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初中畢業的暑假，正值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我沉浸在八年抗戰勝利的激情之中。一天我到老師周仁生家徵求報考高中的意見，第一次遇到王國龍先生，他正在分析當時的局勢和闡述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前途。他認為抗戰勝利的國際大背景是美國對日本的太平洋戰爭勝利促成的。中國人民從前門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這隻惡狼，後門卻闖進了美國帝國主義這隻老虎。中國將要淪為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中國只有組織工人階級團結全國人民，推翻蔣介石專制政權，趕走帝國主義，走社會主義之道路才有真正光明的前途。他的闡述使我異常驚奇，頓時眼前一亮，對他的敬佩油然而生。

        我上高中時，常到温州《地方新聞社》聆聽他的教誨，從抗戰勝利到1949年春，他一直是《地方新聞社》的主筆，使我有機會了解他非常不平凡而值得紀念的生平。

王國龍先生於1914年7月23日(農曆六月初一)出生於温州市南門的一個貧民家庭。父親王漢宗原籍平陽，農民出身，到温州城里做豆腐為生。大姐王蘭芳温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在温州當小學教員；哥哥王國芳，温州藝文學校畢業。後來家境困難，王國龍和他二姐只是高小畢業。在家中，比他大十歲的大姐不僅教他讀書，還教他做人。大姐在女子師範讀書時，正值“五四”運動，她在教師影响下，成為運動的積極份子。當時參加“五四”運動的大姐的同學和朋友常到家中談論運動的情況，使幼小的他（五歲）就受到“五四”運動的薰陶。

小學畢業後因家境困難他輟學在家，這時北伐軍十七軍到達温州，軍政治部舉辦政治訓練班，大姐就叫他報名進訓練班學習。上課的教材是鄭超麟翻譯的《共產主義ABC》。當時他只12歲，是班中年齡最小的，對老師講的不完全懂，但在這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洗禮。

1929年春他到上海東寶興路江東書店當學徒。這是一間以賣外文教材為主的書店。也賣社會科學書籍， 如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本，日本河上肇旳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出於業務上的需要，他在小學英語基礎（他就讀的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英語）上勤奮自學英語，他閱讀社會科學和歷史的書籍。1928年冬温州暴動失敗後的一批共產黨人常到書店來碰頭聯系，時任中共中央秘書處幹事的曾猛，更是書店的常客。曾猛1925年六月從温州去廣州黃埔軍校，參加過省港大罷工，入黨介紹人是鄧中夏和李啓漢，1926年7月隨周恩來北伐。1927年10月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從而知悉蘇共黨內鬥爭的實情。當時托洛茨基有很高的威望，是他一手領導了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期間，他被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當時列寧不在，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武裝起義，是他領導了彼得格勒的工人，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後，因為反動勢力在國際資產階級支持下掀起內戰，在緊急關頭他担任革命軍事人民委員會主席要職，組建了紅軍，粉碎了鄧尼金等叛亂隊伍，拯救了蘇維埃共和國。內戰結束後，經濟建設命脈的鐵路運輸徹底癱瘓，又是他兼任鐵路人民委員，使鐵路運輸恢復生機，創造了一個“只有上帝才能創造的奇跡”，使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威望僅次於列寧。

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要中共參加國民黨。就在蔣介石將要發動“四．一二”大屠殺時，斯大林還認為蔣介石是最革命的，要中共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的勝利果實交給蔣介石。“四．一二”大批共產黨人慘遭屠殺之後，斯大林認為汪精衛代表國民黨的左派，要中共參加武漢政府，結果三個月後就發生“七．一四”武漢政府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導致大革命失敗。曾猛在中山大學了解到當時托洛茨基關注中國的革命，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主張共產國際應援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裝，在革命高潮時要建立蘇維埃。但托洛茨基的正確主張被斯大林封鎖，不讓中國共產黨知道。斯大林反而把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罪名嫁禍到陳獨秀頭上。中山大學的學生當時分成支持斯大林和贊同托洛茨基兩派。曾猛選擇了托派。1929年1月中共中央提前調曾猛回國到中共秘書處工作。他利用江東書店向王國龍等人傳播托派思想觀點，介紹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材《政治經濟學》和《西洋史要》給他閱讀。王國龍在江東書店近兩年中讀了不少英文小說和社會科學書籍，在思想上基本接受了托派的政治觀點。

1931年王國龍回到温州，當時上海神州國光社的《讀書雜誌》刊出中國社會史論戰專欄，發表各派文章，他贊成李季、杜畏之的托派觀點，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曾猛從上海連續給他寄托派刊物《火花》。1932年秋，温州警察局查到寄給他的《火花》，以“危害民國罪”將他逮捕。其實王國龍當時並未參加托派組織，只是思想上接受托派的觀點。在看守所關了一年多，才由法院宣判徒刑兩年六個月，刑滿時縣黨部派人與他談話，說劉仁靜都已靠攏國民黨了，你還不......，王國龍回答說：“他是叛徒。”就憑這句話不僅不釋放，還將他押到杭州反省院待了七個多月才放出來，他在看守所的拘押期兩天抵一天刑期，這樣前後共坐牢四年。在這四年中，他在監外的朋友支援下讀了大量英文小說和歷史書，如韋爾斯的《世界史綱》、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袁樞的《資治通鋻，紀事本末》等等。出獄後以當家庭教師為生，教英文、中文、古文。

1937年深秋王國龍參加了曾猛等人建立的温州托派組織，進行抗日活動。温州托派成員和外圍份子都參加抗日團體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抗日救亡。1938年春節温州托派組織經選舉產生領導機構第二屆幹事會，曾猛為書記，王國龍為七名領導成員之一。成立外圍組織救亡大同盟，出版刊物《工農兵》。温州民眾教育館舉辦對市民的時事講座，聘請王國龍每星期講一次，分析抗日時事形勢，指導民眾抗日運動。聽眾中的葉學廉和葉樹芳，原是上海針織廠修理工，上海淪陷來到温州針織廠工作，他們深受日寇侵略之苦，主張抗日，對王國龍講的抗戰知識和理論很感興趣，要求王國龍對他們廠中當前遇到的問題給予指導。針織業工會在大革命時期是很活躍的，大革命失敗後屬於黃色的總工會，只向工人收會費，不為工人謀福利。抗戰期間温州針織業有較大發展，女工人數增加到三千多人，但工資極低。於是王國龍在曾猛指導下，和幹事會成員錢川深入到針織工人中，向他宣傳托派抗日觀點，號召工人要團結起來，向資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資，要求攺選工會。工人推選葉學廉等人為工會代表與資方進行談判，結果談判成功，工資增加了，葉學廉、葉樹芳得到工人信任，工人鬥爭積極性提高了，致使工會改選成功，葉學廉被選為針織工會理事長，錢川担任工會文書。王國龍參加到工會工作中，在曾猛協助下在職工會中建立托派外圍組織救亡大同盟，進行抗日活動，組織女工參加軍訓和救護等戰地服務工作，針織業工會活動更加活躍，引起資方恐慌，要求國民黨縣黨部取締工會，遭到工人反對。縣黨部對工會不好動手，就把王國龍抓起來，關押在警察局看守所。縣黨部知道王國龍是托派，但逮捕的具體活動證據不足。曾猛通過社會關係對王國龍實施營救，關押了兩個多月後獲釋。資方見工會活動日趨劇烈，遂採取關廠，停止生產，轉而開店銷售從上海購進的袜子，迫使工會解散。曾猛提出應付措施：全體工人在廠內靜坐罷工，並監視資方的行動。葉學廉等人發現資方購進的袜子是假冒上海袜廠的日本貨，于是開展抵制日貨的鬥爭，致使日貨被没收，挫敗了資方的陰謀。

縣黨部為制止針織工會日益高漲的工潮，逮捕了工會理事長葉學廉，引起工人強烈反對，憤怒的女工自發組織，衝進縣黨部，砸了辦公室，然後宣佈罷工。曾猛一邊進行營救活動，一邊透過葉樹芳，組織工人到防守司令部請願，並爭取其他工會工人支援請願遊行。當天針織業三千多工人，加上其他工會聲援的工人，遊行隊伍塞滿了司令部前的整條街道，聲勢浩大，震動了整個温州城。司令部參謀長答應派人到警察局讓葉學廉與工人見面。葉學廉登上桌子，鼓勵請願工人繼續鬥爭，直至答應我們的條件……“你們千萬不要散掉。”在工人的壓力和曾猛的營救下，葉學廉不久獲得釋放。温州托派第二屆幹事會期間成立了包括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城市平民運動的工作委員會，王國龍為其成員之一。他除了參與針織業工會等工人運動，還參與指導平陽鄭樓師範學校反特務校長王德懋的罷課學潮，聯系指導多個農民小組，宣傳抗戰形勢，提出農民當前應該怎麼辦。在土地問題上，托派主張地主的土地歸貧農，獲得農民的擁護。

1939年5月王國龍代表温州托派去上海向托派臨委報告温州的組織活動情況，見到托派領導人彭述之和劉家良。彭述之要他留在上海參加建黨訓練班，由彭述之講課，內容是從第一國際開始一直講到第四國際。在訓練班裏認識了蔣振東、籍雲龍、毛鴻鑒和後來在重慶中美合作所被殺害的王振華等托派成員。一個多月後回到温州，由于叛徒告密，曾猛、王國龍、陳又東、余嘉等六人被警備司令部逮捕。過了一個多月, 曾猛和王國龍兩人被解到金華警備司令部監獄。關押兩個多月後金華軍法官通知對温州情況不了解，不受理他們的案子，又解回温州，先在警備司令部後又關押在温台防守司令部監獄。至1939年冬, 王國龍患惡性瘧疾，連續二十多天高熱39-40度，監獄的醫官是他的小學同學，用盡了各種藥物均不見效，遂請甌海醫院內科主任胡長庚醫師診治。胡醫師是王國龍的朋友，他看後說要馬上保外就醫，否則必定死在牢中。從而保外出獄，當時身體極度虛弱，兩條腿已不能行走了。這是他第三次被捕。

在家療養了半年，至1940年夏能走路了，彭述之叫他去上海，要他先專心讀些托派理論書籍，給他兩本書：伊羅生《中國革命悲劇》英文本和美國黑人托派寫的美國出版的《從第一國際到第四國際》，並要他在上海過組織生活。劉家良代表臨委會參加他們的小組生活會，介紹臨委委員對抗日戰爭性質的不同意見：鄭超麟認為中國的抗戰是日本天皇和中國蔣介石之間的戰爭，應採取“失敗主義”。王凡西開始認為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但在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日戰爭變成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的一部份，抗戰就變質了，於是同意鄭的“失敗主義”。彭述之和劉家良認為抗戰始終是進步的，應支持抗日，不能採取“失敗主義”。他們之間的爭論成為托派後來分裂為少數派與多數派重要的理論根源之一。

1942年彭述之徴得蔣振東同意，任命王國龍為托派臨委會祕書，處理中央事務工作。在日寇占領上海期間，上海與温州之間交通極為不便，且充滿危險，王國龍既來回奔波于温州上海之間，要從事温州托派工作，又要承担臨委會各種具體工作，包括同志被捕後的應變，藏匿文件檔案書籍，安置領導人家屬，指導法文日報館排字工人罷工和刻印《鬥爭》報等等，直至1944年冬回温州。

温州托派組織自1939年初秋曾猛、王國龍等六人被捕後，幹事會瓦解而停止活動。1942年彭述之委派王國龍進行恢復温州托派組織的活動。當時上海托派臨委會已分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在温州堅持托派思想的成員中，以曾猛為代表的一部份人認為在弄清多、少數哪一派正確前，是無法恢復組織的。因此恢復活動一時無進展。後來王國龍決定，先把同意恢復組織的人組成小組，在組織生活中再討論多、少數派的是非問題。其間，受留蘇回來温州中學教書的安明波托派思想影响的周仁生表現突出，活動能力很強，王國龍找周仁生談了温州托派組織沒有恢復成功的原由和恢復組織的迫切性。周仁生與安明波商討，於1945年秋提出不用屬於上海臨委會的名義，另取名《馬克思主義挺進社》，經有關人員討論。同意用《馬克思主義挺進社》的名稱恢復組織。曾猛没有參加。挺進社建立後，在中學生和小學教師中發展了一批外圍組織成員。至1946年秋周仁生等人去上海參加彭述之舉辦的訓練班，然後參加托派多數派，另一部份挺進社成員到上海參加托派少數派，而留在温州的王國龍等挺進社成員都為多數派觀點,從而温州的托派組織便由《馬克思主義挺進社》變為托派多數派的温州支部，挺進社的外圍成員在1947年2月成立温州托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發展其外圍組織《讀書會》，使托派思想在温州各中學學生和社會青年中廣泛傳播。

王國龍自1930年底離開上海江東書店回温州，為革命事業，從未考慮為自己謀求有工資收入的正式職業，雖在温州有一定名望，但生活非常困苦，直至1945年受聘于温州高等商業學校任歷史教師。一年多後，托派錢思敬在上海暨南大學參加學運被開除，回温州無工作，生活困難，王國龍就將自己的教師工作讓給錢思敬，自己騰出白天搞托派活動，利用晚上時間寫稿，兼任地方新聞社主筆，但微薄工資還不足夠家庭開支。後受聘于温州普華電燈公司，工資較高，遂將地方新聞社那份工資給了僅靠地方新聞社工資而家境困難的同事，自己仍担任主筆直至1949年5月。由這兩件事足以看出王國龍品格之高尚。

自《馬克思主義挺進社》成立後，王國龍領導的温州托派活動的主要工作是學生運動，在青年中發展托派組織，擴大托派思想影响。1946年“沈祟事件”中，托派號召學生積極參加反對美帝國主義暴行舉行的示威遊行。1947年“六二”反饑餓反內戰的運動中，托派提出反對內戰，反對國民黨政府徵兵徵糧，號召學生罷課、舉行示威遊行，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支持學生運動。到鬧市區張貼反蔣標語，自編反饑餓反內戰歌曲，在遊行時伴隨口號歌唱。

1948年1月，温州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温州塘河僻靜處的船上，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王國龍出席作形勢報告，指出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勾結地主階級，實施買辦資產階級的官僚專政。民族資產階級無力反抗帝國主義資本輸入，也無力反對地主階級，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因此只有組織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國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只能由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過程中附帶完成，即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所指引的道路。

1949年5月7日王國龍從温州到上海參加托派江浙臨委，錢川將從温州到上海參加多數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交給王國龍領導。他遂將這批人按住所分成北區中心和南區中心兩個小組，為解決其中一部份人的吃飯、住房困難，發動托派黨內有工資收入者募捐。當時暫停對外活動，組織兩個中心成員學習討論，從理論上認識中共領導的這場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至當年10月間，南區中心的葉徵慶告密，錢川、趙養性首先被捕，王國龍等江浙臨委和北區中心的成員大部份相繼被捕，關押在學校等單位，時間不長。最長的錢川、趙養性關押12天．短的如王國龍等人24小時被釋放，釋放前經過個別談話，對王國龍講的內容為：這次不是有計劃逮捕你們，是你們自己暴露的；希望你們遵守紀律，不能再活動了，否則就不客氣了。這次被捕很快釋放表明中共中央還不準備逮捕托派，但亦表明公安機關己掌握了上海托派多數派的情況，江浙臨委中雖然還有兩人沒有被捕，但不可能再活動了。托派多數派江浙臨委隨之瓦解。錢川等人去了香港，王國龍等仍留在大陸。時隔三年．1952年12月22日，中共對托派全國大搜捕，不僅托派黨團成員無一例外，連參加過讀書會外圍份子甚至同情者和一些親戚、朋友、同學也都波及，只是後者大多以學習班名義關押半年左右釋放。托派黨團成員分別判處徒刑，王國龍判無期徒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重刑一號監關了20年，其間曾在監獄翻譯組和鄭超麟、杜畏之、周仁生、喻守一等托派一起翻譯外文。王國龍翻譯過有關彩色電視機生產設備技術資料，北歐國家的無線電、助聽器等技術設備資料。1972年9月28日，鄭超麟、王國龍，喻守一等人轉到周浦玻璃廠，周仁生等人到上海青浦勞攺農場。這時開始給生活費，可以買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學習。其間，王國龍、周仁生、喻守一三人合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際事務概覽(1959-1960)》,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七年後，1979年6月5日，鄭超麟、王國龍、周仁生等十二位托派終於被釋放，前後共羈押27年。

出獄後，王國龍和周仁生回到温州，周仁生在温州教育學院任英語教師，深受學生歡迎。王國龍配合批攺作業，翻譯國外報刊雜誌文章，着手翻譯世界傳記名著伊薩克．多伊徹《先知三部曲》第一卷，周仁生譯第二卷。第三卷共六章，周仁生譯前三章，王國龍譯後三章，全書譯成後，因出版問題，幾經周折，中央編譯局同意出版，但第三卷要採用編譯局施用勤等三人翻譯的。全書于199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在新華書店發售。1999年被評為全國十本好書之一。細讀第一、二卷，品味譯者對原著描述的事件政治背景和論述的透徹理解，文字表達的確切、清晰、流暢，表明譯者的精深中、外文功底和素養，真可謂爐火純青。

九十多歲的王國龍，仍一直關懷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形勢和動態，在資料極端缺乏情況下，努力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視力越來越嚴重減退，還堅持用高倍放大鏡艱難地閱讀中、英文報刊書籍。就在他去世前一個多月我拜訪他時，還與我商量待天氣暖和一點去做白內障手術，希望視力恢復到能翻譯文稿，繼續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沒想到2010年4月4日，九十六歲的老人王國龍遽爾悄然地走了。我們為失去他這位誨人不倦的好老師、無產階級忠誠的老戰士而深沉悲悼和惋惜！

王國龍從童年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熏陶以來，躬身力行，一貫堅持革命信仰八十三春秋，置個人與家庭安危於度外，致力傳播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思想，坐穿國共牢底三十二寒暑，堅貞不屈，不愧為無產階級堅強的職業革命家。他所選擇的道路千辛萬苦，而前程光輝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