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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香港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主因之一是缺乏民眾的廣泛參與。民眾未有廣泛參與的因素很多：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和殖民地封閉體制固然是原因，而中央一再設限，且得到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呼應，更令香港市民有很高的政治無能感，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地民主運動往往停留在表面的代理層次，未能令民眾透過親身參與來實踐理念、進行反思，令他們明白群眾的力量，可以改變政府政策及改善自己的生活，從而認同民主的好處，以至在七一大遊行的激情過後，民主運動便無以為繼。

如今，我們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關口，因為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在拖延了足足一年之後，終於要為2012政制發展的中途方案進行社會諮詢。然而，頹敗至亟復甘願當奴的特首，已經發話，這方案將完全與2017及2020年的普選無關。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完全無助於港人達到最終雙普選的政制爛方案，我們已無可選擇要進行抗爭。

二十年來，民主派用盡所有方法爭取民主，較重要的包括維園八八直選集會，《基本法》草擬期間及八九民運之後，多次提出增加民主成份的政制方案，2003年2004年兩次50萬人上街爭取還政於民，以至2005年12月的爭取普選大遊行。然而，過往爭取民主的方法都效果不彰，民主進程裹足不前，民主派需要考慮提出進一步的有效行動，「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目前最可行的出路。

二、本土民運篳路藍縷

在我們考慮是否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應對這個歷史局面之前，且讓我們先行回顧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發展。

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發展，首先得力於民間社會對殖民地港英政府種種無理壓迫與剝削的不斷抗爭，這也與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成長有密切關係。從1956年的雙十節暴動；到1966年４月４日蘇守忠以絕食形式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到1967年渣華郵船公司、南豐紗廠、青洲英泥、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等因解僱職工引起工人強烈抗議，進而演變成香港左派的大規模恐怖襲擊與暴動；到1968年1月20日，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舉行「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掀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再到1973年9月2日，數千香港市民在摩士公園舉行「反貪污、捉葛柏」遊行；迄1978年的金禧中學封校引發抗爭事件；這一切事件，雖然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義成分，但對本港社群的認同及關懷從而引發對當權者的不滿與抗爭，是非常明顯的。

在這一切運動中，本港學生的參與非常重要。「火紅年代」一詞，正是源自1968年的法國學生運動及後來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當時這些學生運動，驚醒了香港的大專學生，令他們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投入了社會運動……當時不少大專學生都投入這些社會運動中。

但自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香港的青年學生終於從國家主義的狂熱與迷夢中清醒過來，開始以理性批判的態度看待中國的發展，也將精力集中到本港社會政治的種種問題上。1978年金禧中學封校引發的抗爭，與及隨後的艇戶事件、露宿者事件及葵盛圍鼠患事件等，一再顯示出年輕學生成為參與社會改革的中堅動力；尤其是金禧中學封校，事件聳動全社會，激發中產市民的義憤，支持師生於主教府門外靜坐請願長達多月，可以視為本港民間運動全面面向本地問題的分水嶺。許多畢業生紛紛成為社運分子，其中不少今天仍在我們中間，成為民主派的中堅分子。

踏入八十年代，回歸問題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主議題，本港民主運動的發展，也開始從對應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專權统治，漸漸蛻變為爭取97回歸後港人的人權保障及民主自治。1988年的「爭取全面直選運動」及百萬人簽名「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事件，可被視為轉向北京當局爭取民主權利的典型例子。而到了89年，波瀾壯闊的北京愛國民主運動再一次喚起了香港人的愛國心和對國內同胞民主人權的關注，令本港的民主運動與祖國民主運動連繫起來，休戚與共。

港人支持89北京民運，已不再是七十年代初受中國官方策動與認可的「認識祖國」活動，而是由民間自發、與祖國廣大人民認同的民間民主運動，它為在親中路線失落後的本土學生運動重新找回了支點，也促使了本土公民運動中的精英分子向本土的政治運動過渡，形成了今天香港立法會內的民主派。

然而，北京當局也是自89年六四慘案之後，開展了長達二十年拖延香港民主發展的過程，不單為了有效管治香港，也為了有效阻截香港的民主發展對中共政權造成衝擊，令本地民運發展充滿陰霾。

北京中央政府在回歸後的香港政制安排上重重設障，將一個僅得薄弱民主成份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寫進《基本法》中，致有91年香港市民火燒《基本法》定稿的壯烈之舉。雖然其後英方為了西方的利益強行加快97過渡前的政制民主化，而民主派人士也加快整合成民主黨，但本地民主人士已經開始軟弱下來，對為人民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和權利變得怯懦，致有95年立法局全面直選的議案，因民主派議員一票之微的退縮而功敗垂成的敗案！而97年7月1日午夜的鐘聲一響，回歸前最後一屆，也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民主化的立法局隨即解散，由一個中共欽點且全權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而代之，並將自92至97香港政制民主化的立法成果全部取消，還原多條惡法，重新收縮香港的公民空間 (Public or Civic Space) 至80年代的水平。

三、回歸祖國民主倒退

中央政府這種推倒重來的策略，再加上它在《基本法》中設限，令回歸後的香港社會猶如孫行者戴了金剛箍，在緊箍咒下動彈不得，公民空間大受拘禁。中央政府只集中統戰香港的權貴商家，《基本法》內訂明的政制無不偏袒他們，令裙帶資本主義得以維持。在這政經脈絡下，產生了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功能組別佔立法會一半總數、分組點票、行政主導等不義的制度。

九七後的香港，彷彿仍然處於殖民地時代，只是換了主子而已。決策權力仍然高度集中在非民選的特區政府行政部門之內。民選議員不單權力有限，其議席也只佔立法會的一半，而這個局部民選的立法會的政策制訂能力，更受到分組點票及有限提案權的掣肘；在分組點票制度下，立法會不過是橡皮圖章。此外，英人遺下的諮詢架構，也在長官意志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逐漸失效，令民意更難影響政府施政，遂令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立法會以及各政黨，日漸產生失望的情緒。顯而易見，期盼在不公義的建制內爭取民主，或希望專權的政府落實香港民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回歸十多年，香港人擁有的自由不斷受到侵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七一後名嘴封咪、取締民間電台以及廣管局干預港台編輯自主的方針，令這些公民自由受到嚴厲的挑戰。現時香港社會真正獨立的媒體少之又少，而大氣電波卻遲遲未開放。

同時，香港社會發生了一連串重要事件，為香港這個特殊城市的新殖民地歷史，烙下了特殊的印記，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03及04年7月1日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的日子， 06年底及07年中本土青年人發起反對拆除天星及皇后碼頭的行動，並因灣仔利東街的清拆引發就市區重建的抗爭，與及09年六四廿週年破紀錄的二十萬人參與維園燭光悼念會等等，這在在反映民間公民社會的潛在力量仍然強大。過去幾年，對市區收樓重建、新界收地基建、政府賤賣領滙、古蹟拆卸的反對運動延綿不斷，一群群在議會建制外的民主及公民運動鬥士已經形成且愈趨成熟。

這也預示了回歸後的香港社會，開始「兩條腿走路」：已經進入主流或官方認可的政治架構的公民運動人士，即現今立法會內的泛民主派，要在議會內與北京當局操控的特區政府及議會內的大小保皇集團進行抗爭，令其少做官商勾結和中外資本勢力勾結的壞事；而另一方面，議會外仍有大量民間人士在各個層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喚醒香港市民關注自己的切身權益是否受損受制，另方面也以非黨派的中立角色努力開拓與擴闊公民空間。

四、七一遊行波瀾壯闊

倘若沒有89年前後兩次一百萬人上街，香港人在03年的七一，也可能欠缺了那份自我想像，可以衝破全民一起上街的心理關口。但從長遠的背景來說，03七一也是承接了香港自二次大戰以後長達60年的公民社會運動的歷史。

當被認為一直以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自居的香港人，不理高溫奮力擠進只為被警方數算人頭時，亦揭示了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本土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起不到帶頭的作用。這是自98年市民將民主派重新送進議會後議會民主派的重大失職。七一大遊行竟非由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發起，而是由「七一連繫」蛻變而來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也非由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鼓動，而是由香港各種民間力量，不單是傳統的社運組織及民運活躍分子，更包括資深傳媒人、律師、記者、醫生，全都出來高調鼓動，才促成超過五十萬人上街。

而且，當遊行人數遠超乎想像，當人民力量充分展現出來的時候，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並沒有以更強的姿態迫使特區政府收回廿三條立法。無論在遊行前後，泛民從政者都沒有認真考慮過民間人士呼籲過的集體辭職策略。結果當董建華政府一意孤行要無視五十萬人上街，繼續將廿三條立法草案小修小補後提交立法會，香港自開埠以來英國人締造與留下的高度自由局面其實命懸一線。若非自由黨突然看出順應民意的巨大政治前景而陣前倒戈，廿三條立法草案若通過的話，這六年的香港真不知變成何種局面。

從六年後的今天回望，過去六年不啻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再出發：首先是部份民間人士成功打入議會，並組成新政黨，擴闊泛民主派的政治光譜；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出現新一代年輕的、更為充滿理想與熱情的社運分子，他們在後馬克斯主義時期卻完全不入自由主義的思想巢臼，有自己一套反殖民地主義思考，而他們作出廣為大眾注意的行動，便是06年底的反拆卸天星碼頭抗爭，與及07年夏曠日持久的反拆卸皇后碼頭抗爭；期間更不斷聲援各區的反市建局的「市區強徵土地重建」計劃。從六年後的今天回望，這些新政黨、新青年、新網絡，與及重拾活力的一些社運機構，及許多一如既往默默耕耘的非政府組織，便構成了回歸後，尤其是03年後香港新公民社會的主要畫面。簡言之，03年七一的年輕一代經已成長。

五、北京權者重重設障

但正如北京當局在六四慘案後重重設障，03年到今天，中央政府也繼續給議會的民主派出難題，繼續防範香港的民主發展對一黨專政造成衝擊。它採用的策略，除了在經濟上給港人甜頭外，也在某幾項實質的民憤事件上順應香港的民情，這也可被視為正常的拆彈動作，將一切具爆炸性、可令港人上街的事件清除。除了讓葉劉淑儀倉皇出走，老董「腳痛」下台外，也讓西九推倒重來，讓紅灣半島不拆；讓楊永強辭職……然而人大卻突然於04年釋法，封殺0708年雙普選，繼而在07年，再用「決定」去扼殺2012年雙普選。整體局面可說是一種懷柔式的封殺 (killing you softly, with his bait) 。明顯這是中央政府從背後發功以連消帶打、釜底「加」薪的方式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將訴求的實物目標放給港人，但卻保留，甚至進一步加強訴求底下《基本法》的政治枷鎖。

本來，《基本法》附件二規定，2007年後香港特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對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只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就可以。上述《基本法》條文賦予港人爭取0708年雙普選的空間，於是爭取0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08年普選立法會，成為了民主運動的主軸，甚至保皇黨，如民建聯及自由黨亦曾將0708年雙普選寫入其黨綱中。

但中央政府公然違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於2004年4月6日，出其不意地以釋法之名義改動《基本法》。人大釋法將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完全收歸人大常委，並於4月26日通過決議，剝奪《基本法》訂明港人在0708年應得的民主普選權利，還讓特區政府其後推出一個既無時間表復缺路線圖的05年政制「發展」方案，以各種公開的壓力及暗中的利誘，企圖令民主派接受，造成港人甘願屈服的既成事實。若非港人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令民主派歸隊，這個如雞肋般的05年政制「發展」方案，早已填鴨般填進港人的喉頭之中！

但2005年的政改方案遭否決，特區及中央並一眾親共輿論一直將政制發展「原地踏步」的責任推給民主派，這是一種「明屈」的伎倆，類近於新疆當局「招呼」本港記者的做法。民主派卻苦無良策予以有力的駁斥。面對沒有0708年雙普選的既成事實，民主派只好退而求其次，祭出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旗號，以向市民交代。但旗幟雖在，爭取的策略和勢頭卻付之闕如。中央政府食髓知味，眼見泛民主派對扭曲式釋法沒有作出有力的反抗，於是又再於2007年12月30日，人大常委再作出「決定」，否決2012年雙普選，但為了緩和港人一而再被侮辱與愚弄所產生的可能反彈，中央政府虛與委蛇，拋出了所謂容許港人於2017年及2020年進行雙普選的「期票」，但同時又再一次要求民主派合作，將2017年及2020年雙「普」選能否兌現，與2012的政制「發展」方案能否被民主派接受掛鈎，這無異又是再一次將民主派推到台前，以一個空泛的2017年及2020年承諾，迫使其盡早投降。

香港早就具備雙普選的條件，擁有普及的教育制度、健全的司法制度、自由開放的公共空間等，早於1988年便應實行普選，但是港人的民主訴求一再被打壓，1988年一拖20年至2007年及2008年，現在中央又再拖延十年有多至2017年及2020年，香港人還有幾多個十年？事實擺在眼前，若無法在爭取2012雙普選方面有突破口，港人只會被陰乾同化成一群順民；若無法找到突破口，香港的民主派只會遲早被中和掉 (neutralized) ，雙普選只會不斷被拖延戰術玩弄，香港永無普選的日子。這是中央政府自03年到今天，給民主派出的大難題。

六、五區總辭打破困局

面對這樣一個困局，只有一個行動，能將議會內的民主派及全港市民、民間社會聯繫起來，讓人民可以清楚表達對普選的意願，同時也令議會內的民主派獲得人民意願的授權，去繼續向當權者爭取普選的落實。這就是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藉辭職觸發補選，並在補選中以「2012雙普選」作為單一議題，讓全體選民在補選投票中表態，達到全民公決的目的。這不單足以打破困局，也突顯了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民主運動上所能發揮的帶頭作用，為整個本土民主運動注入新動力。

此做法各國都有例子可援。當每區有一位立法會議員辭職後，五區各有一空缺席位要進行補選，即全港市民皆可投票，而補選是採用單議席單票制，多票者勝。泛民主派在每區各派一候選人，只設定單一政綱-----要求2012雙普選。當選民投票給予泛民主派候選人，即支持2012雙普選，形成實質支持此議題的全民公決。若泛民主派候選人在三個區以上順利當選，或在五區支持票數達到一定的數量，即代表2012雙普選具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會構成重大壓力，同時在國際間也引起廣泛關注。

民主派的力量來自香港市民，民主運動的力量同樣來自香港市民，「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民主運動的一項戰略，透過選票彰顯港人爭取普選的意志及人民力量。「五區總辭」即由五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代表獲六成選民授權的民主派辭職，在香港開埠以來是前所未有的行動，必定引起市民大眾、本地及國際傳媒的關注，對北京當局及特區政府構成龐大的壓力。由補選而衍生的全民公決，是全民意志一種清晰的表達，雖然不具法律效力，但其投票結果具有不可摧毀的道德力量，迫使中央及特區政府正視港人爭取普選的訴求。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可以刺激港人反思民主的價值，從而鞏固及壯大民主派的支持，並加強民主運動的力量。無疑，近年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不斷提高，但是董建華及曾蔭權上任之初的支持度也非常高，及後由於不斷施政失誤才令二人的民望下滑。民主派不得不承認，在政治高壓低下，港人對小圈子特首的施政也存有幻想，民主並未能成為港人最核心的價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若成事，將是近年香港政制發展的重大事件，不論支持或反對的本港媒體不能不作廣泛報導，以往沉默的大多數，也要反思民主與自身權益的關係，正如六四事件廣泛引發港人對民主的渴求。補選過程是全港每名選民可以參與的過程，選民會接收大量文宣，及第一次面對「選事而非選人」的「全民公決」投票模式，這是最好最難得的公民民主教育。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如能實施，將重挫特區政府的合法性 (legitimacy)。五名立法會議員代表全體泛民主派辭職，是在體制內的不合作運動，對特區政府拒絕落實雙普選的嚴重控訴，其目標的正當性毋容質疑。特區政府將政改原地踏步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否決2005年的政改方案，即將進行的政改諮詢，特區政府必然故技重施，聲稱民意支持2017年才落實沒有路線圖的虛幻「普選」承諾。全民公決的結果，是全民意志的體現，具有凌駕所有民調的事實及道德約束力，特區政府不能再以似是而非的民調作狡辯。若全民公決的結果支持2012年雙普選，但特區政府仍然拒絕雙普選，即與全港市民的意志為敵，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區政府必再無的合法性和權威可言。

民主派與保皇黨在立法會的得票比例一直維持在六四之比，唯保皇黨以「地區福利主義」組織鐵票，近年得票率不斷上升。「地區福利主義」透過建立地區組織，提供以親中財團捐獻的金錢為後盾的地區性福利，如平價旅遊、文娛活動、派發節日禮品等等小恩小惠，籠絡選民成為選舉的支持鐵票。2007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敗，連以地區工作見稱的民協，亦難逃失敗的命運，足見「地區福利主義」的成效顯著。泛民主派的主要應對策略是加強地區工作，但由於雙方的財力懸殊，泛民主派依樣畫葫蘆，以己之短攻敵之長，根本不能改變現況。可以預見，泛民主派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前景並不樂觀。區議會議席不斷萎縮，令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失去樁腳，將影響泛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的得票率，蠶食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席。「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有助提升全港市民的民主意識，令一般不理會政治的市民醒覺，這樣才可抗衡保皇黨「地區福利主義」對泛民主派票源的蠶食。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開創香港直接民主實踐的先河。我們不必過分擔心全民公決的結果，即使結果是支持政府的民意佔上風，問題也不大；縱使民主的理想表面上落空了，雙普選的政治目標短期內不能實現，但本港社會的民主化其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因為全民公決得以確立為最直接的民主政治模式，日後便可成為民主運動的利器，直接影響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由是觀之，這至少也是民主派在政治上退一步、進兩步的妙著。

我們必需向歷史，向人民，向自己有所交待，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人民響亮的聲音帶給中央與特區政府

西方政治學經常在思考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政治的利弊：一些有理想的政治家，經常嘆息受制於選票而不能放開懷抱去堅持政治理想；反過來，市民也往往覺得政客們對選民的意願維護得不夠，經常發生出賣選民的狀況。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政治家超越選民眼界的理想、與政治家對選民意願的尊重，真正的合二為一。以政治家的有膽識行動，帶動選民勇於將自己的民主意願，以神聖一票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是一個民主派可以向歷史交待的機會：

「親愛的全港市民，我們以『五區總辭』的方式，將全民公決的機會還給了你們，希望你們與我們一起，清楚響亮地在這歷史時刻，將要求2012雙普選的聲音，傳給中央政府及全世界知道。」

請不要忘記：我們每一位泛民主派議員，都在08年的選舉中向市民許諾會爭取2012年雙普選，會以2012年雙普選為我們的底線。人民選我們是為了實現選民的意志，我們斷不能為了戀棧權位及懼怕中央而不敢抗爭。面對這時刻，我們必須向自己交待，以行動証明給今天及將來的香港市民看，我們盡了作為香港民主過渡受託人的使命。

為此，社民連不計勝敗，已就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公司票投票制度申請司法覆核，這是在遊行示威已不濟事的情況下，在議會抗爭以外開闢的另一條戰線。如此拉闊戰場，目的在維持民主運動於不墮。若然官司勝訴，則從憲制上否定了四分一功能組別議員的合法性。這將會是一場很好看的戲碼。另一方面，我們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方案，這是目前為止最具認受性及代表性，且在現行憲制架構下完全合法的政治行動。

其實，公民黨的張超雄議員，社民連的梁國雄議員，早在2004及2005年已為了爭取0708年雙普選，先後在立法會提出全民公決及全民公決法議案。梁國雄在今年仍為此再接再厲，而何俊仁議員、劉慧卿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等民主派同寅也分別發言予以支持。作為泛民主派，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堂皇又具說服力的理由，去迴避一個我們只要辭掉四分之一議席便可以達成的實質性全民公決。既然現行《基本法》沒設立全民公決機制，既然立法會斷不會通過設立全民公決機制，既然明擺著五區總辭就可以實現全民公決，我們民主派就斷沒理由去迴避實踐它，尤其是有這樣一個現成的可以實踐全民公決的方法，我們卻不去作出應有的犧牲將之實踐給人民參與，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難以向人民交待的。我們不敢(怕得罪中央政府)或不肯(因戀棧權位)去實踐它，卻在橡皮圖章的立法會中贊成全民公決議案，或緣木求魚要求特首辭職及解散立法會，不怕被市民私下恥笑嗎？全民公決絕對不只是說說而已的免費政治午餐！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一個只有贏，沒有輸的行動，因為無論選民的所表達的意願如何，那勝利無論如何也是民意的勝利，而非我們民主派一廂情願的勝利。惟有這樣，縱使人民在補選公投中表達願意接受中央及特區政府的2012年政制方案，中央及特區政府才不致過分玩弄2017年及2020年的普選方案，而令之完全走樣。我們必需向人民交待，將表達人民意願的機會還給人民。

或許有人會問：五區辭職真的能造成實質性的全民公決效果嗎？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若泛民主派輸掉三席以上，立法會三分一的憲制否決權隨即消失；換句話說，市民可以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接受或否決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制「發展」方案。我們的目的是造成全民公決的事實，還政於民，並非企圖預設全民公決的結果。有人會說：「一旦泛民主派輸掉補選，更不利於爭取普選。」我們認為，若市民現階段決定要接受政府的方案，通過實質的全民公決表達暫不爭取全面直選，泛民主派只有尊重民意。所以，我們不怕建制派全力以赴，明刀明槍與高舉普選議題的民主派補選候選人進行對決，只怕他們不敢奉陪。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若能成功進行，且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而獲得民主派以普選議題勝出的結果，對民主派來說將是很大的鼓勵；正如以陳太出戰補選成功阻截葉劉往特首寶座邁進一樣，那將會是一場喚醒香港市民民主普選決心，激勵民心士氣的世紀硬仗。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議題得到選民投票支持，通過了民主派的議題，那就等於昭告天下，香港人清楚地要求民主，若北京當局繼續以各種爛理由「說不」，那麼，阻撓香港民主化的責任，就不在我們民主派是否願意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合作，肯不肯通過那些不倫不類、似有實無的政制「進展」方案；而在於中央政府有沒有聽取民意、重視民意、順應民意，兌現《基本法》乃至《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七、結語

面對中央政府為香港市民及民主人士設的「普選期票」死局，我們斷不能坐以待斃。只有當我們敢於作出有創意的大膽行動，敢於不怕得罪權勢，為了真理甚至敢於得罪中央，才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得以發出先知的有力聲音，打破歷史的規律、革除歷史的宿命，在中華民族全體邁向真正民主政治上，走前一步，向歷史及人民作出應有的交待。

正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當年冒生命危險回到德國抵抗納粹政權時說：「若我今天不回去與人民一起同受苦難，我將來便沒有資格參與德國的重建！」若我們今天在2012雙普選上沒有盡力爭取，我們便沒資格參與將來香港的民主選舉。我們繼續作為香港民主過渡受託人的合法性，端的視乎我們有沒有打好這場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之戰！

是時候邀請香港的人民出場，將球踢回給中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