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際形勢的解說

弗朗索瓦。薩巴多

這份報告已提交給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2009年10月17日會議討論，以期在第四國際第16屆世界代表大會上作討論。它代表2008年11月15日的國際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危機評估”的繼續，“危機評估”這份報告已發表在《國際觀點》上。【編者按：這份報告已由本刊譯出並刊登於本刊上一期，題為《經濟危機多方面地決定整個世界政治》，原文本無「經濟」，為本刊所加上。】

國際局勢的特點依然是一個全面多層次的危機---經濟的，社會的，與糧食有關的，以及生態的 --- 它在動搖資本主義世界。儘管有“經濟衰退在結束”或“危機在消退”的說法，世界經濟的現實仍然取決於主要矛盾，這些矛盾導致危機中的“蕭條”，大規模的失業，劇增的貧困（超過10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和日益增加的生態災難危險。

從分析的角度看，全球化資本主義所經歷的持久危機的目前短暫發展包括一些不確定因素。當然，全球經濟危機的速度已經放緩。一個普遍的經濟衰退（美國和歐洲的-3 %至-4％的負增長，以及全球的-1％至1.5％的負增長）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10年預測是“輕微復蘇”，預計其增長速度為3％。這些指標首先反映的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復蘇（7％，即使它含有的一系列矛盾），與美國約1.5％的“軟弱”增長以及歐元區0.3％的非常低增長率，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美國與歐洲，其實這些“小復蘇”代表危機放緩。首先，這是國家大規模干预撐起國際銀行系統（從而允許投機泡沫重新膨脹）的結果，特別在西歐，是所謂“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即所有公共援助和社會保障設施的作用。它還涉及資助購買諸如汽車那樣的產品。

這種來自國家的大規模和部分協調的干预，說明了危機為何以及如何被遏止住的。這是當前危機同1930年代危機的巨大分別。

但是，全球公共財政的這些支持機制在過去12個月的影響一旦消退，經濟將再次面臨一系列短期的和結構性的問題。

在綜合因素的層面上，國家和政府都面臨著爆炸的公共債務，銀行並不總是知道它們帳戶上的“有毒產品”的範圍程度，面臨它們的公平性問題。因此，有毒資產仍然多於那些已經貶值的。新的投機性螺旋上升和新有毒資產的發現，兩者的組合可能導致新的股市崩盤，震盪整個經濟領域。最後，失業和工作無保障性，結合它們的一切破壞性社會後果，將加重對社會力量關係的壓力。

在結構方面，局勢仍然進退維谷：它的特點是新自由主義體系的意識形態危機和廣泛資本主義政策的繼續實施，以及同一矛盾的再度發生。危機的深度導致統治階級針對數百萬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部署新的攻勢。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一個資本主義積累的新模式用來恢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下降的盈利率。在一連串工人失敗的基礎上，工薪階層的價值份額被壓縮，剝削條件和剝削比率上升，公共服務業私有化普遍實行，社會關係的調節被放鬆，公共預算減少，以及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結構調整計劃。所有這一切都被納入市場的全球化，而且勞動力的全球市場的法規趨向統一，把工人置於互相競爭的境地。

就像所有統計數字表明的那樣，是利潤恢復而不是生產性投資恢復。這些利潤指向更有利可圖的產品，比如金融產品。正是這個運動引起了北美和歐洲所有行業和地區去工業化，以及/或者搬遷，特別是移向亞洲，首先移向中國，後者已成為 “世界加工廠”。因此，世界經濟“金融化” 的總體過程啟動，從而擴大了業已存在的“虛擬資本”。同時，這些機制使得在世界經濟的中心，美國和歐洲，設立一系列的公共和私人的債務重組。

因此，一時之間，公共和私人債務政策為這些扭曲做補償，直到危機爆發。儘管工資下降，家庭負債卻維持著消費水準。儘管它們的工業基礎在萎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美國的債務，允許他們靠信貸生活。債務推遲了危機的普遍出現，至少延緩到2007-08。

隨著資產或生產部門的大規模貶值，已經崩潰的重組有：銀行的破產和重組，裁員，以及企業關閉。危機的整個發展及其機制再一次確證，它不只是一個金融的或銀行的危機。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全球危機，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實施的恢復利潤率的所有機制造成的。

1.4.資本的新攻勢：“像以前一樣，差不多肯定會更糟糕。”

危機時期，勞資衝突加劇。在維護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地位的同時，統治階級必須遏制危機。該系統不再能一如既往地運作，但對資本主義利益的保護，促使政府繼續並深化同樣的政策。

誠然，通過20國集團聲明，已採取措施，“控制”避稅天堂，“框正”銀行體系的運作，“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來拯救一些經濟瀕臨破產的國家的資金。這場危機甚至導致該制度的合法性問題，使得需要到處表明或表態，以圖 “道德化”資本主義。但在言論和行為之間有一個深淵。銀行已從危機和公共援助中獲益，擴脹它們的利潤，傷害生產信貸，而公共援助的本意是幫助生產信貸。此外，投資者正在購買同類型的資產（金融產品，原材料，同原材料連接的貨幣），鼓勵新一波投機的螺旋上升。

事實上，在危機的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正在尋求一個新的攻勢，打擊社會和民主權利，以圖增加對勞工的剝削率並保障利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施政方向，確定了其讓工人和人民為危機買單的方案：

通過增加稅收和減少公共赤字，為債務爆炸買單。在這兩種情況下，受害者都是民眾。

大公司的重組，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失業，就業無保障感的增加，同時加強所有系統的多變性。婦女特別容易受害於危機的後果。根據勞工組織估計，2009年全球將有2千2百萬婦女失去工作。首先是服務業，衛生部門或服裝業的大規模裁員，使她們受到影響。退學，失業，貧困，婦女是世界經濟衰退的第一批受害者。這場危機用來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收益率，重定工作流程，以及重塑市場。2007年1月至2009年3月，在206家上市的歐洲公司中，有126家宣佈了146項裁員計劃。經合組織國家預測，2009年和2010年會有約2500萬的失業者。

－工資的壓力仍然非常強勁。 “復興計劃”首先反映在對銀行和投資的援助上，也即對公司的援助上，但不是工資的增加上。此外，在某些行業或國家中，有一個協調一致的政策降低工資，比如在波羅的海國家的公務員部門，在羅馬尼亞和冰島。

－除非在某些例外情況下，如阿根廷的社會保障制度或日本的郵政服務，私有化得以確定。

危機開始以來的一年多之後，這些指導方針解決了關於經濟復蘇假設的爭論，這些經濟復蘇假設依據的是凱恩斯政策，即通過增加工資，發展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以使需求復蘇。1945年後，對英國銀行的控制遠離國有化進程。有國家干預－一個“新自由主義中央集權”－在面對危機時保障資本主義利益，但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新凱恩斯主義政策，因為在目前的條件和各階級勢力之間的關係之下，它不是統治階級的選擇。

危機後，要在2009年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關係中恢復收益率，這個目標，推動企業領頭人和金融首腦會議增加對工人的壓力，讓所有的生產和經濟組織從屬於追求更多的利潤。總是尋求更多的資本利潤，只能導致工資的緊縮，無保障工作的暴漲，公共服務的拆除，經濟的商品化和金融化。這種邏輯同社會需要的滿足是不一致的。正是這種矛盾鞏固了我們的反資本主義信念。拒絕這個邏輯需要一個重新分配財富的鬥爭，讓大眾階級受益，但也要挑戰資本主義所有制，用社會需求替代利潤邏輯。

正是在這個框架裏，有必要對付生態危機。特別地，正是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結合，使目前的危機有“文明危機” 的一面。同氣候變化有關的問題也表明生態危機的特殊尖銳性。所有科學家的研究結果都集中在到2050年減少50％至80％溫室影響的緊迫性上，以便在本世紀不超過升溫1.5度的固定的“危險”起點。到2020年，歐洲聯盟的“3 個 20％”：-20％的碳，20％的能源效率和+20％可再生能源，低於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規定的要求。

• 除此以外，“綠色資本主義”的項目具有雙重性：第一，有人民大眾買單的生態發票 --- 或設立在“綠色稅收”帽子下面的公共赤字--- 買單的方式是通過稅收制度，該稅收制度繞過大公司建立新市場時尤其是有污染權的市場時的責任。況且，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不能找到生態危機的解決辦法。利潤動機只能導致各個資本相互競爭對抗。任何中期和長期的協調行動面臨同市場邏輯的對抗。能源效率並不只是要求能源消費的減少，一系列企業的再轉換，用可再生燃料替代礦物燃料，而且還要求生產設施的重組，一個只能通過協調和規劃施行的重組，因此，這種重組只能在公共和社會所有制下，而不是在主要經濟部門的私人所有制下進行。

•生態和經濟危機的結合，將加劇打擊這個星球特別是非洲的糧食危機。今天，30億人得不到足夠的食品，20億人患有營養不良和10億人受害於饑餓。由農業出口破壞糧食種植，對原材料的投機，如中國、沙地阿拉伯和韓國這樣的國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購買的幾十萬公頃土地，使糧食生產越來越難進行，並加劇惡化了數百萬農民和人們的生活條件，這些人中百分之七十五是無法工作的農民和農業工人。遠遠沒有解決這些重大問題，遠未克服目前的不平衡和減少不平等現象，糧食危機在加深。

要分析一個持久的危機不能陷入災變主義。應該永遠記住，對於資本主義，只要沒有可以改變其制度的足夠強大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就不存在出路。資本主義可以繼續運作，但是其社會生態的經濟成本越來越難以承擔。要理解到這一危機是“文明的危機”，須要考慮到一個垂死的歷史制度的情況。

這場危機是部分性的全球崩塌。它已確認並規定了世界各地的國家和階級之間的力量新關係。在國際範圍內，重組“危機世界” 的動機已經翻倍增加。

主要的動機是奧巴馬勝利後的美國權力新部署。它甚至是奧巴馬當選的原因和職能之一：恢復對世界政策的控制，即使這並非沒有矛盾，它主要涉及經濟危機（健康，產業結構調整）。突然，美國霸權的“必然衰落”成了話題。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地位。事實上，由於美國工業基礎的削弱和其債務的結果，這一地位在危機發生之前已經削弱了。但是，美國仍繼續保持其在世界關係的主導地位：

a）在政治-軍事方面，儘管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西方軍隊一起陷入泥沼，他們仍保留總霸權。與以往相比，在美國管理下的北約構成了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的強臂。在拉丁美洲，在組成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上遭受到挫折後，隨著特立尼達美洲峰會（一個在美洲大陸恢復美國市場的開放政策），而且還伴隨著洪都拉斯的政變以及哥倫比亞的軍事基地再部署，美國政府重新發力，讓人見識了其在美洲大陸的政治軍事霸權欲望。

b）在經濟方面，美國市場的規模使其能夠繼續佔據世界GDP總值的很大一部分（約25％），儘管它已經下降好幾年了。

c）在金融和貨幣方面，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國際貨幣。它已經削弱了，正越來越多地受到其他企求國際地位之貨幣的挑戰，也受到作為“庇護價值”的黃金的挑戰，但它仍然是國際參照貨幣。美國政府面臨一個矛盾：要麼維持美元在較高水準，這樣就特別要求中國繼續持有美元國債，而美國的出口則受到打擊，或者讓美元競相貶值，使美國產業較有競爭力，美元和美元資產則下降貶值。但是，應該指出，儘管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削弱，美元仍在持守自己。

美國雖保留了主導地位，但也應注意的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即“金磚四國”）的經濟實力的上升，尤其是後者。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世界的比重繼續增長。世界其他地區處在衰退中時，其增長率為6％，而在世界經濟擴張的階段，其增長率超過10％。中國並沒有取代美國。不斷擴張的中國和危機的帝國主義中心之間的 “脫鉤”論並沒有站住腳。中國受創於危機的後果，但並沒有崩潰。現在中國經濟在世界的作用，將取決於它構築內部市場，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工資以刺激需求的能力。如果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中國的動力會放緩。官僚機制，猖獗的腐敗現象，對流動工人的過度剝削，所有這些都給內部需求以負面作用。在全球一級，美國和中國（像其他美國合作夥伴一樣）的聯結關係是既合作又競爭的，但在這個階段，則是合作優先。

也是在這個多極的框架內，我們必須處理與巴西的關係，巴西已成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強權。早在60年代，“次帝國主義”的概念就被引用於巴西，說它是一個帝國主義，但卻是一個從屬美帝國主義的二流強權。同美帝國主義的力量相比，它當然是二流的，但它並不是從屬的。巴西的經濟、金融、社會、領土、能源和軍事實力，使其成為美帝國主義合作夥伴，也是競爭對手，尤其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競爭對手。在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情況中，美國將通過其政治軍事霸權的使用彌補其在全球競爭中的薄弱點。

2.3.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世界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心、

這些國家的利害關係仍然是美國政府的首要戰略問題。正是在這裏，美國在世界的軍事領導力岌岌可危。這些地方有一個損失，整個全球力量關係就會崩潰。這就是為什麼超越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所有的西方列強最後與美帝國主義結成一氣。在這方面的最新舉措是法國回歸到北約管轄指揮下。作為20國集團的補充，2009年4月的斯特拉斯堡首腦會議顯示了這種變化。同時，美國放棄東歐導彈部署計劃，以期設法讓俄羅斯和中國保持中立。

這一地區的政治很好地說明瞭奧巴馬當選以來的美國新政策。一方面，“開放”一些倡議、講話和姿態。在這裏和那裏，提到阿拉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與伊朗的“對話”據說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向以色列政府施壓，要它放慢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的定居點。但事實上，對伊朗的威脅翻倍，美國從伊拉克的撤軍永遠地拖延下去，帝國主義在阿富汗的戰爭力度加倍，而讓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隨心所欲做其想做的事。

帝國主義干预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控制自然資源（首先是石油），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周邊地區的地緣戰略之存在。但是，本地區衝突的目的是維護美帝國主義重新確立其軍事霸權的能力。此外，軍隊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要求，是尊重人民權利並在戰略上削弱帝國主義列強的基本做法。在這個意義上，尤其在加沙事件發生後，我們比以往更加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即：立即停止定居點政策，以色列從1967年佔領的領土撤出，捍衛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園的權利，支持“拆除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以及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猶太人）可以共同生活在完全平等的權利中的政治解決方案”（國際委員會的決議案，2009年2月）的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參加了BDS（“抵制，撤資，制裁”）國際聲援運動，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最後，拒絕帝國主義對伊朗的威脅，絕不能導致對阿麥內賈德政權的支持，而是相反，積極聲援百萬伊朗人的民主動員，反對獨裁政權。這裏，就像每一次衝突一樣，我們的方針仍然是捍衛被壓迫者的利益和鬥爭，捍衛他們的社會和民主權利。

對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帝國主義攻擊，這個大陸仍然是抵抗最激烈的社會。這個大陸反復地受到暴動和社會鬥爭的損傷，正如剛剛發生在洪都拉斯的危機表明的那樣，在那裏，儘管軍隊鎮壓，這個國家50年來第一次出現了廣泛的反對政變陰謀的民眾運動。鬥爭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委內瑞拉，阿根廷，或者玻利維亞工人的罷工鬥爭，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的反帝運動，或者安第斯國家和中美洲的土著運動，社會和政治的抵抗是存在的。應特別強調土著問題的新動態。成千上萬的印地安人已行動起來捍衛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自然資源，他們的生活方式，要避開跨國公司和掠奪者的覬覦狀態。同時，伴隨著對人與自然的某種平衡的重視，他們可能會成為保護“社會公益”和“較好生活”的鬥爭的一個參照點。但面對這些事件，統治階級並沒有無動於衷：面臨墨西哥、洪都拉斯、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委內瑞拉的社會運動，他們既同巴西勞工黨（PT）這樣的黨合作，也與阿根廷庇隆主義黨（即使以同它較為衝突的方式）、烏拉圭廣泛陣線、巴切萊特的智利左派或薩爾瓦多左派合作。

-墨西哥、洪都拉斯、哥倫比亞、秘魯的右翼和極右翼政府，以及表達玻利維亞、委內瑞拉、或厄瓜多爾的資產階級團體之冷酷反對的右派，這些資產階級團體沒有放棄推翻查韋斯和莫拉萊斯政府的企圖。今天，這些團體所處的進攻態勢，受到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和政治首腦會議的支持。洪都拉斯政變，特別是哥倫比亞的美國新基地的設立就是它的證明。

－第二類的政府，各色各樣，由巴西、阿根廷、尼加拉瓜、烏拉圭、巴拉圭和智利做例證。這是社會自由主義的政府，尊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般標準，尊重與大鄰居美國的合作關係，即使其相處方式是有衝突性的，比如巴西的盧拉政府。在這個集團中，我們發現巴西得力於其規模，自然資源，其經濟力量，占居主導地位。還必須指出的是，一般而言，對於看到自己的社會政治基礎萎縮的社會自由主義黨派來說，全世界的社會自由主義經驗都未有好結果，但這不是盧拉所領導的巴西的情況，在巴西，“家庭補助”的政策給了勞工黨政府一個真正普遍的民意支持。

－第三類政府，受到古巴的支持，以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為例證。我們實在必須區別每個國家的勢力和事件的動態。這些政府奉行的政策有：同美帝國主義的部分決裂，有利於社會化計劃和最貧窮社會階層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對社會運動的支援。我們站在他們一邊，反對美帝國主義。圍繞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新概念的經驗，產生了辯論，我們從中學得東西，捍衛我們的建議。但是，我們應當重視每個經驗的具體情況。如果查韋斯和莫拉萊斯依靠的群眾運動帶有玻利維亞社會運動的強大壓力，並且伴有委內瑞拉更加“波拿帕主義”的關係，那麼最近的事件表明，在厄瓜多爾CONAIE（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合會）土著運動和科雷亞政府之間有對立。這些國家的政府和群眾運動之間的關係，構成了今後對於這些經驗的重大考驗。但在其背後仍有一個關鍵問題，即與資本主義決裂的程度，同其利潤邏輯，它的金融關係，所有制以及危機決裂的程度，以及同打擊這些國家經濟基礎的危機的破裂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迄今為止，這些國家的政府並沒有抓住危機機會，大力推動同資本主義及其“掠奪式生產至上的模式”的決裂。

面對美國的反彈和金磚四國的崛起，歐洲已經見到其世界地位的惡化。這場危機打擊了舊大陸的經濟。一些特別因素使事情變得更糟。歐洲聯盟的政策制訂方式結合了其主要經濟體的不同機制 --- 英國金融，法國貿易赤字和德國的工業出口 --- 導致它的反應方式是局部片面的，並沒有真正協調的政策。多年來一直強調“自由和無扭曲競爭”主張的歐盟條約，有利於金融化進程而傷害產業政策。歐洲，特別是法國，已經發生非工業化過程。失業正在急速擴大。同時，歐洲國家的債務和財政赤字在危險地增加。

到了東歐，一些國家的經濟強烈地依賴國際銀行系統，它們只有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援助輸液而活下來。已實施的政策---匈牙利，波羅的海國家和羅馬尼亞延伸到了對公務員減薪的組織 --- 充分說明了這些國家的危機深度，以及它們的環境危機的深度。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內部的矛盾將更加突出的緣故。保護主義的誘惑有可能會出現在這裏和那裏，但這不是歐洲資產階級的根本選擇。他們選擇了全球化，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並沒有加入像“歐洲資本主義” 這樣的共識。相反，是各國經濟和多國經濟之間相互連接的利益，決定了基本準則。從而全球競爭可以擴大跨歐洲內部的競爭。

最後，在此危機持續的情況下，右翼把經濟進攻同政治攻勢結合起來。除了希臘和瑞典以外，最近的歐洲選舉證實了這一趨勢。法西斯主義或半法西斯勢力也趨於增加他們對國家政治局勢的壓力。

就在同一個運動裏，特別聚焦於反移民政策的專橫方案得勢得力。全球化和貿易的增長，由北方造成的南方貧困，生態或糧食有關的災害，造成人口眾多的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的人口大規模轉移。危機加劇了對移民的剝削和壓迫的現象。種族主義運動使他們成為替罪羊。這必須由勞工運動作出反應，推動保護移民權利的政策。

更普遍地，正在以“反恐鬥爭”的名義，制訂針對鬥爭和社會運動的刑事政策或壓迫制度，建立檔案，監聽系統和黑名單，毫不尊重民主權利。

所有這些緊張情況，甚至會越過社會鬥爭的迴圈，可能導致政治或憲法危機的爆發。

一個《歐洲憲法》的專案，由里斯本條約通過，目的是在這一框架內，讓歐盟組織發揮部分的強化權威（強勢總統，單一的國際代表權，等等）的作用，在國際層面上，實行集中的沒有民主（即使是形式上的民主）控制的歐洲政策。成員國保留在這種形式上民主的憲法框架內，使得這樣的歐洲決定面臨越來越空洞的意義，這個決定就是：以歐洲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協商為基礎，“制定”國家政策。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歐洲聯盟（即“小國”服從“大國”），人民被剝奪了任何甚至是形式上的議會干预權，而這個權力在憲法構築過程中是有的，這一點反映在第二次愛爾蘭全民公決的結果中。最後，面臨歐洲聯盟的計劃，為了一個服務於工人和人民的歐洲，基於對社會和民主權利的保護，反資本主義左派必須捍衛國際主義傾向。

1929年的危機經常被用來作為參考，評估目前的危機程度。在社會和政治層面，20世紀30年代也可能成為同現階段做比較的參照點。社會和政治衝突不是那麼殘酷。社會減震器緩減了對抗。有人用 “緩慢運動的1930年代”的說法形容目前局勢的特點。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在雇員，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和民粹主義，獨裁，仇外右翼之間，競爭卻開始了。左翼和右翼各有一個極端。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之間不存在機械關係。

在各個勢力的社會和政治關係的惡化已經超過10年的情況下，這場危機出現了。工薪工作者經歷了重組過程，這個過程把勞動力個人化，從結構上削弱了工人的集體組織。傳統的工人運動經歷了一個不爭的下降。這一危機將加劇這些結構調整的進程，同時也會導致一些新的問題。不過，為了抵抗危機，組織和機構中的支援點已保存好。在這個危機的第一階段，焦慮是普遍的，失業的恐懼重壓著工人的集體鬥志，但他們沒有意志消沉或被打垮。新的一代正出現在第一波的罷工運動中。對危機的抵抗已經興起，只不過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和力量關係，抵抗的興起是部分的和不平衡的。但危機早期階段的社會政治影響並不能扭轉局面的基本趨勢。失敗已經見於一些公司的成百上千的裁員中。總體而言，雖然在很多情況下有真正的社會抵抗，資本主義的重組計劃已經在實施。而非常苛刻的新攻擊正在到來。

因為傳統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對所有行業的工薪工作者的解散或迷失負有主要責任，這種局面會更加困難。工人難以知道如何迫使他們的雇主和政府回頭。傳統的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組織的選擇必須順應統治階級和政府的政策，以應對危機。有一個關於復蘇計劃的容量和層面的討論，該計劃涉及這樣或那樣的有關銀行體系重組的措施，但總的來說，歐洲的社會民主是蘊含在歐洲聯盟的計劃中的。歐洲社會黨（PES）的宣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例如，甚至沒有為凱恩斯改革派的選擇方案做過任何的力爭。這場危機加速了工人官僚--- 工人運動中的社會特權階層 ---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體制化。

這也加劇了社會民主黨的危機。社會黨的社會自由主義演變已經破壞了他們很大一部分的社會基礎和人民政治。但衰落愈演愈烈。在上屆歐洲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遭受了淨虧損。德國和葡萄牙最近的議會選舉確認了這一趨勢。2005年至2009年社民黨失去了近450萬的選票。葡萄牙社會黨在上次議會選舉中失去了9.5％的選票。我們不能排除這樣或那樣的“向左轉”傾向容忍這些損失，但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大組織對資本主義危機管理迫切性的進一步適應，是主要趨勢。因此，在德國社民党與基督教民主聯盟大結盟後，法國社會黨準備與中右派建立聯盟。這一運動是更廣泛進程的一部分，在該進程中，社會民主黨裏面興起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超越“舊的社會黨”，並同這些政黨的工人運動的剩餘歷史決裂。這是義大利左派的動態，前義大利社會黨（PCI）的所有部門正在演變，意欲建立一個美國民主黨式的政黨。

在這個過程中，綠黨和環保主義者發揮積極作用。得益於人民對生態危機的合理關切，特別是在法國和德國，他們的政治作用不斷增加。總體上，他們的方向適合一個關於傳統左派，中間派和環保主義者大聯盟的觀點。

這種情況為危機中的民主左派打開一個空間。這就是葡萄牙左翼聯盟和德國左派在上次選舉獲得突破的意義，是像丹麥紅綠聯盟，愛爾蘭左派這樣一些組織了對里斯本條約說‘不’運動之組織的重要意義，也是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的重要意義。

雖然這種現像是全球性的，但基本的左翼形勢在各個國家是具體不同的，特別是從歷史、勢力關係和選舉制度的角度考慮，更是如此。實質性的政治分歧也存在於各黨派之間，有的決定與資本主義制度決裂，有的則明確捍衛其對於社會民主黨的獨立性，還有一些黨的專案則涉及對於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及其規章的管理。拒絕參加具有社會自由主義性質的地區或全國政府是一個明確的標準，它同獨立於傳統左派舊組織，重組和重建社會運動這個遠景的要求，也是生死攸關的。在有激進左翼參與的社會民主黨或中左政府的國家，它已被社會自由左派孤立。資產階級體制的吸引力強於所有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宣言。這就是與德國左派領導進行討論的意義。

左派聯盟的發展是德國左翼的一個進步，但其領導人所採取的方向 ---在綱領層面（回到“社會福利國家”，“福利國家”）和有關社民黨同議會和政府結盟兩方面 --- 是對德國工人運動重組的重大危險。不僅在左派聯盟中，而且在整個德國社會和政治左翼中，建設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左派，仍然是歐洲的關鍵問題之一。

最後，歐洲的這個激進左翼現實比以往更需要一個組織反資本主義左派的承諾，特別是通過舉辦會議、辯論和共同的活動把反資本主義左派組織起來。

危機深度給出了新的緊迫性，要做出反資本主義的反應。 “不是工人和人民，而是資本家，應該為危機買單！” 這是在所有反對資本主義危機影響的抗議中出現的呼聲。我們還能給民眾的這種願望以什麼內容？

首先是一個反對裁員和縮減工作的緊急社會生態計劃，通過維持工作合同以及維持由公司、雇主職業部門或者失業及半失業狀態保證的收入，來禁止解雇，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少工資，增加工資和購買力以及退休金和養老金，保護和更新公共服務，捍衛婦女權利--- 反對一切歧視，打擊針對婦女的暴力，爭取婦女的墮胎權和職業平等權，一個聚焦於生態優先重點（節能，可再生能源，防止環境污染，公共交通，社會住房，在有用的社會環保活動中創造就業）的公共工程的重大政策。

滿足這些條款，需要對財富做不同的分配。如果數千億美元可以在一夜間釋放出來，那麼金融、工業和銀行的利潤和大財富就一定能夠被徵稅，以便資助就業、工資、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美國和歐洲都許可的，在一些國家或領地蓬勃發展的避稅天堂，應被清算。防止財政傾銷和對公司利潤徵收均勻高稅率的簡單措施，必須執行。

但危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誰控制，誰決定，誰擁有？這是公眾和社會的撥款問題。有必要建立一個一般的法律：讓公共服務免於競爭規則。建立戰略性公共服務的公共壟斷。對私人所有的關鍵經濟部門，我們反對這些行業的公共和社會的所有。根本的解決辦法必須要重組銀行體系。銀行和金融部門必須在民眾的控制下統一和國有化。

最後，經濟和生態危機的結合導致一項必要做法：改變資本主義邏輯，用社會需要代替利潤和生產主義。這需要整個經濟行業，比如汽車、武器或核電力行業的轉換，以滿足社會生態平衡的要求。 “共同利益”將是一個平衡的生態社會主義目標，它賦予民主規劃一個中心。

在當前各勢力的社會關係中，這些目標似乎無法實現。但是，危機把根本的解決方案放到了議事日程上，這些方案會同統治階級發生對抗。這場鬥爭需要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動員。關於局部鬥爭、整體運動和總罷工之間的關係的辯論，再次提上議程。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者必須把實際群眾運動的整合、行動的統一、鬥爭的建議和整體社會主義的反應結合起來。爭取局部的改革和社會變革的計劃，提出了關於權力的問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經常批評激進的左派，說它不做實事也不承擔責任。為了駁斥這一指控，反資本主義分子必須證明，他們正在努力為一個廣泛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運動創造條件，要讓這個運動出現在政治舞臺上，推出一個實行社會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綱領的民眾政府。這個與資本主義決裂的政府的遠景，需要堅定不移地不參與社會黨或中左派的社會自由主義政府。

最後，所有這些鬥爭，必須要從一個社會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觀點，著力於展現另一種社會替代計劃的廣泛輪廓，一個生產和消費的新模式，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民主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