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坦努樂
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IC）在2009年2月的會議上，討論了丹尼爾•坦努樂起草的關於氣候變化和氣候運動的報告，以下是我們對該報告所作的修改版本。此報告已被用作第四國際世界大會撰寫關於這些問題的決議的基礎。
我們希望該報告喚起其他人的來稿 ― 來自參加了該文本討論的國際委員會成員，或來自從事氣候變化運動的活動分子，尤其是來自研究生態和社會之間的聯繫的積極分子們的來稿。我們期望，這類稿件的出版，有助於集體的反思。
I． 氣候威脅：原因，責任，社會和生態的影響
遭受了環境災難的辛巴威的加里巴湖（民主開放，公共創作）
1.氣候變化是一個沒有先例的事實。
氣候變化是一個事實。在20世紀，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上升了0.6攝氏度，海平面上升了10至20釐米，冰川幾乎處處都後退了很大的比例，北大西洋的旋風暴力增加了，有更多的極端天氣現象，如暴風雨，洪水和乾旱，記錄在案。
這不是一個週期性變化的問題（例如，“厄爾尼諾”現象），而是深刻長期的變化問題，顯示了氣候系統的嚴重總體不平衡。這些不平衡的發動機 ---平均地表溫度的上升 --- 已經達到至少一千三百年來的空前規模。這種上升同另一個現象是密切相關的，是八十萬年來史無前例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以碳酸氣和甲烷形式的增加，--- 這二種氣體對溫室氣體效應的作用，已經由物理學確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溫室氣體的排放是目前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這個解釋，超過百分之九十是確定的，不再是科學層面上可信與否的爭論問題。眾所周知，目前的全球變暖是前所未有的，根本上不同於其他已知的地球歷史過程中的全球變暖階段。在過去的間冰川期，地球相對於太陽的位置自然變化，或在太陽活動中引起全球變暖，有利於生命的發展，這發展反過來又導致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上升，進一步加劇全球變暖進程。今天，因果關係已經反轉：自然因素只解釋了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的全球變暖（約百分之五至十）；當前氣溫上升的主要部分， 直接來自於人類活動造成的大氣中二氧化碳和甲烷濃度的急速上升。換句話說：以前氣候變暖造成溫室氣體效應的增加，今天溫室氣體影響的增加，直接導致氣候變化。
2. “氣候變化”的說法是誤導性的：我們面臨著一場殘酷的動盪，它在人類時間上是不可逆轉的。
“氣候變化”的說法是誤導性的：它使人覺得那是一個漸進的改變，而我們面臨的是一場殘酷的動盪，它的速度正在加快。其肇因是三種增加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經濟活動：
（一）森林，天然草地，土壤和泥沼碳含藏有機質形式的碳。砍伐森林，把自然草場改造成耕地，濕地的排水和不良種植方法會使這些碳釋放出來。此外，過度使用人工硝酸鹽的化肥（17.9% 的排放率）造成另一溫室氣體氧化亞氮的排放；
（二）任何燃燒都會引起二氧化碳（CO2）的排放。但是，生物材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同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氣）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前者因為生態系統（綠色植物和海洋）不斷的吸收和排除二氧化碳（即“碳迴圈”），它的迴圈回收沒有任何的問題。相反，後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內被回收。現在，兩個世紀的化石燃料的燃燒，已非常迅速和持續地把大量二氧化碳（56.6%的排放），注入到了大氣中；
（三）某些工業生產過程，對溫室氣體（氟化氣體）的排放是有責任的，它們的性質卻還是未知的。
大氣中，天然存在的碳的濃度非常微弱。正是這個原因，人類的活動才能對氣候系統產生這樣的影響。目前，我們送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總量，是自然吸收能力的兩倍。未吸收者積累下來，導致溫室氣體增加，溫度因而升高，而這種積累往往隨著全球變暖而增加。因此，全球變暖的主要機制，可以總結為，來自人類活動的氣體排放使得碳迴圈飽和。
這氣候變暖對於人類是不可逆轉的。即使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立即穩定下來，全球變暖的影響也會讓人感受近千年，由於巨大海水的溫度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變均勻。在完全不穩定的條件下，該機制將不可避免地疾速加快，引發出極其危險的現象，例如兩極冰蓋解體，或者釋放永久凍土中甚至海洋深處含藏的大量甲烷。
押賭於以下的想法是錯誤和危險的，該想法就是：煤，石油和天然氣的存儲耗盡的時間，正好是可以讓人類免遭這些重大危險的時候。事實上，已探明的化石燃料儲備（特別是煤炭）足以造成無法控制的危險加速來臨。在這種情況下，地球可能會再次發現久違了六千五百萬年的條件，因而是人類從未經歷的狀況：世界上沒有冰，海平面將比目前水準高約100米。
3. 一般來說，氣候劇變不是因為“人類活動”，而是由於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來這種活動的形式。
就像媒體和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所說的，一般來說，氣候劇變不是因為“人類活動”，而是由於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來這種活動的形式，特別是化石燃料的燃燒。這種現象的原因基本上是在於資本主義和生產主義的積累邏輯，其歷史的重心位於帝國主義大都市。
沒有煤炭，工業革命的經濟起飛不可能大規模地實行。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氣候變化一概歸咎于“進步”，那不過是簡單粗鄙的說法。事實上，相當快地，一些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新可能性出現了，它們有可能把合理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協調起來。在這方面，有一個明顯的對比，就是：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國家）持久地漠視光伏效應（或光電理論）（1839年發現的），而立即地迷戀於原子裂變。不提供大量的公共投資，核工業的發展就不可能，儘管這種技術有可怕的危險，這種公共投資仍舊獲得批准授權。太陽能的潛力卻從未受益於這種關心。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能源集團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分量，使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塑造能源系統。這些團體的權力，不僅來源於這個事實，即：對於任何經濟活動而言，能源是至關重要的，並且能源投資是長期的，而且還基於這一事實，即：化石燃料儲量的有限性及其私人佔用的可能性提供了實行壟斷價格的可能，從而以能源租金的形式，獲得穩定的巨大超額利潤。
石油作為一種高能而廉價的液體燃料，它特別的關鍵作用是越來越多地聚集和集中資本，控制這一部門以便同時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佔據戰略地位。電力工業和依賴石油的大部門（汽車，造船，航空，石油化工），同煤炭生產企業一起，還有石油跨國公司，有系統地阻擾替代能源資源，技術和分配模式的使用，同時在系統和產品的層面上，鼓勵過度消費，並限制能源使用效率的進步。
為了瞭解氣候變化的機制，我們必須補充分析，考慮資本主義總體上聚集中心化的傾向，考慮不斷用死勞動替換活勞動，技術標準化和世界市場上大眾消費品的過度生產的資本主義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趨勢特別導致數以百萬計的私人汽車的生產。在“拉動”戰後數十年的長期擴張波的同時，這種生產也造成化石燃料使用的爆炸性增加，因而造成碳排放量的爆炸性增加。
最近，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向新興國家的大規模資本輸出，面向世界市場的精益生產，公共交通（特別是鐵路）的拆除，以及航空運輸及航海運輸的大量增加，進一步加劇了該現象。
4. “實現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負有重大責任：放棄世界革命，他們盲目模仿生產主義和複製資本主義技術。
在氣候變化的分析中，試圖走另一種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的責任，是無法逃避的。主要是由於其官僚蛻變性，這些國家返回生產主義，使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浪費，到達前所未有的程度。
沙皇俄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革命和內戰結束後，不訴諸化石燃料，它不可能重新站起來。這部分地有助於解釋，對於不可再生能源基礎上的制度的必然僵局，蘇聯理論家缺乏前瞻性的思考，但其他因素可能必須加以考慮（見下面的第4章）。看來，肯定的是，隨後的蘇聯經濟發展，有可能利用其他的選擇，但史達林獨裁政權和 “社會主義先在一國實現”的蛻變阻止了這種可能性。
放棄世界革命的觀點，指望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希望維護自己的特權，扼殺創造性思維，史達林官僚集團選擇既要遵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發展踪跡 --- 由軍事技術推進 --- 又要模仿資本主義能源系統 --- 配合資本的需要。在赫魯雪夫趕超美國的幻想下，這種邏輯達到了高潮。它特別導致了無意義的核能發展，導致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災難。
以材料消耗的噸位為基礎的獎金制度，為生產結果而以物質獎勵管理人員的官僚模式，構成了浪費的一個特定因素。以資本主義模式作為比較參考點，其結果是一個更加污染和浪費而效率更低的能源系統。
最後，蔑視群眾的需要，把他們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把他們維持在互不來往的社會原子化狀態的意願，導致在主要的一系列領域（城鎮和農村規劃，建築，城市規劃...更不用說強迫型的農業集體化）中的非理性選擇。這些選擇的結果加劇了資源浪費和整個系統的能源效率低下，更不用提在其他領域的嚴重後果，特別是污染和公眾健康。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開始代表世界排放量的一個重要份額。把這些國家每年碳氣體人均排放量噸位，和同一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排放量的噸位作比較，清楚地表明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在破壞氣候上的特別責任。例如，就在柏林牆倒塌前，捷克斯洛伐克每年人均排放20.7噸二氧化碳，東德每年人均排放22噸。相比之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 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大二氧化碳排放者 --- 那個時候的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別為18.9 ， 16.2和15噸的二氧化碳，而它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相當高。
5. 氣候變化給人類和生態系統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氣候變化給人類以及生態系統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毫無疑問，即使是有限的溫度上升，其負面影響遠大於其積極作用。根據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 [1]
對於1℃到5℃之間的任何溫度增加，亞熱帶和半乾旱熱帶地區的乾旱會強化。增加2°C時，每年有數百萬人可能會受害於沿海洪水。增加3°C時，大約有百分之三十的沿海濕地將會消失。
目前，全球變暖正在減少為當地居民生產生活資料的小農們的收穫和小型漁民的捕獲。增加1°C以上時，預計熱帶地區某些穀物的生產率損失將會有增加，增加3.5°C以上時，這些地區所有穀物的生產率損失會增加。在溫帶地區（高緯度地區），據估計，增加1°C以上時，某些穀類的生產率將有提高，然後，從+3.5°C起，則生產率的下降越來越普遍。
另外，由於營養不良，腹瀉，心肺呼吸和傳染病的增加，衛生系統已經面臨著額外的工作量，而那些疾病的增加是氣候變化的後果。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已經體現在熱浪、洪水和乾旱中，就像某些疾病的傳播媒介（按蚊傳播瘧疾，虱蠅傳播萊姆病...
）覆蓋區域的變化所反映的那樣。更有甚者，燃燒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氣污染，特別是細微顆粒污染，是令人極為擔憂的、哮喘一類呼吸系統疾病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
從增加1°C起，據估計，百分之三十的動物和植物物種滅絕風險會增加。至於上升5攝氏度以上，這將意味著世界各區域大量的物種滅絕。這些預測更令人吃驚的是，同60萬年前地球所經歷的恐龍消失時候相比，今天其他因素（如土地使用）對物種滅絕浪潮有更大和更迅速的作用。超過其重要的審美，情感和文化的影響，這個生存資料的根本貧困問題構成嚴重威脅。事實上，調節生態系統特別是耕地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的，是生物多樣性，例如，選擇種植適應氣候變化的植物的各種可能性。
從大約2.5攝氏度增加起，
15%至40%的陸地生態系統排放的二氧化碳開始多於吸收的，這表明，碳迴圈的飽和將增加，全球變暖自身將因為無法控制的雪球效應（“失控的氣候變化”）而加強。
據某些預測，在人類層面上，隨著溫度的上升，各種災害，疾病和短缺的附加受害者趨於增加得更多更迅速。3.25℃的上升（相對於前工業化時期），這個數值位於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測的中段左右，這時，從現在到2050年，沿海洪水將造成1億至1.5億受害者，饑民高達6億人，瘧疾患者達3億，而水資源短缺將影響到35億多人。
這些估計的明顯特點，是或多或少的高度不確定性。此外，特別地，如果全球變暖仍然是有限的，這些影響受制於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增加或減少它們的社會因素。沒有政策的改變，它的情形仍然如此，即：威脅的總體規模相當大。
6. 今天，南方各國人民已經為氣候動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是氣候動盪的主要受害者。
平均而言，2000到2004年間，每年有326次的氣候災難的記錄：他們造成二億六千二百萬受害者 --- 幾乎是1980年和1984年之間的3倍以上。2億多的受害者生活在非經合組織國家中，而這些國家對溫室氣體的增加，只負有微小的責任。2000-2004年，在發展中國家， 19個居民中就有1名受到氣候災難的影響。經合組織國家的相應數位是1500人中有1人受害（比發展中國家低79倍），參見[2]。
除非應用適當的政策，否則氣候偏差問題將加劇並達到戲劇性的比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承認，由於氣候變化，即使是“千年目標”也將無法實施，而它們顯然是不夠的。在氣候災難事件中，一些最貧窮的國家可能陷入一連串沒有出路的社會和經濟倒退。例如，數以億計受到海平面升高威脅的人中的絕大多數，處在中國（3000萬），印度（3000萬），孟加拉（1500-2000萬），埃及（1000萬）和其他三角洲 --- 特別是湄公河和尼日爾三角洲（1000萬）… 海平面升高1米，越南四分之一的人口，將不得不轉移。
糧食不安全性的升高是氣候偏差的另一個顯著範例。根據某些資料來源，到2080年，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潛力，可能會增加百分之八，而發展中國家將會減少百分之九。拉丁美洲和非洲將成為受影響最嚴重的大陸，生產率的損失高於百分之十二，甚至百分之十五。按照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亞洲的某些地區，非灌溉農業的生產率，在未來20年可能減少一半。
其後果可見諸於這些情形：對資本主義農業的強烈依賴，大莊園主統治的增長，打擊小農戶的日益嚴重的貧困和饑荒，農村移民和環境退化。
7.卡特裏娜颶風的例子也表明發達國家工人和窮人面臨的危險。
2005年9月，襲擊新奧爾良的卡特裏娜颶風表明，面對氣候變化，發達國家工人階級中最貧困的階層幾乎沒有比帝國主義主導國家的群眾更好的裝備：他們居住的地區最容易受到災難，他們沒有逃難工具，或者因為擔心無法返回家園和失去一切而害怕這樣做，他們的財物沒有投保，或不足以投保。
卡特裏娜導致1500人死亡和78萬人流離失所。其中的75萬人沒有任何保險。新奧爾良人口包括百分之二十八的窮人（美國平均數是12%），而非洲裔美國人中的窮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國平均為百分之二十五）。他們居住的街區受影響最嚴重：淹沒區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是黑人。
由於公共部門當局並沒有組織疏散， 48萬城市居民中的138,000人，陷入了困境。沒有飲用水，沒有電或電話，援助來到以前，他們等待了5天多。他們絕大多數是窮工人，失業者，貧困兒童和沒有資源的老人。
這張清單同美國統治階級一般的階級，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政策，尤其是布希政府的政策，是分不開的。從2003年起，為了給“反恐戰爭”提供資金，聯邦政府系統地減少了分配給負責維持堤防部門的預算； 2005年，該部門只收到了它所要求的資源的六分之一。災難後，通過一項旨在驅除窮人出城和攻擊工人贏得之社會成果的（特別是最低工資條款的廢除）重建方案，這種傲慢和殘酷的政策，在繼續實行。
這張清單也離不開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其他社會不平等現象，首先是加諸在婦女身上的不平等現象。美國黑人婦女（和她們的孩子）付出了最沉重的災難代價，這並非偶然的。一方面，婦女處在氣候威脅的前沿，因為在13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中，她們占百分之八十。另一方面，因為她們所受的壓迫，婦女以一特殊方式受到影響。例如，在最不發達國家，由於氣候變化，導致必須收集較多的木材取暖，農業工作的收入則減少，而兩項工作主要由婦女擔任。在較發達的國家，不穩定的就業，非全日制工作和低工資特別影響婦女，因此她們較少可能保護自己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在這兩種情況下，其後果更嚴重地影響到獨自撫養孩子的婦女，特別是其中的年輕婦女。
II. 拯救氣候的物質和人力限制
8. 最大的緊迫性。看起來，情況並非即使溫室氣體的排放非常疾速的減少，也不再能使我們不越過危險臨界點。
按照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說法，從現在起到2100年，維持溫室氣體排放的目前趨勢將導致平均地表溫度的上升，同1990年比較，上升的範圍在1.1到6.4攝氏度之間。範圍幅度的解釋，一方面來自氣候模式的雙重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來自人類發展的方式。
立足於這樣一個事實，即1990年至2006年觀察到的氣溫升高處在各種預測範圍的較高水準上，我們得出結論，隨著不變的政策，在相對短的期間，人類很可能會面臨至少高出18世紀末氣溫4.5攝氏度的熱變化。
這個變動將代表這樣的一個變化，其存在的條件，至少同2萬年前分隔現代時紀和上一個冰期的那種情況是相當的。但是，遠非用幾千年的時間，這個變化可以在幾百年，甚至更少的時間裏發生。這種速度，嚴重降低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的適應可能性。
1996年，歐盟把最多上升2℃定為其氣候政策的目標。上述決定的基礎是對危險臨界點達到時間的估計。自那時以來，這些估計數已向下修正，因為專家把臨界點定在1.7°C左右。事實上，我們看到，對於這個修改的臨界點，風險已經很高，尤其是在三個方面：生物多樣性的下降，海洋水平面的增高，熱帶和亞熱帶國家的農業生產率。
前工業時期以來，地球平均地表溫度增加了0.7攝氏度，而且一個0.6攝氏度的不同的氣候變暖可能已經在醞釀中。因此，拯救氣候的迴旋餘地是極其狹隘的。局勢的緊迫性，必須被視為最高級別的。
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活動，或多或少都有一長段時間（CO2有約150年）。由此推斷，溫度的穩定意味著排放量減少，在溫度的穩定目標定得低的情況下，意味著更迅速和嚴厲的排放量減少。
在其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年）的框架內，IPCC測試的最為徹底的方案，包括一個穩定在百萬分之三百五十至百萬分之四百單位（ppm）之間的CO2的大氣濃度，相當於445-490 ppm濃度的二氧化碳當量[3]。這種方案意味著：（i）從現在到2050年，總排放量減少50%到85%； 及（ii）最遲到2015年，溫室氣體排放的數量在世界水準上開始下降。
發達國家應承擔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氣候變化的責任，因為二百多年來他們一直在燃燒化石燃料。因此，發達國家和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努力，必須聯繫其歷史責任做驗證。在這種情況下，從現在到2050年，前者應減少其排放量的80%至95%，從現在到2020年，開始減少25%至40%。至於後者，按照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從現在起到2020年（對於非洲，到2050年），它們的排放量將“大大偏離所參照的方案”。 [4]
二氧化碳是任何種類燃燒的一個必然的產物，礦物燃料之燃燒提供了世界能源供應的百分之八十。因此，上述目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它們意味著，要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實現這些目標，差不多要求完全放棄使用礦物燃料，因此必會有深遠的社會經濟突變。
即使上述目標實現，氣溫上升可能會稍微超過2 ℃ ：按照IPCC的說法，結果數字在2至2.4 ℃ （在大約一千年的範圍裏）之間。換句話說，似乎不再可能不越過危險臨界點。我們只可以得出一個理智的結論：最嚴格的減排目標是必要的，盡可能地不讓所定的目標模糊不明，而是一個不能避免的“必須”。
9. 鑒於IPCC的報告低估氣候變化的某些參數，故所制定的目標更是必須遵守的。
為了充分衡量挑戰的規模，有必要明確，IPCC所得出的結論依賴於保守的假設，因此，為謹慎起見，我們應該以最壞的估計，作為將要採取的行動的基礎，並把它們作為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
此謹慎的需要特別地來自兩個因素：
a）IPCC低估非線性現象。預測的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於所謂的非線性現象的極其複雜性，如格陵蘭和南極冰帽的可能解體。冰的融化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與其相反，冰帽位移的進展，直至目前為止，日新月異，還沒有能夠給它建立起一個模型。這無疑有助於解釋，為什麼1990年至2006年間觀測到海平面每年提高3毫米，也就是高於模型預測的百分之六十。格陵蘭和南極的冰累積總量分別相當於海平面上升約6米和約60米。然而，根據某些專家的說法，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處在一個跨越的過程中 --- 在另一個方向 --- 跨越相應於3千5百萬年前南極冰蓋形成的品質臨界點。因此在短期或中期，部分突然崩潰是可能的。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它可能會導致海洋水平面提高數米。這是中短期內氣候變化加諸世界的一個最嚴重的威脅。
b） IPCC過度估計經濟的碳強度的自發下降。生產一單位GDP需要一定量的礦物能源，從而產生一定的排放量，我們可以經驗地觀察到，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的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相當規律地有所下降 [5]。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不用說，按既定比例減少排放的必要努力，如果同該強度是靜態或增加的情況相比，就無須那麼大了。IPCC的工作就是基於這樣的假設。然而，這同近年來觀察的現實矛盾：自2000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同有關預測的情形相比，它增加了。這特別是因為中國和印度大量的資本投資，導致在這些國家建築許多燃煤發電廠，生產廉價電力 --- 和為西方市場生產廉價產品。根據某些消息來源，2000年以來，世界排放量的百分之十七的升高是由於經濟的碳強度的增加，換句話說，由於使用更多污染的技術。
10. 從源頭上減少排放量，是唯一的結構性戰略。減少來自礦物燃料燃燒的排放量是當務之急。
從理論上講，緩解可有三種方式：碳沉積的保護和發展，二氧化碳的捕獲和地質封存，從源頭上減少排放。只有減少排放量提供了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
由於濫伐森林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第二大原因，保護現有森林是阻止氣候改變惡化的一種手段。但這並非是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i）因為一個成熟森林的碳排放（呼吸放出）同它吸收的（通過光合作用）一樣多； （ii）我們已經看到，從某個角度上說，全球變暖使得森林排放量超過其吸收量。
成長中的樹木吸收的碳多過排放的。因此，在某些社會生態條件下，種植樹木是抗擊氣候變化的一種手段。但這也不是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因為：（i）森林的擴大受限於可用的大地表面； （ii）樹木倒下（或在一定時間後，取決於木材作何用）時，儲存的碳被釋放。
“碳捕獲和封存”法（CSC）是把二氧化碳從污染工廠的煙霧中分離出來，隨後把它深深注入密閉的地庫裏。可能的地點似乎有大量的容量。這些技術令人作迷的原因是這個事實，即：它使得有可能使用煤炭儲備，而煤炭儲備量遠遠大於石油和天然氣的儲量。然而，很明顯，CSC也不是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地庫的容量必然是有限的，而且只有大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可以捕獲到。
關於碳迴圈飽和的問題，減少溫室氣體源頭的排放量基本上是唯一的結構性解決辦法。可以對所有有關的溫室氣體，實施減排戰略，但大幅度削減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拯救氣候戰略的軸線：（i）因為燃燒化石燃料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 （ii）因為二氧化碳是目前主要的溫室氣體；（iii）因為它在大氣中的壽命比較長。
除了這些技術上的原因，應當強調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把這兩者放在同一水準上，一方面是，汽車或航空運輸造成的化石二氧化碳排放的減少，另一方面則是，水稻種植產生的甲烷排放的減少或者森林土著人進行刀耕火種農業所造成的非礦物二氧化碳排放的減少。
11. 發達國家能耗的絕對降低是通向可再生能源和氣候拯救的條件
大幅度削減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意味著在同一時間訴諸兩個杠杆：（i）用可再生能源更換化石能源； （ii）降低能源消耗。
各種形式的太陽能技術潛力（風力發電，太陽能熱，太陽能光伏發電，水力，海洋），相當於全球能源消耗的7至10倍[6]。由於科學研究和技術的進展，在今後幾十年裏，它可以大為增加。因此，不訴諸核電的世界經濟的總脫碳化，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自然而然，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發展的大幅倒退，也不意味著在擺脫繁重，重複或危險工作方面的倒退。
然而，這一巨大的技術潛力，並沒有使可再生能源簡單地取代化石能源這樣一個方案生效，一切保持不變。事實上， (i)太陽能是分散的； (ii)在世界各個地區，它採納的形式多種多樣，或多或少地可以使用； (iii) 這些形式的大部分是間歇性的，所以它們的使用，要求發展使用新載體和特殊基礎設施的存儲系統。
這就是說，過渡到可再生能源意味著建造一個新的國際能源系統，一個分散，多樣，經濟和面向效率最大化的能源系統，它完全立足於太陽能潛力的開發。這是一個巨大的事業，需要重要的投資；因此它需要能量，至少在過渡時期的第一階段，只能依靠化石的能源 --- 從而成為一個額外的排放源 --- 或者...核能 --- 從而成為不可接受的生態、社會和政治危險的來源（見下文）。
我們已經看到，為了不超過2攝氏度的氣溫上升之幅度太遠，最晚到2015年，全球排放量應開始減少。由此推斷，過渡所產生的額外排放必須在其他地方作補償。換言之，具體地說，氣候狀況的緊迫性和嚴重性是如此厲害，以我們目前的知識狀態，如果最“耗能”國家的能源消費大幅度減少，在這樣嚴格的條件下，可再生能源之旅，也只提供了一個出路。反過來，這種減少意味著物質交換的減少 ---不是很大但仍然可觀 --- 即生產和材料消耗上的交換的減少。
從而，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以決定性的方式證實了更一般的環境問題，即日益快速之節奏的不可持續性，按照這個節奏，資本主義經濟從自然環境索取資源，而不考慮它們再生所需要的時間。
12. 發達國家能源消費的減少必須嚴厲。它不僅等同於維持先前的戰果，而且也等於社會的進步。
能源消耗的減少，實質上關係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那裏能源經濟排放量的可能減少是非常可觀的。國與國之間的差別證明了這一點：例如，美國居民平均每年消費8噸石油量，在同等的生活水準下，瑞士居民是4噸。
雖然它們都非常高，但目前對削減潛力的估計數卻是大為偏低了。事實上，他們沒有考慮到，大多數的結構機制，使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一部浪費能源和資源的機器：生產過剩和過度消費的趨勢，無用或有害的生產（廣告業，武器製造等），熱能和電力的分開生產，低能源效率的各種器材生產大規模移向新興國家，而新興國家則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生產，為了世界市場的及時生產，使得運輸業超級發展，加速淘汰的產品，由於戰爭引起的破壞/重建的錯亂，荒謬的資本主義領土組織（郊區，工業區的擴大等），更不用提富人控制物質財產的瘋狂，和難以抑制的消費這種大眾社會弊病的代價。
在歐盟和日本把能源需求劃分為兩個，在美國是四個，這是一個在技術上可實現的目標。鑒於能源浪費的具體機制，至少我們可以說的是，這一目標同社會成果的維護是相合的：它可以等同於相當大的社會進步。這取決於政治選擇。
13. 沒有南方的參與，已不再可能拯救氣候。南方人民發展權的具體化只能求助於清潔技術。
即使是發達國家水準上的最嚴厲的努力都不再足以挽救氣候。除了少有的幾年外，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首先是新興大國的某種參與已經是不可缺少的。IPCC的數字，建立在不同歷史責任的基礎上，它們規定，到2020年（非洲為2050年），這些國家必須“大幅度偏離有關的參照情況”。結合森林保護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偏離“一如往常”的排放情況的15%至30%，是可以達到的。但是，除了社會戰略外， 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權利的具體化，需要大量轉讓清潔技術，使這些國家能跳越過化石燃料基礎上的經濟模式。
14.同氣候變化作鬥爭是不夠的，必須適應這個現象的現在不可避免的部分。這對南方人民是一項重大挑戰。
即使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非常激進和迅速的減少，也不再可能防止氣候變化，其影響正在顯現。任何戰略，不管它怎樣，因此必須清楚闡述這一現象的緩和過程，以及對它部分影響的適應調整，從現在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根據各個國家的歷史責任和它們的能力，這一適應調整不可避免。
按一般的情況，緩解和調整適應兩者的關係是，前者越是強有力和迅速，後者則越是有限，反之亦然。比前工業時期的溫度上升2°C以上時，調整適應將會越來越困難和昂貴。從某種程度起，調適將是不可能的 --- 除了代價為數以億計受害者的人類災難和一個非常大規模的生態災害。
一方面，適應調整並不限於人口保護基礎設施的建造或加固（抗洪水或水位上升的大壩，風暴避風港，排水系統等），另一方面，也不限於發生災難時可用以動員的工具的增加。氣候變化影響到社會生活和所有生態系統的所有領域，並有可能在未來影響它們更甚。因此必須採取調整措施的領域有很多，比如：水資源管理，城鎮和農村規劃，農業，林業，共公衛生，環境政策（尤其是濕地和紅樹林的保護），飲食習慣，風險保險等。
對於帝國主義國家，適應調整代表一個重大挑戰，在這些國家氣候變化的影響已被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發達國家為家庭的適應調整在做大量的投資。由於發達國家要承擔氣候變化的主要責任，他們應當支付欠發達國家適應調整的相關費用。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估計，這意味著，到2015年，每年860億美元的南北財金轉移。
超越技術方面，實際上，最重要的適應調整措施是制止貧窮和大幅度減少社會不平等。事實上，適應調整能力直接關係到資源，社會權利和社會保障系統的有效性。對於最貧窮國家婦女，適應調整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挑戰，因此也是對整個社會的重要挑戰，因為婦女的工作提供了百分之八十的食物生產。
15. 人口水準是氣候演變起限定作用的一個因素，而不是氣候變化的原因。持續的人口結構的轉型是可取的，但沒有任何人口控制的政策能夠接受氣候的挑戰。
世界人口的演變明顯影響氣候穩定情況：對於60億人口，把排放量除以2，則表示每個人每年可以排放0.5噸碳； 對於90億人口，所有其他條件相同，則排放量應分為三，那麼每年的碳配額將降低到每年人均約0.25噸。但這個總體演算法掩蓋了一個事實，即一些國家，例如美國，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五，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對四分之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責任。
發達國家的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多8至20倍。如果考慮1950-1990年期間，我們看到：（一）所謂“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加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一定低於發達國家消費量的增加，甚至低於這些國家的人口增加；（二）如果南方國家的人口維持在1950年的水準，同時採用北方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準，那麼全球變暖將比現在嚴重得多；（三）另一方面，如果北方國家的人均排放量相當於南方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那麼即使沒有任何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全球變暖也將肯定會比現在輕得多。
因此，人口，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不能被認為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甚至也不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口的增加，首先在發達國家，然後是在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本身就是隨著工業革命而創建的生產消費模式的一個產品。相對人口過剩是這個系統人口規律的一個重大特點，這個系統需要一個長期“後備軍”。很顯然，根據IPCC的報告，該系統有引起氣候災難的威脅。因此，急需質疑挑戰這個系統。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一方面，它在我們所有的很短時間內挑戰全球變暖，另一方面，又兼顧了對人權尤其是婦女權利的尊重。
人口結構的轉型主要進行在發展中國家，它進展之快，超過了設想。由於一系列的環境原因，可以期望這一轉型繼續下去。這意味著社會進步，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為婦女提供資訊，並擴展她們控制自己生育能力的權利（包括在適當的條件下墮胎的權利）。它必然是一個長期政策。缺乏訴諸前所未聞的野蠻手段，沒有任何的人口控制政策能夠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
III. 資本主義的反應
16. 資本主義的遊說行動，使我們在氣候鬥爭中失去了30年時間。
有關全球變暖風險的第一個科學警告要回溯到1957年。1958年，莫納羅亞火山天文臺（夏威夷）成立，自其成立以來，它已確定了大氣中溫室氣體積累的加速。但是我們不得不等待20多年，才等到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世界氣候會議（1979年於日內瓦），超過30年的等待，才有IPCC的成立。它成立的兩年後，IPCC通過了第一次評估報告（日內瓦，1990年），其結論只由隨後的三個報告做了證實。
IPCC所建議的國際行動方向的第一個象徵性的步驟，發生在地球首腦會議（里約熱內盧，1992年）的時間，在此期間， 154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氣候公約）。該公約通過的重要原則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最終目標”的確定， “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水準以防止對氣候系統的任何危險的人為干擾”。但是，並未指定這個水準，檔自我滿足於設定這樣的願望，即各國將自願減少排放量，使它們在2000年返回到1990年的水準。但我們必須等待 到1997 --- 研究人員第一次警告的40年後 --- 才在京都締結第一個具約束力的氣候條約。
對危險的認識極端緩慢，最初的原因可能是不確定性和氣候變化影響的特點非常不同。但後來，資本主義遊說起了關鍵作用。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起，同化石燃料最相關的美國資本的各部門代表，建立並慷慨地資助遊說組織，讓它們收買有懷疑的政治科學家，記者和政治代表，以防止氣象學家中日益增長的共識，蔓延到決策者和公眾輿論那裏。
有時給“科學”估價，有時輕蔑不信任它，有時強調京都議定書所要求的犧牲，有時強調它的無意義，這些說客無所不用其極，有系統地把氣候變化的現實降低成可疑和有爭議的假說，甚至是世界末日的宗教風尚或反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國際陰謀。
通過其五花八門的行動，這些說客對各級美國政治代表加諸了霸權性的影響。考慮到美國作為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主導作用，該霸權能夠使得他們（一）在國際氣候談判進程的關鍵時刻（海牙會議，2000年）施加決定性的影響； （二）在國際舞臺上，給許多資本主義勢力提供“論點”。
歸根結底，問題是“麻煩的真相”本身，包括它對美國統治階級的作用。但是，說客所採取的行動，使跨國公司獲得30年的礦物能源，並使人類失去了30年。
17. 至今唯一的限制性國際條約，京都議定書不只是完全不充分的：已建立的碳市場會增加社會及氣候的不公正。
政府首次全面應對氣候變化的嘗試，京都議定書（1997年）責成工業化國家在2008-2012年期間，減少其相當於1990年的百分之五點二的排放量。說這一條約是完全不夠的，是老生常談。百分之五點二的減排不會讓發達國家達成計畫，在2020年減排25%至40%，從現在到2050年減排80%至95%。美國不批准該條約，意味著一個難以達成的1.7%的有效減排。他們一方面將結構性減排放在同樣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臨時增加森林的碳吸收，因為這個事實，該目標被進一步削弱。此外，空中和海上運輸的排放（占總排放量的2%）沒有加以考慮。
分配給各國的減排配額仍在進一步軟化，因為有三個“靈活機制” ：清潔發展機制（CDM），聯合履行機制（JI）和排放量交易機制。排放權的交易，使服從減排目標並超越了它們的發達國家的企業，能夠出售相應噸位的碳排放權。清潔發展機制（連帶聯合履行機制）使發達國家能夠用在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減排投資，取代一部分所進行的努力。這些投資產生可商討的“排放配額”（或經核證的權利）的轉讓。這整個自由商討做法的出現，是為了證明，可以依靠資本主義機制，通過建立排放權和排放配額交換的市場，挽救氣候。在現實中，很大一部分的權利和配額不符合任何結構性減排的努力，而且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清潔發展機制配額不符合任何實際排放量的減少。至於交換權利，歐洲聯盟自2005年以來實施的系統（排放貿易）的經驗表明，在實踐中， “上限和貿易”這種類型之機制的結果是，減排的目標（上限）根據團體利潤的必要性而確定，通過謀取巨大的超級利潤（他們甚至不必投資于清潔技術），最大的污染者得到了加強。
通過這些機制，京都議定書就融入了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世界性進攻，融入了帝國主義對其控制國家的進攻，融入了資本主義佔用自然資源和把自然資源商品化的鬥爭中。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能夠低價獲得碳配額，而不是減少自己的排放量，同時妨礙發展中國家本身未來的減排能力；清潔發展機制（CDM）和聯合履行機制（JI），聯結到交換權利，使得跨國公司能夠用投資，在發展中國家或轉型期國家打開新市場，加強對工人的勒索；這個碳市場的發展，為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打開了一個額外的活動領域。因此“碳”新殖民主義的基地設立了；在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數量的基礎上，給各國的排放配額作分配，認可了南北發展的不平等；碳排放權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以及佔用能夠吸收碳的生態系統，導致了資本主義接管陸地碳迴圈，因而也潛在地完全佔用了調節這個迴圈的生物圈；京都議定書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大國已經在進行的努力。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因此有一個方便的藉口，以發展的名義，盡可能長時間的燃燒化石燃料或毀壞森林。
與此同時，該議定書包括了一些調控措施：確定了減排的數量與時間表；預定了犯規事件的制裁措施；靈活機制只能作為國內措施的“補充”；核能投資在清潔發展機制框架內是不許可的；獲自于森林碳沉積方面之投資的配額是有限的（某些國家甚至禁止它）...資本主義說客施加在這些措施上的持續壓力，顯示物理限制和利潤積累之間的敵對，一方面，是為了穩定氣候而尊重物理限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利潤積累的邏輯。
18.資本主義內部競爭尖銳化的同時，氣候變化的現實情況和能源供應的挑戰，迫使統治階級設計一個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反應。
面對廣泛而日益牢固的科學共識，面對日益明顯的全球變暖現象，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統治階級不得不設想一個限制方案，它要比京都議定書更加雄心勃勃，更加長遠。
這個轉變在歐洲和日本開始得比美國早，這個事實可用這三大資本主義集團的特定情況作解釋。日本和歐盟尋求通過改善能源效率和多樣化它們的資源，設法減少它們對能源的強烈依賴。他們希望在正在形成的碳市場上，在“綠色”技術市場上，以及特別在核動力的市場上，得出一些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石油和煤炭部門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結構中，有極為重要的份量，而美國資本主義與海灣的石油君主國另外建立了一個地緣戰略聯盟。
歐洲聯盟處在前列。海牙首腦會議（2000年）之後，歐洲聯盟在沒有美國的京都議定書的執行方面，通過馬拉喀什協議的談判，起了推動作用。2005年歐洲排放交易系統啟動，其經驗可能會被用來作為未來的排放權利世界市場的模型。同年，在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英國首相布雷爾首次提出，從現在到2050年，減少百分之五十的總排放量，這項建議在2008年洞爺湖首腦會議上通過。
在此背景下，美國和其盟國對氣候檔的立場，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的。雖然布希政府繼續拒絕遵照精確時間表和最後期限的強制性削減，並繼續對抗區別對待帝國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但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大資本部門開始為固定排放配額的政策辯護。四個結合一起的原因涉及這一進步的變動：（一）擔心不採取行動的代價，長期下去，會超過行動的成本；（二）相信計畫中的減排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最好是根據全球規則參加它和組織它；（三）擔心歐盟和日本的氣候政策，將會使它們在“綠色”技術領域裏大幅領先競爭對手；（四）歐盟“上限和貿易”戰略優勢連帶清潔發展機制系統所帶來的證明。
美國統治階級的這種調整，通過公司，雇主聯合會，市區及州政府水準的大量舉措而具體實現。漸漸地，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者開始失去其對民選代表和公眾輿論的影響力，以至於8項有利於固定排放配額的或多或少重要的私人條例草案被提交到眾議院。這一演變，以細微差別，在接任布希的兩位候選人的政綱中表現出來。
在新興大國的統治階級中，特別是在中國，巴西，南非，墨西哥和印度（在較小程度上），一個平行的演變發生了。起初，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滿意於確認他們的發展權，把挽救氣候必須進行的整個行動責任，放在發達國家的門口。因為氣候變化的加速及其具體的社會經濟影響，帝國主義的整體政策中日益重要的氣候/能源問題，以及人口和公眾輿論的日益關注，這一立場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在某些國家...讓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雙重的現實，它是不可能繞過的：全球氣候變暖正在影響並將更為嚴重地影響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而沒有這些國家在減排活動上一定的參與，穩定在對人類不危險的水準上是不可能。遵循接受與世界努力合作的原則，新興大國的統治階級正在準備與帝國主義就一些條件作艱難的談判，其目的是維護自身的資本主義利益。某些政府（中國，墨西哥）正採取行動，單方面設定自己的減排目標，以儘量避免帝國主義強權把過分不利的條件加諸他們。
按一般的方式，展望由於儲備下降導致的碳氫化合物供應日益增加的緊張情況，漸進演變是有利於所有國家的。除了特殊關頭和投機活動導致的升跌起伏之外，這種緊張會影響油價，把石油價格維持在高水準上，並因此導致其他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價格上漲，從而影響農業生產。
合而計之，所有這些因素解釋了，巴厘會議（2007年12月）時，美國行政當局的路線是如何被放置一旁的，而且這次會議多少開啟了就新的國際條約進行談判的大門，新的條約理應接管京都議定書。
19. 目前正在制定的2012至2050年期間的資本主義政策，比京都議定書更為寬鬆，導致我們設想 2.8°C和 4°C之間的表面平均溫度的上升。
巴厘島“路線圖”精確地論及了定量化的結論，這些結論應當從2007年IPCC的報告（見上文，第8點）中得出。檔的墨蹟未乾，八國集團就決定，贊同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百分之五十，既不提IPCC建議的全球減排範圍的上限（百分之八十五），也不提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從現在到2050年，80%到95%），或這些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從現在到2020年，25%到40%），也沒有提及從2015年起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少。
在2008年初，歐盟委員會向各成員國和議會建議了一個“能源-氣候一攬子計畫”（從現在起到2020年，百分之二十的減排，百分之二十的能源效率提高和百分之二十的可再生能源 --- 其中包括百分之十的用於運輸的生物燃料）。這“一攬子計畫”低於IPCC的建議，也不符合1996年3月理事會通過的最多上升2℃的目標 [7]。 2008年秋季，在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和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引起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若干會員國（特別是義大利，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和工業部門（汽車，鋼鐵）對“一攬子方案”的內容，尤其是它的方法，提出質疑。2008年12月的理事會保持了象徵性的公式20-20-20，但是，實際上，它現在只是一個幌子。雇主已經相當滿意兩個關鍵點，即：免除“面臨國際競爭” 的部門和新會員國的燃煤電廠的排放權付費，以及通過清潔發展機制，大規模外部化發展中國家的努力（對於南方，近百分之七十的減排可能非區域化）。
美國一個類似的方向正在形成中。奧巴馬的“能源氣候”方案設想從現在到2050年減排百分之八十。目標看來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幾乎不對應於IPCC給發達國家提出的減排範圍中較低端的數字（考慮到其排放水準，而美國應在這個範圍內的高端水準上）。到2020年，奧巴馬承諾將美國帶回到199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水準，這意味著比目前減少百分之二十。再次，目標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其實，它顯然低於IPCC的數字，也低於美國應在2012年達成的目標，如果他們批准了京都議定書的話。奧巴馬再次宣佈了一個“限額和貿易”系統，拍賣所有排放權和使用該拍賣的產品，一方面，資助能源系統的改革，另一方面，提出方案，為處於最不利地位的階層，減輕改革成本。在歐洲，我們可以預言，美國雇主將施加最大的壓力在這個項目上，他們將以競爭的名義獲得滿意的結果。因此，支付“能源與氣候”政策的社會帳單只能加重，其生態效益會降低。以同樣的方式，很可能就象在歐洲，當氣候目標變得更加宏大和有制約力時，美國公司購買CDM（清潔發展機制）碳信用額度取代減排的可能性將增加。例如，丁格爾-鮑徹提出的法案，使公司有可能購買這麼多的碳信用額，以至於讓他們可以應付任何減排量，直到2029年。
奧巴馬在總統競選時提出的氣候能源政策是一個方向的決定性要素，該方向即嘗試挽救下降中的美帝國主義霸權。同布希政府相比，轉變的特徵有以下幾點：（一）能源獨立於中東石油和政權不穩定區域的願望；（二）混合替代解決方案的發展，其主軸是煤炭，生物燃料，核能和能源效率；（三）接受把美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限制和量化的需要，作為一個基本條件，以便在涉及新興大國的國際氣候協定的談判中發揮作用；（四）與歐盟國家聯盟反對新興國家，目的是質疑這些國家對於氣候努力的參與，在其他問題，如能源技術上，又與新興國家聯盟反對歐盟；（五）大力支持符合“低碳”要求的能源技術領域的美國資本。
20. 為拯救氣候必須履行的條件，對於資本主義而言，等於把圓變方。無力解決困難，它會嘗試用一個技術上的飛越向前開溜，配以商品領域的進一步擴展，把它打發掉。
若要最遲到2015年開始減少總排放量，在四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內，發達國家減排80% 至95%，從根本上減少這些國家的能源需求，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讓清潔技術，並且資助這些國家作不可或缺的適應調整：為了把氣候穩定在最好的可能水準上，這些條件必須履行，對於生產主義的系統來說，等於把圓變方。
無法解決困難，資本主義在準備嘗試用生產主義的飛速前行把它打發掉。在技術水準上，其反應主要依賴於下列因素：
（一）開發重要的儲量已探明的煤炭（按目前的開採速度，約200年），以其作為電力生產（隨著碳捕獲和封存技術的發展）一個日益重要的能源，甚至作為運輸部門石油替代燃料生產的能源；
（二）第一代生物燃料（由蔗糖製成的乙醇，由植物油製成的柴油）的大開發，和運輸部門第二代生物燃料（基於纖維素的乙醇）的大開發，這意味著土地使用的一個重要修改，特別是在具有更大生產力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修改，以及越來越多地訴諸 “基因工程”技術；
（三）發展深海油田和開發非傳統石油資源（重質油，油砂和瀝青葉岩）；
（四）通過能源效率的提升，優先在電力生產部門和工業界（在新興國家和轉型期國家有很大的減排潛力），但是也在建設和運輸部門（按可消化需求的功能）節約能源儲備的開發。但是，資本主義利用這一潛力的能力，受制於可消化吸收的需求；
（五）聯合發展核能，風能和太陽能（熱和光電）電力。事實上，核電同化為可再生能源，發電站的大量增加和新的核技術發展（第四代發電站，超級增殖(反應)堆）有可能面臨已知鈾層的限制（目前狀況約為60年，以及發電站的數目）；
（六）最大限度地利用碳匯（植樹造林，保護現有森林和濕地，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農業方法...）， 利用廢棄物作為能源。
這些技術對策的實施，需要建立一個碳的世界市場，確定碳的單一價格，需要就吸收的增加量和排放的減少量之間的等量關係達成協定，需要貿易協定，建立規範，配額（如果必要的話，包括可交換個別配額），稅收和獎勵措施，以及評測和報告的機制等。它也特別地意味著一個比京都議定書更為新自由主義的新國際條約，它把帝國主義國家，新興國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相連接，確定各自在全球努力中的作用，並允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減排向發展中國家偏移的最大化。
這種偏移構成資本主義氣候政策的一個關鍵成分。對於帝國主義，這個問題就是：利用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出口生物燃料和廉價的碳配額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能源轉型費用。這些可以產生于現有森林的維護，或樹木的新種植，或者特別是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方面的“乾淨”投資。因此，該專案符合帝國主義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發動的對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攻勢。但其執行情況，由於新興大國地位的加強而產生的世界力量關係的再調整，被弄得複雜了。
雖然不情願地承認，氣候變化是“市場最大的失敗”（尼古拉斯·斯特恩），基於市場越多則商品越多的原則，資本主義的反應，往往完全扭轉優先次序：在滿足人的真正需求的同時，不是讓人去習慣減少能源消耗，而是開發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為資本主義積累開啟新的機會，從而增加能源供應。減排服從於利潤的要求。在實踐中，可再生能源百分比的增加替代了溫室氣體排放的總減少。
21. 除了對氣候穩定而言它是完全不夠的這個事實外，資本主義對策還有十分沉重的極度威脅人類的其他生態後果。
核方案帶有對人類生存的一項重大威脅。核廢料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放射性洩漏風險不可能完全剔除，而且核武器擴散的危險 --- 因此，這些武器實際使用的危險 --- 離不開技術。有必要補充說，核技術是一項技術上不合理的選擇，從環境保護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同必要的能源革命不協調一致。一個核電廠的能源效率（百分之三十）低於一個燃氣發電廠的效率；因為開採含鈾越來越少的鈾礦，它在整個工業規模上平庸低劣的碳平衡表，只會更加惡化；鈾礦資源是有限的（按產業的目前狀況計，已知的鈾儲量相當於其60年的消費量）；考慮到將必須建立的發電站數目（約50年內，每星期一座），所需的時間和成本，一個以核電廠為基礎的氣候變化對策是完全行不通的；完全的核電是不可能的，這種技術（2.7%的世界耗電量， 17%的電力）無法覆蓋人需求的一個有限部分；最後，能源替代的軸心只能立足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但這些意味著能源系統從根本上分散化，同核能的超級中心化完全對立.
昂貴的核聚變（ITER）研究專案也是這樣。一種完全無用的項目，因為人類已經有好運氣能夠受益於沒有危險的核電站，它是免費的，將運行大約45億年，並自我回收其廢物，這就是：太陽。
雖然生物燃料只涵蓋了運輸領域中能源需求的微不足道部分，但已經充分顯示了其負面影響。不可避免的是，在現實中，利潤生產的邏輯，導致為可消化性需求的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產，先于食物基本權的滿足，先于土著社區的權利和環境保護。在這裏，技術的不合理又冒頭，在大多數情況下，對生物燃料生產的全球能源結算是否定的。通向第二代生物燃料之路，其本身並沒有剔出危險。即使假定有足夠嚴格的規定禁止把農地用於纖維素乙醇的生產，來自運輸行業的需求，也會使得有必要把其他土地 --- 或海洋區 --- 的巨大表面投入給生產主義的單一文化的懷中，還加上由此所造成的農藥污染和生物多樣性被破壞的一切後果。
有關生物燃料的批評，適當修改後也適用于非傳統石油資源：稠油，油砂和瀝青葉岩的開採，需要巨大的能源費用，以及其他資源（特別是水）的巨大浪費，而且其環境影響尤為嚴重。此外，在許多情況下，存積物落在土著社團居住區，他們的權利因此受到威脅。
鑒於局勢的緊迫性和社會原因，在迅速放棄礦物燃料的戰略框架內，碳捕獲和封存作為一項過渡措施，可以被接受：特別是，它可以使人有可能去計畫採掘機的重新調配。但是，目前不是這樣設想的時刻。與此相反，有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嘗試，要把物理限制撇開而不計後果。這就是各國政府談論的“清潔煤”，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開礦採它的巨大困難，粉塵污染，其對健康的後果和煤礦的生態影響，它就是一個神話。
對付氣候變化可能給“基因工程”一個巨大動力，涉及在這種技術所固有的風險中的品質提高。因此，轉基因樹木（增加碳匯的能力的快速生長的轉基因生物，木質素含量低或纖維素含量高的轉基因生物等）的生產，會增加過敏的風險。然而最危險的威脅可以來自生產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基因工程”，其細菌和轉基因微藻類的發展使傳播和雜交方面的威脅倍增。
22. 資本主義的反應對策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加倍攻擊工人、貧苦農民、婦女、土著社區和一般的窮人，以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
無論選擇那種“能源組合”，都將意味著能源價格的增加，將在兩個方面打擊到勞動人民：一方面，在他們自己的能源需求水準上，另一方面，在消費品的水準上，因為雇主將把能源價格的上漲轉嫁給商品價格。
作為不變資本一個組成部分的能源，它的增加將加重利潤率負擔，這將導致雇主加倍攻擊工資，物價指數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並且一般地會促使他們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越發努力增加剝削率。
截至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世界碳市場給資本家提供了新手段，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工人尤其受到一種新形式的就業和投資的訛詐，其目的是讓他們屈服於跨國公司的新自由主義勒令，或操縱他們，以爭取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或貿易補貼。另一方面，有各種獎勵和其他市場手段，旨在開放可再生能源市場和提高能源效率，不僅有利於雇主，而且也利於小康的中產階級，工薪小資產階級和高層無產階級，從而加劇收入分佈的不平等，獲得流動性，等等
仍屬假設的個人和可交換碳配額的引入，甚至會進一步強化這種不平等的傾向，以至於最貧窮者將會出售其配額，以獲取消費品。
在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重新促使生產者同傳統的生產方式--- 首先是土地 --- 分離，結果是，要麼農村人口外流或轉變為農村無產者（能源種植，碳氫物開採... ），要不然就流離失所走向較差地區或重歸“旅遊業”。所有這些情況，同自治減少和大量人口 --- 特別是婦女，她們在糧食生產上起關鍵作用 --- 生存條件的惡化有關，也同對土著社區及其權利的攻擊增多有關。
23. 無法創造社會條件，讓總排放量減少，於是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政府用對付氣候變化問題作為藉口，讓緊縮為人接受。
對於資產階級來說，“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的論文，以科學的名義證明緊縮和犧牲的正當性的嘗試，來得正逢其時，而全球變暖威脅的大眾化，造成了“綠色”經濟部門貨物促銷的有利形勢。但是，把某種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產物歸咎於“人類”，資產階級用這樣的宣傳手法，幫助創造一種病態而非理性的環境，它結合了厭世主義，宿命論，個人犬儒主義和保守的戀舊情緒。
這種蓄意製造的混亂的最危險結果，是重彈馬爾薩斯或新馬爾薩斯論文的論調，把“生態危機”主要或完全地歸咎於人口... ，從而歸咎給窮人，因為他們比富人有更多的孩子... ，從而歸咎給發展中國家，由於那裏婦女的生育率一般高於發達國家。以前還遮蓋以宗教方面的考慮，今日這些論文是包裝在一個轉移科學生態學概念（如“承載能力”）的偽科學中，以便把社會關係自然化。此外，這些活動中的一些可以指望科學家的合作，這些科學家在生態領域中的工作實際上只是表達了一種先天的資產階級偏見，正如我們在所謂“平民悲劇”的論文中清楚看到的情況。極端反動的政治勢力從而嘗試使用對氣候變化的擔心，為其仇視移民仇視避難者的運動，為其反對婦女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的運動，或反對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運動，發出更廣泛的回聲。教派和保守宗教潮流則把氣候威脅同末世論結合，宣揚順從既定秩序。
人們擔心，氣候政策的可預見失敗，最終導致資本主義選擇強力政權執行操縱管理的政策，就像在戰時一樣，調動一切可用的手段。這一政策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社會民主權利的新攻擊。
24. 資本主義對氣候挑戰的回答使資源戰爭的危險大為增加。
在被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結構調整削弱得最厲害的國家，氣候變化的影響增加了引發混亂局勢的危機的可能性，加上軍閥之間的武裝衝突。在已遭受嚴重用水壓力的一些地區，由於短缺在惡化，氣候變化加劇了控制水資源的重要性，造就了國家之間爆發水源戰爭的條件。但最大的危險可能來自競爭的加劇，競爭不僅是為了日益減少的化石能源資源的佔用，而且也為了新能源資源的佔用。氣候-能源挑戰，從而形成更大格局的組成部分，這個格局就是美國霸權下的兩極世界（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逐步過渡走向三極世界（帝國主義，新興國家，最不發達國家）的格局，其中爭奪帝國主義領導權的鬥爭在肆虐。
IV. 建設對付氣候變化的運動
25. 除非群眾動員起來，否則遊說以及大規模媒體行動和贊成改變個人消費行為的運動結合一起，也不會贏得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
氣候鬥爭是政治的，首先需要建設力量的社會關係。這個鬥爭可以贏，就像澳大利亞的例子所表現出的一樣，在那裏，群眾動員（在2007年11月，有15萬示威者）導致第一次的部分勝利：挫敗支持布希政策的保守黨政府，以及新政府批准京都議定書。面對氣候的緊迫形勢和資本主義政府的罪惡政策，我們在每一個國家工作，以求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按照反對戰爭和軍備競賽（“單一議題運動”）的動員傳統，在世界範圍內協調的群眾運動。
這一運動的目標，不是制定複雜的工作平臺，而是迫使政府，至少按照IPCC的評估報告得出的最審慎結論採取行動，迫使政府尊重“共同但責任有區別”的原則，尊重每個人的社會民主權利和名符其實的人類生存權。我們捍衛這一目標，反對以現實主義的名義，降低排放目標的潮流，也反對那些抨擊它們不足的人（我們會要求 “最低限度”的尊重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認真”的結論，以圖說服後者）。我們關切的是，要利用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合法性，以實現盡可能廣泛的統一行動，同時暴露政府的口是心非 --- 在國際氣候會議上通過“決策者備要”，但在實踐中不考慮它們。
動員群眾捍衛氣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困難在於氣候變化的特點，特別是其目前相對進展的性質，以及因果之間的雙重時空錯位。因此，傳播全球變暖的科學資訊的大型企業及其影響是必要的。它必須特別著重於不同社會運動和左翼政治組織的積極分子團體。事實上，這些團體有一個決定性的作用：只有他們能夠建立全球氣候威脅和特別社會問題之間的具體聯繫，特別是在地方一級，並由此推出一些戰略，能夠把社會鬥爭和救援氣候的鬥爭結合起來。這就是說，運動的建設必須設想為一個現存不同層次的社會抵抗網路，在一個共同的最低限度的平臺上，有協調一致的行動，和不定期的多元示威。建立網路的工作，將得力於氣候委員會，戰線或聯盟的建立，比如他們可以在全球氣候運動的框架內發展。
26. 在氣候運動的內部，有必要建立一個左翼流派，它把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聯繫在一起。
必要的突變應出現在這樣的規模中，即：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動員和積極參與，就不會有它。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使這種參與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在社會層面上是不能接受的，在環境層面上是有害的。這些政策實際上意味著加強帝國主義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競爭和暴力；從而加重剝削、壓迫、社會不平等和工人之間的競爭，以及意味著侵犯人權和資源的私人佔有。
特別是，對於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的行業，如石油，煤炭，水泥，玻璃，鋼鐵工業以及運輸部門的數百萬工人的工作崗位，工資和社會收益的重大挑戰，資本主義的戰略並沒有提供任何答案。這種政策只能遇到合法的社會阻力。不是鼓勵人們覺悟到氣候的危險，它很可能把某些階層的人們投入氣候變化懷疑論的懷抱。在那些受能源價格上漲的急劇影響的工作者的部門，在小雇主（農業，漁業，貨車司機）的社會份量可鼓勵暴力和絕望的社團反應的地方，這種風險尤其重要，給各國政府施加強大的壓力。
大型環境非政府組織嘗試激進化政府的氣候目標，卻沒有看到，與此同時，這個激進化做法會加重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攻擊。這是一條死路。為了氣候和社會正義，我們捍衛聯合鬥爭的需要。在廣泛的運動內部，我們為組建一個左翼支柱力量而工作，該左翼支柱力量連結這兩個層面，因而反對這樣擬議的解決方案：該方案的基礎是市場機制（碳價格，有利於可再生能源的獎金和稅收優惠政策，權利和配額的購買，等等），積累，新的殖民統治和技術飛躍。這個支柱力量尋求重新劃分工會，生態學者，全球正義力量，女權主義者，從事第三世界工作的左派，“漸漸減少的”左派，激進左翼組織成員，關鍵科學家等要素。實踐上和政治層面上，它採取每一項能夠推進另一種氣候政策想法的倡議，從而有助於建設廣泛的運動。
27. 氣候保護必須在社會運動平臺和鬥爭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著眼于植根在現有鬥爭中的廣泛動員，我們採取行動，以便讓氣候保護成為社會運動的一個主要關注，讓它找到每一個層面上的適合其需求的具體運算方式。例如：
（一）爭取和平：武器的生產和使用構成不可接受的氣候變化上的瘋狂…這本身就是衝突的一個額外的可能原因；
（二）為發展權和社會保障權，與貧困作鬥爭：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是直接同資源和發展水準成正比的。社會不平等會加劇脆弱性和阻礙能源變化；
（三）婦女的鬥爭：適應氣候變化的要求，特別是，為了婦女的平等權利，為了她們對兒童承擔的社會責任，為了她們墮胎和避孕的權力，反對雙重工作日，加強她們這些具體要求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四）爭取工作機會：為城鎮和農村做規劃，從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保護生物多樣性，發展公共交通和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這會提供巨大的就業潛力；
（五）爭取獲得土地，水和自然資源，以及有機農夫農業：實行勞力密集型有機農業的農村社區，是最有能力增加碳匯容量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農業部門；
（六）反對農業市場的全球化和自由化：除了造成農村人口的荒蕪，饑荒，農村移民和/或生態系統遭殃以外，農產品市場的自由開放，直接（運輸產品出口）和間接的，也是排放的一個重要來源。
（七）爭取庇護權：面對越來越多的環境難民，尤其是氣候難民，流通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構成合乎人性的唯一的答案；
（八）土著社區爭取其權利的鬥爭：通過他們的知識和他們使用生態系統的方式，特別是使用森林的方式，這些社區最能維護和發展碳匯；
（九）反對多變和不穩定的工作，反對延長工作時間：錯開和彈性的工時制和資本主義運動有利於使用汽車的勞動工人之升高的流動性。 “及時”生產是運輸部門的一個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減少工作時間，是消費和休閒活動模式出現大規模更換的一個先決條件；
（十）為了運輸，能源和水資源領域中有品質合格的公共部門，反對私有化。只有一個免費合格的運輸公共部門，才可以把每個人出行的權利同溫室氣體的減排調和起來。電力生產的自由化，使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網路的引入變得複雜。只有非營利的國有企業可以接受這個挑戰，在20年或30年內，完全消除房產建設部門的排放量。個人的水和能源免費配額，根據重要的社會需求而固定，它是非交換性的，超出配額時關稅則迅速增加，並限以絕對最高消費額。
28. 氣候挑戰對工會左翼是必不可少的。它意味著超越財富再分配的鬥爭。
大國際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有一個傾向，即跟從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以便為他們換取談判其某些方法的可能性。這一方針的具體化，是所謂“綠色新政”的建議，該建議基於這樣的幻想，即綠色技術將能夠吸納失業，並成為一個新的長期繁榮和資本主義擴張浪潮的動力。資本主義持久恢復的社會條件和環境影響，不在考慮之列。相反，工會官僚機構接納資產階級生產主義和盈利能力的要求，以及主要氣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綠色”公司， “生態稅” ，清潔發展機制，排放權交易，甚至支援核能和生物燃料。這種共同管理的政策很可能使工會運動，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工會運動，共同負責氣候災難及其對貧窮國家窮人的影響。它只能在國際範圍的工人中，在不同國家的各部門之間播下分裂的種子。考慮到氣候和能源挑戰的重要性，對於工會左翼，抓住這一挑戰並使它成為爭取工人組織改變航向的一個核心要素，是決定性的。從戰略角度看，這場鬥爭就更加困難，因為它並不是一開始就起於綠色技術領域中的新型生產，新產品和新市場的發展 ---因此，並非經濟再啟動--- 而是起自于優先爭取減少能源消耗，抑制無用或有害的生產，這些部門的工作者的再就業，等等。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它顯示了戲劇性的情況，即工人被鐵鏈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而他們依靠這個方式過生活。要克服這個障礙，只有向資本主義所有制挑戰，提出這樣的要求，如：（一）從挽救氣候和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雙重角度來看，具有決定性的活動，要被賦予公共地位，就是說，首先要無償地徵用那些控制能源的提取、轉換和分配的資本主義公司；（二）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領域中，首要的是賦予替代性技術的研究和研究成果以公共地位，加上在國際發展方案的框架內讓它優先再融資； （三）各級（全球、區域、國家、地方）的過渡計畫，旨在過渡到一個無化石燃料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生產和消費盡可能作重新安排，並在工人的控制下，給礦物部門的工人提供轉業訓練，維持他們的社會收入。面對這一挑戰，工會左翼必須擺脫專盯住財富再分配的狹隘眼光，轉而研究挑戰財富概念本身以及財富產生的方式，換句話說，研究挑戰生產方式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夠把圍繞具體目標而動員各地工人所必要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資源解放出來。這種做法，使減少工作時間（減少工作強度但不減工資，並按比例雇用新的工人）和工人控制（工作節奏、生產、能源、等）這樣的需求越來越重要。
29.大規模轉讓清潔技術給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以及資助這些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需要取消債務，並建立一個特別基金，提供必要的來自大量資本主義利潤稅收的手段。這些手段必須置於這些國家的人民及其社會組織的民主控制之下。
因為它意味著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參與，氣候的挽救需要全球範圍的資源和知識的共用。它必須聯結下述的情況：
（一）取消第三世界債務，把南方國家的獨裁者放置在西方銀行的資產歸還給人民；
（二）解除銀行保密，制止避稅天堂，徵收財產稅和遺產稅，對資本投機運動徵稅，等；
（三）大幅度增加帝國主義國家用於援助公共發展的預算；
（四）除了這種援助，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影響，以及無財務條件地轉讓清潔技術給這些國家的公共部門；
（五）對氣候變化最有責任的經濟部門（尤其是石油、煤炭、汽車、電力生產）徵收利潤稅和超級利潤稅，以此作為這一基金所需的資源；
（六）健康以及可用於消費品生產和基本服務（運輸、輕工、水和能源、通訊）使世界所有人民能夠獲得基本商品的技術方面的專利制度，要加以廢除；
（七）對放棄利用礦物燃料資源的南方國家作財金補償的制度，這個賠償由有關的人民管理。然而，北方與南方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也不足以對付氣候挑戰。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在生產和交換全球化的框架內，讓南方國家的經濟服從於積累，它嚴重地不符合現在到2020年（非洲為2050年）必要的15%至30%減排的目標。這一目標只能通過一個內在的發展達成，要對廣大人民的需要做出反應，因此，同有利於農民農業的土地改革相關，同面向國內市場的生產調整相連。因此，對人的發展權和氣候救治的調和，需要採取措施，反對當地的統治階級，他們使用發展權為藉口，拒絕任何燃燒化石燃料的障礙，掠奪自然資源，讓森林適合他們自己的需要，他們充當中間人，銷售碳配額，生產生物燃料和以低價向發達國家市場出口農產品、食品和工業產品。為了防止他們採取行動，加強這一社會上和生態上有害的發展模式，掌握在南方國家手中的財政資源和技術手段，必須置於這些國家的人民及其社會運動的民主控制之下。因此，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驗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永久革命理論。
30. 應對氣候變化必須把所有主要的生態挑戰整合進一個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視野裏。
資本主義的歷史以環境危機為特點，它的“解決”缺少一個整體的生態眼光，實施的是服從利潤率要求的部分技術答案，其有害的環境影響只是後來才顯現。歐洲森林之所以免遭滅頂之災，是由於煤炭的開採，而煤炭的開採是氣候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土壤避免了被耗盡，是由於大量使用化肥，而化肥是溫室氣體的來源，是水質污染及富營養化的原因；臭氧層空洞的發展已經放慢了，這得益於使溫室效應大為加重的氣體的冷卻。等... 在遵循同一魔法師學徒方法的同時，解決氣候/能源危機，可能會有更加危險的後果，特別是在兩個方面：越來越多地訴諸核能和轉基因生物體。反對這些技術是左派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必須譴責它們象徵著資本主義的無限增長的瘋狂，以及譴責該系統的荒謬企圖，它欲跳越過自己的頭部，去不顧一切地維護產生利潤的積累。
按照較為普遍的方式，氣候挑戰彙集了所有的環境問題。因此，對它的回應必須整合所有的大生態挑戰，特別是：（一）保護熱帶森林，尊重依賴其資源（碳匯）生存的土著社區的權利；（二）保護生物多樣性；（三）合理和公開的管理水資源；（四）出自石化產品的約10萬分子在毒害生物圈，要同這個毒害作鬥爭，這些分子不是天然存在的，因此，在某些情況下，不能被其還原劑分解；（五）消除破壞平流臭氧層的氣體，代之以沒有其他生態危險影響的替代物；（六）抗擊大氣污染及其對人類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對生態系統（酸化，對流層臭氧）的影響後果 。
31. 我們必須譴責資本主義計畫和科學家建議之間的差距。從社會運動起始，我們必須建立與關鍵科學家的聯繫。我們必須提出知識的所有權和研究的社會作用問題。
政府試圖使人們相信他們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氣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學”上的，政府的這種矯飾，必須積極地予以揭穿。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譴責把政府的目標同IPCC最謹慎的結論分離的鴻溝。這譴責意味著，在批評絕大多數專家轉達的主要思想和社會前提的同時，要消化吸收科學專業知識的實質。因此，左派必須建立與科學家的關係，邀請他們將其專業知識傳達給社會運動，從那裏挑戰他們的一般政治立場，促使他們表達自己對這個矛盾的立場，該矛盾的一方面，是對抗全球變暖所需要的合理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是服務於部分資本主義理性的科學超級-區域分隔化。考慮到科學專業知識在氣候政策的發展中所占的地位，建立社會運動與批判人文研究者，實驗室和協會之間的關係，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在這個框架內，我們建立一個更寬泛的視角，來看科學和研究在以社會正義拯救氣候的鬥爭中的作用。我們不拒絕技術解決方案，也不拒絕發展和進步的概念。相反，我們認為，科學的研究和技術應擺脫資本的影響，使它們的潛力可以大量和迅速地被用來服務于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能源效率的進步提高和資源的合理管理。出於這個原因，我們要求為研究作大規模的公共融資，終止鏈結大學同產業和金融資本的合同，根據以社會正義向生態可持續型社會的轉型，民主確定研究的優先次序。
32. 我們必須反對人人有責論，但主張以冷靜的態度對待能源，衡量什麼是社會可能的。
左派反對政府的全民有責的說法，政府把全球變暖和拯救氣候的責任，歸咎於所有階級的每個人的個人行為。這些論述設法掩蓋社會的不平等和資本主義的責任，轉移對生產方式作必要的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的注意。但並不能因此說，左派可以避開提出個人行為帶來的問題，或相反，拒絕在消費方面採取任何行動。
有一種錯覺認為，氣候可以通過一個反對過度消費的“文化蔓延”運動來挽救：在沒有結構性變化的情況下，個別人的狂熱只能導致僧侶似的生活方式，並不是很有“蔓延性”的。但是，為避免質疑過度消費以及由此而來的個人行為，押賭注於假設的革命性科學突破，這也是不合理的。氣候的緊迫性迫使我們此時此地，根據已知的技術解決方案和現有的科學診斷，採取必要的決定。基於相信進步的態度，相信技術救兵的奇跡發生，這個做法只能用來讓無所作為合理化，而文化蔓延概念的捍衛者，至少有以行動來拯救氣候的優點。
不是把消費領域中的行動同生產領域中的結構性變化作對比，左派必須把前者設想成為後者強調需求的一種手段。一方面意識到，全球變暖及其影響的嚴重性同某些行為方式的持續，兩者不相符合，這些行為方式對環境表現出明顯和輕率的蔑視：目前社會上可能的是，基本的道德規範要求那些基本需求滿足者，應表現出對待能源和行動的冷靜態度，避免做出加重氣候變化的事。另一方面，替代性的社會實踐，民主運動，和對抗生產主義和消費的群眾動員，即使少數人的動員，也可以發揮積極和重要的作用，幫助形成這樣的集體意識，即：在生產領域裏，結構性的變化是必要的。
因此，我們支持反對廣告入侵，反對公共場所的資本主義佔有，反對自然資源的浪費，反對無處不在的汽車，反對航空運輸收費暴漲的民主運動和行動，支持對破壞赤道森林所製造的產品的抵制行動，等等。
33.我們必須制定應對災難的民眾緊急援助方案法。
氣候變化大大增加了乾旱，洪水，滑坡和其他災難的風險，它尤其厲害的打擊工人和窮人。在發展中國家，這些災難可能在某些情況下變得極其普遍。面對這種威脅，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干預社會運動，干預的層面有兩個：需求的層面，包括把一些國家放置於其責任面前；大眾以及以團結為基礎的直接援助的層面，援助由當地居民和他們的組織負責，有全球積極分子網路的協助。發生自然災害時所取得的經驗表明，事實上，這一大眾援助提供的幫助更快速，成本更低，而且更直接面向窮人和真正的需求。此外，他們還有利於一種不同的社會關係和既定秩序論爭的發展。
V.開闢通向生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之路
34. 政府無力採取拯救氣候的必要措施，結構上的根源於資本主義的基本法律。
競爭推動每個資本家，以機器取代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得可能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超級利潤，從而獲得競爭優勢。這場技術租金的競爭，隨著發展，進一步加速加劇該系統過度生產的趨勢，從而加劇過度消費趨勢。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必然意味著一個物質生產數量的增加。這反過來要求增加資源（特別是能源）的佔用，這是一方面，以及更廣泛廢物的傾倒，這是另一方面。非物質化的傾向，有效率地利用資源和轉化廢物為原料的傾向，可以放慢這整個運動，但不能阻止它。確切地說，一個靜止的資本主義是一個矛盾：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目標是生產價值，即一個籠統和抽象形式的交換價值，由此推出，根據馬克思的公式，除了資本本身以外，資本主義不認識其他任何限制。
正是在這一框架內，我們必須分析氣候變化的影響。縱觀200多年的歷史，該系統已從自然環境開採了豐富的化石能源資源，確保它有一個低價的不變資本要素。該生產性消費有一個看不見的廢品二氧化碳，在大氣層積累到了這樣的程度，其目前的全球排放量兩倍於生態系統的吸收能力。長期以來，我們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噸位和資本主義擴張或停滯長波之間的強有力的邏輯關係。因此，大規模汽車和其他大眾消費品生產推進的戰後擴張期，排放量上升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大氣溫室氣體濃度被帶到一個持久地接近導致大規模氣候災難的水準。之後略有下降並在70和80年代穩定下來，然後，由於生產和運輸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轉型的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債務燃料重新推動的美國經濟，總排放量開始再次上升。全球變暖以及礦物資源終將必然的耗盡，於是似乎成了物理上的障礙，機器碰上了這些限制，卻無法承認它們的存在，特別地，不能由它們得出所有的不可缺少的實際結論。氣候變化表明，資本主義制度立基於價值的潛在無限積累，積累導致資本加速流通，它表明自己無法有效地整合物理限制的概念和生態的節奏性。
35. 氣候變化把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帶到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水準，並使其成為一個重大的系統性危機，一個文明的危機。
全球變暖用物理語言表達了60年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用政治言語描述的論點：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條件不僅成熟了，而且已開始熟透腐爛。氣候危機最明顯和最全面的體現了這一腐爛。因為它沒有被消除，沒有被一個非生產力主義的制度取代，“晚期資本主義”已經導致人類採取決定性的和不可逆轉的步驟，走向一個十分嚴重的環境退化，有可能進一步惡化數億人的生存條件。如果在非常短的時期內不採取能夠阻止這一進程的激進措施，人類將不得不面臨一系列大規模的災難，以及無法估量的社會和政治後果。
在經濟層面上，在始于1970年代初的長期衰退浪潮的框架內實行的殘酷緊縮政策，造成的一種局面是沒有先例的，這個局面延續了25年：一個利潤率的復蘇卻沒有伴隨著資本積累率的復蘇，而是伴隨著大規模失業的持續，貧困的增長，不平等現象的暴漲。系統長時間的不能開啟一個新的擴張長波，它的這種無能代表其歷史性的精疲力竭，它不得已陷入越來越大的困難，難於補償一個傾向，這個傾向就是因為剝削率的增加而平均利潤率下降，它不得已陷入來自於實現剩餘價值的矛盾。
在社會一級，資本主義得以擺脫大蕭條，靠的是鎮壓工人運動，法西斯主義，戰爭，並付以長期通貨膨脹和氣候系統不可逆轉的不平衡的雙重代價。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新的繁榮歷史時期的開啟，就必須經歷一個“外源性休克”，其規模至少可同1930年代的激烈調整相比。次級抵押貸款問題開啟的衰退表明，儘管工人運動失敗，一個新的擴張長波的條件並不存在。
在環境水準上，即使假設對商業活動的大規模政府援助（換言之，一個新的勞動向資本的財富轉移）將加速清潔技術的推廣，一個持久的資本主義復蘇 --- 按照戰後復蘇熱潮的模型 --- 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幾年的化石能源消費量的增加，因此，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加速遠遠足以引起氣候災難的突發。換句話說，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提出了文明的基本選擇：繼續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犧牲環境和社會的多數，抑或一個非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
36. 唯一可能的是，打破價值積累的邏輯，以有用物品（使用價值）的生產代替商品的生產，共同地從結構上解決氣候危機和社會危機。
若要氣候穩定在同預防原則協調的水準上，則有必要讓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遲到2015年開始減少，從現在到 2050年，減少50%至85%，從現在到本世紀末，減排更多。這個目標的實現，必須沒有核力，沒有為世界市場的生物燃料的大規模生產，而只能稍微求助於碳的捕獲和儲存。就我們目前所知的狀況，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通過大大減少總的能源消耗，這是唯一可能的引進可再生能源的條件。要做到這一點，提高能源效率和減少經濟的化石碳強度是不夠的。無關于共用努力（北南，北北，南南）的社會政治決定性問題，物質生產的某些減少因而是必要的。但是，資本主義根本上是生產力主義。當被剝削被壓迫者用鬥爭迫使其放棄積累表中的些許增長時，它只能夠按自己的方式（被商品變態的）滿足社會需要。在這一系統的框架內，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減少的具體實現只是暫時的，因為這種減少是生產過剩危機造成的，它涉及社會危機的惡化，貧窮，失業，不平等現象的增長。這意味著，客觀上，氣候挑戰使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性方案成了一件絕對必要的緊迫事情，並且使參與資產階級機構的策略變得不合格，因為該策略期望實現一個假設的漸進轉變。但在現實中，要打破不符合氣候挽救的積累的惡性循環，唯一可能的是，由滿足人類需要（必然是有限的）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代替積累價值（可能是無限的）商品的生產。生產領域（以及作為一種生產活動的運輸）的結構性變化因而是決定性的。正是這些變化，將創造消費領域的變化的物質基礎。這些變化不僅需要廣泛地把財富從資本轉移到勞動，而且也挑戰資本主義財產權。這兩個方面合起來，要求無償的國有化現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整個信貸部門（銀行，保險業）。因此，對付氣候變化，開啟了重振過渡方案法的可能性：一方面，重建人類所需要的一個非資本主義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對於總體上不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正常運轉的一系列具體一致的要求，給出一個堅實的客觀理由。
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其確切的要求可以有很大的差別，具體情形取決於發展水準，社會組織形態，生態系統的特徵，能源系統的具體情況，等。一般而言，他們的過渡性質將決定於這個事實，即它們的表現有助於有效地解決生態/氣候危機和社會危機兩者。為有益於社會的活動創造就業機會，能源的權利，住房和交通（免費的公共交通），抗擊污染及其對健康的影響，以負責任的方式使用資源，海洋，森林，湖泊， ...在這麼多的關鍵領域，可以提出建議，闡明排放量減少的理由，能量和物質流動的合理管理，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減少，民主權利的增加，和商品對社會控制的削弱。
在此關頭，生態/氣候效率（降低排放量）的問題，不是一個過去的細節問題。與此相反，它必須得到特別的重視。由於對抗全球變暖作為一個真正全球性問題的客觀重要性，具有重大的社會含意，而且還因為反資本主義的建議比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更有氣候效率，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東西；它面對自己不得不承認的決定性挑戰，只能加深該系統合法性的危機。
37. 正是由於這個事實，即它的性質是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問題，它需要加以解決以避免更嚴重的災害，所以氣候變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按照突出的實際合理和直接的要求，直接引進反資本主義的替代辦法的必要性。
面對氣候變化，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兩代人的時間）必須採取的措施，它們的巨大規模，對群眾心境可以有矛盾的影響：指責和懷疑的反應，玩世不恭的反應，晚期資本主義中的生存不安全感所產生的潛在痛苦的加劇。這些情感可以被資產階級政府利用和操縱，而且也可以被神秘的派別用來提供不合理的和末世論的偽解決方案。它們還可以被反動派別加以利用，把人類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自然化，由此出發，總是傾向於推導出潛在野蠻的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結論。在階級鬥爭水準低下的情況下，這些風險更是現實的，而且這時具有防禦性質的衝突（這時，環境因素一般趨於邊緣化）相當普遍。
但是，用這種困難的情況作為一個理由，滿足於有關氣候變化（或甚至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把它擱置一邊，直至更好的時代，或者更光明的未來）即時要求，這是錯誤的。相反，這種情況使我們必須大膽地把即時要求的鼓動，與廣泛徹底的，全球性的簡單而直接的反資本主義宣傳結合起來。這是必要的，以便在生態和社會雙重層面上，提高挑戰的目標水準，從而表明自己在提供一個解決方案。這是可能的，原因是，由於其作為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問題的性質，需要立即解決，以避免更嚴重的災害，因此氣候變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按照突出的實際合理而直接的條件，引入需要，即用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作為前進道路的需要。由於它的緊迫性，事實上，在關於基本需要這樣一類的根本問題上，它可能直接訴諸于廣大人民的道德層面，良知和理性，以便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不計其成本地施用所有可用的有關手段；把大氣、水、土地、遺傳資源、太陽輻射和一般能源視為人類的共同財產；重新分配財富和發展公共部門，以便調動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只要應用非常的權威，依據專家的科學結論，立足於一個關鍵的方法中，賦予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更多的合法性，這是可能做到的。
社會主義專案的危機，包括非常消極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生態平衡結算表，是一個不可能回避的因素，它沉重的壓在被剝削被壓迫者的抵抗和反擊能力上。充分利用氣候變化提供的可能性，重建反資本主義的視野，同時把它植根於全球生態和社會問題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圍繞一個全球性社會項目，甚至文明項目，幫助重組國際工人運動。
38. 碳迴圈的飽和和非再生資源的耗盡意味著，不像過去，工人階級的解放再也不能設想為無須考慮主要的自然限制。
反對增長，其本身並不構成一個社會或文明的項目，也不是贊成另一個社會（特別地，如果增長下降的衡量是國內生產總值的減少，更是如此，因為國內生產總值只考慮價值的數量，而不顧人類和生態需要的品質）的廣泛社會動員的戰略。生產和物質消費的下降，對氣候救援是即刻必要的，因為資本主義已經把人類驅上一條沒有出口的道路太遠了。一方面，這種下降絕不預先判斷未來可能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於向一個沒有化石碳的經濟體的必要過渡，它是唯一的定量標準。為了避免導致反動的結論，這一定量標準必須伴有品質標準：財富的再分配，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公共部門的發展。如果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並且如果它的目標是無用的或危險的生產，那麼，通過在教育，衛生，文化，社區活動，公共交通，城鎮和農村規劃，以及重要的免費服務這些部門的社會投資，物質生產的減少則同人類絕大多數的福利，財富和生活品質的增加相符。
資本主義制度同物質生產和消費的增長當然是分不開的，但這是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生產價值，作為一種抽象形式的交換價值，導致財富在社會一端長期無限積累的趨勢，並在同一時間導致貧困在另一端不斷的積累。沒有考慮到這個雙重現實的氣候政策，幾乎肯定是註定要失敗的。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關鍵點和杠杆，從而基本上保持了社會主義專案已經確定的那些東西：動員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反對以爭奪利潤為基礎的制度，反對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反對生產商品，競爭和工資制度。但是，這個關鍵點和這個杠杆已經不再足以確定替代該方案。事實上，碳迴圈的飽和，在全球最廣最明顯的表明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與過去不同，現在設想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考慮主要的自然制約：在歷史的規模上，不可再生資源的存儲有限，可再生資源的補充速度，能源轉換規律，生態系統和生物週期的運作條件，它們的節奏。列寧的簡短定義 --- 社會主義是蘇維埃加電氣化 --- 因而已經過時：電力如何生產（來自可再生的，抑或礦物的能源？），多少數量，有什麼樣的環境影響？
如果想在生態和社會雙重挑戰的高度上，表現出一個全球性的替代方案 --- 在現實中，一個生態社會主義的挑戰 --- 社會主義項目就必須闡明這些問題。為了做到這一點，申明社會主義必須整合生態問題，是不夠的，換句話說，社會主義者必須更好地包含生態層面，發展生態的要求，並參加保護環境的動員。真正的挑戰在於整合社會主義項目，把它融入陸地超級生態系統的全球生態中。這意味著，必須這樣構想發展，即它的目的不僅是滿足人類的需要，而且還要同它的環境可持續性相應，並進而接受這個情況：生物圈的複雜性，未知因素和演化特徵，賦予此發展事業一定程度的不可克服的不確定性。
把社會主義整合進生態中，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意味著一場“文化大革命” 。為了避免區域分割化的，功利性和直線性的觀看自然，把它看成人類操作活動的物理平臺，把它看成商店，從中提取必要的資源用於其社會生存的生產，以及把它看成放置這一活動的廢物的垃圾場,這是必不可少的。 在現實中，在同一時間，自然界是平臺，倉庫，垃圾場，和所有生命進程，由於外部供應的太陽能，生命進程使事物迴圈在這些極端點之間，不斷地調整自然界。因此，廢物及其處置的方式，必須在數量和品質上，同生態系統的迴圈能力和節奏相容，以便不影響生物圈所代表的精巧影片的良好演出。然而，這一良好演出依賴于操作員的數量和多樣性，以及連接他們的多重關係鏈的品質和複雜性，依賴於最終確定人類資源供給的流量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 “人類控制自然”這一把握十足的概念 ，必須放棄。從現在開始，唯一真有可能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真正滿足人類需要（即需求擺脫商品異化）的社會主義，它經由人類謹慎地反省這些需求以及他們滿意的這種方式對環境的影響後，自己民主決定。
39. 因此，馬克思的生態方面的主要錯誤，不是把自然作為一個要開發的資源的無限儲備，而是沒有把自己的“交換的合理管理”概念應用到特殊的能源領域，而他卻已把該概念應用到了土地方面。
19世紀，由於農產品市場的城市化和國際化，造成養分迴圈圈的破裂，帶來土壤地力的耗盡，李比稀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導致馬克思假定，工作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必要調節，唯一可能的自由在於合理管理人類和環境之間的事物交換。這種想法，即社會和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是歷史決定的，人類，因為它自覺地產生其社會存在，必須承擔“合理管理”與地球的交換的責任，這個思想涵括了一個非凡的論點，可以媲美當代全球生態問題的最佳構想。它證明馬克思，儘管有某些含糊不清的提法，並非不瞭解自然週期，而且他知道有限環境中的資源是有限的。關於土地的“合理管理”，這個思想有一個強烈的綱領性表達，即：實際上它是要恢復養分週期，尤其是，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廢除城鎮和農村的區分。在他們眼裏，這一要求同廢除體力工作和腦力工作的區別一樣重要。
因此，馬克思的生態方面的主要錯誤，不是把自然作為一個要開發的資源的無限儲備，而是沒有把自己的“交換的合理管理”概念應用到特殊的能源領域，而他卻已把該概念應用到了土地方面。在他的工業革命分析中，馬克思並沒有認識到，從木材轉到煤炭，意味著放棄可再生能源的流通，贊成使用可耗盡能源的儲備，而其開採只會違反社會和環境之間的碳交換的“合理管理”。雖然他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用盡僅有的兩個財富來源 --- “地球和工人” --- 的傾向 ，而這個分析的框架，使他們能夠精湛地預測到發展動態，將導致大工業和資本主義農業共同努力，同時使城市工作者，農村工作者和土地的肥力貧困化，共產黨宣言的作者沒有看到，資本主義急於耗盡礦物資源將不可避免地把人類引入沒有出口的能源道路。
按照唯物史觀，技術無法逃避這樣的規則，即所有的人類活動是社會地和歷史地決定的。我們可以特別引用這個事實，即馬克思本人強烈譴責資本主義機械化的階級特性。然而，沒有見到從木材轉到煤炭的重要性，這個事實導致他沒有把能源階級特性的問題說清楚。在工業革命時期，這種明確性的缺乏幾乎不導致任何實際後果：同樣的蒸汽機被用來把木材和煤炭的化學能轉為機械能和熱量。但是，因石油以及特別是核能源的使用，形勢發生了變化。真正迫使我們採取明確的立場：要麼技術被拒絕，而且能源不是中性的；或者要不然，能源是中性的，而且開發它們的這些技術不會實在地被拒絕。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發現自己處於同我們起初的論斷相矛盾的情況中，這個論斷就是技術的歷史/社會決定論，這等於是說，我們允許被馬克思推出大門的技術專家治國論，通過視窗爬回來。
馬克思的繼承者要對這個事實承擔重要責任，這個事實就是：“合理管理人類與自然間事物的交換”的概念及城鄉差別的相關問題在20世紀被遺忘了。19世紀末，合成肥料的發明似乎已經解決了土壤肥力問題，該問題是資本論所進行的生態思索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然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尋求瞭解，這個解決辦法是否符合“合理管理人類與自然間事物的交換”的概念。總之，沒有人，其中包括革命家，理解到馬克思曾應用於土壤問題的概念，可用來從“社會新陳代謝”的角度分析化石燃料的燃燒（或其他不可再生資源的掠奪）。這一驚人不足的原因，還要詳細的分析。俄羅斯的落後，史達林反革命，社會民主生產主義和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同自然科學演變的某些距離，發揮了作用。 但是，批評過度的樂觀主義，也是必要的，因為它不合理的期望，科學技術總能找到一條離開資本主義生態死角的“前進之路”。氣候變化問題從根本上質疑這種對進步的信念，這就是為什麼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在有關環境的挑戰中，已經並將繼續有相當困難去定位自己的最重要原因。這就是為什麼把社會主義專案納入生態裏面，是馬克思主義革命活力的基本條件。
40. 能源問題是該替代方案的中心。我們可以把“太陽能共產主義”的觀點，置於馬克思的“社會新陳代謝”思想的連續性中，更深刻地精研發展它，並從中引出新的結論。這個更深刻的發展，使生態社會主義的新概念的使用大為合理化。
能源問題是氣候挑戰和一個替代方案問題的中心。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超越其前行者（包括馬克思）在這件事上的含糊和死角，是決定性的。能源系統的概念--- 定義為從能量轉換的角度考慮的生產方式 --- 使得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即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是：
（一）能源的准完全佔用，它們的轉換器及傳載器，以及其商品轉化（包括通過人類轉換器，置於雇主支配下的勞動力的商品化）的准完全佔用；
（二）化石燃料的壓倒性使用，產生租金和溫室氣體；
（三）擁有能源以及轉換器的資本的中心化和聚集，導致系統本身越來越集中；
（四）能源效率低，並有相當程度的浪費，這要歸因於優先尋求利潤，但也要歸咎於中央化的結構，使生產基地同主要市場分離，歸咎於無用的生產，歸咎於部門之間經濟規劃的缺乏，歸咎于完全過度的機械化；
（五）供應的全球化，能源通道的軍事保護，和控制生產國的帝國主義政策；
（六）日益相互聯繫和集中的網路的形成；
（七）圍繞化石能源，主要是石油，一個涉及汽車，航空工業，造船和石油化工的強大能源工業綜合體的構成；
（八）通過化肥，能源生物的生產和“基因工程”技術的實施，農業日益整合進入這個綜合體；
（九）資本積累邏輯的固有趨勢，是不斷增加的供應和需求，特別是在能源領域，它的表現是訴諸核技術。
從能源的角度來考慮，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迫切需要摧毀這個集中化系統，該系統是無法無天的，浪費的，效率低下的，死勞動力密集型的，基於非可再生能源的，並面向商品生產過剩趨勢的。必須取而代之的一個系統，是分散的，計畫的，經濟的，高效率的，生勞動力密集型的，完全基於太陽能和面向實際耐用，可回收和可重複使用的設施的生產。這一轉變並不僅涉及狹義的能量“生產”，而且涉及整個工業體系，農業，運輸，休閒活動和城鎮和農村規劃。
能源/氣候挑戰，使社會主義革命被設想成這樣的：它不僅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力量，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個國家一建立就開始消亡並逐步走向實行人民群眾的自我管理，而且也是一個進程的開始，這個進程就是銷毀舊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和更換以另一種機器，採用其他技術和其他工業生產過程服務于民主決定的目標。這一極其深刻的歷史巨變，只能真正開始於社會主義革命在全球範圍勝利後，在主要的不平等發展的消除，將有可能名副其實地滿足每個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的時候。它特別要求，不同國家初步實現食品和能源的自治。遠不同於停滯，或人類發展的停止，與此相反，它意味著，在科學和技術上以及民主執行它們的社會能力方面的一個重要進展，在“謹慎照顧”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內，每個人積極參與，而土著社區的貢獻將是非常寶貴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普遍認為，一旦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人類在品質上的發展將淩駕於其數量發展。這一概念同馬克思的想法一致，對他們來說，真正的財富寓於空閒時間，社會關係和認識世界。“太陽能共產主義”的視野，與非生產力主義思想是合乎邏輯的相連的，同時又在深化它，並且根據需求，任務和方案得出新結論。這個深化大為加強了使用生態社會主義新概念的理由。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人的勞動和破壞自然資源的共同鬥爭的集中體現，生態社會主義不是出於空幻虛妄的，應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的理想，而是來自唯物主義的需要，根據生態環境的原因，管理社會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換句話說，以可能同生態系統的良好運作最相容的方式，管理社會與自然的物質交換。
2009年3月
附注
[1] 決策者備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SPM)，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2007年。注：給出了與1999年相比的溫度變化，因此應該會上升0.7攝氏度，以表明同前工業時期的比較差異。
[2]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世界人類發展報告， 2007/2008
[3] “二氧化碳當量”考慮到整體的溫室氣體，把它們都當成是二氧化碳。
[4]同參考的情況相比，一個“重大偏差”對應15%至30%的變化。
[5]能源強度和碳密度分別指，為產生一個單位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天然氣形式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6]我們應該加上地熱能源，唯一的非太陽的能源，但其潛力是微弱的。
[7]目標提高至百分之三十，其前提是有一項國際協議，其中包括其他工業化國家的類似減排和新興國家的認真參與這項努力。但這一目標仍將維持在專家建議範圍的較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