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圭

2008年总统大选中，科罗拉多党挫败的含义远不止巴拉圭政府的改变。这个失败意味着，拉美最后一个按冷战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框架组成之政党的垮台。

阿尔弗雷多•史托斯纳尔36年的独裁（1954年至1989年）实际上把“反共产主义斗争”作为一个中心。在“科罗拉多党的统治”期间，美帝国主义设法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同盟，几十年来，该同盟使它能够设立拉美地区的情报活动。从1970年代的秃鹰行动，到“过渡”年代的美国军队之出现，所谓“过渡”，其目的是“训练”巴拉圭武装部队的成员，这些军事活动和演习，被以各种方法合理化，从“三重边界”（该地区有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共同边界）打击“潜伏的恐怖组织”，到结束“毒品的种植，生产和贩运”这一目标。

以侍从主义，贪污腐败和报酬系统为标志的权力行使，以及诉诸于恐惧和恐怖手段对群众意识的控制影响，这些经过六十年的施行后，科罗拉多党垮台了，它代表这个国家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周期的结束。无论从严格的民主角度来看，或者因为它引起的矛盾，特别是涉及到支持候选人费尔南多•卢戈---今天的巴拉圭总统---的社会和民众运动的可观动员方面，都有必要认识到这一事件之进步性质。

卢戈的出现，政治危机的产物

这个天主教教会前主教的政治上出现可以用三个因素作解释：

1. 帝国主义统治模式的筋疲力尽，独裁统治垮台后，在科罗拉多党的领导下，该模式转化为新自由主义，但是没有冒危害侍从体制的风险，它在侍从体制的基础上，按照“国家作为雇主”的原则，建造了自己的政治霸权政策。因此，几乎不到600万居民的国家巴拉圭，雇有不下于20万的公务员，其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党员。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经济停滞，削弱了这一模式，以至于党自身的社会基础被削弱。
2. 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危机，尤其是真激进自由党（PLRA ），一个像科罗拉多党一样已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党，被证明无能策划出一个可信计划以巩固两党制，而这件事是美国非常支持的。寡头---农业，商业和金融的大庄园主---的经济积累是在国家的保护和干预下进行的，无论合法的和非法的，由科罗拉多党人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十分有限的回旋余地。

3. 人民群众中的政治领导危机，结合了左翼政党的软弱和分散。左翼运动和政党几乎没有从其主要领导人受到的野蛮迫害中恢复过来，在斯特罗斯纳独裁统治期间，这些领导人被暗杀，“失踪”，被监禁或被迫流亡。然而过去几年的标志是，一些民众组织，特别是农民组织的动员以及进入斗争，这使得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即科罗拉多党政府响应他们诉求的能力越来越低。

巴拉圭目前有大约200万的国民旅居国外，而且移民率正在增加。大约有两百万人生活在赤贫状况。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处于失业或被迫从事非全日制工作。超过30万无地农民受害于土地所有制，今天该土地所有制允许百分之三的人口垄断百分之九十的耕地。在此背景下，社会斗争的强度在政治过渡时期几次达到了高潮。

传统政治领导未能在其经历的危机中恢复过来，这种无能，显然让费尔南多•卢戈的形象在进步和民众的阵营里得以加强。卢戈公开宣布其进入政治生活的决定后，他公然蔑视天主教等级制度，不承认梵蒂冈对他制裁。卢戈是圣佩德罗地区的主教，圣佩德罗是该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年中，这已成为巴拉圭农民斗争发展的战略区。有几次，卢戈表示支持这些斗争，实际上有时参加了斗争。因此，他的候选资格，把最保守的政治阶层，如大庄园主，畜牧业和农产品企业家的公司，投入恐慌中。在这种情况下，卢戈几乎花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造成了行使权力超过60年的政党的选举失败。

资本主义外围的“第三条道路”

卢戈的候选资格有益于形成大多数社会组织和左翼政党的支持。然而，当他的候选资格开动时，这些团体本身似乎不足以克服科罗拉多党的选举机器。一开始，这在他的支持者中搅起了疑虑。最后，在卢戈背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范围从坚定的左翼社会组织和政党伸展到某些保守的团体。虽然结构不同，但这个联盟立基于一个共同的中间偏左的计划，要给社会方案一个重要的位置。

渴望改变所表达的三板斧构成了从事竞选活动的各团体之间的协议要点。首先，必须终止“科罗拉多党无休止的统治”，终止贪污腐败和有罪不罚无法无天的现象── 这个目标，能把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团体聚集起来。其次，土地改革，一个工人、农民和所有民众团体的历史性需求，是一项方案的中心点，该方案首先是民主的，但也包括了一系列的措施，意图是按照巴拉圭特点作巨大的结构性变化。最后，这个方案捍卫了国家主权，提出了需要重新谈判不公正的伊泰布和亚西雷塔条约，伊泰布和亚西雷塔是分别和巴西及阿根廷一道建成的两个大型水电站。

无疑，引起最紧张情况的是伊泰布坝 --- 它象征着巴西所维持的同巴拉圭的那种关系。事实上，几十年来，该国已刺激了巴西大资产阶级的胃口，在对巴拉圭传统农业施加强大作用，影响其结构的过程中，它有系统地接管了大庄园和大片种植大豆的土地。因此，最近几年，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驱离土地，这已对社会的、环境的和文化的水平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

联合了保守势力的中间偏左政府的出现，并不是该地区的一件新事，就像巴西卢拉政府表明的那样。这些经验的特点是宣示双重破裂的话语，宣示与“首先捍卫自己一切特权的新自由主义右派”决裂，以及宣示同“传统左派”决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实践，该政治实践并没有真正地同最近几年应用于该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派资本主义破裂。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看到：在资本主义外围，一个“第三条道路”在成型！

一个新的斗争空间和过渡阶段的重启

到今天，这一点变得明显已有几年了，即1989年开始的转型期被限制在一个恶化的保守主义内：在所有的权力领域里，政治经济的黑手党已经设法重组并重新确立了起来。运行中的新进程，远未巩固资产阶级的民主，它使得重振政治和公众自由的空间成为可能。科罗拉多党的垮台，开启了一个斗争冲突的新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解放了历史地置于科罗拉多党枷锁下的社会力量。

这不是一个解决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进程。相反，通过坚定巴拉圭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者，它会使科罗拉多党徒的危机有加深的可能。这个过程，需要改变国家上层的社会力量。真激进自由党（PLRA）同支持卢戈的最保守的团体妥协，资产阶级疑虑地观看着它（PLRA），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因为它是担心，如果面对社会斗争的兴起，主要在农村，真激进自由党（PLRA）将会不够有效。

左翼组织和社会组织有可能重新启动一个组织动员的进程。事实上，紧接着2008年4月20日的选举胜利之后，在新政府运作之前，大庄园的占领和旨在阻止农产行业前进的社会动员，以新的活力再次开始。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成了被分割的猎物，这就是它在上次选举中展现给选民的形象。一些团体与支持卢戈的保守政党结盟。其它的则献出了自己的“重要支持”，但没有加入变革爱国联盟（APC，合法集结所有支持的卢戈选举联盟）。另一个倾向则呼吁投“抗议票”，但没有明确地承诺支持卢戈。在社会组织内部形成了同样的倾向，即使那些决定加入变革爱国联盟（APC）的人构成了多数。

左派的总得票数是不容忽视的。然而，由于分散和缺乏团结，这个左派只能得到国民大会的两个当选名额。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并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正如它尽可能在做的那样，假如目标是建立另一种政治方案的话，左派必须面对一个战术上的两难窘境，该窘境可以确定其自身可能性的极限。这个可能性是，大多数变革爱国联盟（APC）成员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选择累积来自政府内部的力量，并且维持与保守团体阶层的联盟，以保证费尔南多•卢戈和他的团队管理的可能性。

在保守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国会，卢戈自己的支持者代表的力量薄弱，他一定要打的牌，就是动员和民众斗争，以便让他的一些活动得到尊重。卢戈知道，真激进自由党（PLRA）支持的有限性，特别是在社会政策和计划方面。他还知道，其它左翼组织和其它社会阶层保持其关键性的支持，特别是关于他的选举方案的一些要点。因此，事实上，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重新启动，一个新的斗争空间，和一个政治领导的危机。为了把一个根本社会变革的新项目推向前：这是巴拉圭左翼力量和社会各界所面对的挑战，在他们面前，现在有一个明确的机会。

雨果•理奇是巴拉圭政治分析家，住在亚松森。他积极参与大众社会主义团结党的（PCPS）活动，在最近举行的大选中，该党支持候选人费尔南多•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