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國

中國―美國：危機的不確定後果

現在是提出危機後果的問題的時候了。不是因為它在結束，像只巴望一切復歸原樣的說官話打官腔的樂觀主義者引導我們的那樣，而是因為這樣做，有用於識別可能的復蘇將要面對的障礙。這個問題雖涉及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但它是由中國-美國的共同命運主導的，一些人稱為“中美共同體”（Chinamerica），甚至“中美共生體”（Chimerica）。

不久，至少在以下一點會有一個廣泛的共識，即：2009年將是已知的全球經濟最糟糕的年份之一。2010年，可以看到經濟衰退的緩解，或換句話說，出現微弱的增長。但即使在這種相對樂觀的情況下，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幾個原因似乎排除了回歸原狀的可能。

第一，危機後顯現的情況不同於以前。首先，在各個方面相互關聯的壞帳的驚人積累，不會在兩年裏被清除掉。我們可以在這裏建立一個定理：金融恢復的必要時間同有關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國有化（新的‘國有化’字義）程度成反比的。更引人注目的是，即使是《經濟學人》雜誌也已經贊成國有化了[1]。

經合組織把其最近的經濟展望報告[2]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比較瑞典和日本在1990年代初面臨危機時的經驗，那場危機同剛剛襲擊了整個世界的危機相似。瑞典做了國有化（清賬後重新私有化）而日本掉以輕心。在第一種情況下，危機長度是有限的;在第二種情況下，它在至少10年的時間裏萎靡不振。到現在為止所採取的措施，照其邏輯，有助於使日本式情況成為可能。

經濟恢復和保障方案計畫將導致巨大的預算赤字。經合組織估計，2010年整個歐元區赤字是GDP的7％，美國的赤字是GDP的11.9％。同時，就業的破壞將導致失業率的大幅變化。根據經合組織估計，2008年至2010年，在歐元區它會由7.5%升至11.7％，美國則從5.8%升至10.3％。於是，一個2010年後恢復增長的問題，在相互矛盾的目標的背景下，被提出來：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提高競爭力，恢復需求的同時執行新的社會預算削減，以減少赤字。當然，這些都是資產階級項目，一般地，它們關係到資本主義邏輯的恢復，特殊地，則關係到他們的收入來源。必須推動非常不同的方案，挑戰這一競爭性增長的邏輯，這種邏輯背離社會的需要和對氣候變化的足夠處理。

但是，認為資本主義能夠在沒有社會運動壓力的情況下自我改革，那是完全錯誤的。上述經合組織的報告還令人不寒而慄，因為它毫不含糊地表達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即讓一切回到以前，因為處理危機所實施的措施可能有有害後果；它強調整頓公共赤字的必要性，這意味著在社會預算上的新削減。

稍加事後分析，對於美國模式，我們可以更好地衡量一下，像溫•戈德利那樣清醒的經濟學家的分析，是預言式的，十年前他就列舉出7個不可持續的過程[3]。

美國模式[4]可以歸納為以下方式：內部需求趨向結構性地高於國內生產，而且這種不平衡主要原因是家庭消費的增長快於家庭的收入。在危機之時，家庭儲蓄率幾乎是零，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消費了100％的收入。三個因素使得這種輕率行為成為可能：

金融幻覺：通過股票或物業的家庭收入之膨脹，給了他們一個持久的財富幻覺。他們不再根據他們的目前收入，而是根據其資產的（虛擬）價值的增長來消費：這就是財富效應。

總體性的過度負債：推動消費的是影響家用生計每個方面的債務。20％的最貧窮家庭增加的負債最多（2000年至2007期間增加了90％）：這是該系統的薄弱環節，是次級貸款的天然負債大眾。但在大量的信貸中，最富有的20％的家庭自己占了2000年至2007年登記的信貸的一半[5]。

信貸增長：這個過度消費，導致了日益嚴重的貿易赤字，這個赤字由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本流覆蓋了。

美國能夠再次找到同危機前一樣的增長節奏嗎？顯然地，因為家庭的行為，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們的淨資產財富開始下跌，必會使債務下降，他們的儲蓄率將增加，並已開始這樣做了。上述麥肯錫研究所的研究報告估計，家庭負債率和其歷史趨勢之間的差距在27點。為了降低5個百分點，就需要把居民儲蓄率由2.3％增加至5％。但是，這可能在未來幾年導致損失數千億美元的消費。

另一種方法[6]是把家庭消費的演變同其資產的評估聯繫起來，由標準普爾500股票指數來衡量其資產。要點如下：為了維持消費，股票市場價格回歸甚至超過危機前的水準是必要的。要言之，新股票交易的繁榮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股票價格穩定在相當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準上，消費則會下降3％，如果價格回到其互聯網泡沫前的水準，消費則會下降6％。

貿易赤字趨於萎縮，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增長持久減少的時期。考慮到社會不平等的程度，這種減速將很難忍受。在這裏，我們觸及到美國模式最驚人的特點之一，就是 “增長成果” 非常不公平的分配。1992年至2006年，每個家庭的稅後平均收入，在通貨膨脹前，每年上升2.1％。但最貧窮的20％的家庭的增幅僅為1.1％，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為2.9％ [7]。換句話說，由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增加的三分之二落入到了最富有的20％的家庭，其中三分之一被最富有的1％攫獲！如果再考慮到龐大的公共赤字的形成，結論是，美國恢復比較平衡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是:通過徹底的稅制改革以及較好的收入分配方式來平衡緩解不平等現象。面對這樣的前景，出現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反對派陣營，它的成員有這個模式的受益者，在不平衡的全球化過程中發現了利潤的重要來源的企業機器的主要部分，更不要說各種形式的金融業。在短期內，按他們的觀點，重要的是，在一個恒定的稅收結構中，轉移納稅人的危機成本。從中期來看，障礙在於另一種模式的經濟條件和各個勢力的目前關係之間的巨大差距。

在危機發生之前，人們可以說，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美國-中國搭檔已獲得相對的一致性。簡單地說，中國銷往美國，積累美元，然後用這些美元投資於美國國債，以便資助美國的貿易赤字。這種模式讓兩個國家持續增長，互相獲利，還有，中國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國在中國投資的結果，而低價格的進口，可以減低美國勞動力價格的壓力。

這次危機代表了對這一模式的很大衝擊，使其可能的重建成了問題。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和一般的新興和/或石油生產國是否願意無限期地同意資助美國的赤字。中國已經積累了1700億美元的資產，這使得它實際上是美國的主要債權國[8]。

“樂觀主義者”強調，中國有興趣繼續資助美國，以免美元貶值，導致其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資產貶值。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管委員會總幹事的說法，這實在是“唯一的選項”[9]。但這一進程的限制是什麼？美國的巨額預算赤字確實越來越必要求助於外部融資。根據一些估計，到2015年，美國的淨外債可以乘以3，達到10億美元，外債總額將達到23萬億美元[10]。因此，美國的重建必須有中央銀行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國貿易赤字的重新吸納，有減少全球失衡的優點，從而減少全球流動性的過剩，而流動性的過剩是當前危機的根源之一。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涉及美國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徹底改變，以及/或者增長的持久放緩，從而使得中國的出口減少。於是美元似乎成了問題的中心。為了恢復其貿易平衡，美國必須將美元貶值，但這般貶值使得資本流入更加困難。它可以被更高的利率吸引，但有增長趨緩與債務加重的風險。

持“依然故我”立場的用戶的另一大論據是，經濟增長只能通過出口，而中國將繼續資助美國赤字，以確保擴大市場開放。但是，這只能持續一段時間，因為中國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在經濟層面，該需求的結構是異常的。隨著出口（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1.3％）和投資（42.7％）的過重，以及私人和公共消費的市場銷售份額（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9.6％）的減少，，使它面臨過度積累的風險，相應地，也面臨消費萎縮的風險。

近年來，貿易盈餘起了發動機的作用，但它受到市場開放的較低增長的威脅，從長遠來看，則受到對能源不斷增長的依賴的威脅。有人甚至預測，從2020年起中國會有能源危機，這將制約其發展[11]。從現在起，在關係到就業，醫療和養老金這樣的社會緊張問題的壓力下，中國需要再注重於國內市場。這些社會和能源的首要問題會進一步出現在中國政府採取的經濟復蘇措施中。不過，有點像美國，這個增長模式的轉型問題碰上了它隱含的對社會不平等性的挑戰。

在這兩個國家，必須加上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因素，就是國際勞動分工的相對不可逆轉性。美國根本不再生產它進口的那部分貨物，而中國，因為其生產結構的剛性，以及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其生產機制也不可能輕易地轉向，面向內部需求的滿足。

主要障礙就是人民幣匯率。中國貨幣（元或人民幣）被低估，過去的幾年裏，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要其貨幣升值。這是在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所做的事：人民幣定期對美元升值，結果在這3年期間，升值 21％。自那時以來，中國當局又維持了與美元的固定匯率。

然而，這種結構並非確定的，中國政府剛剛採取了兩個旨在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動作。第一個是一項建議，在最近的20國集團上提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發言權的擴大，提出由一個國際貨幣取代美元。這一建議得到了俄羅斯，巴西和阿根廷的支持。第二個是貨幣交換協定的簽署，從2008年12月來，與一些國家、地區（馬來西亞，韓國，香港，白俄羅斯，印尼，最近的阿根廷）簽署了總值95億美元的貨幣交換協定[12]。這些措施表明，中國正在尋求與其他貿易夥伴建立非美元的關係，從而避免與美國的正面交鋒。

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加上工資的普遍下滑，是這次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擺脫它，確保對滿足大多數國內需求的經濟的再注重，全面改造世界經濟是必要的。這將使通貨緊縮，讓貿易交流合理化。因而，這樣的調整是必要的 --- 但可能還不夠 --- 一個對環境挑戰的正確管理的條件。

然而，從目前的混亂結構過渡到新的均衡結構會碰到兩種類型的障礙。首先是社會的，來自於主導社會利益相關者的抵抗，他們的計畫是回到原狀，過去的狀況完全適合他們。第二個是經濟的：全球化造成的國際分工中的相對剛性引起轉型過渡，這種轉型過渡可能不是立即的，卻是不明朗的。在這種情況下，維持現有秩序的意志和經濟社會以及環境方面深刻重組的需要之間的緊張關係，開啟了一個不穩定和不確定的長時期。在本質上，資本主義對導致危機的安排別無選擇--- 可以看得到的選擇 --- 在這個意義上，危機的真正出路是資本主義的替代者。

（蜜雪爾•胡森是經濟學家，負責巴黎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的就業問題研究（IRES）。他是左翼智庫科培尼克基金會和阿塔克（ATTAC）科學委員會成員。他剛剛出版了‘純粹資本主義’，2008年，洛桑，第2版。可以在http://hussonet.free.fr參考他的著作。）

[5]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美國消費者債務的削減會削弱復蘇嗎？”2009年3月，http://gesd.free.fr/cripplec.pdf

[6]奧利維•帕薩特，“什麼是對中期增長危機的影響？” 新聞觀察113期，2008年10月，http://gesd.free.fr/eveil113.pdf

[7]資料來源：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聯邦稅和家庭收入分佈資料，2009年4月，http://tinyurl.com/cboquinti

[10]派翠克•阿特斯和瑪麗-皮埃爾•裏佩爾，“美國的外債：2015年將高達23萬億？”，閃光，219期，2009年5月，http://gesd.free.fr/flas9219.pdf

[11]李明其“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頂峰和界限”，麻塞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學，2008年，http://tinyurl.com/minqili8

[12]“中國與阿根廷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中國經濟評論，2009年3月31日，http://tinyurl.com/yuansw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