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和我們的任務（決議草案）

丹尼爾•坦努樂

我們已經在ESSF網站上登載了丹尼爾•坦努樂在第四國際2009年2月的國際委員會（IC）會議上作出的報告‘氣候變化和氣候運動’[1]。即將到來的第四國際世界大會關於這些問題的決議，是以該報告為基礎而擬定的。

我們現在發佈關於氣候變化的決議草案（最初版本，2009年10月11日），該報告將提交給即將召開的第四國際世界大會表決。

1. 眼前的氣候變化，一般來說，並不是人類活動的產物，而是因為這樣的事實: 即資本主義制度，基於短期利潤和超額利潤的考慮，不僅把剝削勞動力，而且也把對自然資源，尤其是對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廉價化石燃料儲備的掠奪，一直不停地作為其發展的基礎。

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和20世紀初期，一些尋求以太陽能利用為基礎的替代能源系統的合理建議，不是被資本主義盈利律擱置一旁，就是毀於煤炭企業的壓力下。1945年後，為了延續其超額利潤，石油壟斷企業和依賴石油的部門壓制許多技術替代方案，並且迫使運輸，消費和城鄉規劃的方式只能服從於銷售越來越多的商品的願望，特別是汽車和其他大規模生產的個人消費品。在過去40年中，儘管有日積月累的越來越可信的證據，資產階級政府和媒體仍然無視科學家們的警告。相反，它們支持資本主義遊說團體的歪曲宣傳，與此同時，生產和交換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正在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爆炸性增長。

在21世紀初的今天，全球變暖的原因有完備的資料記錄，危險是政府已知也承認的，技術解決方案是存在的，並且情況的嚴重性隨著專家們的每個新報告而增加。儘管這樣，資本主義仍然不顧一切地繼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非傳統能源（重油，瀝青砂，葉岩油）以及巨大的廉價煤炭儲備。由於構成該制度基礎的是積累邏輯，從而啟動了生產主義的賭博，它意味著危險的技術：發展核電和發展旨在增加生物燃油的有害生產的基因工程，以及發展捕捉儲存億萬噸二氧化碳於深部地質層的“清潔煤”技術。對資本而言，可再生能源，只是一個新的價值積累領域，這解釋了為什麼它們的實施形式會特別地帶有破壞性，它們被用作化石燃料供應的補充而非替代。

資本的唯一限制是資本自身（馬克思）。這一制度的瘋狂競爭，造成兩極分化，在一端積累財富和過度消費，另一端則是貧窮和匱乏，它威脅著促成人類生態災難，這是一個歷史尺度上不可逆轉的災難，會對生態系統，特別是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儘管這一危險臨界點，同前工業化時代相比，大大低於2°C，它已在許多地區（島嶼國家，安第斯國家，北極地區，半乾旱地區...）遭到反對，但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層面上已經通過或正在討論的一些計畫，對應於一個60釐米至2.9米的海平面上升（不計兩極冰蓋的脫位），為均衡起見，卻提出3.2°C到4.9°C之間的變暖。儘管千年發展目標並不足夠，但它卻不能達成，不僅如此，還有千百萬人面臨他們生活條件的嚴重惡化。對於其中最貧窮的人而言，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特別是來自海岸洪水，淡水資源緊張，熱帶地區的農業生產力的預期下降所造成的風險之威脅。

2. 要讓氣候穩定在危險最小可能的水準上，需要大幅減少能源的消耗，因此需要減少物質的生產。同時，能源和其他資源必須確保30億男女的發展權利，這些人生活在不符合人性的條件中，是全球變暖的第一批受害者。資本主義制度是無法分開接受這兩項挑戰的。對於它來說，同時對付這兩項挑戰等於要它做不可能的事。要不計代價地實行世界性的過渡計畫，完全基於可再生能源，基於人類基本需求的滿足，建設一個經濟高效的能源系統，要執行這個計畫，徹底的反資本主義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看法，要讓氣候穩定在最小危險可能的水準上，需要全世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15年之前達到峰值，並從現在到2050年之間，減少到2000年的百分之50至85。按照預防為主的原則，至為重要的是把這些目標最嚴厲的部分作為最低限度要做的事。事實上，氣候模型沒有納入已知的“非線性”現象，特別是格陵蘭島和南極冰蓋的脫位以及永久凍土（凍土）釋放的甲烷，就算納入了也是做得非常不完善的。但是，這些現象已經明顯，很可能會強烈地加速氣候變化，並大大增加今後幾十年的負面影響。

除了這些物質的限制外，還必須加入社會，政治和技術性質的其他限制：

為了計算帝國主義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不同歷史責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估計，參照1990年，從現在到2020年，首先必須減少25%至40%的排放量，從現在到2050年，要減少80%至95%的排放量，然後，2050年在所有地區和從2020年開始在大多數地區（非洲除外），相比目前的預測，輸出曲線必須下降15%到30%。在此，同樣基於上述理由，最低限度必須採取最嚴厲的目標。

考慮到它們對全球變暖的決定性責任，這些目標中有關發達國家的部份，必須由它們使用國內措施加以實現，即減少它們自己的排放量。這些排放量削減，不可以代之於通過在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的所謂“乾淨”投資而購買的污染權，也不能代之于種植樹木---它並不提供結構性的解決辦法，也不能代之于對現有耕地和森林的保護---土地和森林的保護，本身就是必要的，必須停止讓污染者繼續污染。

為了氣候正義和償還生態債務，帝國主義國家必須向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轉移知識和技術，使他們在發展的同時，尊重氣候穩定的物理限制。他們還必須資助對不可避免的氣候變化作適應的那部分人，其中貧窮國家的貧困人口，多半是婦女，是主要的受害者。

從技術角度來看，可再生能源可以充分面對人類的未來需要。但是，由於需要改變能源系統，未來40年過渡的成功的前提是能源消費的重大減少（百分之五十，發達國家更多）。這反過來又意味著物質生產的大量減少，於是關鍵問題是：有必要減少整體生產，同時又要滿足30億人的合理需求，因為他們的許多基本需要仍然得不到滿足。

根據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成本，給碳賦價，從而讓這些條件得以遵循，這個想法是一個完全的幻想。價值是一個純粹的量化指標，表達通過資本的發展，在某一時刻付諸實施的抽象的人類勞動量：按定義，它不能考量自然財富，不能考量子孫後代的需要，無能力從人的角度區別有用或無用的具體勞動，也無力考慮到氣候穩定的眾多數量和品質參數。這種無能為力，已經體現在實踐中的事實裏，即資本主義壟斷者盡其全力，成功地阻止了全球變暖的帳單放在其門口，歸根究底，他們是根據自己的利益，確定推行政策的節奏和形式。最後，在社會層面，一個碳的世界價格的實行，將使工人和窮人為全球變暖買單，從而加重了北方和南方間的不平等現象，也加重了北方和南方的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

資本是無法解決關鍵問題的，因為它在結構上無法做到，更多地為不能消化的需求生產的同時，減少整體的物質生產。要完全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不計成本地、有計劃的，民主的和合理的實施向經濟高效能源系統過渡的世界方案，同時兼顧人類發展的合法權利，這只有訴諸徹底的反資本主義措施，才有可能。這些措施特別包括：徵用信貸和能源部門；大規模的削減工作時間（半天的工作）以及減緩工作節奏，但不減工資並且額外雇用工人；對資本利潤課以重稅；通過對農民農業的支持，盡可能地使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重新本地區化；改變消費模式，在住房和交通領域提倡公共化；用壟斷利潤資助建立適應期世界基金；為研究作公共再融資，結束其對企業的從屬地位，向南方國家無償轉讓清潔技術；以及在所有這些不同的層次上，由人民和地方政府機構控制的民主參與機制。

3. 200多年的資本主義發展，依賴的是化石燃料，留下有毒的產物，氣候變化之所以集中在文明危機上，乃是因為這個事實，即這個制度的社會生態破壞潛力目前遠遠超過確定人類需求和應對這些需求的能力。在資本主義人口律的框架內，經濟氣候和糧食危機的組合，造成一項重大的人類災難威脅，甚至是一個退回到野蠻時代的威脅。兩百年資本主義發展遺留的有毒產物，氣候變化，構成了一個制度的全球性危機之最明顯的示範，這個制度的社會生態的破壞潛力現在遠遠超過其確定人類需求和回應該需求的能力。生產力的增長，已成為破壞性力量的增長，這不僅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和生態上的破壞性技術已付諸應用，而且，整體而言，因為破壞氣候的資本主義邏輯，正把人類帶向全範圍的嚴重困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意味著特別的人口律，表達了對“產業後備軍”的永久需要。在這個定律框架內和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落的背景下，經濟氣候和糧食危機的組合，在其中產生了深刻的威脅，一波規模空前的“創造性破壞”（熊彼特），這不僅意味著物質生產力和不可替代的自然財富的大量淘汰，而且也意味著對億萬人類造成身體破壞的重大風險。這地獄的邏輯已經在作用，在聚結投資於農業、能源、汽車和石油化工的各個大資本，把他們的手伸向土地，伸向用作能源的生物資源的工業開發，正在加快小農的破產和農村人口的外流，威脅土著社區，大大增加了作為慢性饑荒災民的次級無產者。缺乏一個全球性的替代，這個制度的內在動力將前所未有地強力推動全球危機滑坡，這場危機殘暴和野蠻的水準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4. 氣候變化加強了一個世界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和一個同生產主義徹底決裂的社會主義計畫兩者的緊迫性。和以往不同的是，碳迴圈的飽和以及不可再生資源的枯竭，實際上意味著，不同時考慮到主要的自然限制，工人的解放是不可想像的。

反對資本主義增長的本身，既不是社會的項目，也不是支持另一種社會的廣泛社會動員的戰略。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減少對氣候的穩定是即刻必要的，因為在把人類驅向死亡之路這方面，資本主義已做過頭了。但是，這並不以任何方式預先判斷發展的未來可能性，一方面，它只要求先讓氣候系統穩定下來，另一方面，它只是朝無化石碳經濟必要轉型的一個定量標準。如果我們不想被引向反社會的甚至反動的結果，這種定量的標準必須與品質標準相結合：特別是財富的再分配，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工資，公共部門的發展。如果這些要求得到滿足，達到了它針對無用或有害生產制定的條件，那麼，通過對社會部門的投資，一個不同的城市和國家規劃，免費獲得的重要服務，以及重新掌握必要的自由時間，用於各階層的自我活動，自我組織和民主自治，這樣的話，物質生產的減少實際上將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財富和幸福同步增加。

資本主義制度同物質生產和消費的增長是分不開的，但這是效果而不是原因。作為交換價值之抽象形式的價值的生產，它導致財富在一端無限積累，並同時導致貧窮和匱乏在另一端積累的永久趨勢。沒有考慮到這種雙重現實的氣候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從而，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關鍵點和杠杆，基本上仍然是那些社會主義性質的項目：動員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反對以利潤競賽、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商品、競爭和工資為基礎的制度。但是，對於解釋替代方案，這個關鍵點和這個杠杆是不夠的。碳迴圈的飽和實際上構成了這個事實最明顯最全球性的顯示，也即：不像過去，不考慮自然的主要制約因素，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設想的，這些制約因素有：依照歷史尺度，不可再生資源的儲量有限，再生資源的補充速度，能源轉化的規律，生態系統和生物週期及其節奏的運作條件。

光是肯定社會主義必須接納生態問題，這是不夠的。真正的挑戰，在於創造條件，使社會主義專案同陸地超級生態系統的全球生態相容。發展的設想，不能僅是旨在滿足真正民主確定的人類需要，還要兼顧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性，更要接受這樣的情況，即：複雜性，未知因素和生物圈的演化特徵賦予這項事業某種程度的不可逆轉的不確定性。應該放棄“人類控制自然”的概念。從現在起，唯一真正可能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滿足真正的人類需求（擺脫商業異化）的社會主義，它是由利益相關的各方自己民主地決定的，做決定的同時，要小心謹慎地反省自己，這些需求對環境會有哪些影響，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方式對環境會有哪些影響。

從社會和生態的相互滲透方面考慮，意味著首先要超越關於自然的分劃、功利且簡單的觀念，不能把它當作人類操作的物質平台，不能把它當作商店，從中提取對社會存在之生產所必要的資源，也不能把它當作垃圾場，堆積這項活動的垃圾。在現實中，自然同時是平台、商店、垃圾場和所有的生命過程，由於太陽能的外部供應，使這些環節之間產生迴圈，同時不斷地重組它。因此，廢物和它的處理方式，在品質和數量上，必須同生態系統迴圈的能力和節奏相容，以免破壞生物圈的正常運作。但是，這種正常運作取決於生物操作者的數量和多樣性，以及取決於聯結它們的關係多重鏈的品質和複雜性，取決於最終確定供應給人類的資源的平衡流。

其次，從社會和生態的相互滲透方面考慮，意味著汲取現實教訓，即：生產方式不只是由生產和財產的關係確定的，它還取決於其由能源選擇規範的技術結構。氣候變化清楚地表明：為了滿足人類（糧食，熱，光）的需要，一個生產模式使用的能源和能源轉換的方法，並不是社會中立的，而是有一個明顯的階級性質。資本主義的能源系統是集中的，盲目的，浪費的，效率低下的，物化勞動密集的，基於不可再生能源的，並具有商品過度生產的趨勢特點。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把它逐步摧毀並代之於一個分散的系統，這個系統是有計劃的，經濟的，高效的，活勞動密集的，完全基於可再生能源的，並且其生產指向具持久實用價值的可回收利用的東西。這一轉變不僅關係到狹義的能源“生產”，而且關係到整個工業機制、農業、交通、休閒，以及城市和鄉村規劃。能源/氣候挑戰迫使我們對社會主義革命做這樣的設想：它不僅要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個國家一旦建立就開始儘快地消亡，並且逐步進入人民自治狀態，它還要作為一個老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制銷毀進程的開始，代之以另一種機制，利用不同的能源，不同的技術和不同的結構服務于民主決定的目標。這種極其深刻的歷史巨變可以開始於一個國家或一組國家，但它必須包含其全部特點，並且完成於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也就是主要的發展不平等的廢除能夠名副其實地滿足每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後。其實，它的前提是能源自主權，尤其是不同國家的糧食自主權的初步實現。遠非人類發展終點的代名詞，它意味著科學技術以及民主運用它們的社會權力的重要進展，在一個“審慎照顧”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內，有每個人的積極參與，對此土著社區的貢獻將是非常寶貴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認為，一旦人類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人類發展的品質將比發展的數量更重要。這種觀念同馬克思是一致的，對他來說，真正的財富是自由時間，社會關係和對世界的理解。一個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陽能－的共產主義的前景，持續地存在於這個非生產主義的思想中，深化它，並根據需求，任務和方案擬定出新的結論。這一深化證明了生態社會主義新概念使用的合理性。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人類勞動和破壞自然資源的共同鬥爭的集中體現代表，生態社會主義不是從一個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理想和空幻的“和諧”觀出發，而是從管理社會與環境的交流問題的唯物主義必要性出發，同時有意識地，集體地和民主地控制人類需求和生態系統正常運作之間的緊張關係。

5.1. 預備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使他們可以幫助群眾意識的發展，有助於就氣候問題發起群眾動員。有關氣候變化的鬥爭需要優先建設社會的力量關係。面臨問題的緊迫性，面對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罪惡政策，我們在各個國家工作，建設一個強大統一的，在世界範圍內協調的群眾運動。這一運動必須看成是現存社會不同階層的社會抵抗網，在最小的共同平臺上，有一致協調的行動與定期的多元示威。它的目標必須是迫使政府至少達到IPCC提出的最基本的排放量的減少，尊重“共同但責任有分別” 的原則，尊重社會民主權利原則以及每個人名副其實的生存權的原則。保護氣候的民眾動員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特別是由於現象及其影響之間，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雙重錯位。關於全球變暖及其影響的資訊廣泛的宣傳運動，是必要的。它的目標必須特別針對各種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的活動家核心，因為這些核心，在建立全球氣候威脅和特殊社會問題之間的具體鏈結上，在推動使社會鬥爭同環境鬥爭的結合成為可能的戰略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

5.2.建立一個連接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的左派運動。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動員和積極參與，必要的變化是不可能取得的。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使這種參與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在社會層面上是不能接受的。事實上，這政策意味著帝國主義統治和資本主義競爭以及暴力的加強；因此也即意味著剝削、壓迫、社會不平等、工人之間的競爭、侵犯權利和資源的私人佔有行為的強化。特別是，對於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各部門的數百萬雇工的就業，工資和社會成果所代表的主要挑戰，這一政策並沒有提供任何答案。因此，它只能遭遇合法的社會抵抗。大型環境非政府組織試圖激進化各國政府的氣候目標，卻又拒絕承認這個激進化作法同時也會加劇反社會的攻擊。這是一條死胡同。我們捍衛把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相結合的需要。在廣泛的運動中，我們努力組建一個左翼，它連接這兩個方面，並堅持反對這樣一些建議，這些建議的基礎是市場手段、積累、新殖民主義統治和技術冒進。這個左翼將設法彙集工會成員、生態學者、全球正義運動、女權運動和第三世界左派、“影響力減少的”左派、激進左派組織、批判性科學家組織等。

5.3.進行反對綠色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思想鬥爭，保護窮人和婦女的權利。根據它的全球性質，和它可能引發的災難程度，全球暖化有利於一整系列的意識形態思潮的發展，在基本生態的掩蓋下，這些思潮試圖修復馬爾薩斯論，把它包裝在一個帶有強烈宗教聲調的世界末日的說法中。這些思潮在統治階級的一些部門中找到最高的回聲，在那兒，幾億人的消失比資本主義的消失更容易想像。正因為如此，他們代表的是對窮人尤其是婦女的潛在嚴重威脅。反對這些思潮的鬥爭，代表了一項重要任務，是我們的組織必須承擔的、並要與婦女運動聯結的任務。人口水準顯然是氣候變化的一個因素，但我們要堅決打擊這個欺騙人的說法，即人口增長是氣候變化的原因。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結構正處在大規模的轉型中，進展之快，超過預期。它的繼續是可以預期的，但那是社會進步、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結果，是婦女有權處置以及控制自己生育（包括正確條件下的墮胎權）的知識的結果。這顯然是一項長期的政策。除了訴諸野蠻的辦法，沒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能夠應對氣候的緊迫性。

5.4. 把氣候問題引入社會運動的鬥爭平臺。從紮根于現有鬥爭的廣泛動員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行為要使保護氣候成為社會運動的重大關切，並找到所有層面的要求的具體體現。例如：

爭取和平的鬥爭：生產和使用武器對於氣候變化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愚蠢行為...其本身就是增加衝突的一種可能原因；

與貧困作鬥爭，爭取發展和社會保障的權利：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同資源和發展水準是成正比的。社會的不平等會增加遭受攻擊並且妨礙能源的改變；

婦女的鬥爭：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會加強婦女的具體要求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些要求包括平等權利，社會負責照顧和保護兒童，反對讓婦女作雙重工，墮胎避孕的權利；

爭取就業的鬥爭：從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重組的領土和城市，照顧生物多樣性，發展公共交通，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巨大的高品質的潛在就業機會；

為獲得土地、水和自然資源，為有機農業而奮鬥：實行勞動密集型之有機農業的農村社區，知道如何增加土地有機質含量，減少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反對農業市場全球化和自由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是造成農村荒蕪、饑荒、農村人口外流和/或生態系統被掠奪的一個原因，這些市場的自由化，直接（出口產品運輸）和間接地，也是廢氣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爭取庇護權：面臨環境難民特別是氣候難民的增加，移居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成了合乎人性的唯一反應；

土著社區的維權鬥爭：按照他們的知識，按照他們的生態系統尤其是森林的開發模式，這些社區最有能力維護和發展碳沉積；

反對工作的多變性和不穩定性，反對延長工作時間：多變的工作日程表，使勞動力流動性增大的資本主義競爭，迫使工人使用汽車。“及時”生產是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主要來源。要大規模發展一個消費和休閒的替代模式，工作時間的減少是必要條件；

反對私有化，爭取在運輸、能源和水等領域的優質公共部門。只有優質的免費公共交通部門才能夠調和人的出行和碳排的減少。電力生產的自由化，使得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網路的引入變得複雜。只有不求利潤的公營企業能夠接受挑戰，在二、三十年內抑制住房方面的整體碳排放量。

5.5.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超越財富的再分配，按照這個觀點，力求使氣候成為工會左翼的一個軸心。大型國際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隨資本主義氣候政策起舞，交換他們就某些政策模式談判的可能性。這個定位在以幻想為基礎的“綠色新政”的建議中具體化，這個幻想就是綠色技術將有可能吸收失業，並推動繁榮和資本主義擴張的一個新長波。工會官僚接受生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盈利的要求以及主要的氣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綠色”公司，“生態稅”，清潔發展機制，排放權市場，甚至支持核能和生物燃料。這項政策很可能使工會運動成為災難的幫兇。它分化國際工人，在不同國家的各部門之間製造分裂。考慮到氣候和能源挑戰的重要性，使之成為其爭取改變之鬥爭的一個要素，這對工會左翼是決定性的。這場戰鬥是困難的，因為它不涉及“經濟復蘇”，而是關係到能源消耗的減少，抑制無用或有害的生產，這些行業工人的再轉業等等。由於工人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聯結方式，是他們的日常生存所依賴的，因而此戰有相當大的障礙。為了接受這一挑戰，工會左翼必須離開以財富再分配為中心的狹窄視野，以便駁斥財富的觀念與財富的生產方式，即該模式生產的根基。這種做法會引起一些重要的要求，如減少工作時間（連帶降低工作節奏，不減工資和雇用相應比例的新工人），擴大公共部門，免費獲得基本服務以及工人控制（工作節奏，生產，能源等）。

5.6. 向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大量轉讓清潔技術，和資助這些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需要在世界範圍內共用知識和資產，因此，要對資本主義利潤課以重稅。拯救氣候需要在世界範圍內共用知識和資產。因此，它必須涉及：

取消第三世界的債務，和把南方國家獨裁者在西方銀行的資產歸還給人民；

解除銀行保密，抑制避稅天堂，對遺產徵稅，對投機活動徵稅等；

除了這種援助外，創建一個單一的世界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必然影響，並向這些國家的公共部門轉讓清潔技術，而不附加資金條件；

這個基金的來源應該來自稅收，來自對氣候變化最有責任的經濟部門（特別是石油、煤炭、汽車和電力生產部門）的利潤和過度超額利潤的徵稅；

抑制衛生系統的專利權，抑制生產基本消費品和服務（運輸、輕工、水和能源、通訊）技術方面的專利權，使所有的地球人都能獲得基本商品;

5.7. 同預測相比，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排放量將無法減少至少百分之三十，除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受到質疑。在把氣候穩定在最低危險的水準方面，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的貢獻，可能只能通過回應大量人口的需求，由內部的發展達成，因此，與有利於農民農業的土地改革有關，同生產的方向轉向國內市場有關。因此，人類發展與氣候穩定的協調，需要採取措施反對地方統治階級，因為他們使用發展權為藉口，拒絕任何對燃燒礦物燃料的阻礙，掠奪自然資源，把森林據為己用，充當碳排放額度買賣中間人，生產生物燃料，並向發達國家市場低價出口農產食品或工業品。為了防止他們助長這種社會和生態有害的模式，置於南方國家處置的資金和技術手段，必須置於人民及其社會運動的民主控制之下。

5.8.反對技術冒進，並把所有巨大的生態挑戰納入一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前景中。資本主義的歷史充斥著環境危機，沒有從全球生態角度去“解決”它們，只做了從屬於利潤的部分技術解決，其有害的環境影響稍後隨即出現。而按照這個同魔法師門徒一樣的方法，解決氣候/能源危機，可能有更加危險的後果，特別是在三個領域：增加訴諸核能，轉基因生物，以及煤炭開發新熱潮框架下的二氧化碳地質封存。反對這些資本主義的作法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他們應該受到譴責，因為這是瘋狂而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增長的象徵，因為該制度妄圖跳過自己頭，要不顧一切地維持產生利潤的積累。更一般地，氣候挑戰彙集了所有的環境問題。因此回應必須結合所有巨大的生態挑戰，特別是：（一）熱帶森林的保護，尊重依賴那些資源（碳匯）生活的土著社區的權利；（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三）水資源的合理和公共管理；（四）反對來自石油化工的幾十萬分子對生物圈的毒化，這些分子並不存在于自然界，因而在某些情況下不能用還原劑破解；（五）消除破壞平流層臭氧的氣體，代之於沒有其他危險的生態影響的化合物；（六）反對大氣污染及其對人類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生態系統（酸化，對流層臭氧）造成的後果。

5.9. 譴責資本主義計畫和科學家們對局勢的判斷之間的鴻溝。建立與主要科學家的聯繫。提出知識產權和研究的社會作用問題。各國政府正試圖使我們相信他們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氣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必須大力反對這個做法。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譴責把政府目標同從IPCC報告之預防原則得出的結論分隔的鴻溝。這一公開譴責意味著，在批評主導意識形態和由大部分專家傳達的社會成見的同時，充分理解科學知識的本質。左翼必須建立與科學家的關係，邀請他們傳達他們的社會運動專業知識，挑戰他們一般的政治立場，依據他們自己的科學知識，推動他們解說這樣的矛盾，該矛盾的一方面是抗擊全球變暖所需要的全球合理解決方案，矛盾的另一方面，則是為部分資本主義合理性服務的極端各自為政的科學。考慮到政策擬訂中科學知識的地位，建立社會運動和重要的人文研究之間的關係，就是相當重要的。在此框架內，為爭取社會正義框架內的氣候穩定，我們要發展關於科學和研究作用的一個較普遍觀點。我們不拒絕技術解決方案，也不拒絕發展和進步的概念。相反，我們認為科學研究和技術要從資本的影響力下解放出來，使它們的潛力，可以用於大量和迅速地服務於能源效率方面的進步，合理的資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求為研究作公開大規模的再融資，終結把大學同企業和金融資本聯結的合同，在轉型背景下，在社會正義的框架內，朝向建立一個沒有化石燃料的社會，民主地決定研究的優先次序。

5.10. 反對使個人感到內疚的企圖，但肯定社會上對能源需求盡可能的清醒。政府的說法旨在使人們感到內疚，它把全球氣候變暖的責任置於個人行為上，尋求用魔法驅除社會不平等，掩蓋資本主義的責任，設法轉移人們對必要的深刻結構變化的關注，為“碳稅”這一類的不公正措施鋪平道路。在超過一半的人類生活在長期低消費水準的情況下，相信通過反對過度消費的“文化蔓延”運動，可以拯救氣候，這是一個錯覺。但是，押賭注於假設的革命性科學突破，以避免質疑個人過度消費及其引起的後果，這也是一種幻想。不是把消費領域的行動同生產領域的結構性變化對立起來，而是必須把前者理解為一種使人們意識到後者之需要的手段。替代性的社會習俗，民主運動和動員，甚至那些只涉及少數人的，對抗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運動，也可以對集體意識的形成發揮積極作用，這個集體意識就是生產領域的結構變化是必要的，而這些變化將伴隨著更高品質的生活。

5.11. 實習災難發生時的大眾援助。氣候變化大大增加了災難的風險，特別影響到工人和窮人，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面對這一威脅，我們必須準備在兩個不同的層面干預社會運動：需求層面，也即把國家和政府擺在他們的責任前面，以及直接的，民眾的和相互依存的援助層面，這個由地方居民及其組織負責，加上一個世界範圍的活動分子網路的援助。事實上，在自然災害中所取得的經驗表明，這些民眾的援助措施更快，更直接地指向窮人和他們的實際需要，而且花費較低。此外，他們贊成發展不同種類的社會關係和既定秩序的論爭。

•丹尼爾•坦努樂，農學家和生態社會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左翼”雜誌撰稿人，（ LCR-SAP的月刊，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

氣候變化和我們的任務 （決議草案）

氣候變化和我們的任務（決議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