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爆发金融与经济危机，使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中国，也直接受到影响，许多依靠世界市场而外贸订单大减的中小企业，被迫停产以至倒闭，工人跟着失业，其中最受打击的是来自农村的所谓「农民工」。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2009年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为“我们最担心的两件事情，其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其二是大学生就业问题。”

2009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过去一年间，在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即大约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陈锡文说，由于金融危机，外需减少，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过去主要从事外贸的企业遇到生产上的困难，所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年前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的总量大概是一亿三千万人。[1]　

据新华社报导，农民工大省河南省2008年11月份便出现这种趋势。从全国各地返回河南的农民工平均每天达到六万，这一数字远远高出以往年份。河南共有2100万农民工，其中1100多万在省外工作。2008年12月，国务院曾对严峻的形势发出警告，号召当地政府把支持农民工列为“重大紧迫的工作”之一。

2009年2月9日《南方都市报》援引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表示，据广州市劳动部门对全市用工总量超过26万人的397家规模以上企业的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企业用工需求普遍下滑。一季度有招工需求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58.7%，比2008年初的70%以上下滑了11个百分点；需求人数占当前用工总数的比例也从2008年同期的11%以上大幅降到了7.12%；有20%的企业表示一季度有可能减员；劳动市场求人倍率（即求职者人数和岗位需求数对比）从2007年初1∶1.3下滑到了1∶1.04，“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一个岗位，这是多年来比较少见的。”企业提供的薪酬待遇也在下滑。张宝颖说，根据对16个行业的实地调查和全面平均测算，企业目前给予无技能要求岗位的月工资水平为1050元，比去年同期的1160元下降了110元，降幅在10%左右。目前广州地区外来农民工回流就业的态势明显，预计元宵节后有超过90%的春节返乡农民工回到广州就业或求职，同时还会有不少“新人”来广州求职。截至目前抵达广州的求职人员中大约有20.3%是第一次来广州的，只有约71%是节后返工。张宝颖说：“老的在返回，新的还在来，珠三角的就业压力不是在减小，而是在增大。”同时，广州作为珠三角高校集中地，今年应届毕业生达33万人，受经济危机影响，他们的求职潮已从往年的4、5月提前到今年的2月初，这和农民工求职潮形成“迭加效应”，亦加剧供需矛盾。

2009年第2期中国《财经》杂志指出，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已经逾1,0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更远超此数。官方刊物《瞭望》亦表示，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上年未就业毕业生合计超过700万。[2]　另外，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称，2009年将确保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6%的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即886万人，比三季度末增加56万人。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预计，中国2009年城镇真实失业率将上升到14%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为9.4%。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影响逐步显现，贫困地区减贫速度放缓、返贫压力加大成为扶贫工作面临的突出矛盾。”范小建说，最贫困地区失业的农民工占这些地区全部农民工的近30%，高于国家2008年底15.3%的平均值。他警告称，许多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已经脱贫的农民一旦返乡，仅靠农业收入，一个五口之家人均年收入可能下降十倍之多，返贫压力显而易见。2008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增长8%，达到4700元，其中多数收入来自外出打工所得。“与其它农村地区一样，贫困地区同样存在潜在的土地纠纷、农业生产投入下降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问题。”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中国将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将扶贫对象扩大覆盖至4,007万人。[3]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表示，伴随着农产品价格下滑，中国农村家庭面临更多失业，2009年达成农民增收政府目标的难度加大。尽管政府近期工作试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农民收入继续以快于城市收入速度下滑。去年农民年平均收入为4，761元（696.2美元），是城市收入的三分之一。危朝安更指出，一个部委调查仍显示，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减少雇员达30%。就业机会已经明显减少，5月和6月的表现将最为严重。他估计，约10%在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已经失业，其中80%正试图继续在城市里找工作。另外、由于蔬菜和苹果汁等农产品出口市场不景气，乡镇企业出口增速也出现下滑。[4]

国务院的对策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其中有六条大的政策：（一）鼓励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尽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农民工；（二）对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各级政府都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增强就业能力；（三）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四）政府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的办法，帮助农民工回乡以后创业；（五）要求各地切实保障外出农民工的土地保障权益，回来以后如果确实没有其它的工作可做，家里的承包地还在，还可以保证温饱。同时还要求各地的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农民工工作，特别在当前，要做好监督企业对农民工工资的发放以及农民工社会保障经费的缴纳等等工作。

2009年第2期《财经》杂志的专题报告“农民工失业调查”有以下的判断：（１）提前返乡的农民工逾10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更远超此数。2009年上半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数字可能继续攀升。（２）农民工大量失业，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目前，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主管道。如果农民工大批失业持续半年以上，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从而抑制农村消费。（３）失业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已届中年。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但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亦占有相当比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他们无论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４）农民工大量返乡，会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多属于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约和合同，农民工返乡必将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５）农民工失业，将考验中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由于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工“二次就业”成本大增，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６）大量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失衡。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导致承载能力有限，因此户籍制度未对农民工开放，相应的福利制度形同虚设。

鉴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香港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发言人说 :“今年中国很有可能出现动荡局面。只要失业率大幅上扬，就业市场僧多粥少，就会有这种可能。”这种动荡局面的威胁，将迫使当局可能加速发放援助款项吧!

从以上所引发的各种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大量农民工的失业，将会大大加重他们及其家庭的经济困难，生活倍加艰苦；如果得不到解决，他们便很可能起来抗争，造成社会的不安，使三农问题更添加不稳定和不利的因素。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已被官方列为「重中之重」急待解决的问题，可见这问题的严重性、紧急性。上引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必须要各级政府加以落实。但地方党政干部会首先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能够遵照《通知》做到很多，或者大都会像过去常见的「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样的敷衍了事，「走过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三农问题在经济衰退危机打击之外，08年秋冬之间，北方又遭遇少见的干旱，真可说是雪上加霜，农民苦上加苦。国家有巨额的财政盈余，已决定用4万亿元抵御金融危机，但这笔款项之中究竟有多少能确实地惠及农民，包括帮助农民工解决其燃眉之急呢?暂且等着瞧吧！

从制度来看，正如蒯辙元先生在《农民工问题的理论与制度思考》一文中恰切地指出的：「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的城郷二元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共当权后的政策使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合称为「三农」）作出巨大犠牲，「城郷二元社会在市场经济中依旧分割的户籍制度，和朿缚农民的土地制度」仍未根本改革，农民工遭到的社会歧视、政治歧视、制度歧视，他们被定性为在城里做临时工的农民，表面上看是亦农亦工，实质是非农非工的流动人口。」因此，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破除城郷二元社会制度，实现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同等待遇的一元社会制度，即公民制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