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付出沉重的代价之一乃环境日益恶化。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曾经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着水的挑战，包括缺水、水污染、水资源破坏等。北方缺水很严重，很多城市因地表水的枯竭，超度开采地下水，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南方虽然水资源丰富，但是水污染十分严峻，以至缺乏饮用水。全国有三亿多的农民的饮用水是不安全的，五分之一的重点城市的饮用水源地的水质也达不到标准。中国600多的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缺水，32个特大城市中30个面临缺水。

关于水患的新闻多不胜数，例如最近广西新闻网＜南国早报＞报导（2009-09-27），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与废水污染严重，目前还有饮水不安全人口1900多万。该区农村中小学校发生的肠道传染病疫情80%以上是由于饮用水污染引起，农村中小学校饮水安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专题调研组发现，该区农村饮用水环境差，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全区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4.4亿多吨，生活垃圾约600万吨，而大部分农村供排水、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等现象普遍。

再者，目前全区农作物单位播种面积的农药、化肥使用量均超过安全使用标准，而化肥利用率为30%左右，农药利用率为30%～40%，大部分流失进入水体和残留在土壤中，造成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目前全区畜禽养殖污水年产生量约6亿吨，占废水（工业、生活、养殖）总排放量的22.2%，已成为主要水源污染。

        相隔两天，《中国环境报》又报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隆安县环保局接到群众反映，右江百色平果与南宁隆安交接断面雁江，有野生鱼类浮头并有少量死亡。经查实，平果县凯特酒精有限公司未经环保部门同意，擅自在生产原料中掺加糖蜜，又私设排污暗管，将未经环保设施处理的超标酒精废液共计800吨通过暗管排入溶洞，通过溶洞排入右江，导致右江水质恶化。

当地环保局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和《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对该公司开出广西史上最大的罚单，总额为62.511万元，同时做出责令公司立即停止向溶洞排污、停业整顿和拆除暗管等行政处罚。

        生态环境遭破坏，老百姓生活遭殃，都迫逼在高位者不得不正视。早在两年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2007年07月06日），公开呼喊：“水污染已经逼近危险临界点”、“治水不力将是我们的失职”。潘岳指出，目前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农业用水也不能做。换言之，7大江河除了干流因水量大水质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80%的湖泊的水也全部坏死。“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们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

潘岳分析水患的原因：一是工业园区环保评估、“三同时”（按《环保法》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即‘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差，存在未批先建、越权审批、越级审批的情况。在检查的126个园区中，有110个工业园区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评等级和“三同时”执行率差的问题，占抽查工业园区的87.3%。比如山东省莘县工业园区共有项目30个，其中19个未履行环评手续，环评执行率仅为36.7%；应完成“三同时”验收的项目11家，实际验收0家，环保“三同时”验收率为零。

　　二是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不正常、处理能力低、管网不配套或超标排污。在抽查的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运转不正常、超标排污或停运，占抽查污水处理厂的50.6%。河北省沧州市运东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10万吨/日，实际日处理污水仅3万吨，其它4万吨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沧浪渠，是造成沧浪渠水质污染的重要原因。

　　三是结构性污染突出。比如陕西渭南市韩城市龙门工业园共有工业企业35家，仅焦化行业就有20家，占57%以上，近半数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四是一些企业违法或超标排污，在检查的500多家企业中，有200多家企业存在违法或超标排污的情况，约占被抽查企业数的50%。

　　五是一些企业无治污设施，直排废水，行为恶劣，性质严重。比如在山西、内蒙古检查的63家企业中，有15家无治污设施，占被抽查企业的24%。

　　六是养殖等面源污染加重了水体的水质污染，比如太湖蓝藻大量繁殖，严重影响了无锡市的饮用水源。

        根据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两年前的分析，太湖蓝藻污染事件不是自然灾害，当地污染源必须担负起责任。太湖流域内有超过三百家污染企业，包括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在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中，既有规模不大但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也有像均瑶乳品集团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正丹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甚至还有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等跨国企业。马军直斥其非：“世界工厂的后院到头来就会成为世界的垃圾场和下水道。”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写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006年）明确点破：“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环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

        潘岳分析，中国出现生态危机，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是复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 20 年内实现西方国家100 年的经济成就，却也在20 年内集中引发西方 100 年的环境问题。中国在创造GDP 增长速度第一、外资引进第一的同时，也成为煤炭、石油、钢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COD（化学耗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简称COD）排放第一。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东部的污染转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转移到农村；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他直斥“中国某些干部不正确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与环境不公平，违背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结果，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潘岳论述现行的绿色运动产生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虽然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工业革命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拓展海外殖民地，使发达国家大规模地转移本国的经济社会矛盾。资本主义为了保证这种“转移”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制定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系列国际规则，生态问题是明显的例证。发达国家只有全球 15% 的人口，却占有85% 以上的资源；他们提高本国的环保标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设置一系列绿色壁垒，减少承担生态责任。

        潘岳解释，绿色运动者们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在完成工业化的模式上基本一致，都是西方工业文明经济学的产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更符合生态社会的内涵。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除了生产力外，更追求公平正义、更讲道德诚信、更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配平等、基层民主等方面，绿色运动者们与社会主义者更能说到一起。

        潘岳指出，苏联东欧变局后，新马克思主义者发现生态问题正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团结社会主义者的天赐良机。他们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出生态观点，例如“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学说；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像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等和谐社会学说；再例如“我们这个世界面临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等等。他们将世界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又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批判纯粹的经济理性。因此，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团结，很多原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都参加进来，政治上被说成是“红绿结盟”，思想上就被说成是“生态社会主义。”

潘岳身为国家环保总局高级官员公开直斥资本主义不是，一方面反映上层十分重视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也反映资本的逻辑依然占据中国的主流社会。现行的环保政策十分被动，即奉行十分流行的说法“先发展，后治理”，仅求防治与约束企业，可是，资本的属性乃不断生产与扩张，作为其表征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必不断损耗自然资源以为继之，故此，只要一天还做世界工厂，维持出口导向的工业政策，追逐GDP上升，那么就不可能扭转现行的生态危机，这也是环保政策没法贯彻，只能稍作一点修修补补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乃西方左派从经济以外的角度，特别从文化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及工业文明。其实，在19、20世纪，亚洲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例如印度的甘地与中国的儒佛兼信者梁漱溟，已展开批判“野蛮的”西方文明，称西洋社会乃个人本位，讲究私利与竞争，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明人之为人乃克己谦让，着重情义，并推动以“非武力”或“礼／理”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中国传统思想也教导人不可贪婪，像老子《道德经》说人之贪婪，遗祸天下：“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道德经》第二十九章），又“祸莫大于不知足”（第四十六章）。简言之，重新诠释与激活古人的文化思想，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将必有所禆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