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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4日，溫州城的一座老人院裏，有位老人逝世了，其名王國龍，終年96歲。

在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革命史上，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情：中國早期托洛茨基主義革命者就此絕跡。

中共元老也是托派元老的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相繼在1983年、1998年和2002年去世。2006年，我採訪王國龍老人的那一年，他已經成為僅存在中國大陸的托派中年齡最長者；如果把中國托派分為四個歷史時期，他應該是第二個時期的元老級人物。

我採訪王國龍老人那年，他已經92歲了。當時，老人講話底氣十足，出口成章；每次開場，從不寒暄，坐穩後，總要先說一句：“下面我們開始工作”，然後就是他極有條理的敍述；三個小時下來，他能一口氣講到底，我幾乎無法打斷。後來溫州的另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邱季龍先生告訴我：“我參加托派時還是中學生，王老是溫州托派領導人”，“那時我們經常劃著小船在溫州城彎彎曲曲的河道上開會，王老坐在船上，借著月光給我們上黨課，講‘不斷革命論’，講共產主義理想，講馬克思主義，講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他那時的演講就是這樣的聲音，富有激情和煽動性，令我們著迷……”

（一）

王國龍出生於1914年。他的童年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氣氛中成長的。當時，比他大10歲的姐姐正在溫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在一位女老師的引導下，王國龍的姐姐成為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這位女老師就是溫州早期共產黨員，中共溫州獨立支部的創立者胡識因。那幾年，姐姐經常帶著他參加溫州城內激進人士的遊行、集會和討論，見到過許多後來成為共產黨人的革命者，王國龍回憶道：“因為我姐姐的關係，很小我就曉得五四運動了”。

1924年，小學畢業後，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王國龍沒有繼續上學。姐姐通過朋友把他送到北伐軍十七軍政治部在溫州舉辦的政治訓練班，他當時只有13歲，是班裏年齡最小的。他的老師就是日後著名的文化老人蘇淵雷先生。在為期半年的學習中，王國龍接受了共產主義啟蒙教育，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有一個共產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王國龍所欽佩的幾位革命者慘遭屠殺，他回憶：“到了‘四·一二’時，我自己認識的一些朋友，還有個老師，看著他們被國民黨殺害，我在感情上是非常難受的，這不是什麼思想上的正確認識，而是感情上的”。訓練班隨著北伐的結束而解散，王國龍只得輟學。

1929年冬天，王國龍被送到上海江東書店當學徒。這家書店實際上是溫州一帶左傾激進青年在上海的聯絡點。學徒期間，王國龍結識了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早期中國托派曾猛。那時曾猛還是中共和托派雙重身份，是中央秘書處幹事，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也結識了第一個中國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陳亦謀、梁幹喬等；還結識了中共溫州獨立支部時期的一批黨員，如鄭馨、王國楨、施德彰等，他們大都是在溫州的城市暴動或農民暴動失敗後逃亡上海的。革命者經常聚在書店討論時局，策劃暴動，傳遞情報，17歲的王國龍在這神秘、莊嚴又恐怖的革命氣氛中耳濡目染。

我曾問過他，你在青年時期接觸過中共，也接觸過托派，為什麼沒有選擇中共呢？這個問題我問過兩次，他始終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我的這個思想已經貫穿在口述中了”。於是，我從口述裏尋找，果然發現一條清晰的邏輯：王國龍少年時代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啟蒙，相信中國革命的出路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大革命失敗後吧，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啟蒙，得知十月革命勝利後，在社會主義這條路上出現分歧——斯大林之路和托洛茨基之路；斯大林之路朝向個人專制，而托洛茨基之路朝向“不斷革命”。他說：“托洛茨基最打動我的理論就是‘不斷革命論’”，而他所嚮往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也正是“不斷革命論”的勝利。

（二）

在王國龍的一生中，共有6次被捕經歷，其中兩次被判刑。他的第一次被捕是在1932年，時年19歲。其罪名是“危害民國”，證據是經常收到從上海寄來的“反動刊物”（中共的《紅旗》和托派的《火花》），刑期2年。當刑期屆滿時，王國龍堅持不認罪，說：“我現在不是共產黨，也不是托派，但我一出監獄就正式加入托派組織”。因為這句話，他被加刑半年。以後，他又被捕過3次，兩次是在組織工人罷工時被拘留；另一次是因為叛徒告密，托派身份暴露。他被押送浙江省軍法處候審。在民國司法中，中共和托派是沒有區分的，一概稱做“共匪”，所以他在第三次被捕時曾與中共黨員關押在同一間牢房。輾轉幾個監獄後，他患了急性瘧疾，生命垂危，在托派同情者的幫助下，保外就醫。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共坐牢四次，時6年有餘。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後，王國龍兩次被捕。一次是1949年10月，拘留一天后釋放，王國龍回憶：“那次被捕還沒有稱我們是‘人民的敵人’，只是告誡我們，‘要少數服從多數’，停止一切活動”；第二次被捕是1952年12月22日。但“那一次，對我們的用詞就改成‘人民的敵人’了。”1953年他被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無期徒刑，關押在提籃橋監獄，直到20年後，轉送上海郊區的勞改農場7年。加起來共27年。

算一算，在王國龍老人96年的生命中，有33年的時光在監獄裏度過，且集中于人生的青壯年期。

（三）

溫州的托派是中國托派中較為活躍、人數較多的地方組織。創建於1937年抗戰前夕，王國龍是溫州托派的創始人之一。

在溫州托派最活躍的時期——抗日救國運動，針織業工人運動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學生運動以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革命運動中，王國龍都是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在溫州托派組織被當局破獲，並沉寂一段時間後，他開始了艱難的組織恢復工作，不久，托派組織再次活躍於溫州的中學生、教師、職員和工人中。同時，他還為浙江省其他地區的組織恢復工作做了許多工作。

在1939年到1949年的十年中，他往返於溫州與上海之間，一方面參與托派中央的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繼續學習托洛茨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期間他幫助彭述之辦理論學習班，聯絡托派同情者和工人組織。當時托派中央機關經常因有人被捕或時局變化面臨危險，領導人及其家屬和文件經常急需應變，托派中央兩次重要應變的具體事宜都由王國龍一手操辦。1942年，在托派內部第二次分裂的艱難處境中，王國龍擔當起秘密油印中央機關刊《鬥爭》報的工作。實際上，他是彭述之的工作助手。1949年，托派中央機關遷往廣東、香港後，他擔任了由中國托派多數派組成的江浙臨委委員，實際上是中央機關的臨時執行機構，這個機構只工作了幾個月，就自行解散了。

從1932年第一次被捕到1949年革命勝利，共時17年，王國龍沒有一個穩定的職業，真正穩定的職業，唯有他心目中神聖的革命。

（四）

當我通過上海的周履鏘老人，聯繫採訪王國龍時，王國龍回信說：“我不是知識份子……我只是小學畢業學歷，我的文化、理論修養和外語，都是自學的。”

在江東書店，來來往往的革命者都曾是王國龍的良師益友，他回憶道：“曾猛除了口頭給我講托派的道理，還給我看書，就是中山大學的教材，我記得有一本是《政治經濟學》，還有一本是《西洋史要》。我的自學就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記得我還看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如日本河上肇的書”。“書店裏還有一個叫何止錚的人，是溫州師範的，參加過大革命。中共‘五大’以後，他和曾猛一起到蘇聯。1931年後回國，一到上海就被曾猛拉到托派裏面去了。他住在江東書店後，我們整天在一起，他在江東書店裏翻譯了高爾基的《母親》，那個時候俄中字典還沒有，我記得他是用《俄和字典》翻的。翻譯以後，是我抄的，全部抄下來”。後來這本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母親》中譯本的第一個版本。

江東書店的這段經歷，使王國龍的求知欲得以開發，從此，自學成為王國龍終身的習慣。他回憶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先後被捕四次，一共坐了6年多牢，我的英文和古文等許多知識，都是那段時間自學的”。以至在他第一次被捕的最後一年，監獄管事竟請王國龍擔任自己兒子的古文和英語老師。1949年前，王國龍在溫州的師範學校、商業學校當過教師，在溫州一家報社當過主筆，撰寫和編輯了許多文章。在提籃橋監獄服刑期間，他曾被派到翻譯組，翻譯過一些無線電、助聽器等技術資料；1979年後又翻譯出版了《國際事務概覽》（上海譯文出版社）、《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中央編譯出版社）。閱讀他翻譯的《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不得不欽佩他在英文與中文方面不凡的造詣。

（五）

王國龍和所有職業革命者一樣，一生居無定所、顛沛流離。

1949年以前，王國龍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這是因為他的經濟來源必須隨革命活動的需要而定。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個人收入微薄，即使偶爾收入豐厚，也要拿出一部分接濟比他更困難的同志和朋友。1949年革命勝利到1952年被捕，他沒有職業，沒有經濟收入，靠親屬和朋友們的幫助過日子。他回憶，“一直到我到了周浦以後（1973年），給我生活費了，我才能給家裏寄錢回去”。

王國龍1941年結婚，生育過三個子女，子女的幼年時期他都在為革命活動奔忙，無暇顧及。當我問到他：作為托派，您給家屬帶來怎樣的影響時，我看到他慚愧、內疚、痛苦的表情。他說：“第一個，我老婆的神經病就是1952年我在上海被捕時發病的，她就在我姐姐那裏瘋了。我的姐姐沒有辦法，只好把我的老婆送回溫州。到溫州後，她和娘家人住在一起，慢慢好了，但是神經一直沒怎麼康復，所以她一直到老，這個病根子還時時發作。

第二個，我一逮捕，我家裏還有三個小孩子，生活怎麼辦？是我老婆的弟弟承擔了我們全家的生活，而且他又培養我大女兒讀到高中。他本來是準備幫我的女兒繼續讀大學，但是因為我的關係，我女兒不能考大學，唯讀到高中為止。因此他無力結婚，他到死沒有結婚。並不是他不想結婚，沒有能力結婚啊！這就是我的舅子，我舅子，他是一個工人。

我的兒子唯讀到初中，初中還沒畢業，在工廠做工。我的二女兒也是初中沒畢業就做工了。我老婆在街道的一個工廠裏面做工。我的大女兒也在工廠做工。

我被捕的時候，我大女兒大概是9歲吧，一個反革命家屬在社會上該怎樣生活？還不僅是不能讀大學，對她的影響……到現在還心有餘悸”。

我發現，王國龍老人在回答這類問題時，總是很簡練，很不情願，有種既然提起，就儘快說完的不堪，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不安。

考察王國龍老人的個人生活，革命與個人利益的關係是背離的，革命沒有成為他獲得個人利益的目的和手段，就此而言，稱他為純粹的職業革命者，當之無愧。

（六）

在辛亥革命、北洋和民國那段歷史中，中國的政治革命一直都是由形形色色、能量各異的革命團體攪在一起，對近代中國社會共同發生作用的。在我所能夠閱讀的文獻中，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的革命更像是亭子間裏的革命，按照托派元老王凡西的話說：“它不過是一個帶有宣傳性的革命小團體”。王國龍老人也在口述中明確說：“中國托派在組織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沒有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說明了它自身的缺陷”。

有朋友曾經問我：“何必花那麼多時間關注早已被遺忘的托派？如果中國革命按照托派的主張發展，照樣沒有出路”！的確，朋友的好意不無道理，如果按照托派的理論和組織方式去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去解決中國發展道路上所面臨的問題，確實有太多局限，但這些是不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呢？是不是改寫甚至抹去這個歷史事實的理由呢？

王國龍老人96年的生命史，十幾歲開始的職業革命生涯，向我進一步訴說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紛繁的中國革命舞臺上，中國有一批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存在過，他們以革命的名義和方式存在過；他們在向中國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啟蒙中作出過重要貢獻；他們在抗日戰爭和推翻舊政權的運動中是革命的積極行動者。這是不能更改的歷史事實。

王國龍老人的逝世不應該成為這個歷史事實的絕跡，而是還原歷史真相的開始。

在這篇悼念文章的結尾，我引用一段王國龍老人生前的譯文以示紀念：

“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從革命編年史上一筆勾銷或即使留著他的名字也只為使其成為大叛徒的同義詞，斯大林的宣傳機器已瘋狂地工作近30年了。對蘇聯目前這一代人來說（而且不僅是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經歷已經像一座埃及古墓，人們都知道墓中埋葬著一位偉大人物的遺體和用金字鐫刻的有關死者生前功績的記錄；但經過盜墓及盜屍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蕪淒涼、一無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過去藏有記錄的痕跡。照目前這種情況來看，盜墓之徒持續不斷的反復洗劫甚至對有獨立見解的西方學者和史學家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儘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經歷的記錄還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現在大多已被人遺忘的著作和他的檔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敵對的同代人的大量回憶錄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間和革命以後出版的俄國期刊的合訂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保存在黨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逐字逐句記錄的報告中，而且幾乎所有這些檔資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圖書館裏找到，雖然其中少數資料只能在私人圖書館中找到……”

——摘自《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波）伊薩克·多伊徹著

王國龍譯

2010年6月於北京

【編按：本文作者為中國一位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