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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跋

吳基民

從我立志要為中國托派寫一夲真實的書，過去已經十多年了。這其中採訪的困苦，寫作的艱辛就不用再提了，單單是出版一事的重重困難與一波三折，就令我心力憔悴。

我真誠的希望自己的這一部作品能够在祖國的大陸出版。因而對選用的素材有所保留，尤其是沒有渲染這些托派在獄中與勞改時所遭受的非人似的待遇、極端的摧殘與折磨。因為這夲書中所提到的人物，絶大多數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生於斯，長於斯，即便是遭受了再大的屈辱與苦難，也愛着這片土地。說實話，如果中國托派的問題有望得到解決，那還得依靠中國共產黨的睿智與寛容。

書稿初成以後，我交給了我的好友，上海一家大型出版集團的負責人。他親自翻閱了全部書稿，沒幾天就對我講：稿子寫得很不錯，很感人，也很有出版的價值。但是看來這夲書在上海出版有很大的困難。你也是在媒體工作的，應該知道

過了若干個月，北京群眾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嚴曉玲來電話。她主動問起我最近有什麼稿子，我說起了這夲書。她一聽，大感興趣，講我們出版社就是出這類稿件的，於是吩咐我將書稿給她送過去。我仔細修改了稿子，又悄悄刪去了一點敏感的內容，將稿件交給了她。然後便是漫長的等待。

幾個月以後的一天，我接到嚴曉玲的電話，說她已經到上海了，她興沖沖地對我講書稿的出版應該是沒有問題了。我非常高興，請她在新天地喝咖啡。月明星稀，我們坐在咖啡館，品位着咖啡的濃香，神清氣爽。與這個超現代化的咖啡館一牆之隔，就是中共一大會址。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劉仁靜

八十多年前，創建了這個黨的英雄豪傑、風流人物們，有誰會曾想到，中國這塊大地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嚴曉玲對我講，他們出版社的一位總編輯是位老同志，十分熟悉這一段歷史，看了你的稿子，很有興趣，寫了一段很有激情的批示，隨後他交給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管理司，出版司也通過了。為了保險起見，他們將你的稿子和出版司的意見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閱，也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按照一般的規定，如果稿子不能出版，黨史研究室沒幾天就退回來了然後她讓我把所有照片資料交給她帶回北京，以備出版之用。

這是我的書稿無限度地接近在國內出版的唯有的一次。雖然它最終還是沒能在國內出版，但我依然十分感謝嚴曉玲和她的那位領導，感謝他們的俠義心腸!我始終不認為自己的稿子寫得有多麼好。但它畢竟第一次將這一段塵封已久的歷史揭示出來，讓世人了解在祖國的土地上還有這麼一群人，為了實現他們理解的共產主義思想而奮鬥過，有過巨大的犠牲，活着的至今還蒙受着深重的苦難。

又過了兩個星期，希望破滅了，嚴曉玲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意見出來了，不同意在國內出版，她萬般無奈地將“意見”傳給了我，同時給我一份黨史專家們的意見。所述意見不長，現全文附上：

這是一部描寫中國托派歷史和托派人物的書籍。作者花了很大力量，尋訪已為數不多的托派人物，從他們的口述、著述和其他歷史文獻中，理清了中國托派產生、起伏發展，一直到最後消亡的過程。特別是介紹托派人物後來和近期的情況，這在為數不多的同類著作中，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全書結構完整，層次清晣，史料豐富，文字簡明流暢，對於存史和進一步研究中國托派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該書不宜公開出版，因為中央對於托派平反問題還沒有正式定論。正如書中提到的一樣，對於1952年12月22日“大肅托”事件的詳細情況，“至今還未解密”。而夲書的基調是肯定中國托派，并為中國托派翻案的。正因為中央對於托派問題沒有正式定論，所以對書中的觀點和傾向不好把握。以《中國共產黨史》第一卷的提法為標準，該書的觀點和傾向則是與之相悖的，因此，在中央沒有定論之前，該書不宜公開出版。

後來嚴曉玲又將照片寄還給我，不知什麼原因始終不能收到。令我扼腕痛惜的是，我朋友千辛萬苦替我找來的黃鑑銅、杜畏之的照片再也找不到了。

我始終不能理解，黨史研究室的領導與專家們為什麼不能有放眼世界的胸懷和與時俱進的態度? 世界已經大變，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也已經大變，與時俱進的修改中國共產黨的黨史難道就不是他們的職責? 我一直相信現在的胡溫政府是最親民、最求真務實的一屆政府。但是如果黨史專家們不能對將近60年前發生的一宗冤案提出明晰的改正的意見，至少是網開一面，讓民間人士發出一些與現在“黨史”不同的聲音與意見，政府的高層領導又怎麼能夠知道60年前在中國大地上還曾有過這麼一個大案 ; 還有這麼一些人生活在這樣的屈辱與苦難之中！

這期間余秋雨教授還和台灣的某家出版集團老總打過招呼，無奈對方回答 :目前整個台灣島氣氛不對，大家只闗心藍綠，不闗心其他，對於此書的出版只好抱歉了

去年是我的夲命年，我諸事都順，只有此書的出版一直令我耿耿於懷。我的兒子安慰我 : 現在不是網上也可以出書嗎?我出錢幫你聯繫一家公司，自費印上一、二百夲，就算是我送給你的生日禮物，不僅了了你的一件心事，也算對得起你的托派朋友。說幹就幹，他已經在網上找了一家公司，并就裝幀設計及印刷出版出版費用等作了詳細的諮詢。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百般無奈之時，我的哥哥吳為民從美國回上海探親，他是特意從美國赴新加坡參加楊振寧博士的一個慶賀活動的。我哥哥是一位出色的高能物理學家，為人熱心，也喜歡寫寫弄弄，寫了一些非物理學的著作。我知道他在新加坡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叫潘國駒，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的負責人，他下屬的八方文化也出版文化類的圖書。我完全抱着試試看的想法將書稿交給了吳為民，他答應幫忙。在上海大家都忙，他沒有讀過我的書稿，到了深圳我妹妹家裏，他花了大半個晚上仔細的看了我的稿子，深受感動，一大早他就打電話給我，說是到新加坡一定會和潘先生好好談談，促成這夲書的出版。過幾天，他從新加坡打電話給我，說是潘國駒先生非常豪爽，已經答應出版，讓他手下的一位編輯何華先生在仔細審看，何華先生非常用心。其實潘國駒先生還將我的書稿交給了中國國內著名的學者，中央編繹局研究員鄭異凡先生作了審看。

鄭異凡先生和我素昧平生，但看得出他作了認真的審閱，奸作了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這份評估意見不長，現全文刊登於下:

長期以來蘇聯不提托派在俄國革命和蘇聯建設中的作用，斯大林最後給托派定性為“帝國主義的間諜”，斬盡殺絶。中國的托派也遭受同樣的悲慘命運，他們既受國民黨的迫害，也遭受共產黨的鎮壓。特別是康生揑造出中國托派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津貼，成為日本的特務的罪名，托派一直等同於反革命。實際上這是一批同樣為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人士，他們的出現是於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方針引起的，在中國大革命期間，托洛茨基的主張要比斯大林的正確，因而贏得一大批中國留學生的支持，形成中國的托派。但後來的革命發展中，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又比托洛茨基的方針正確，更符合中國的實際。不過這都是革命方針路綫的不同，并不涉及革命反革命的問題。

夲書使用了不少檔案材料，參攷了大量托派資料。特別有價值的是作者走訪了一些幸存着的托派人士，從而搶救了一批極其重要的中國托派資料，彌足珍貴。這項工作除了夲書作者吳基民，很少有人做過 (葉永烈好像也接觸過中國-的托派)。因此從歷史的角度，夲書很有出版價值。《毛澤東選集》中的有闗托派的注文已經改寫，不再提日本間諜之類的無稽之談。但迄今為止，並沒有正式為中國托派恢復名譽，估計近期也不會這樣做，因此夲書在大陸不能出版。夲書很有價值，很希望貴社能出版此書，為中國近代史留下一份記錄。

可以看得出，鄭異凡先生的評價，對於潘國駒先生最後與我簽約決定出版《煉獄》一書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非常感謝鄭異凡先生的仗義執言，非常感謝潘國駒先生的俠義心腸。老子曰 :“上善若水”，沒有他們的仁者之心，這夲書是無法出版的。

我同樣感謝我的同學，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著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專家陳思和教授。他以非常專業的眼光翻閱了拙作，寫下了激情洋溢的序言。這是我的榮耀。“大愛無言”我不會忘記他對我的友情。

同時我要感謝我採訪與寫作過程中，以及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始終支持與鼓勵我的親人與朋友，對於他們給予我的許多幫助，永生難忘。

最後，我最需要感謝的是鄭超麟、黃鑑銅、杜畏之、王國龍、周仁生、周履鏘、趙清音等眾多的托派朋友，他們有的已不在人世 (願他們的靈魂在祖國土地上安息) ，有的還活在世上，感謝他們接受我的採訪，再一次揭開已經日漸平復的創傷，讓我真切的了解了這一段歷史，讓我懂得了人生的苦難與生活的艱辛。他們用一生的苦難，點燃了生命的光亮!他們以自己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一個最樸素的道理：生活是美好的，而生活下去就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