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但付出沉重的代價之一乃環境日益惡化。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曾經指出，中國現在面臨著水的挑戰，包括缺水、水污染、水資源破壞等。北方缺水很嚴重，很多城市因地表水的枯竭，超度開採地下水，已經處於不可持續的狀態。南方雖然水資源豐富，但是水污染十分嚴峻，以至缺乏飲用水。全國有三億多的農民的飲用水是不安全的，五分之一的重點城市的飲用水源地的水質也達不到標準。中國600多的城市中有400多個城市存在缺水，32個特大城市中30個面臨缺水。

關於水患的新聞多不勝數，例如最近廣西新聞網＜南國早報＞報導（2009-09-27），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與廢水污染嚴重，目前還有飲水不安全人口1900多萬。該區農村中小學校發生的腸道傳染病疫情80%以上是由於飲用水污染引起，農村中小學校飲水安全存在較大安全隱患。

專題調研組發現，該區農村飲用水環境差，村莊環境“髒、亂、差”問題突出。全區農村每年產生生活污水4.4億多噸，生活垃圾約600萬噸，而大部分農村供排水、生活污水及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污水靠蒸發，垃圾靠風刮”等現象普遍。

再者，目前全區農作物單位播種面積的農藥、化肥使用量均超過安全使用標準，而化肥利用率為30%左右，農藥利用率為30%～40%，大部分流失進入水體和殘留在土壤中，造成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目前全區畜禽養殖污水年產生量約6億噸，佔廢水（工業、生活、養殖）總排放量的22.2%，已成為主要水源污染。

        相隔兩天，《中國環境報》又報導，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隆安縣環保局接到群眾反映，右江百色平果與南寧隆安交接斷面雁江，有野生魚類浮頭並有少量死亡。經查實，平果縣凱特酒精有限公司未經環保部門同意，擅自在生產原料中摻加糖蜜，又私設排污暗管，將未經環保設施處理的超標酒精廢液共計800噸通過暗管排入溶洞，通過溶洞排入右江，導致右江水質惡化。

當地環保局根據《水污染防治法》有關規定和《規範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若干意見》，對該公司開出廣西史上最大的罰單，總額為62.511萬元，同時做出責令公司立即停止向溶洞排污、停業整頓和拆除暗管等行政處罰。

        生態環境遭破壞，老百姓生活遭殃，都迫逼在高位者不得不正視。早在兩年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2007年07月06日），公開呼喊：“水污染已經逼近危險臨界點”、“治水不力將是我們的失職”。潘岳指出，目前中國7大水系的26%是五類和劣五類，9大湖泊中有7個是五類和劣五類。五類和劣五類水不能接觸人體，連農業用水也不能做。換言之，7大江河除了幹流因水量大水質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幾乎全部壞死，80%的湖泊的水也全部壞死。“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們恐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將面臨嚴重的社會和諧問題。”

潘岳分析水患的原因：一是工業園區環保評估、“三同時”（按《環保法》規定：“建設專案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即‘三同時’制度）執行情況差，存在未批先建、越權審批、越級審批的情況。在檢查的126個園區中，有110個工業園區存在違規審批、越權審批、降低環評等級和“三同時”執行率差的問題，佔抽查工業園區的87.3%。比如山東省莘縣工業園區共有項目30個，其中19個未履行環評手續，環評執行率僅為36.7%；應完成“三同時”驗收的專案11家，實際驗收0家，環保“三同時”驗收率為零。

　　二是城鎮污水處理廠運營不正常、處理能力低、管網不配套或超標排污。在抽查的75家城鎮污水處理廠中，有38家運轉不正常、超標排污或停運，佔抽查污水處理廠的50.6%。河北省滄州市運東污水處理廠設計處理能力10萬噸/日，實際日處理污水僅3萬噸，其他4萬噸工業和城市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滄浪渠，是造成滄浪渠水質污染的重要原因。

　　三是結構性污染突出。比如陝西渭南市韓城市龍門工業園共有工業企業35家，僅焦化行業就有20家，佔57%以上，近半數企業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四是一些企業違法或超標排污，在檢查的500多家企業中，有200多家企業存在違法或超標排污的情況，約佔被抽查企業數的50%。

　　五是一些企業無治污設施，直排廢水，行為惡劣，性質嚴重。比如在山西、內蒙古檢查的63家企業中，有15家無治污設施，佔被抽查企業的24%。

　　六是養殖等面源污染加重了水體的水質污染，比如太湖藍藻大量繁殖，嚴重影響了無錫市的飲用水源。

        根據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兩年前的分析，太湖藍藻污染事件不是自然災害，當地污染源必須擔負起責任。太湖流域內有超過三百家污染企業，包括化工、印染、電鍍、制藥等高風險企業，在這些違反環境法規的企業中，既有規模不大但污染嚴重的鄉鎮企業，也有像均瑤乳品集團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正丹集團等國內知名企業，甚至還有無錫夏普電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蘇州市迅達電梯有限公司等跨國企業。馬軍直斥其非：“世界工廠的後院到頭來就會成為世界的垃圾場和下水道。”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寫的文章《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2006年）明確點破：“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全球環境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生態危機成為轉移經濟危機的新手段”。

        潘岳分析，中國出現生態危機，根本上是因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模式是複製於西方發達國家。中國 20 年內實現西方國家100 年的經濟成就，卻也在20 年內集中引發西方 100 年的環境問題。中國在創造GDP 增長速度第一、外資引進第一的同時，也成為煤炭、石油、鋼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COD（化學耗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簡稱COD）排放第一。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生態殖民主義；而在中國，東部的污染轉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轉移到農村；富裕人群消費、貧困人群來承受生產的污染。他直斥“中國某些幹部不正確的發展觀與政績觀所帶來的社會不公平與環境不公平，違背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結果，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結果。”

潘岳論述現行的綠色運動產生於對西方工業文明的反思。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生與發展，雖然有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科技工業革命等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拓展海外殖民地，使發達國家大規模地轉移本國的經濟社會矛盾。資本主義為了保證這種“轉移”的順利進行，就需要制定維護自身利益的一系列國際規則，生態問題是明顯的例證。發達國家只有全球 15% 的人口，卻佔有85% 以上的資源；他們提高本國的環保標準，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大批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設置一系列綠色壁壘，減少承擔生態責任。

        潘岳解釋，綠色運動者們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雖然在政治上尖銳對立，但在完成工業化的模式上基本一致，都是西方工業文明經濟學的產物。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追求更符合生態社會的內涵。社會主義較之資本主義，除了生產力外，更追求公平正義、更講道德誠信、更能帶來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在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分配平等、基層民主等方面，綠色運動者們與社會主義者更能說到一起。

        潘岳指出，蘇聯東歐變局後，新馬克思主義者發現生態問題正是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團結社會主義者的天賜良機。他們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出生態觀點，例如“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等於社會主義”的三位一體學說；例如“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是人與人的關係，正像人與人的關係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一樣”等和諧社會學說；再例如“我們這個世界面臨兩大變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等等。他們將世界生態危機歸咎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又提出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批判純粹的經濟理性。因此，生態運動與社會主義者們開始團結，很多原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都參加進來，政治上被說成是“紅綠結盟”，思想上就被說成是“生態社會主義。”

潘岳身為國家環保總局高級官員公開直斥資本主義不是，一方面反映上層十分重視生態危機，另一方面也反映資本的邏輯依然佔據中國的主流社會。現行的環保政策十分被動，即奉行十分流行的說法“先發展，後治理”，僅求防治與約束企業，可是，資本的屬性乃不斷生產與擴張，作為其表徵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必不斷損耗自然資源以為繼之，故此，只要一天還做世界工廠，維持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追逐GDP上升，那麼就不可能扭轉現行的生態危機，這也是環保政策沒法貫徹，只能稍作一點修修補補的根本原因。

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乃西方左派從經濟以外的角度，特別從文化的視角，批判資本主義及工業文明。其實，在19、20世紀，亞洲的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例如印度的甘地與中國的儒佛兼信者梁漱溟，已展開批判“野蠻的”西方文明，稱西洋社會乃個人本位，講究私利與競爭，而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明人之為人乃克己謙讓，著重情義，並推動以“非武力”或“禮／理”作為改造社會的力量。中國傳統思想也教導人不可貪婪，像老子《道德經》說人之貪婪，遺禍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道德經》第二十九章），又“禍莫大於不知足”（第四十六章）。簡言之，重新詮釋與激活古人的文化思想，對人類的未來發展將必有所禆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