寒君問題後，楊隨歐伯來上海，還不時難忘寒君，正如陳又東、余嘉難忘曾猛一樣，估計她死時年齡約25歲左右。客觀地說，她畢竟也是日寇鐵蹄下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