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反资本主义左派和社会主义斗争
当代俄罗斯激进左派的语言似乎令人惊讶的陈旧过时。这涉及的不只是措辞习惯，这个习惯尽管不好却可原谅。这种语言的停滞还证明了思想的僵化。
例如，我们必须自问， “在左边（留下）的环境工作” 这组词是什么意思？是否是指协作的技术过程或者资源的重新分配？还有，“同工人一起工作”或“同青年（一起工作）”，是什么意思？它是运动的发展，还是运动的工具主义化及其自身繁衍工作的调整？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指责你身边的人有“改良主义”的同时，它一并展示自己的“革命主义”。嗜好这种措辞的人无法去试图理解，在这个具体的社会里，为什么革命可以而且必须进行以及如何进行。因为，不管人民的生活情况可能是如何地难以忍受，革命并不是人民生活情况的结果，而是在这些情况下人民活动的结果。
我们认为，有一种左派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生产现成答案的产业，其产品不标明保质期而且既不能退货也不能换货，现在是终止这种左派存在的时候了。无可否认，如果把社会主义组织设想为不可替代的，符合“有效”定义的领导，你就很难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模式。问题是，在客观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它容纳一种生产充分认证的有效答案的机制。
如果想在各种情况中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必须能够抓住当前的时机，分析当前局势的所有含糊处和所有矛盾。
工会
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和后苏联时代，工会组织构成俄罗斯社会运动的最大和最先进的一部分。目前，他们展现出来的是在斗争中有组织有毅力的社会力量，而且其重要性正在持续增加。然而，试图客观的评价（甚至定量化）俄罗斯工会活动的规模和水平，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其中首先涉及的是方法论。
目前，俄罗斯经济的员工约6900万人，毫无疑问，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增加大约500万失业者（就业机构的记录约为150万人）。如果我们采纳工会自己的数字，则各种工会的成员总数达到3150万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其中，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1）组织成员2900万人（所有工会会员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二），泛俄罗斯劳工联合会的150万名成员（百分之四点七）， 俄罗斯工会同盟（Sotsprof）（2）达到50万（百分之一点六），其它联合会和独立组织大约还有50万（百分之一点六）。
因此，工会活动涉及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的俄罗斯工人。相比之下，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这个数字不超过百分之十五;在德国，瑞士，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和英国，这个数字在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四十之间;在挪威，比利时，丹麦和瑞典，则在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九十之间。乍一看，该表似乎完全令人放心。但矛盾的是，俄罗斯工会的工人参与程度只能被视为非常低。
世界各地的工会活动绝不是一致的。不仅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相关的组织形式，工作水平和工会活动水平也五花八门。法国和西班牙的小工会似乎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根据他们的观念，积极参与其中，就同这里所谓的政治组织成员相类似。此外，这些工会的影响，它们动员和组织罢工的能力的延伸扩展，大大超出其严格意义上的中坚基地。在这些国家，集体斗争和集体协议涉及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工人。还有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工会模式，即：一个组织，其福利国家利益再分配机制的角色是在法律上注明的。这些工会有非常多的会员（因为社会保护的获得取决于一个工会的会员数）。他们强烈集中，有一个繁重的机构，它的决定很少作为公开辩论的结果而被采纳，但对集体讨论过程之外的生产组织有直接影响。
很显然，俄罗斯工会的这种情况既不相当于前一个也不相当于另一个模式。因此，作为一般规则，它或多或少同时类似于两种模式。在法国的战斗工会和俄罗斯的“另类”工会（尽管关于成员数量水平，或者甚至他们的影响力，他们两者都不能作比较，但他们使用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是类似的）之间划一条并行线，这当然是可能的，却并不总是贴切的。但是，严格地按照相同的平行意义，把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定义为一个“黄色”工会，或更恰当地定义为“带有一个黄色领导层”的工会，会引起严重而有根据的怀疑。
俄罗斯的“另类”工会来自新思维改革浪潮和社会运动的兴起，他们在那里发挥了中心作用。然而，由于“民主资本主义”理想的残忍幻灭，使得社会活动迅速衰落，其后果是，这些工会没有形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在某些部门，他们设法保持着自己的群众组织，在这些部门，工人阶级坚定团结，而且工人们高度集中在企业的框架内：煤炭部门的俄罗斯矿工独立工会（NPGR）（3），运输部门的俄罗斯码头工人联盟RPD（4），俄罗斯火车司机联盟RPLBJ（5），飞行员工会，飞行管制员工会。在所有其它部门，“另类”工会只有少数觉悟工人的小团体。
今天在俄罗斯，所有的独立工会只代表百分之七-八的有组织工人（即所有工人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三点五）。然而，在这一小部分的社会运动内，目前正在发生对整个社会极其重要的进程，同跨国公司和俄罗斯大型企业里独立有组织之劳工的显现和发展相关的一切，其重要性都超不过这个过程。它就是前所未有的对阶级的集体自我组织的需求综合征。这样的工会正出现在新的环境中，出现在青年工人的环境中，出现在经受新一代管理（常常是外国的）的企业里，换句话说，出现在“苏维埃”企业的旧的工作关系之外，而旧的工作关系建立于从经理到清洁女工的“全体人员的”内部阶级利益上。
这代表性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保护公司，工作场所，以及工作团队和公司管理层之间垂直关系的问题上，工人和旧的管理机构的利益有部分而矛盾的相合。此外，苏联结束后的几年，在1990年代中期，在私有化运动的中期，这项安排达到其发展的顶点。 “我们不给外国人！”：在几十和几百家公司，这个口号团结了有关工作团队的“老一代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就像维堡的TsBK例子（6）。
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就其目前的概念本身而言，作为企业内部的社团关系的一个整体系统，从根本上说，是这种矛盾和两难局面的产物。因此，在财产再分配过程完成的时刻，当领导人和“老一代”及“新一代”业主的冲突变得次要，被阶级对立掩盖时，这一组织得已发展并维持的地基本身却消失了。这反映在联邦政治效忠性的变化中，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KPRF（7）到俄罗斯合众国的改变（8）。现在家长作风和内部阶级团结的时代走了，在胜利者脚下顶礼膜拜的时候来了。
对于胜利的资产阶级，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因此显得没有必要。它不捍卫工人（甚至常常直接背叛他们的利益），同时，作为雇主的一个工具，它是绝对无效的。事实上，仍然直接同工作有关的社会团体，只有这个组织的“中介层”：工头，车间和部门主管，经理助理...。这中间层情况的特殊性是，它表现为公司管理层的“先进支队”。它的任务 --- 激励和监督 --- 是非常复杂的。其心理状况不止是不舒服，因为，它总是与普通工人为伍，尽管其工资状况更接近它的下属，而不是管理层，但它必须遵循管理路线。 “在外国人中间他们是本地人，在本地他们是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作为一个社团，工作组织，同时拥有鼓励手段---优惠券poutiovki（9）等---和推广加速法，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可以声称为“工会”，既不是按其社会成份，也不是由于它在生产关系和在社会存在中的作用，也不是因为它的政策。尽管如此，在俄罗斯的劳工和社会运动中它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这并不是由于它的“好斗”的普通激进成员，而是因为对于社会抗议的管道，它的作用，犹如巨大而几乎无底的水库，而且也是诋毁那种工会工作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在我们看来，可以正确的说，俄罗斯工会组织的真正会员，据最乐观的计算，不超过300万人，即所有工人的百分之四。这代表了“另类”工会和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的某些较健康部门。
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工会把企业的一个积极工人少数组织了起来，这些人处于企业管理层的攻击下，不让他们加入集体协议最后的缔结中。通常，独立工会没有“第二层次”的组织者，而且一些领导人的解职，剥夺了普通成员的斗争能力，导致工会组织的破坏，在法庭上能够证明解职是非法的之前，使工会消失。另一方面，“另类”工会的成员，一般的特点是高度的自觉性和斗争中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比较团结，并准备抵御对组织的攻击。至于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的群众成员加入工会，往往并不是加入工人组织的一个意识清醒决定的结果，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人事部门一个建议，习惯，把工会视为福利源的感觉（优惠券poutiovki，幼儿园...).
“另类”工会和FNPR好斗工会的严重困难在于同它们自己领导的关系。他们似乎是地方一级的战斗的阶级组织，但他们的全国机构往往不是建立在透明和民主的基础上。你可以看到领导和普通成员之间的距离。全国领导扮演的是协调中心，法律和物质支持，以及提供信息的角色，而不是真正积极的和普通活动份子控制下的代表性机构的角色。领导的独立性使个人有可能为个人目的使用这种形势。因为以上所述的这一组织的结构特点，FNPR的好斗工会，在激进和公开反对雇主的情形下，往往进入同当地或企业领导层的直接冲突中，其结果不是激进分子的挫败就是离开联盟的工会自治。
社会主义运动
并非偶然的是，劳工关系的稳定和工会的觉醒同对社会主义领域的进攻巧合。1990年代末，生产的私有化处在其最后阶段。另一方面，运输，各种基础设施，住房，卫生组织，教育组织，科学和文化组织，养老保险制度，代表巨额公共财产的所有这一切都未被触及到。与此同时，国家给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领域的保证仍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阻碍。
第一次打击来自于修改劳工法例，并同时限制民主自由。这十年起初时期的群众行动还没有被俄罗斯精英遗忘。组织和集会权利的限制，以及设立对媒体的控制，其目的是在“群众愤怒”事件中保证其统治并使镇压合法化。
这些反改革做法没有正面施行，而是在保持多数人冷漠的同时，针对某一类的人口施行。这些法律的通过拖了几年。因此，俄罗斯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修改劳工法，但新的版本在2001年才通过；养老金的改革用了五年多的时间; 教育改革开始于1993年，至今仍未完成。后来，破坏性更少的反社会主义法律，勉强通过得更快，但俄罗斯社会， 被20世纪90年代初的冲击打垮，陷入衰退，未能建立一个长期抵抗战略。最后，所通过法案的真正内容不被广泛的各阶层人们理解，并且反对派的解释工作未能匹敌于新自由主义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
总共大约有300000人参加了非常巨大的反新劳动法“联合行动之日”活动，该活动是“另类”工会组织号召的，但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参加了会议和一日罢工。对退休金改革的反应，则只有一个被动的抗议，即：公民并没有把他们的钱置于非国有基金，从而导致政府计划的失败。
对其能力越来越有信心，使得资产阶级精英，加快制定改革计划的节奏并为议会对它们的审核做准备。2003年春季选举后，国家杜马转变成一个纯形式机构，它的组成有助于计划的通过。因此，臭名昭著的联邦法律第122号，2004年秋季提交给议会，同年由总统签署实施（10）。2005年通过的住房条款，仅用一年，就走过了所有阶段，从筹备工作到正式生效（11）; 关于教育，科学及文化私有化的一大堆复杂计划已在2006年秋季提交给议会并由议会作了审查。
这些改革后果，已经影响到非常不同阶层的人们，有：工人，退休人员，学生和失业青年。2005年初，反对122号联邦法律的动荡是从下层发出的第一个强烈的抵抗信号。这些抗议行动，大部分性质激进，发生在近600多个城市，换句话说，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地区首府。第一批示威游行，开始于圣诞及新年假期，特别具有自发性质，只是略微带有一点“官方”反对党派的影响痕迹。这些反对党派不理解发生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当地区的自治组织机构成立并开始采取行动时，他们只是试图控制运动。虽然运动迅速平息，对于以后抗议运动的发展，其重要性却是决定性的。
协作会议（KSs），成立于“棉花革命”的浪潮中，吸纳了最多样化的成员，从小型左派团体的激进分子到初次对社会主义进程表现出兴趣的人们都有。
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俄罗斯社会主义论坛，汇集1000多名与会者，代表各个地区的协作会议（KSs）。它试图构造全国范围的运动并把它政治化，其做法是策划出一个全球性的方案，以替代克里姆林宫的反社会主义政策。
新住房条款和一系列相关法律的通过，为社会抗议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这项改革的具体特点是，它直接触及所有俄罗斯公民的利益。围绕住房问题，数以千计的倡议提了出来，涉及房屋管理以及建设方案，家庭问题，住房资金的状况，租户的服务费支付（12），租金增加，住房权，被欺骗的投资者的权益，等等。尽管同住房问题相似（居民和那些建筑公司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们并没有把要求统一起来。反复协调这些倡议举措的企图，遇到了相互的不理解和触及到地区问题上的斗争重点。
抗议行动中显现的，特定社会群体间矛盾的存在，一般是其发展的障碍。深化中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的私有化进程，以同样的方式导致学生和该领域里的工人毫不含糊的抗议。但是，抗议立场的斡旋协调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一改革的实施激发起各种恐惧。学生们不满意对免缴学费的攻击，而许多教授希望这将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的教授正在反对引进研究参与的选择机制（13），而学生家长则在计算，从支付私人导师的花费里能节省多少钱。基本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担心丧失科学院的独立性，还害怕他们的机构将会关闭; 但他们应用科学专业的同事们正预感到他们将收到额外的资金。中学教育自筹资金的做法，事实上把各个学校的所有雇员置于相互竞争的境地。
当政治开始时
在整个后苏联历史上，内在地联结于国家机器的新统治阶级，是唯一的在这种社会里建立了政治体制和政治代表的主体。我们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是一种 “资产阶级孤独的”形态，它建设同其利益协调的决策结构，而不参与这样的社会。单方面反对社会大多数的战争通过私有化体现它自己，它需要建立一个政治制度，能够快速对社会环境，对工作场所和生活标准施行攻击。激进社会反改革运动的开始同政治的反改革运动一致，后者随着议会批评炮火的齐射和1993年短命紧急状态的实施而开始（14），这并非偶然的。这样一个系统，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没有理会（而且仍然没有理会）其政治下层的任何反对。
对于工人组织和社会运动的代表而言，任何欲把他们自己安置于现有的公共政策之内的企图，都使他们屈从庞大的腐败压力，屈服于现有机构的操纵。每个新的选举周期导致一群准政治组织的建立，它像一场海啸，威胁着要淹没仍然独立的首倡精神。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这些条件下，运动如何才能保持其独立性，留在主导的政治文化之外，并且策划出明确的替代方案，能够确保工人有一个独立的工具，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并且争取改变他们的状况。
然而，目前俄罗斯左派完全没有力量在这个方向的发展上建议任何东西。虽然左派游离于为官僚机构和企业设立的政治领域之外，它却处在其长期影响之下，不知不觉地与它互动，并仿效它同社会运动关系的战略。在追求自我肯定时，左派团体尝试利用工会和普通成员的进取精神去确认他们的共同特点，即：对一些特别方案的认可。罢工和住房领域的抗议行动，工人阶级的团结行动和反对改革后果的抗议示威活动，所有这些，对那些想要成为第一个插入他们的旗帜或自己的党派标志的人，是有吸引力而且可接近的高峰。在相对缺乏经验的社会活动家眼中，这种关系往往实际上抹去了激进左派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之间的差别，后者对选举中的成功感兴趣，或者对成为他们的具体商业利益代表的事实感兴趣。
我们必须努力克服社会运动和左派之间的互不信任，克服对相互利用的害怕。今天被认为是正常的并作为一种规范的情况，导致工会或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把政治激进分子视为免费的辅助剂，其形象就是“给予，带来和走开”（15），有需要时，可以让它领导一个纠察队或组织一个国会议员的游说团，但对于“真实”的工作，它是绝对无用的，确实有害的。 “把政治撇开！”和“我们支持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这两个口号，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运动活动分子的认同。转过来，左派对他们也有类似的态度。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对于那些想要一个真正社会变革的人，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寻求运动中的行动自由，寻求同激进社会运动的技术化和消费化道路作真正决定性的决裂。根据真正的政治选择，以独立的立场出现在其内部，如此投入运动，才是唯一现实的可能机会，让左派的观点在公共场所充分表达出来。这种投入，这样出现阶级的内部，对左派不仅不意味着其身份的丧失，或在政治层面上拒绝任何形式的进攻，而是恰恰相反，创造了使它开始存在的条件。
左派的角色
我们可以区分四个起点，它们同时标志着社会运动和俄罗斯左派的弱点，以及他们协调发展和共同成长的可能性：信息的传播和接收问题; 低水平的协调和互动;人数不足的训练有素的激进分子;作群众动员的不可能性。
温和的和激进的或工会的运动，无论它是否是左派的，今天该运动在俄罗斯发现自己处于同媒体绝缘的地步。大众传播媒介对其活动缺乏兴趣，甚至作公然的歪曲报导，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虽然从宣传和组织大规模抵抗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运动本身里面的信息和经验的交流问题，其严重性并不稍减。目前的交流水平几乎不可能让人们了解具体的压制案例。对于广泛长期的运动，那是不够的。
各个事件的信息，其作用（特别是因特网）就像一个万花筒，而我们需要的是总结好了的信息，以便让人们有可能寻找到倾向趋势，联系点，共同的要求和办法。今天，这一工作多半是由社会学家--- 首先，我们必须对集体行动研究所发挥的作用致敬（16） --- 而非政治活动家来做的，不幸的是，这影响了它的特性。
不克服社会运动的极端保守，不超越左派的亚文化，不建立一个一般的通信空间，就不可能谈论社会运动政治化的景观，也不能说这些运动意识到其一般利益。在此背景下，团结运动发挥特殊作用。它们是重要的，并将继续是重要的 ---对于社会运动，它们应该不仅是解决其特定问题的一个方法（并不总是足够有效的），而左派不应只看到它们自满地展示其同阶级的形式上的连接。与此相反，这种共同的行动必须成为抗议运动和工会的现在意识的活跃而连续聚集的领域，把他们的政治代表性问题列入议程，因此，也把在政治选择的问题列入议程。
相对于一个孤立的团结运动，协作会议和工会团结委员会的出现，成了向前迈出的一步。构想作为交换意见的永久空间，设计全球行动计划，发行联合出版物，它们使全国规模的广泛机构的出现成为可能，即：社会论坛和协作会议联盟（SKS）。这种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确切的情况和时机的要求，它们表达为对每个实际必要性的具体形式的某种意识程度。此外，政治活动家仍必须争取在同其它人平等的基础上，能够参加这些主动活动。
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是左派，社会运动和工会的一个普遍问题。一方面，社会运动中急缺合格的战士，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干部短缺的问题，与运动内部信息和分析的不足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左派一般缺乏与正在发生之社会行动的关系，即使所涉及的不是一个纯粹实际的斗争，而是一个社会主义或工会运动（即这种斗争的政治泛化，一个统一的运动本身往往具有的意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产物，而且同时是其所有过去经验的总结。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政治分析实践，维护马克思主义是可能的，唯一的条件是：每一个新的个人经验没有按照既定的规则作切割，而是被视为一个连贯社会经验的形成部分，该社会经验在同它的接触中演变发展。因此，干部培训同左派插入群众运动并获得社会活动家和战斗工会领导人的政治支持，是分不开的。
主要的问题之一，仍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团体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极度减少的增长。今天，反对公共服务的商业化的动员（17）无疑是一个真正群众运动的唯一经验，它能够对形势作足够的反应，而且它会这样去拟定一致的要求，这些要求能够使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同时，这一运动都和其它一些更为区域性的大型运动，两者都同具体的形势和短暂的时期有关。出现于运动浪潮高峰的这些主动举措，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后并不能实质性地扩大其在公共生活的出现或在有规则和有条理的基础上建造它们的活动。除了与当前群众意识的特点相连的客观原因外，这些有限的结果被归因于广泛而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严重缺乏。
虽然左派做的是如此地越来越多，它在出席和参加运动上的明显无能，说明了其中坚分子的数量不足以及为什么它发现它无法吸引新的力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青年人对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兴趣增加了，左派仅仅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利用该兴趣的潜力，而且并没有显示自己能够对当前的社会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未能提出开放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也未能明确和毫不迟疑地给出广泛的当前问题的另一种解释。这“光荣的孤立”既导致分门别派的倾向，又导致活动参与者的“减少”，并把他们的政治立场完全稀释于作为“良性社会主义中坚分子”的日常活动中。
除了所有的客观差异之外，对政治形式的不信任，对政治层面问题的不信任，不是俄罗斯形势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欧洲政治组织最根本的反对，典型地表现在开始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初期的社会运动中，一旦抵抗的真正逻辑促使人们寻求一个积极的替代办法时，它就失势缩减了。因此，由于对欧洲宪法说决定性的“不”，有组织的左派恰恰成为这样的力量，即通过私有化和社会环境破坏之间的有机联系的交往活动，通过它在国家和欧洲联盟水平上的制宪表现，它可以表达增长中的觉悟。这可称为“政党回归”，它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之间，日常的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和深刻的相互作用。这种形势的变化，联系的不仅是社会的觉醒，而且有左派过去经验的一个重大修改，及其同目前局势问题相关的东西。
只有在运动内部的日常工作基础上，对可理解的鼓动性政治方案的发展，展示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修改才是可能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过渡方案的真正原则得以建立，该原则就是设立明确而一贯的要求的思想，这些要求已经传达给了广大人民群众，多亏当前的机会，这些要求，内在地联系于反对市场逻辑的必要性，联系于有意识地和彻底地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伊利亚•布德拉茨克斯和玛丽亚•库尔兹纳是“Vperiod”（“前进”）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已建立了同第四国际的关系。本文首次出版在Levaya Politika（“左翼政治'） 2007 - 01期，一个鲍里斯•卡加利茨基编辑的季刊。
注释
1.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NPR），成立于1991年3月，出自于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后者号称“工会”，实际是一个控制工人工具。FNPR保留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干部和财产。它依赖于政府维护其宪法的地位和其财产。
2.俄罗斯工会同盟成立于1989年，是单一工会模式和后来的FNPR模式的反对派。其领导曾经支持资本主义的恢复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其基层往往非常好斗和反对自己的领导人。然而，它注重保护自己的成员。
3. 俄罗斯矿工独立工会。它成立于1990年，处于1989-1990年大罢工的浪潮期间。工会领导坚持工会保持政治中立立场，但其基层往往好斗得多。例如，1998年夏季俄罗斯矿工独立工会（NPGR）的激进分子采取“铁路战争”的主动行动（罢工纠察队，封锁铁路），并要求鲍里斯•叶利钦辞职。
4.俄罗斯码头工人联盟。
5.俄罗斯火车司机联盟。
6.维堡是芬兰边界一个80万居民的镇，在芬兰湾。 TsVK是该镇生产纸张的纤维素厂。1998年3月至2000年1月，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斗争导致工人接管工厂。该厂的生产是高质量的，具有重要的出口渠道，但在1994年私有化期间，业主从事的投机活动，导致其破产。工厂的2200工人选了一个“群众经理”并控制了工厂。面对雇主和地方当局的反对，经过警察两度尝试入侵工厂后，自我管理的实验只是短暂的存在。
7.俄罗斯联邦共产党（KPRF）由中层官僚机构在联共的废墟上创建于1993年，该中层官僚机构并没有设法在恢复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围绕等同于共产主义（斯大林版）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打转。它由冈纳迪•久加诺夫领导并铁腕统治。
8.俄罗斯合众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党，成立于2001年，宗旨是支持总统普京，并给他一个议会的多数。自2003年以来，这个党掌握了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305个和178个联邦会议（上院）席位的88个。这足以使它随心所欲地修改宪法。其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是国家杜马主席。
9.优惠券，让工人利用工作咨询会的服务（度假营，儿童集体假期...).
10.社会权利“商品化” (commercialisation)的法律，用简明英语说，这意味着最贫穷者被剥夺了国家的援助。某些服务的免费性质（例如：健康，医药）改为财政“补贴”。这项法律的生效导致2005年1月的大示威游行。
11.住房条款生效于2006年1月1。它的目标是私有化市政府所拥有的住房。它终止租户买房优惠措施，这是叶利钦曾经鼓励的，目的是把住房私有化尽可能加快。它使房产管理将交给私人公司成为可能，如果房产共同主人不自己去这样做，那末市政府就会选定私人公司来做管理。
12. Zhilitchno-kommounalnoe khozaïstvo ：所有的国内住房服务（电力，供热，公共空间...).
13. EGE，联合国家考试。自2001年引进，EGE是中学教育的期末考试，并可以作大学入学的选择之用。将在2009年推广普及。
14.在1991年6月独立后，俄罗斯联邦自己置于旧的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体制连续性中（RSFSR，苏联的俄罗斯），使用同一宪法。最后一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扮演了议会的作用。主要由共产党人组成，它反对鲍里斯•叶利钦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局势严重恶化，1993 叶利钦派出坦克轰击议会，并让精锐部队强占议会建筑。今天，你可以在莫斯科现代史博物馆看到一个布满弹孔的议会门。俄罗斯联邦现在的（总统）宪法，紧接着这一政变而颁布了。
15. “工作作风：给与，带来和走开” 的俄罗斯表达，表示在最低水平上简单执行的工作。
16.集体行动研究所由社会学家佳李•克莱门特领导。其网站（俄语：www.ikd.ru）出版关于社会运动和工会斗争的信息和分析，还有每周文摘。
17.反对2005年1月的122号联邦法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伊利亚•布德拉特科斯
是“Vpered”（“前进”）组织领导人，该组织已建立了同第四国际的关系。
玛丽亚•库尔兹纳是俄罗斯
Vpered小组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