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部書的意義，在作者的《跋》裏全文引錄的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專家，著名的托洛茨基傳記《先知三部曲》的通讀審定者鄭異凡先生的審讀意見裏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了，無須我在這裏贅言。我不是這一領域的專家，只能以作者吳基民先生的朋友身份，發表自己閱讀后的感受。吳基民先生曾經在上海文史館工作，他有機會得以親聆許多歷盡苦難然而劫後殘存、信念不改的老托派分子的講述，這批人所遭受的磨難，尤其是在1952年12月22日全國
“大肅托”以後的遭遇，幾乎是一個無人所知的秘密。這些被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重見天日，不是要引起今天對那段歷史一無所知的人們發出廉價的感嘆，甚至也不是要對這些受難者給出一個遲遲未來的公道。
從實際意義上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現代史上風雲際會的托派精英們都已經先後作古，殘留在中國大陸苟延殘喘的托派分子已經是極少數了，作為一個冤案的平反已經失去了普遍的意義。那麼，我們究竟能够從這部書裏讀出些是什麼?
中國的托派是一個有堅定信念、理想和奮鬥目標的黨派組織，他們也同樣為了在中國實踐社會主義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犠牲了大量的愛國志士的寶貴生命。他們與第三共產國際的矛盾並且波及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實踐中的內部矛盾與衝突。在今天，第三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路綫使中國革命帶來慘重的損失，早已經成為黨史研究領域的常識 ;斯大林在蘇維埃建立政權以後犯下的罪行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遭到了蘇聯共產黨的清算，可是我們黨史研究者對於這些錯誤導致的中國黨內的分裂以及托派的形成，却始終沒有作出應有的反省。更令人扼腕的是 (我們從這部書中所描寫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些革命運動中的分裂與衝突，后來給托派個人命運所帶來的打擊遠遠超過了他們真正敀敵人、他們所要推翻的資產階級政權對他們的迫害。
近幾年，中國悄悄出版了一批有關托洛茨基事件的著述。如布拉諾夫的《被篡改的列寧遺囑》一書，用細密的材料分析的手法揭示了斯大林篡改列寧遺囑，打擊托洛茨基的陰謀活動 ; 更不用說像伊薩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所揭示的驚心動魄的政治陷害和恐怖謀殺。不幸的是，這種建立在陰謀陷害之上的打擊政治對手的手段，在中國共產黨內打擊托派的鬥爭中也學會了。最經典的例子是王明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然說的話：“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1)
既然明知不是偏要說是，這就是政治誣陷，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曾任第一屆到第五屆的黨總書記，對自己黨的領袖 (即便是犯過不能由他自己負責的錯誤而下台) 尚且如此絶情，整個托派冤案的迫害也就一斑窺全豹了。
但是這種誣陷的故事還沒有完，現在一般闗於陳獨秀的研究著作裏都把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陰謀歸咎於王明、康生一伙推行斯大林極左路線。據說原來延安的中共政權與陳獨秀在出獄後還是可能建立某種合作的闗係，正如夲書寫到的，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延安
《解放》
周刋上有一篇
《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
的文章委婉地提出，只要陳獨秀認識錯誤，還是能够“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裏。”但緊接着是王明康生等人從蘇聯回到延安，就在上面說到的那個會議上，王明聲嘶力竭地叫嚷：“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却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
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2)王明說的話，可能是針對了
《解放》
周刋發表的那篇文章，所以康生就在1938年1月28日和2月8日的
《解放》周刊上發表長文，卑鄙誣陷陳獨秀是日本間諜，冤案從此做成。但王明說斯大林的威脅倒是實情，即使陳獨秀與中共黨在抗日戰綫上達成了某一種合作，也是一定會被斯大林的魔爪所破壞，可能還會殃及更多的中共黨領導人，釀成禍害更大。而
《解放》
周刋上的
《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的意思，與中共領導原先要求陳獨秀公開承認錯誤等三項條件是吻合的。雖然也是明知陳獨秀不會接受，多少是暗示了中共領導人對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有顧忌之心
。但是，事情的背景似乎出乎意外的複雜，在王觀泉先生的一夲至今還沒有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的陳獨秀傳記
《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裏，披露了一個更加令人迷惑的信息。其實早在1936年10月5日巴黎出版的中共機關報
《救國時報》59期開始，就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誣蔑
“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而這些報道的主要依據，竟是1936年馮雪峰從瓦窑堡來上海，8月裏用魯迅的名義所寫的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裏的幾句質疑托派的話。這樣把魯迅拖進了反托派的圍剿裏去。王觀泉先生悲憤地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 “1936年8月，‘雙十二’事件未發生，國共合作抗日還只是輿論，或者說，還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密議之中，更無從測度盧溝橋事變
;
更距康生撰文誣陷陳獨秀是漢奸足足一年半，陳獨秀還在國民黨監獄中替共產主義坐牢尚欠整整一年，馮雪峰就帶了要把陳獨秀定為漢奸的使命從陝北趕到了上海，借用魯迅之命封住了陳獨秀的嘴。”(3)王觀泉先生凜然的悲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馮雪峰誣陷托陳派為漢奸的言論是一時的任意發揮還是特殊的使命，還需要進一步的尋找資料，但至少，王先生的發現，是早在1936年陳獨秀還在國民黨監獄裏服刑時，他的對手已經在陰謀把他推向漢奸的萬劫不復之中了，至於王明康生之流後來的卑鄙行徑不過是推波助瀾而已。
大革命期間，明明是共產國際一再壓制陳獨秀的正確的獨立自主的主張，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綫，導致了1927年國共分裂時手無寸鐵的共產黨組織遭到慘敗，陳獨秀自己的兒子也犧牲在這場慘案中。陳獨秀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的事件後，再三向蘇聯顧問和蘇聯政府請示，保留五千支槍武裝自己，都被共產國際的老子黨斷然拒絕。但是當1927年的慘敗後，陳獨秀却成了共產國際的替罪羊而被抛棄。在這種政治局勢和個人遭際發生大變動大逆轉的狀況下，陳獨秀和他的戰友們從斯大林與托洛茨基闗於中國問題的不同思想理論中選擇了後者，沿着他們自己所理解的革命的道路進行探索和實踐。歷史不能重新來過，斯大林主義被清算也不等於托洛茨基主義就一定代表着正確路綫，一定會引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成功。但是作為一種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尤其是直接指揮了蘇聯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的偉大人格，及其大量忠誠於革命的追隨者的悲慘命運，他們的悲劇永遠是值得後人理解和深思的；同樣的理由，我們對於中國的真正忠於自己理想和信念的托派們，對於他們所遭受的夲來不應該遭受的誣陷與磨難，是否也應該持一種同情的理解，或者認真的反思呢?
因此，在我讀吳基民先生的這部書稿後，深深感到，如果這些材料能够引起中共有闗方面仿效前蘇聯共產黨政權在上世紀80年代為托洛茨基冤案平反一樣，明智地解決中國的托派問題，實際上是為自己的歷史挽回某種榮譽。書中介紹中共老資格的幹部、堅定不移的托派分子鄭超麟先生在八九十歲的暮年，按照組織原則，一次次地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上書大會要求為中國托派組織平反。他戚然地說：“我這個請求，不僅是為我們受冤者着想，而且是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着想。――國有冤獄，尚未平反，是當國者的耻辱。”斯言者誠，直逼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的良知，是不容回避的。一個獨立自主、有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該正視自己的歷史，糾正歷史條件下的偏見與錯誤，以寛容之心對待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只有這樣，這個政黨才有可能在當今世界的複雜形勢下擔當起實踐馬克思主義偉大理想的中流砥柱。用事實來証明――正如托派分子樓國華在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序裏所說的――
“要讓廣大勞動群眾知道，斯大林主義的崩潰絶對不等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破產。”(4)
2008年3月16日
註釋：
(1)(2)：張國焘《我的回憶》第三冊，422頁：轉引自魏如信《陳獨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18頁。
(3)：王觀泉《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自費印刷本，320頁。此書由台灣業強出版社的刪節本，因刪節太多，筆者還是願意引用王觀泉先生的自費印刷的完全本。
(4)：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樓國華序，7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