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  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

 

 

陈思和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关于这部书的意义,在作者的《跋》里全文引录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专家,著名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的通读审定者郑异凡先生的审读意见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无须我在这里赘言。我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只能以作者吴基民先生的朋友身份,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吴基民先生曾经在上海文史馆工作,他有机会得以亲聆许多历尽苦难然而劫后残存、信念不改的老托派分子的讲述,这批人所遭受的磨难,尤其是在19521222日全国 “大肃托”以后的遭遇,几乎是一个无人所知的秘密。这些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不是要引起今天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发出廉价的感叹,甚至也不是要对这些受难者给出一个迟迟未来的公道。

从实际意义上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史上风云际会的托派精英们都已经先后作古,残留在中国大陆苟延残喘的托派分子已经是极少数了,作为一个冤案的平反已经失去了普遍的意义。那么,我们究竟能够从这部书里读出些是什么?

中国的托派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党派组织,他们也同样为了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犠牲了大量的爱国志士的宝贵生命。他们与第三共产国际的矛盾并且波及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内部矛盾与冲突。在今天,第三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路綫使中国革命带来惨重的损失,早已经成为党史研究领域的常识 ;斯大林在苏维埃建立政权以后犯下的罪行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遭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清算,可是我们党史研究者对于这些错误导致的中国党内的分裂以及托派的形成,却始终没有作出应有的反省。更令人扼腕的是 (我们从这部书中所描写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些革命运动中的分裂与冲突,后来给托派个人命运所带来的打击远远超过了他们真正敀敌人、他们所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他们的迫害。

近几年,中国悄悄出版了一批有关托洛茨基事件的著述。如布拉诺夫的《被篡改的列宁遗嘱》一书,用细密的材料分析的手法揭示了斯大林篡改列宁遗嘱,打击托洛茨基的阴谋活动 ; 更不用说像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所揭示的惊心动魄的政治陷害和恐怖谋杀。不幸的是,这种建立在阴谋陷害之上的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在中国共产党内打击托派的斗争中也学会了。最经典的例子是王明在1937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然说的话:“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1)

既然明知不是偏要说是,这就是政治诬陷,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曾任第一届到第五届的党总书记,对自己党的领袖 (即便是犯过不能由他自己负责的错误而下台) 尚且如此絶情,整个托派冤案的迫害也就一斑窥全豹了。

但是这种诬陷的故事还没有完,现在一般闗于陈独秀的研究著作里都把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阴谋归咎于王明、康生一伙推行斯大林极左路线。据说原来延安的中共政权与陈独秀在出狱后还是可能建立某种合作的闗系,正如夲书写到的,19371120日出版的延安 《解放》 周刋上有一篇 《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 的文章委婉地提出,只要陈独秀认识错误,还是能够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但紧接着是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就在上面说到的那个会议上,王明声嘶力竭地叫嚷: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王明说的话,可能是针对了 《解放》 周刋发表的那篇文章,所以康生就在1938128日和28日的 《解放》周刊上发表长文,卑鄙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冤案从此做成。但王明说斯大林的威胁倒是实情,即使陈独秀与中共党在抗日战綫上达成了某一种合作,也是一定会被斯大林的魔爪所破坏,可能还会殃及更多的中共党领导人,酿成祸害更大。而 《解放》 周刋上的 《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的意思,与中共领导原先要求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等三项条件是吻合的。虽然也是明知陈独秀不会接受,多少是暗示了中共领导人对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有顾忌之心 。但是,事情的背景似乎出乎意外的复杂,在王观泉先生的一夲至今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陈独秀传记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里,披露了一个更加令人迷惑的信息。其实早在1936105日巴黎出版的中共机关报 《救国时报》59期开始,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诬蔑 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而这些报道的主要依据,竟是1936年冯雪峰从瓦窑堡来上海,8月里用鲁迅的名义所写的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里的几句质疑托派的话。这样把鲁迅拖进了反托派的围剿里去。王观泉先生悲愤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 “19368月,‘双十二’事件未发生,国共合作抗日还只是舆论,或者说,还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密议之中,更无从测度卢沟桥事变 ; 更距康生撰文诬陷陈独秀是汉奸足足一年半,陈独秀还在国民党监狱中替共产主义坐牢尚欠整整一年,冯雪峰就带了要把陈独秀定为汉奸的使命从陕北赶到了上海,借用鲁迅之命封住了陈独秀的嘴。(3)王观泉先生凛然的悲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冯雪峰诬陷托陈派为汉奸的言论是一时的任意发挥还是特殊的使命,还需要进一步的寻找数据,但至少,王先生的发现,是早在1936年陈独秀还在国民党监狱里服刑时,他的对手已经在阴谋把他推向汉奸的万劫不复之中了,至于王明康生之流后来的卑鄙行径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大革命期间,明明是共产国际一再压制陈独秀的正确的独立自主的主张,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綫,导致了1927年国共分裂时手无寸铁的共产党组织遭到惨败,陈独秀自己的儿子也牺牲在这场惨案中。陈独秀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的事件后,再三向苏联顾问和苏联政府请示,保留五千支枪武装自己,都被共产国际的老子党断然拒绝。但是当1927年的惨败后,陈独秀却成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而被抛弃。在这种政治局势和个人遭际发生大变动大逆转的状况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闗于中国问题的不同思想理论中选择了后者,沿着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革命的道路进行探索和实践。历史不能重新来过,斯大林主义被清算也不等于托洛茨基主义就一定代表着正确路綫,一定会引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成功。但是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尤其是直接指挥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的伟大人格,及其大量忠诚于革命的追随者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剧永远是值得后人理解和深思的;同样的理由,我们对于中国的真正忠于自己理想和信念的托派们,对于他们所遭受的夲来不应该遭受的诬陷与磨难,是否也应该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或者认真的反思呢?

因此,在我读吴基民先生的这部书稿后,深深感到,如果这些材料能够引起中共有闗方面仿效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在上世纪80年代为托洛茨基冤案平反一样,明智地解决中国的托派问题,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历史挽回某种荣誉。书中介绍中共老资格的干部、坚定不移的托派分子郑超麟先生在八九十岁的暮年,按照组织原则,一次次地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上书大会要求为中国托派组织平反。他戚然地说:我这个请求,不仅是为我们受冤者着想,而且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着想。――国有冤狱,尚未平反,是当国者的耻辱。斯言者诚,直逼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良知,是不容回避的。一个独立自主、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纠正历史条件下的偏见与错误,以寛容之心对待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有这样,这个政党才有可能在当今世界的复杂形势下担当起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的中流砥柱。用事实来证明――正如托派分子楼国华在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序里所说的――     “要让广大劳动群众知道,斯大林主义的崩溃絶对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破产。(4)

2008316

 

注释:

(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422页:转引自魏如信《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18页。

(3):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自费印刷本,320页。此书由台湾业强出版社的删节本,因删节太多,笔者还是愿意引用王观泉先生的自费印刷的完全本。

(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楼国华序,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