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把政制发展的决定权还给人民!

 

五区总辞  全民公决  争取2012年双普选

 

社会民主联机

 

一、前言

香港民主运动举步维艰,主因之一是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未有广泛参与的因素很多: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和殖民地封闭体制固然是原因,而中央一再设限,且得到香港既得利益阶层的呼应,更令香港市民有很高的政治无能感,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地民主运动往往停留在表面的代理层次,未能令民众透过亲身参与来实践理念、进行反思,令他们明白群众的力量,可以改变政府政策及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认同民主的好处,以至在七一大游行的激情过后,民主运动便无以为继。

如今,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因为曾荫权的特区政府在拖延了足足一年之后,终于要为2012政制发展的中途方案进行社会咨询。然而,颓败至亟复甘愿当奴的特首,已经发话,这方案将完全与20172020年的普选无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全无助于港人达到最终双普选的政制烂方案,我们已无可选择要进行抗争。

二十年来,民主派用尽所有方法争取民主,较重要的包括维园八八直选集会,《基本法》草拟期间及八九民运之后,多次提出增加民主成份的政制方案,20032004年两次50万人上街争取还政于民,以至200512月的争取普选大游行。然而,过往争取民主的方法都效果不彰,民主进程裹足不前,民主派需要考虑提出进一步的有效行动,「五区总辞,全民公决」是目前最可行的出路。

 

二、本土民运    筚路蓝缕

在我们考虑是否以「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应对这个历史局面之前,且让我们先行回顾香港本土民主运动的发展。

香港本土民主运动的发展,首先得力于民间社会对殖民地港英政府种种无理压迫与剥削的不断抗争,这也与香港人本土意识的成长有密切关系。从1956年的双十节暴动;到1966年4月4日苏守忠以绝食形式反对天星小轮加价;到1967年渣华邮船公司、南丰纱厂、青洲英泥、新蒲岗香港人造花厂等因解雇职工引起工人强烈抗议,进而演变成香港左派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与暴动;到1968120日,中文大学崇基学生会举行「中文列为官方语文问题」研讨会掀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再到197392日,数千香港市民在摩士公园举行「反贪污、捉葛柏」游行;迄1978年的金禧中学封校引发抗争事件;这一切事件,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成分,但对本港社群的认同及关怀从而引发对当权者的不满与抗争,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一切运动中,本港学生的参与非常重要。「火红年代」一词,正是源自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及后来美国的反越战运动。当时这些学生运动,惊醒了香港的大专学生,令他们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社群,投入了社会运动……当时不少大专学生都投入这些社会运动中。

但自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香港的青年学生终于从国家主义的狂热与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以理性批判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发展,也将精力集中到本港社会政治的种种问题上。1978年金禧中学封校引发的抗争,与及随后的艇户事件、露宿者事件及葵盛围鼠患事件等,一再显示出年轻学生成为参与社会改革的中坚动力;尤其是金禧中学封校,事件耸动全社会,激发中产市民的义愤,支持师生于主教府门外静坐请愿长达多月,可以视为本港民间运动全面面向本地问题的分水岭。许多毕业生纷纷成为社运分子,其中不少今天仍在我们中间,成为民主派的中坚分子。

踏入八十年代,回归问题成为了香港社会的主议题,本港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开始从对应殖民地港英政府的专权统治,渐渐蜕变为争取97回归后港人的人权保障及民主自治。1988年的「争取全面直选运动」及百万人签名「反对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事件,可被视为转向北京当局争取民主权利的典型例子。而到了89年,波澜壮阔的北京爱国民主运动再一次唤起了香港人的爱国心和对国内同胞民主人权的关注,令本港的民主运动与祖国民主运动连系起来,休戚与共。

港人支持89北京民运,已不再是七十年代初受中国官方策动与认可的「认识祖国」活动,而是由民间自发、与祖国广大人民认同的民间民主运动,它为在亲中路线失落后的本土学生运动重新找回了支点,也促使了本土公民运动中的精英分子向本土的政治运动过渡,形成了今天香港立法会内的民主派。

然而,北京当局也是自89年六四惨案之后,开展了长达二十年拖延香港民主发展的过程,不单为了有效管治香港,也为了有效阻截香港的民主发展对中共政权造成冲击,令本地民运发展充满阴霾。

北京中央政府在回归后的香港政制安排上重重设障,将一个仅得薄弱民主成份的立法会及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写进《基本法》中,致有91年香港市民火烧《基本法》定稿的壮烈之举。虽然其后英方为了西方的利益强行加快97过渡前的政制民主化,而民主派人士也加快整合成民主党,但本地民主人士已经开始软弱下来,对为人民争取最大的民主空间和权利变得怯懦,致有95年立法局全面直选的议案,因民主派议员一票之微的退缩而功败垂成的败案!而9771日午夜的钟声一响,回归前最后一届,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最民主化的立法局随即解散,由一个中共钦点且全权控制的临时立法会取而代之,并将自9297香港政制民主化的立法成果全部取消,还原多条恶法,重新收缩香港的公民空间 (Public or Civic Space) 80年代的水平。

 

三、回归祖国    民主倒退

中央政府这种推倒重来的策略,再加上它在《基本法》中设限,令回归后的香港社会犹如孙行者戴了金刚箍,在紧箍咒下动弹不得,公民空间大受拘禁。中央政府只集中统战香港的权贵商家,《基本法》内订明的政制无不偏袒他们,令裙带资本主义得以维持。在这政经脉络下,产生了小圈子的特首选举、功能组别占立法会一半总数、分组点票、行政主导等不义的制度。

九七后的香港,彷佛仍然处于殖民地时代,只是换了主子而已。决策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在非民选的特区政府行政部门之内。民选议员不单权力有限,其议席也只占立法会的一半,而这个局部民选的立法会的政策制订能力,更受到分组点票及有限提案权的掣肘;在分组点票制度下,立法会不过是橡皮图章。此外,英人遗下的咨询架构,也在长官意志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逐渐失效,令民意更难影响政府施政,遂令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立法会以及各政党,日渐产生失望的情绪。显而易见,期盼在不公义的建制内争取民主,或希望专权的政府落实香港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回归十多年,香港人拥有的自由不断受到侵蚀,《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七一后名嘴封咪、取缔民间电台以及广管局干预港台编辑自主的方针,令这些公民自由受到严厉的挑战。现时香港社会真正独立的媒体少之又少,而大气电波却迟迟未开放。

同时,香港社会发生了一连串重要事件,为香港这个特殊城市的新殖民地历史,烙下了特殊的印记,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030471日超过五十万人上街的日子, 06年底及07年中本土青年人发起反对拆除天星及皇后码头的行动,并因湾仔利东街的清拆引发就市区重建的抗争,与及09年六四廿周年破纪录的二十万人参与维园烛光悼念会等等,这在在反映民间公民社会的潜在力量仍然强大。过去几年,对市区收楼重建、新界收地基建、政府贱卖领滙、古迹拆卸的反对运动延绵不断,一群群在议会建制外的民主及公民运动斗士已经形成且愈趋成熟。

这也预示了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开始「两条腿走路」:已经进入主流或官方认可的政治架构的公民运动人士,即现今立法会内的泛民主派,要在议会内与北京当局操控的特区政府及议会内的大小保皇集团进行抗争,令其少做官商勾结和中外资本势力勾结的坏事;而另一方面,议会外仍有大量民间人士在各个层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唤醒香港市民关注自己的切身权益是否受损受制,另方面也以非党派的中立角色努力开拓与扩阔公民空间。

 

四、七一游行    波澜壮阔

倘若没有89年前后两次一百万人上街,香港人在03年的七一,也可能欠缺了那份自我想象,可以冲破全民一起上街的心理关口。但从长远的背景来说,03七一也是承接了香港自二次大战以后长达60年的公民社会运动的历史。

当被认为一直以政治冷感的经济动物自居的香港人,不理高温奋力挤进只为被警方数算人头时,亦揭示了议会内的民主派在本土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起不到带头的作用。这是自98年市民将民主派重新送进议会后议会民主派的重大失职。七一大游行竟非由议会内的民主派人士发起,而是由「七一连系」蜕变而来的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发起,也非由议会内的民主派人士鼓动,而是由香港各种民间力量,不单是传统的社运组织及民运活跃分子,更包括资深传媒人、律师、记者、医生,全都出来高调鼓动,才促成超过五十万人上街。

而且,当游行人数远超乎想象,当人民力量充分展现出来的时候,议会内的民主派人士并没有以更强的姿态迫使特区政府收回廿三条立法。无论在游行前后,泛民从政者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民间人士呼吁过的集体辞职策略。结果当董建华政府一意孤行要无视五十万人上街,继续将廿三条立法草案小修小补后提交立法会,香港自开埠以来英国人缔造与留下的高度自由局面其实命悬一线。若非自由党突然看出顺应民意的巨大政治前景而阵前倒戈,廿三条立法草案若通过的话,这六年的香港真不知变成何种局面。

从六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六年不啻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再出发:首先是部份民间人士成功打入议会,并组成新政党,扩阔泛民主派的政治光谱;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出现新一代年轻的、更为充满理想与热情的社运分子,他们在后马克斯主义时期却完全不入自由主义的思想巢臼,有自己一套反殖民地主义思考,而他们作出广为大众注意的行动,便是06年底的反拆卸天星码头抗争,与及07年夏旷日持久的反拆卸皇后码头抗争;期间更不断声援各区的反市建局的「市区强征土地重建」计划。从六年后的今天回望,这些新政党、新青年、新网络,与及重拾活力的一些社运机构,及许多一如既往默默耕耘的非政府组织,便构成了回归后,尤其是03年后香港新公民社会的主要画面。简言之,03年七一的年轻一代经已成长。

 

五、北京权者    重重设障

但正如北京当局在六四惨案后重重设障,03年到今天,中央政府也继续给议会的民主派出难题,继续防范香港的民主发展对一党专政造成冲击。它采用的策略,除了在经济上给港人甜头外,也在某几项实质的民愤事件上顺应香港的民情,这也可被视为正常的拆弹动作,将一切具爆炸性、可令港人上街的事件清除。除了让叶刘淑仪仓皇出走,老董「脚痛」下台外,也让西九推倒重来,让红湾半岛不拆;让杨永强辞职……然而人大却突然于04年释法,封杀0708年双普选,继而在07年,再用「决定」去扼杀2012年双普选。整体局面可说是一种怀柔式的封杀 (killing you softly, with his bait) 。明显这是中央政府从背后发功以连消带打、釜底「加」薪的方式响应香港市民的诉求,将诉求的实物目标放给港人,但却保留,甚至进一步加强诉求底下《基本法》的政治枷锁。

本来,《基本法》附件二规定,2007年后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如需对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只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就可以。上述《基本法》条文赋予港人争取0708年双普选的空间,于是争取07年普选行政长官和08年普选立法会,成为了民主运动的主轴,甚至保皇党,如民建联及自由党亦曾将0708年双普选写入其党纲中。

但中央政府公然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于200446日,出其不意地以释法之名义改动《基本法》。人大释法将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完全收归人大常委,并于426日通过决议,剥夺《基本法》订明港人在0708年应得的民主普选权利,还让特区政府其后推出一个既无时间表复缺路线图的05年政制「发展」方案,以各种公开的压力及暗中的利诱,企图令民主派接受,造成港人甘愿屈服的既成事实。若非港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令民主派归队,这个如鸡肋般的05年政制「发展」方案,早已填鸭般填进港人的喉头之中!

2005年的政改方案遭否决,特区及中央并一众亲共舆论一直将政制发展「原地踏步」的责任推给民主派,这是一种「明屈」的伎俩,类近于新疆当局「招呼」本港记者的做法。民主派却苦无良策予以有力的驳斥。面对没有0708年双普选的既成事实,民主派只好退而求其次,祭出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旗号,以向市民交代。但旗帜虽在,争取的策略和势头却付之阙如。中央政府食髓知味,眼见泛民主派对扭曲式释法没有作出有力的反抗,于是又再于20071230日,人大常委再作出「决定」,否决2012年双普选,但为了缓和港人一而再被侮辱与愚弄所产生的可能反弹,中央政府虚与委蛇,抛出了所谓容许港人于2017年及2020年进行双普选的「期票」,但同时又再一次要求民主派合作,将2017年及2020年双「普」选能否兑现,与2012的政制「发展」方案能否被民主派接受挂鈎,这无异又是再一次将民主派推到台前,以一个空泛的2017年及2020年承诺,迫使其尽早投降。

香港早就具备双普选的条件,拥有普及的教育制度、健全的司法制度、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等,早于1988年便应实行普选,但是港人的民主诉求一再被打压,1988年一拖20年至2007年及2008年,现在中央又再拖延十年有多至2017年及2020年,香港人还有几多个十年?事实摆在眼前,若无法在争取2012双普选方面有突破口,港人只会被阴干同化成一群顺民;若无法找到突破口,香港的民主派只会迟早被中和掉 (neutralized) ,双普选只会不断被拖延战术玩弄,香港永无普选的日子。这是中央政府自03年到今天,给民主派出的大难题。

 

六、五区总辞    打破困局

面对这样一个困局,只有一个行动,能将议会内的民主派及全港市民、民间社会联系起来,让人民可以清楚表达对普选的意愿,同时也令议会内的民主派获得人民意愿的授权,去继续向当权者争取普选的落实。这就是以「五区总辞,全民公决」,藉辞职触发补选,并在补选中以「2012双普选」作为单一议题,让全体选民在补选投票中表态,达到全民公决的目的。这不单足以打破困局,也突显了议会内的民主派在民主运动上所能发挥的带头作用,为整个本土民主运动注入新动力。

此做法各国都有例子可援。当每区有一位立法会议员辞职后,五区各有一空缺席位要进行补选,即全港市民皆可投票,而补选是采用单议席单票制,多票者胜。泛民主派在每区各派一候选人,只设定单一政纲-----要求2012双普选。当选民投票给予泛民主派候选人,即支持2012双普选,形成实质支持此议题的全民公决。若泛民主派候选人在三个区以上顺利当选,或在五区支持票数达到一定的数量,即代表2012双普选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会构成重大压力,同时在国际间也引起广泛关注。

民主派的力量来自香港市民,民主运动的力量同样来自香港市民,「五区总辞,全民公决」是民主运动的一项战略,透过选票彰显港人争取普选的意志及人民力量。「五区总辞」即由五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代表获六成选民授权的民主派辞职,在香港开埠以来是前所未有的行动,必定引起市民大众、本地及国际传媒的关注,对北京当局及特区政府构成庞大的压力。由补选而衍生的全民公决,是全民意志一种清晰的表达,虽然不具法律效力,但其投票结果具有不可摧毁的道德力量,迫使中央及特区政府正视港人争取普选的诉求。

「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可以刺激港人反思民主的价值,从而巩固及壮大民主派的支持,并加强民主运动的力量。无疑,近年香港人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但是董建华及曾荫权上任之初的支持度也非常高,及后由于不断施政失误才令二人的民望下滑。民主派不得不承认,在政治高压低下,港人对小圈子特首的施政也存有幻想,民主并未能成为港人最核心的价值。「五区总辞,全民公决」若成事,将是近年香港政制发展的重大事件,不论支持或反对的本港媒体不能不作广泛报导,以往沉默的大多数,也要反思民主与自身权益的关系,正如六四事件广泛引发港人对民主的渴求。补选过程是全港每名选民可以参与的过程,选民会接收大量文宣,及第一次面对「选事而非选人」的「全民公决」投票模式,这是最好最难得的公民民主教育。

「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如能实施,将重挫特区政府的合法性 (legitimacy)。五名立法会议员代表全体泛民主派辞职,是在体制内的不合作运动,对特区政府拒绝落实双普选的严重控诉,其目标的正当性毋容质疑。特区政府将政改原地踏步的责任归咎泛民主派否决2005年的政改方案,即将进行的政改咨询,特区政府必然故技重施,声称民意支持2017年才落实没有路线图的虚幻「普选」承诺。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全民意志的体现,具有凌驾所有民调的事实及道德约束力,特区政府不能再以似是而非的民调作狡辩。若全民公决的结果支持2012年双普选,但特区政府仍然拒绝双普选,即与全港市民的意志为敌,由小圈子选举产生的特区政府必再无的合法性和权威可言。

民主派与保皇党在立法会的得票比例一直维持在六四之比,唯保皇党以「地区福利主义」组织铁票,近年得票率不断上升。「地区福利主义」透过建立地区组织,提供以亲中财团捐献的金钱为后盾的地区性福利,如平价旅游、文娱活动、派发节日礼品等等小恩小惠,笼络选民成为选举的支持铁票。2007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败,连以地区工作见称的民协,亦难逃失败的命运,足见「地区福利主义」的成效显著。泛民主派的主要应对策略是加强地区工作,但由于双方的财力悬殊,泛民主派依样画葫芦,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根本不能改变现况。可以预见,泛民主派2011年区议会选举的前景并不乐观。区议会议席不断萎缩,令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失去桩脚,将影响泛民主派在立法会选举的得票率,蚕食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席。「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将有助提升全港市民的民主意识,令一般不理会政治的市民醒觉,这样才可抗衡保皇党「地区福利主义」对泛民主派票源的蚕食。

「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将开创香港直接民主实践的先河。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全民公决的结果,即使结果是支持政府的民意占上风,问题也不大;纵使民主的理想表面上落空了,双普选的政治目标短期内不能实现,但本港社会的民主化其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全民公决得以确立为最直接的民主政治模式,日后便可成为民主运动的利器,直接影响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由是观之,这至少也是民主派在政治上退一步、进两步的妙着。

我们必需向历史,向人民,向自己有所交待,以「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将人民响亮的声音带给中央与特区政府

西方政治学经常在思考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政治的利弊:一些有理想的政治家,经常叹息受制于选票而不能放开怀抱去坚持政治理想;反过来,市民也往往觉得政客们对选民的意愿维护得不够,经常发生出卖选民的状况。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政治家超越选民眼界的理想、与政治家对选民意愿的尊重,真正的合二为一。以政治家的有胆识行动,带动选民勇于将自己的民主意愿,以神圣一票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个民主派可以向历史交待的机会:

「亲爱的全港市民,我们以『五区总辞』的方式,将全民公决的机会还给了你们,希望你们与我们一起,清楚响亮地在这历史时刻,将要求2012双普选的声音,传给中央政府及全世界知道。」

请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位泛民主派议员,都在08年的选举中向市民许诺会争取2012年双普选,会以2012年双普选为我们的底线。人民选我们是为了实现选民的意志,我们断不能为了恋栈权位及惧怕中央而不敢抗争。面对这时刻,我们必须向自己交待,以行动证明给今天及将来的香港市民看,我们尽了作为香港民主过渡受托人的使命。

为此,社民连不计胜败,已就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公司票投票制度申请司法复核,这是在游行示威已不济事的情况下,在议会抗争以外开辟的另一条战线。如此拉阔战场,目的在维持民主运动于不堕。若然官司胜诉,则从宪制上否定了四分一功能组别议员的合法性。这将会是一场很好看的戏码。另一方面,我们提出「五区总辞,全民公决」方案,这是目前为止最具认受性及代表性,且在现行宪制架构下完全合法的政治行动。

其实,公民党的张超雄议员,社民连的梁国雄议员,早在20042005年已为了争取0708年双普选,先后在立法会提出全民公决及全民公决法议案。梁国雄在今年仍为此再接再厉,而何俊仁议员、刘慧卿议员及陈淑庄议员等民主派同寅也分别发言予以支持。作为泛民主派,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堂皇又具说服力的理由,去回避一个我们只要辞掉四分之一议席便可以达成的实质性全民公决。既然现行《基本法》没设立全民公决机制,既然立法会断不会通过设立全民公决机制,既然明摆着五区总辞就可以实现全民公决,我们民主派就断没理由去回避实践它,尤其是有这样一个现成的可以实践全民公决的方法,我们却不去作出应有的牺牲将之实践给人民参与,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难以向人民交待的。我们不敢(怕得罪中央政府)或不肯(因恋栈权位)去实践它,却在橡皮图章的立法会中赞成全民公决议案,或缘木求鱼要求特首辞职及解散立法会,不怕被市民私下耻笑吗?全民公决绝对不只是说说而已的免费政治午餐!

「五区总辞,全民公决」是一个只有赢,没有输的行动,因为无论选民的所表达的意愿如何,那胜利无论如何也是民意的胜利,而非我们民主派一厢情愿的胜利。惟有这样,纵使人民在补选公投中表达愿意接受中央及特区政府的2012年政制方案,中央及特区政府才不致过分玩弄2017年及2020年的普选方案,而令之完全走样。我们必需向人民交待,将表达人民意愿的机会还给人民。

或许有人会问:五区辞职真的能造成实质性的全民公决效果吗?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若泛民主派输掉三席以上,立法会三分一的宪制否决权随即消失;换句话说,市民可以用直接民主的方式,决定接受或否决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制「发展」方案。我们的目的是造成全民公决的事实,还政于民,并非企图预设全民公决的结果。有人会说:「一旦泛民主派输掉补选,更不利于争取普选。」我们认为,若市民现阶段决定要接受政府的方案,通过实质的全民公决表达暂不争取全面直选,泛民主派只有尊重民意。所以,我们不怕建制派全力以赴,明刀明枪与高举普选议题的民主派补选候选人进行对决,只怕他们不敢奉陪。

「五区总辞,全民公决」若能成功进行,且得到大多数选民支持而获得民主派以普选议题胜出的结果,对民主派来说将是很大的鼓励;正如以陈太出战补选成功阻截叶刘往特首宝座迈进一样,那将会是一场唤醒香港市民民主普选决心,激励民心士气的世纪硬仗。若「五区总辞,全民公决」的议题得到选民投票支持,通过了民主派的议题,那就等于昭告天下,香港人清楚地要求民主,若北京当局继续以各种烂理由「说不」,那么,阻挠香港民主化的责任,就不在我们民主派是否愿意与中央及特区政府合作,肯不肯通过那些不伦不类、似有实无的政制「进展」方案;而在于中央政府有没有听取民意、重视民意、顺应民意,兑现《基本法》乃至《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七、结语

面对中央政府为香港市民及民主人士设的「普选期票」死局,我们断不能坐以待毙。只有当我们敢于作出有创意的大胆行动,敢于不怕得罪权势,为了真理甚至敢于得罪中央,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得以发出先知的有力声音,打破历史的规律、革除历史的宿命,在中华民族全体迈向真正民主政治上,走前一步,向历史及人民作出应有的交待。

正如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当年冒生命危险回到德国抵抗纳粹政权时说:「若我今天不回去与人民一起同受苦难,我将来便没有资格参与德国的重建!」若我们今天在2012双普选上没有尽力争取,我们便没资格参与将来香港的民主选举。我们继续作为香港民主过渡受托人的合法性,端的视乎我们有没有打好这场以「五区总辞,全民公决」争取2012双普选之战!

是时候邀请香港的人民出场,将球踢回给中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