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形势的解说

弗朗索瓦。萨巴多

这份报告已提交给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2009年10月17日会议讨论，以期在第四国际第16届世界代表大会上作讨论。它代表2008年11月15日的国际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危机评估”的继续，“危机评估”这份报告已发表在《国际观点》上。【编者按：这份报告已由本刊译出并刊登于本刊上一期，题为《经济危机多方面地决定整个世界政治》，原文本无「经济」，为本刊所加上。】

国际局势的特点依然是一个全面多层次的危机---经济的，社会的，与粮食有关的，以及生态的 --- 它在动摇资本主义世界。尽管有“经济衰退在结束”或“危机在消退”的说法，世界经济的现实仍然取决于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导致危机中的“萧条”，大规模的失业，剧增的贫困（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和日益增加的生态灾难危险。

从分析的角度看，全球化资本主义所经历的持久危机的目前短暂发展包括一些不确定因素。当然，全球经济危机的速度已经放缓。一个普遍的经济衰退（美国和欧洲的-3 %至-4％的负增长，以及全球的-1％至1.5％的负增长）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0年预测是“轻微复苏”，预计其增长速度为3％。这些指标首先反映的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复苏（7％，即使它含有的一系列矛盾），与美国约1.5％的“软弱”增长以及欧元区0.3％的非常低增长率，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美国与欧洲，其实这些“小复苏”代表危机放缓。首先，这是国家大规模干预撑起国际银行系统（从而允许投机泡沫重新膨胀）的结果，特别在西欧，是所谓“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即所有公共援助和社会保障设施的作用。它还涉及资助购买诸如汽车那样的产品。

这种来自国家的大规模和部分协调的干预，说明了危机为何以及如何被遏止住的。这是当前危机同1930年代危机的巨大分别。

但是，全球公共财政的这些支持机制在过去12个月的影响一旦消退，经济将再次面临一系列短期的和结构性的问题。

在综合因素的层面上，国家和政府都面临着爆炸的公共债务，银行并不总是知道它们账户上的“有毒产品”的范围程度，面临它们的公平性问题。因此，有毒资产仍然多于那些已经贬值的。新的投机性螺旋上升和新有毒资产的发现，两者的组合可能导致新的股市崩盘，震荡整个经济领域。最后，失业和工作无保障性，结合它们的一切破坏性社会后果，将加重对社会力量关系的压力。

在结构方面，局势仍然进退维谷：它的特点是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危机和广泛资本主义政策的继续实施，以及同一矛盾的再度发生。危机的深度导致统治阶级针对数百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部署新的攻势。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个资本主义积累的新模式用来恢复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下降的盈利率。在一连串工人失败的基础上，工薪阶层的价值份额被压缩，剥削条件和剥削比率上升，公共服务业私有化普遍实行，社会关系的调节被放松，公共预算减少，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构调整计划。所有这一切都被纳入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劳动力的全球市场的法规趋向统一，把工人置于互相竞争的境地。

就像所有统计数字表明的那样，是利润恢复而不是生产性投资恢复。这些利润指向更有利可图的产品，比如金融产品。正是这个运动引起了北美和欧洲所有行业和地区去工业化，以及/或者搬迁，特别是移向亚洲，首先移向中国，后者已成为 “世界加工厂”。因此，世界经济“金融化” 的总体过程启动，从而扩大了业已存在的“虚拟资本”。同时，这些机制使得在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和欧洲，设立一系列的公共和私人的债务重组。

因此，一时之间，公共和私人债务政策为这些扭曲做补偿，直到危机爆发。尽管工资下降，家庭负债却维持着消费水平。尽管它们的工业基础在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债务，允许他们靠信贷生活。债务推迟了危机的普遍出现，至少延缓到2007-08。

随着资产或生产部门的大规模贬值，已经崩溃的重组有：银行的破产和重组，裁员，以及企业关闭。危机的整个发展及其机制再一次确证，它不只是一个金融的或银行的危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危机，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施的恢复利润率的所有机制造成的。

1.4.资本的新攻势：“像以前一样，差不多肯定会更糟糕。”

危机时期，劳资冲突加剧。在维护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地位的同时，统治阶级必须遏制危机。该系统不再能一如既往地运作，但对资本主义利益的保护，促使政府继续并深化同样的政策。

诚然，通过20国集团声明，已采取措施，“控制”避税天堂，“框正”银行体系的运作，“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拯救一些经济濒临破产的国家的资金。这场危机甚至导致该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使得需要到处表明或表态，以图 “道德化”资本主义。但在言论和行为之间有一个深渊。银行已从危机和公共援助中获益，扩胀它们的利润，伤害生产信贷，而公共援助的本意是帮助生产信贷。此外，投资者正在购买同类型的资产（金融产品，原材料，同原材料连接的货币），鼓励新一波投机的螺旋上升。

事实上，在危机的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正在寻求一个新的攻势，打击社会和民主权利，以图增加对劳工的剥削率并保障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施政方向，确定了其让工人和人民为危机买单的方案：

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公共赤字，为债务爆炸买单。在这两种情况下，受害者都是民众。

大公司的重组，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就业无保障感的增加，同时加强所有系统的多变性。妇女特别容易受害于危机的后果。根据劳工组织估计，2009年全球将有2千2百万妇女失去工作。首先是服务业，卫生部门或服装业的大规模裁员，使她们受到影响。退学，失业，贫困，妇女是世界经济衰退的第一批受害者。这场危机用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收益率，复位工作流程，以及重塑市场。2007年1月至2009年3月，在206家上市的欧洲公司中，有126家宣布了146项裁员计划。经合组织国家预测，2009年和2010年会有约2500万的失业者。

－工资的压力仍然非常强劲。 “复兴计划”首先反映在对银行和投资的援助上，也即对公司的援助上，但不是工资的增加上。此外，在某些行业或国家中，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政策降低工资，比如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公务员部门，在罗马尼亚和冰岛。

－除非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如阿根廷的社会保障制度或日本的邮政服务，私有化得以确定。

危机开始以来的一年多之后，这些指导方针解决了关于经济复苏假设的争论，这些经济复苏假设依据的是凯恩斯政策，即通过增加工资，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使需求复苏。1945年后，对英国银行的控制远离国有化进程。有国家干预－一个“新自由主义中央集权”－在面对危机时保障资本主义利益，但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因为在目前的条件和各阶级势力之间的关系之下，它不是统治阶级的选择。

危机后，要在2009年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关系中恢复收益率，这个目标，推动企业领头人和金融首脑会议增加对工人的压力，让所有的生产和经济组织从属于追求更多的利润。总是寻求更多的资本利润，只能导致工资的紧缩，无保障工作的暴涨，公共服务的拆除，经济的商品化和金融化。这种逻辑同社会需要的满足是不一致的。正是这种矛盾巩固了我们的反资本主义信念。拒绝这个逻辑需要一个重新分配财富的斗争，让大众阶级受益，但也要挑战资本主义所有制，用社会需求替代利润逻辑。

正是在这个框架里，有必要对付生态危机。特别地，正是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结合，使目前的危机有“文明危机” 的一面。同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也表明生态危机的特殊尖锐性。所有科学家的研究结果都集中在到2050年减少50％至80％温室影响的紧迫性上，以便在本世纪不超过升温1.5度的固定的“危险”起点。到2020年，欧洲联盟的“3 个 20％”：-20％的碳，20％的能源效率和+20％可再生能源，低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规定的要求。

• 除此以外，“绿色资本主义”的项目具有双重性：第一，有人民大众买单的生态发票 --- 或设立在“绿色税收”帽子下面的公共赤字--- 买单的方式是通过税收制度，该税收制度绕过大公司建立新市场时尤其是有污染权的市场时的责任。况且，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不能找到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利润动机只能导致各个资本相互竞争对抗。任何中期和长期的协调行动面临同市场逻辑的对抗。能源效率并不只是要求能源消费的减少，一系列企业的再转换，用可再生燃料替代矿物燃料，而且还要求生产设施的重组，一个只能通过协调和规划施行的重组，因此，这种重组只能在公共和社会所有制下，而不是在主要经济部门的私人所有制下进行。

•生态和经济危机的结合，将加剧打击这个星球特别是非洲的粮食危机。今天，30亿人得不到足够的食品，20亿人患有营养不良和10亿人受害于饥饿。由农业出口破坏粮食种植，对原材料的投机，如中国、沙地阿拉伯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购买的几十万公顷土地，使粮食生产越来越难进行，并加剧恶化了数百万农民和人们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中百分之七十五是无法工作的农民和农业工人。远远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远未克服目前的不平衡和减少不平等现象，粮食危机在加深。

要分析一个持久的危机不能陷入灾变主义。应该永远记住，对于资本主义，只要没有可以改变其制度的足够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就不存在出路。资本主义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其社会生态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难以承担。要理解到这一危机是“文明的危机”，须要考虑到一个垂死的历史制度的情况。

这场危机是部分性的全球崩塌。它已确认并规定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和阶级之间的力量新关系。在国际范围内，重组“危机世界” 的动机已经翻倍增加。

主要的动机是奥巴马胜利后的美国权力新部署。它甚至是奥巴马当选的原因和职能之一：恢复对世界政策的控制，即使这并非没有矛盾，它主要涉及经济危机（健康，产业结构调整）。突然，美国霸权的“必然衰落”成了话题。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事实上，由于美国工业基础的削弱和其债务的结果，这一地位在危机发生之前已经削弱了。但是，美国仍继续保持其在世界关系的主导地位：

a）在政治-军事方面，尽管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西方军队一起陷入泥沼，他们仍保留总霸权。与以往相比，在美国管理下的北约构成了西方列强主宰世界的强臂。在拉丁美洲，在组成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上遭受到挫折后，随着特立尼达美洲峰会（一个在美洲大陆恢复美国市场的开放政策），而且还伴随着洪都拉斯的政变以及哥伦比亚的军事基地再部署，美国政府重新发力，让人见识了其在美洲大陆的政治军事霸权欲望。

b）在经济方面，美国市场的规模使其能够继续占据世界GDP总值的很大一部分（约25％），尽管它已经下降好几年了。

c）在金融和货币方面，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它已经削弱了，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其它企求国际地位之货币的挑战，也受到作为“庇护价值”的黄金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国际参照货币。美国政府面临一个矛盾：要么维持美元在较高水平，这样就特别要求中国继续持有美元国债，而美国的出口则受到打击，或者让美元竞相贬值，使美国产业较有竞争力，美元和美元资产则下降贬值。但是，应该指出，尽管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削弱，美元仍在持守自己。

美国虽保留了主导地位，但也应注意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即“金砖四国”）的经济实力的上升，尤其是后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的比重继续增长。世界其它地区处在衰退中时，其增长率为6％，而在世界经济扩张的阶段，其增长率超过10％。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不断扩张的中国和危机的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 “脱钩”论并没有站住脚。中国受创于危机的后果，但并没有崩溃。现在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作用，将取决于它构筑内部市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工资以刺激需求的能力。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中国的动力会放缓。官僚机制，猖獗的腐败现象，对流动工人的过度剥削，所有这些都给内部需求以负面作用。在全球一级，美国和中国（像其它美国合作伙伴一样）的联结关系是既合作又竞争的，但在这个阶段，则是合作优先。

也是在这个多极的框架内，我们必须处理与巴西的关系，巴西已成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强权。早在60年代，“次帝国主义”的概念就被引用于巴西，说它是一个帝国主义，但却是一个从属美帝国主义的二流强权。同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相比，它当然是二流的，但它并不是从属的。巴西的经济、金融、社会、领土、能源和军事实力，使其成为美帝国主义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情况中，美国将通过其政治军事霸权的使用弥补其在全球竞争中的薄弱点。

2.3.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世界的军事紧张局势中心、

这些国家的利害关系仍然是美国政府的首要战略问题。正是在这里，美国在世界的军事领导力岌岌可危。这些地方有一个损失，整个全球力量关系就会崩溃。这就是为什么超越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所有的西方列强最后与美帝国主义结成一气。在这方面的最新举措是法国回归到北约管辖指挥下。作为20国集团的补充，2009年4月的斯特拉斯堡首脑会议显示了这种变化。同时，美国放弃东欧导弹部署计划，以期设法让俄罗斯和中国保持中立。

这一地区的政治很好地说明了奥巴马当选以来的美国新政策。一方面，“开放”一些倡议、讲话和姿态。在这里和那里，提到阿拉伯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与伊朗的“对话”据说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要它放慢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点。但事实上，对伊朗的威胁翻倍，美国从伊拉克的撤军永远地拖延下去，帝国主义在阿富汗的战争力度加倍，而让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随心所欲做其想做的事。

帝国主义干预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控制自然资源（首先是石油），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之存在。但是，本地区冲突的目的是维护美帝国主义重新确立其军事霸权的能力。此外，军队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要求，是尊重人民权利并在战略上削弱帝国主义列强的基本做法。在这个意义上，尤其在加沙事件发生后，我们比以往更加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即：立即停止定居点政策，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撤出，捍卫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支持“拆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以及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可以共同生活在完全平等的权利中的政治解决方案”（国际委员会的决议案，2009年2月）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参加了BDS（“抵制，撤资，制裁”）国际声援运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最后，拒绝帝国主义对伊朗的威胁，绝不能导致对阿麦内贾德政权的支持，而是相反，积极声援百万伊朗人的民主动员，反对独裁政权。这里，就像每一次冲突一样，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捍卫被压迫者的利益和斗争，捍卫他们的社会和民主权利。

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帝国主义攻击，这个大陆仍然是抵抗最激烈的社会。这个大陆反复地受到暴动和社会斗争的损伤，正如刚刚发生在洪都拉斯的危机表明的那样，在那里，尽管军队镇压，这个国家5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反对政变阴谋的民众运动。斗争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委内瑞拉，阿根廷，或者玻利维亚工人的罢工斗争，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反帝运动，或者安第斯国家和中美洲的土著运动，社会和政治的抵抗是存在的。应特别强调土著问题的新动态。成千上万的印地安人已行动起来捍卫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自然资源，他们的生活方式，要避开跨国公司和掠夺者的觊觎状态。同时，伴随着对人与自然的某种平衡的重视，他们可能会成为保护“社会公益”和“较好生活”的斗争的一个参照点。但面对这些事件，统治阶级并没有无动于衷：面临墨西哥、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的社会运动，他们既同巴西劳工党（PT）这样的党合作，也与阿根廷庇隆主义党（即使以同它较为冲突的方式）、乌拉圭广泛阵线、巴切莱特的智利左派或萨尔瓦多左派合作。

-墨西哥、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秘鲁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府，以及表达玻利维亚、委内瑞拉、或厄瓜多尔的资产阶级团体之冷酷反对的右派，这些资产阶级团体没有放弃推翻查韦斯和莫拉莱斯政府的企图。今天，这些团体所处的进攻态势，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首脑会议的支持。洪都拉斯政变，特别是哥伦比亚的美国新基地的设立就是它的证明。

－第二类的政府，各色各样，由巴西、阿根廷、尼加拉瓜、乌拉圭、巴拉圭和智利做例证。这是社会自由主义的政府，尊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般标准，尊重与大邻居美国的合作关系，即使其相处方式是有冲突性的，比如巴西的卢拉政府。在这个集团中，我们发现巴西得力于其规模，自然资源，其经济力量，占居主导地位。还必须指出的是，一般而言，对于看到自己的社会政治基础萎缩的社会自由主义党派来说，全世界的社会自由主义经验都未有好结果，但这不是卢拉所领导的巴西的情况，在巴西，“家庭补助”的政策给了劳工党政府一个真正普遍的民意支持。

－第三类政府，受到古巴的支持，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为例证。我们实在必须区别每个国家的势力和事件的动态。这些政府奉行的政策有：同美帝国主义的部分决裂，有利于社会化计划和最贫穷社会阶层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对社会运动的支持。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反对美帝国主义。围绕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概念的经验，产生了辩论，我们从中学得东西，捍卫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应当重视每个经验的具体情况。如果查韦斯和莫拉莱斯依靠的群众运动带有玻利维亚社会运动的强大压力，并且伴有委内瑞拉更加“波拿帕主义”的关系，那么最近的事件表明，在厄瓜多尔CONAIE（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合会）土著运动和科雷亚政府之间有对立。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今后对于这些经验的重大考验。但在其背后仍有一个关键问题，即与资本主义决裂的程度，同其利润逻辑，它的金融关系，所有制以及危机决裂的程度，以及同打击这些国家经济基础的危机的破裂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抓住危机机会，大力推动同资本主义及其“掠夺式生产至上的模式”的决裂。

面对美国的反弹和金砖四国的崛起，欧洲已经见到其世界地位的恶化。这场危机打击了旧大陆的经济。一些特别因素使事情变得更糟。欧洲联盟的政策制订方式结合了其主要经济体的不同机制 --- 英国金融，法国贸易赤字和德国的工业出口 --- 导致它的反应方式是局部片面的，并没有真正协调的政策。多年来一直强调“自由和无扭曲竞争”主张的欧盟条约，有利于金融化进程而伤害产业政策。欧洲，特别是法国，已经发生非工业化过程。失业正在急速扩大。同时，欧洲国家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在危险地增加。

到了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强烈地依赖国际银行系统，它们只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援助输液而活下来。已实施的政策---匈牙利，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延伸到了对公务员减薪的组织 --- 充分说明了这些国家的危机深度，以及它们的环境危机的深度。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内部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的缘故。保护主义的诱惑有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和那里，但这不是欧洲资产阶级的根本选择。他们选择了全球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加入像“欧洲资本主义” 这样的共识。相反，是各国经济和多国经济之间相互连接的利益，决定了基本准则。从而全球竞争可以扩大跨欧洲内部的竞争。

最后，在此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右翼把经济进攻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除了希腊和瑞典以外，最近的欧洲选举证实了这一趋势。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势力也趋于增加他们对国家政治局势的压力。

就在同一个运动里，特别聚焦于反移民政策的专横方案得势得力。全球化和贸易的增长，由北方造成的南方贫困，生态或粮食有关的灾害，造成人口众多的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人口大规模转移。危机加剧了对移民的剥削和压迫的现象。种族主义运动使他们成为替罪羊。这必须由劳工运动作出反应，推动保护移民权利的政策。

更普遍地，正在以“反恐斗争”的名义，制订针对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刑事政策或压迫制度，建立档案，监听系统和黑名单，毫不尊重民主权利。

所有这些紧张情况，甚至会越过社会斗争的循环，可能导致政治或宪法危机的爆发。

一个《欧洲宪法》的项目，由里斯本条约通过，目的是在这一框架内，让欧盟组织发挥部分的强化权威（强势总统，单一的国际代表权，等等）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实行集中的没有民主（即使是形式上的民主）控制的欧洲政策。成员国保留在这种形式上民主的宪法框架内，使得这样的欧洲决定面临越来越空洞的意义，这个决定就是：以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为基础，“制定”国家政策。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欧洲联盟（即“小国”服从“大国”），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甚至是形式上的议会干预权，而这个权力在宪法构筑过程中是有的，这一点反映在第二次爱尔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中。最后，面临欧洲联盟的计划，为了一个服务于工人和人民的欧洲，基于对社会和民主权利的保护，反资本主义左派必须捍卫国际主义倾向。

1929年的危机经常被用来作为参考，评估目前的危机程度。在社会和政治层面，20世纪30年代也可能成为同现阶段做比较的参照点。社会和政治冲突不是那么残酷。社会减震器缓减了对抗。有人用 “缓慢运动的1930年代”的说法形容目前局势的特点。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雇员，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和民粹主义，独裁，仇外右翼之间，竞争却开始了。左翼和右翼各有一个极端。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之间不存在机械关系。

在各个势力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恶化已经超过10年的情况下，这场危机出现了。工薪工作者经历了重组过程，这个过程把劳动力个人化，从结构上削弱了工人的集体组织。传统的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不争的下降。这一危机将加剧这些结构调整的进程，同时也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不过，为了抵抗危机，组织和机构中的支持点已保存好。在这个危机的第一阶段，焦虑是普遍的，失业的恐惧重压着工人的集体斗志，但他们没有意志消沉或被打垮。新的一代正出现在第一波的罢工运动中。对危机的抵抗已经兴起，只不过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力量关系，抵抗的兴起是部分的和不平衡的。但危机早期阶段的社会政治影响并不能扭转局面的基本趋势。失败已经见于一些公司的成百上千的裁员中。总体而言，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有真正的社会抵抗，资本主义的重组计划已经在实施。而非常苛刻的新攻击正在到来。

因为传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对所有行业的工薪工作者的解散或迷失负有主要责任，这种局面会更加困难。工人难以知道如何迫使他们的雇主和政府回头。传统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组织的选择必须顺应统治阶级和政府的政策，以应对危机。有一个关于复苏计划的容量和层面的讨论，该计划涉及这样或那样的有关银行体系重组的措施，但总的来说，欧洲的社会民主是蕴含在欧洲联盟的计划中的。欧洲社会党（PES）的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甚至没有为凯恩斯改革派的选择方案做过任何的力争。这场危机加速了工人官僚--- 工人运动中的社会特权阶层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体制化。

这也加剧了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社会党的社会自由主义演变已经破坏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基础和人民政治。但衰落愈演愈烈。在上届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遭受了净亏损。德国和葡萄牙最近的议会选举确认了这一趋势。2005年至2009年社民党失去了近450万的选票。葡萄牙社会党在上次议会选举中失去了9.5％的选票。我们不能排除这样或那样的“向左转”倾向容忍这些损失，但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大组织对资本主义危机管理迫切性的进一步适应，是主要趋势。因此，在德国社民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大结盟后，法国社会党准备与中右派建立联盟。这一运动是更广泛进程的一部分，在该进程中，社会民主党里面兴起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超越“旧的社会党”，并同这些政党的工人运动的剩余历史决裂。这是意大利左派的动态，前意大利社会党（PCI）的所有部门正在演变，意欲建立一个美国民主党式的政党。

在这个过程中，绿党和环保主义者发挥积极作用。得益于人民对生态危机的合理关切，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他们的政治作用不断增加。总体上，他们的方向适合一个关于传统左派，中间派和环保主义者大联盟的观点。

这种情况为危机中的民主左派打开一个空间。这就是葡萄牙左翼联盟和德国左派在上次选举获得突破的意义，是像丹麦红绿联盟，爱尔兰左派这样一些组织了对里斯本条约说‘不’运动之组织的重要意义，也是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PA）的重要意义。

虽然这种现像是全球性的，但基本的左翼形势在各个国家是具体不同的，特别是从历史、势力关系和选举制度的角度考虑，更是如此。实质性的政治分歧也存在于各党派之间，有的决定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有的则明确捍卫其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还有一些党的项目则涉及对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其规章的管理。拒绝参加具有社会自由主义性质的地区或全国政府是一个明确的标准，它同独立于传统左派旧组织，重组和重建社会运动这个远景的要求，也是生死攸关的。在有激进左翼参与的社会民主党或中左政府的国家，它已被社会自由左派孤立。资产阶级体制的吸引力强于所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宣言。这就是与德国左派领导进行讨论的意义。

左派联盟的发展是德国左翼的一个进步，但其领导人所采取的方向 ---在纲领层面（回到“社会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和有关社民党同议会和政府结盟两方面 --- 是对德国工人运动重组的重大危险。不仅在左派联盟中，而且在整个德国社会和政治左翼中，建设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左派，仍然是欧洲的关键问题之一。

最后，欧洲的这个激进左翼现实比以往更需要一个组织反资本主义左派的承诺，特别是通过举办会议、辩论和共同的活动把反资本主义左派组织起来。

危机深度给出了新的紧迫性，要做出反资本主义的反应。 “不是工人和人民，而是资本家，应该为危机买单！” 这是在所有反对资本主义危机影响的抗议中出现的呼声。我们还能给民众的这种愿望以什么内容？

首先是一个反对裁员和缩减工作的紧急社会生态计划，通过维持工作合同以及维持由公司、雇主职业部门或者失业及半失业状态保证的收入，来禁止解雇，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减少工资，增加工资和购买力以及退休金和养老金，保护和更新公共服务，捍卫妇女权利--- 反对一切歧视，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争取妇女的堕胎权和职业平等权，一个聚焦于生态优先重点（节能，可再生能源，防止环境污染，公共交通，社会住房，在有用的社会环保活动中创造就业）的公共工程的重大政策。

满足这些条款，需要对财富做不同的分配。如果数千亿美元可以在一夜间释放出来，那么金融、工业和银行的利润和大财富就一定能够被征税，以便资助就业、工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美国和欧洲都许可的，在一些国家或领地蓬勃发展的避税天堂，应被清算。防止财政倾销和对公司利润征收均匀高税率的简单措施，必须执行。

但危机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谁控制，谁决定，谁拥有？这是公众和社会的拨款问题。有必要建立一个一般的法律：让公共服务免于竞争规则。建立战略性公共服务的公共垄断。对私人所有的关键经济部门，我们反对这些行业的公共和社会的所有。根本的解决办法必须要重组银行体系。银行和金融部门必须在民众的控制下统一和国有化。

最后，经济和生态危机的结合导致一项必要做法：改变资本主义逻辑，用社会需要代替利润和生产主义。这需要整个经济行业，比如汽车、武器或核电力行业的转换，以满足社会生态平衡的要求。 “共同利益”将是一个平衡的生态社会主义目标，它赋予民主规划一个中心。

在当前各势力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目标似乎无法实现。但是，危机把根本的解决方案放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些方案会同统治阶级发生对抗。这场斗争需要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关于局部斗争、整体运动和总罢工之间的关系的辩论，再次提上议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必须把实际群众运动的整合、行动的统一、斗争的建议和整体社会主义的反应结合起来。争取局部的改革和社会变革的计划，提出了关于权力的问题。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经常批评激进的左派，说它不做实事也不承担责任。为了驳斥这一指控，反资本主义分子必须证明，他们正在努力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运动创造条件，要让这个运动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推出一个实行社会民主和反资本主义纲领的民众政府。这个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政府的远景，需要坚定不移地不参与社会党或中左派的社会自由主义政府。

最后，所有这些斗争，必须要从一个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着力于展现另一种社会替代计划的广泛轮廓，一个生产和消费的新模式，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