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左派战略

克劳迪奥·卡茨


 

建立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呼声,再一次掀开了关于拉丁美洲左派战略的讨论。 为向社会主义目标迈进,人们又一次对社会主义特征和行动路线进行研究和分析。

这一反思包括 6 大主题: 物质条件、社会力量关系、社会主题、民众意识、制度框架和受压迫者组织。[1]

 

生产力的成熟

第一次争论又承接上了经典的论战。拉丁美洲的生产力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开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变革的程度?现有的资源、技术和条件是否足够开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进程?

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地区的国家准备不足却更迫切地需要面对这一改变。 在营养、教育和卫生方面,他们比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众遭受着更大的不幸,而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条件却又相对更差。这一窘境是拉丁美洲周边特征[在全球经济大范围内——编者]和其造成的农业不发达、工业不完整和财经不独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这一状况,左派方面有两种传统响应:推动一个进步资本主义阶段或发动适合于地区不足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转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述说了支持第二种方案的各种论述。 [2]

但另有一种同等相关的讨论集中在每条路线的可能机会。 在经历过生产低迷和财经崩溃的创伤期后,拉丁美洲正在走上一个这样的阶段:因出口上升导致的经济成长和商业利润重组的阶段(增长期)。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在这种条件下,并不能预先看见到任何崩溃情况,而崩溃的出现是进行反资本主义变革的理由。

然而,社会主义方案并不是克服衰退周期的权宜之计,在这一点上它与凯恩斯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别。 [3] 它的目标是克服作为资本主义特点的剥削和不平等。 它致力于消灭贫穷和失业,根除环境灾害,结束噩梦般的战争和制止财经动荡。

这一两极对立倾向正发生在当前的拉美危机时期。富裕阶层在利润和消费方面的增长与可怕的痛苦指数形成鲜明对比。 正是这些灾难在经济危机达到顶峰时更为明显给出了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理由。经济崩溃状况并不成为根除这一制度的唯一恰当的时机。反资本主义的转折点是贯穿始终的自由选择,它可在任何一个危机时刻开始。 二十世纪的经验已经确认了这一事实。

没有任何社会主义革命恰好发生在经济危机的顶峰。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都是战争、殖民占领或独裁压迫的结果。此类情况有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俄罗斯),毛泽东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政权,(Tito)铁托获得南斯拉夫的执政权,越南赶走美国以及古巴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战后的迅速发展期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有记载的资本主义成长阶段完成的。 因而,经济的崩溃不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的开始。 在这一制度之周期变动的任一阶段,资本主义产生的贫穷就足以使其自我推翻。

有一种反对开始社会主义进程的论调夸大了由全球化产生的障碍。 这种论调认为,当前的资本国际化使拉美的反资本主义挑战变得不切实际。

可是障碍究竟在何处呢?全球化并不构成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全球事业的障碍。 跨越国界反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并为社会主义变革提供了更好的客观基础。

全球化作为一个没有替代模式的平台,其出现是新自由主义观的一个支流,该新自由主义观声称不存在右翼模式的替代品。 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抛弃社会主义,那么也必须拒绝凯恩斯或者调整过的资本主义替代模式。认为极权性的全球化已经埋藏了反资本主义方案,而容忍各种干涉主义形式的积累,那是说不通的。如果所有社会主义的方案都关闭掉,那么新发展主义也一样没有出路。

然而,实际上全球化并不成为历史的结束而所有替代模式仍然是敞开的。它仅仅是一个新积累时期的开始,通过利润重组维持下去,利润重组的代价是:牺牲受压迫者利益,把大多数国际不平衡转嫁给最为虚弱的经济体。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给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以新的生命,社会主义是对该新平台唯一的大众回音。 面对资本投机的泛滥、帝国主义极端化和市场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脱节,对于克服由全球资本在单一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扩张所产生的不稳定而言,这是唯一的出路。

 

什么是力量关联性?

有利于被压迫者利益的势力关系的突起,是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条件。 如果面对很负面的权力失衡,民众大多数就不能胜过其统治阶级对手。但是我们如何评估这些因素呢?

在拉美,力量关联性取决于以下三个团体已经取得的,岌岌可危的或已经失去的地位,三个团体即: 当地资产阶级、被压迫民众和美帝国主义。 1990 年代,一场资本对劳工大规模的全球进攻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在此方面,最初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的猛烈攻击力量已经弱化,但它把一个不利的大气候留给了国际范围内的工人。 然而在拉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一地区的资本家积极参与了这次攻击,但最终受害于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间接后果。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他们失去了其有竞争力的地位,而随着生产机构的非国有化,他们对外部竞争者弃守投降。后来,金融危机打垮了制度,并剥夺了他们直接的政治存在。 其后果是,右派沦为少数党,而中左派政府取代了许多保守主义者管理国家(特别是在南锥地区)。 [4] 从而,资本主义精英力量再也无力去高枕无忧地确定整个地区的各项政治议程。 他们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影响,这种危机可使此计划产生结构性衰退。

地区力量关系还受到大规模民众起义的影响,这使多个南美国家首脑倒台。 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反抗活动已经使整个统治阶级产生了直接反响。他们挑战商业侵略并同许多国家的民众达成了一定的调整和妥协。

然而斗争的推动力很不均衡。 在有些国家(玻利维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民众参与积极性显而易见,而其它国家(如巴西、乌拉圭),作为欺骗的后果,退潮占了上风。在新自由主义排行上名列前茅的国家(智利)和被群体虐待和民众迁移所累的国家(墨西哥)中,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唤醒是一种新的发展动向。 在拉美,力量关联性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是其民众动员的总体趋势是,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再一次肯定了自己的力量。

1990 年代初期,美洲帝国主义通过自由贸易和设置军事基地的方式,在其后方推行其重新开拓殖民地的政策。 而这一情况现在也已经发生了改变。原始版本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已告失败,其原因为全球化公司和依赖内部市场的公司之间的矛盾,出口商和实业公司之间的冲突以及此计划所遭受的广大民众的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动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反击,也不能抵消这一挫折。

布殊的国际孤立(共和党之选举溃败、伊拉克之败、痛失欧洲联盟)已经关闭其单边主义的发展空间并唤醒和促进了反对美国的地缘政治集团(如不结盟国家)的发展。美国(洲)的这一衰退突出表现为,委内瑞拉的挑战并没有引起军事上的响应。

因此,力量的关联性已经从拉美发生的各种重大形式变动中表现出来。 统治阶级再也不能依仗其新自由主义战略方针,民众运动再次出现在街头,而美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丧失了其干预能力。

 

主题多样性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变革的参与者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受害者,然而在拉美,这一过程的各个特殊主题则大相径庭。在有些地区(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墨西哥)土著小区已经在反抗斗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其它地区(巴西、秘鲁、巴拉圭)农民领导着反抗斗争。在有些国家,唱主角的已经是城市的正式工人(阿根廷、乌拉圭)或城市的临时工(委内瑞拉、加勒比、中美洲)。 土著小区的新角色和工人联盟的相对微弱的角色已经凸现而出。在各个国家,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反映出社会结构和政治特征的不同。

然而,这种多样性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变革参与者的多样性。随着资本主义对工薪工作的剥削和多种形式压迫的扩大,社会主义进程的潜在参与者是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 这一角色不仅仅是落在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阶级肩上、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受害者的义务。然而关键是要在一场围绕不断变化的反叛重点展开的共同斗争中让这些团体聚集起来。胜利取决于反对敌人的行动,敌人是以分化民众阵营的手段去取胜的敌人这一行动。

在这一斗争中,某些阶层的受薪工人往往发挥一种更为核心的角色,这是因为他们占据着经济结构中的重要行业(矿产、工业、银行)。 资本家从所有受剥削受压迫阶级所丧失的权益中获利,然而他们的利润却取决于受剥削者直接劳动力和从一些行动中特别获得的利润。

这一核心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复苏的重要时刻得以有力证实,这经济复苏倾向于重建受薪工人的重要性。在阿根廷,各工人联盟正在走上街头向人们展示着他们的突出地位,这与2001 年经济危机时期失业者和中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在智利,矿工们的罢工运动在起着主导作用;在墨西哥,一些工人联盟正在确立他们的地位;在委内瑞拉,自从石油工人们同政变(2002年)企图作斗争以来,他们的核心作用一直持续着。

 

民众觉悟问题

消灭资本主义是一项完全依赖于被压迫者觉悟程度的事业。 只有这些信念,才能指导人民为社会主义斗争的过程。

作为历史长河中不可避免的变革,这一发展的原始远景已经失去了智识共识和政治魅力。 这一类型的历史演变无固定模式可循。社会主义要形成为(组建起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自愿创造,否则它就永远不会兴起。 发生在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下的事情,揭示了用官僚专制强制取代民意是多么的可怕。

然而受压迫者的觉悟是一个易于遭受突然变化的球,并且受斗争经历的支配。 两股相互对立之力量影响其发展:一是受压迫者在其与资本主义进行对抗中所吸收的知识经验,一是令人窒息的劳动、生存的压力和日常的孤独疏远而产生的沮丧情绪。

受薪工人们疑虑还是接受现行规则的取向,根源于上述两股力量之间的相互冲突作用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有时批评占主导,有时顺从为主流。这些态度还取决于许多因素,并作用于截然不同的新一代资本主义观念之上。 例如,与 1970 年代恰恰相反的是,大批当代青年是在无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或教育机会,目睹着排斥、失业和不平等是制度作用的正常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伴随现存次序的这一新景象,新一代的拉美人重拾前人的好战性。

但具体而言,社会主义觉悟并不仅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先决形象。 在此层面上,由阶级斗争和重大国际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才更为重要。这些里程碑确定了一些社会主义觉悟的平均程度,并转化为各种程度的反资本主义事业参与热情或者对反资本主义事业的幻灭。 在俄罗斯、中国、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取得的胜利,带来了正面的社会主义看法,这期间虽屡遭挫败,该看法并未破灭。

当今的拉美年青一代并不像他们的父辈在以大胜利著称的年代那样成熟。 缺乏一个成功的反资本主义参考 接近他们切身经验的参考可以解释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天然比较冷淡的原因。

当代与 1960-1980 年代的最大区别多在于政治觉悟的程度上,而不在于社会力量关系或民众主题的改变上。这不是社会冲突的增强,也不是受压迫者抗争的部署或压迫者控制能力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见性和民众对它的信心发生了变化。

苏联的解体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信誉危机,也限制了左派的行动。 拉美也不例外,但在地区范围内受影响程度比较有限。 拉美的左派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前已经在苏维埃模式基础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其低落更大程度上是由专制独裁遗留的负面效应、桑地诺革新运动失败或因中美洲叛乱所遭受的封锁所致。[5]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古巴革命的幸存形成了制衡力量。

但不管怎样,低落的气氛正逐渐被一股重建解放进程的冲击波所代替。反新自由主义意识的进展充分体现在对私有化和缩减调控的有力拒绝(比在诸如东欧的其它地区所见到的强烈得多)。反帝意识的复兴,也不存在盛行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性或宗教性的退化成分。

然而,这种反资本主义方面的前后关系成为反新自由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驱动系统中的大断链。这一断链至今都一直阻碍着民众意识的激励进程,因而就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讨论至关重要,这一讨论由(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进程所发起。这一意识形态的重建是可能的,因为这里的左派受断裂之害少于其它地区,存在有许多连续性特征。无论是工人历史政治身份的丧失,还是出现在东欧多个国家的与左派的疏远,都是很不明显的。

 

宪法框架

拉丁美洲左派面临一个比较新的战略问题:宪法制度的稳定性。 该区域历史上第一次,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一个重要时期后, 统治阶级通过非独裁的机构管理他们的政府。经济崩溃,政治危机,还是民众起义都未能改变这种形式的政府。

军事政权的返回对该半球的精英而言多半是一张用过废弃的牌。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总统被某些军政过渡类型的其它领导人所取代。现在抛弃的是独裁统治的重建,同上层的分裂或下层的叛乱作战。

目前的体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而是服务于资本家的金权政治。这个系统的设立已经使得一些社会职权滥用弊端永久化,这些弊端做法,甚至许多独裁统治都不敢启齿。这些滥权行为,削弱了该系统的合法性,但并没有导致民众抵制宪政体制,如同旧暴政所遭遇到的那样。

 
克劳迪奥·卡茨

资本主义统治规则的这一变化对拉丁美洲左派的行动有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扩大了公共自由条件下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稳定的议会,政党和公务人员向资本家提供更多的政治安全和不断增强的事业信心。

一个制度,减少压迫者权力的同时又巩固它,这个制度就代表了对左派的一个巨大挑战,尤其是当这个制度被大多数人视为一个现代社会运作的自然机制。

.右派和中左派鼓励上述的后一个信念---右派抓住了在宪法背景下进行政治活动的作用,而中左派要保留进步面具下的现状。双方都为虚伪的选举极端化煽风点火,把权力人物的简单替换当做有意义的变化来展现。

关于该互补性的当前例子是所谓现代文明的左派”,它出现在卢拉(巴西),塔瓦雷(乌拉圭)或巴切莱特(智利)的政府里,旨在延续资本家的特权。不过,其它情况更加麻烦,因为欺诈(卡尔德龙在墨西哥)或总统辞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打破了体制的连续性。

结果,这些动乱导致资产阶级秩序的重建(基什内尔,阿根廷),而在其它国家,危机导致被权势集团排斥的民族主义或改革派总统意外的掌权。这是查韦斯(委内瑞拉),莫拉莱斯(玻利维亚),并且也可能是科雷亚(厄瓜多尔)的情形。在这些国家,危机和暴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非体制性质导致了这些后果。

在这些进程中,选举地区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同反应作斗争的区域,以及同激进变革达成协议的支持点。 这个结论对左派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自1998年以来,所有的选举都加深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进程的合法性,并把街头右派的失败转移到投票箱上。选举的范围和动员的成功相辅相成。

几十年来左派已经习惯于面对一个独裁的敌人,宪法设置大大改变了他们行动的框架。战斗在这些系统里并不容易,因为制度主义同再造现存秩序的永久借口一起作用。因此,有必要把直接行动与参加选举结合起来。对这条路,民权兴起---是每个革命进程必需的---的时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宪法舞台而促成的)是相辅相成的。

 

运动和政党

大众觉悟转化为组织。被压迫者的分组组合对创建反资本家的变革的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被剥削者就不能为社会启动另一种事业。

运动和政党构成当代民众组织的两种模式。这两者为社会主义信念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加强自我组织的信心和未来民众权力集体运作的发展基础。

运动支撑着直接的社会斗争,而政党发动更蓬勃的政治活动。这两个情况对促进直接的行动和参加选举是必要的。不过,这种互补性经常遭到质疑。有一些排它性的运动和政党鼓吹者。

但这些反对,只是使某些政党的行动无效,并不涉及这些结构的一般功能,这些结构在政治层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在社会层面上,没有一个解放计划能获得进展,解放计划不能没有特定平台。这些平台由政党组织提供,把权力的需求和战略链接起来。这些组织有助于克服自发反叛的局限性。政党促使反资本主义觉悟的成熟。这种成熟不会从抗议行动中突然出现,它需要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改良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区别开来。

政党的不合格同优越性的缺陷一样是不足的,有些左派组织仍在展示优越性。他们保持旧的先驱领导者观念,实行严苛的等级行为,还总是自许高人一等。该组织的狂热崇拜,在所有的社会运动里,导致派系分立和追求独占。

这种形式的政治行动本身继承的是集体军事独裁的传统,或由上而下的强人政治传统。在一些国家,这种行为还表现出固执的坏习惯,这些坏习惯的来源,是在几十年的秘密行动和反独裁抗争中建立起来的组织文化。在目前的公众自由和政党竞争的框架内,这种行为的混乱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保持这些做法的那些人可以发展起来,但他们绝不会领导一个社会主义改造。

 

改革和革命

物质条件,力量关系,社会课题,大众觉悟和民众组织环绕着左派的战略,形成主题六边形。按照社会主义意识把行动、信念和建议联接起来的必要计划,依赖于这六个基础。

然而,这些组件很少是相合的。有时,物质条件的成熟度同力量的关系,社会课题的辩护,或政治背景的倾向并不合拍衔接。这些因素同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需的组织程度、觉悟程度和民众领导能力的联系仍然不够普遍。左派战略是探索克服这些不一致性的途径,探究这六大问题的解析特点,以促进这一分析。

最大的问题在于连接这些支柱的链接。要走的路线是极其不同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普遍性并不等于均一性。二十世纪的经验已经说明了,在每个国家这一进程的基础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结合的。它也证实,在叛乱迅速结束者(俄罗斯)两权长期相争者(中国,越南)之间,社会主义初期的临时性质有显著不同。[6]

        改革和革命,这两个社会主义变化元素之间的断裂引发出两难困境,对该困境有传统上相互对立的两大反应。第一路径是通过社会改良进程,促进这些脱节元素相结合,这些社会改良包括加强工人的地位,把他们的政治份量、体制存在和组织力量团结起来。

但这些改革-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可行的-不积累也并非不可逆转。或迟或早,改革的巩固(或深化)会同利益原则冲突,并遭受雇主的滥用以至挑起重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民众反应是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变革。

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改革只能作为一条纽带才能生效。不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导致的不仅是放弃反资本主义的未来,也会丢失改良本身的前途。为了稍后讨论社会主义,首先尝试解决眼前的问题”, 这是不对的。 如果资本主义能在结构上解决这些问题,那末社会主义就是不必要的。

第二个关于社会主义改变的想法是推进革命和拒绝改良。它呼吁,通过行动,把资本主义的危机高峰同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部署联结起来,从而克服客观和主观条件之间的脱节。不过,这个联结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出现了接近列宁主义模式的革命形势的局面(上层不再继续主导,下层扮演历史剧变的领导角色 ),也是这样。

过去的几年中,在南美洲我们观察到各种各样的这类情况出现,但并不带有任何社会主义的结果。统治阶级的霸权或权力危机(在葛兰西条款里,多数共识和领导能力的丧失)同下层阶级的反抗的汇合是不够的。[7]

社会主义的成熟需要一个事先的学习过程,这并不是权力征程上的即兴之作。这个准备包括通过改革获得的社会成就和民主战果。后面一项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是革命的反意词。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有用于逐步发展革命的飞跃,架设桥梁让被压迫者更接近社会主义目标。

改革和革命的结合可以把立即征战和同资本主义彻底决裂两者联接起来。第一种成果是创建人民权力不可缺少的,第二种则用来挫败不放弃其特权的敌人。

把改革与革命联接,是适应各个国家的力量相互关系和民众行动的办法,那些力量相互关系和民众行动有可能促成反资本主义的变革。但是有必要用它们的汇合点取代双方的道路上的旧对立。

 

乐观与理智

关于战略的讨论,其预设的条件是,寻找一个总是对新的情况和经验开放的, 过去经验里的鼓动指南。这项调查包括了前所未有的假说,而且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计算模型可供重复使用。

左派战略包括有在其它政治架构中无法找到的一个自由层面。它以共产主义的视野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目标,那不是资产阶级思潮所能提供的。但这些目标的公信力取决于其组织者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的先决条件是这样一种态度,即对不平等的自发抵抗和对不公正的天然排斥。

战略的功能是把面对苦难的愤慨和被压迫者的团结转变成理性的事业。而且这个发展要求以理智无畏的精神面对最棘手和最不愉快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困难的意志,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继续受阻。

当代拉丁美洲的转机要求以坦率、公开和尊重的辩论更新左派的战略争议。用热情和批判的态度采纳各个成就和权衡各个局限性,现在正是时候。这两个立场有助于建立理性的乐观主义,这是社会主义斗争所要求的。

克劳迪奥卡茨任教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并参与阿根廷网络杂志'左派经济学家' EDI'左派经济学家')的工作。

 

注释

[ 1 ]这篇挑战性理论文章首次以英文发表。克劳迪奥卡茨介入拉丁美洲社会主义未来的热烈争论,这些事在整个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网站和杂志期刊上有很多讨论。在提供卡茨最近作品的译文时,新社会主义者杂志社尝试向北美读者引进一种特别味道的讨论,主题是为21世纪建立一种当前发生于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编者给原著加了脚注。克劳迪奥卡茨是布宜若斯艾利思大学的经济学家,国家科技会议的研究员,阿根廷左派经济学家杂志成员。本文由新社会主义者杂志编辑杰夫雷•R•韦伯翻译,发表于新社会主义者61期(2007年夏)www.newsocialist.org

[ 2 ]克劳迪奥卡茨,社会主义和新发展主义,见于西班牙www.lahaine.org1-12-06,www.rebelion.org, 1-12-06.

[ 3 ].凯恩斯主义指凯恩斯的改革派经济理论。是二战结束至70年代最具影响的思潮。

[ 4 ] 南方锥地带指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

[ 5 ]桑地诺主义指19791990间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政府的实践和主张。这里中美洲武装起义指1980年代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进行的不成功的革命游击战争。

[ 6 ]双重政权指一个革命形势的不稳定和不持久的阶段,这时候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民众机构出现在一边, 同政府的现存机构相对立。

[ 7 ] 安东尼葛兰西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关于领导权的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