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需要生态社会主义

乔尔·柯维尔

 

自旧石器时代捕猎族群造成的第一次物种大灭绝开始,人类就一直疲于应付自己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些影响才作为威胁各个物种未来的生态危机而被实际体验到,近代环境运动应时而生,地球日、环保党派和不计其数的非政府组织标志了一个对抗全球威胁的、新的生态意识时代的兴起。

 

 

为什么今天需要生态社会主义

乔尔·柯维尔

 

自旧石器时代捕猎族群造成的第一次物种大灭绝开始,人类就一直疲于应付自己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些影响才作为威胁各个物种未来的生态危机而被实际体验到,近代环境运动应时而生,地球日、环保党派和不计其数的非政府组织标志了一个对抗全球威胁的、新的生态意识时代的兴起。

 

 

早年的乐观主义现在已大为淡退。尽管有一些有用的干预措施,如更大规模的垃圾回收或发展绿化地带,但日益明显的是,整个政府调控和非政府环境组织的以及学术上的各工作项目并未能检测出生态环境退化的总体步伐。事实上,自第一个地球日创立以来,在诸如温室气体排放、大堡礁的丧失、亚马逊盆地的森林采伐这样一些关键领域里,崩溃实际上反而加剧了,甚至开始以指数型速度恶化。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严酷的事实:即对这个情况的认识应当激起最强劲的努力以超越现今环境论的局限?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70年代后期,正当环保时代刚刚露头的时候,英国的铁娘子总理宣布TINA(“别无选择”)的兴起,TINA是撒切尔口号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其意思为“对现存社会而言‘别无选择’,”更不用谈选择第一波环境论者构想的其它途径了。

问题出在当时的环保论没有切中要害,只治标不治本。撒切尔没有详细向公众解释清楚这一点,但不容误解的是,她心里的想法和立场是:资本主义是不可替换的,准确地说,新生于七十年代更为犀利的资本主义,在替换当时盛行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后,就是不可替代的了。面对一个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反应,该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们实行了我们所熟知的“新自由主义”,撒切尔、连同美国总统罗讷尔·里根一起,象征了它的政治面貌。

新自由主义是纯粹资本逻辑的回归。这并非稍纵即逝的风暴,而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真实情况。它有效地扫除了约束资本侵略性的措施,代之以对人与自然赤裸裸的剥削。所谓“全球化”其实就是拆毁资本积累的分界和局限,而托马斯·弗里德曼一类的空想家称颂其为“驾乘着自由贸易和无限商品化双翅”的普世进步的新纪元。这个(变化的)闪电战或轰炸只是压倒了软弱的自由改革,该改革是70年代在环保运动的帮助下落实到位的,其宗旨是检查生态退化状况。由于这些运动很少或没有对资本作批判,在崩溃加速的时候,他们无助地游荡漂移。

由此,现在该是我们承认第一波环境论基本前提和组织形式的全然不足之处的时候了。这项认识有其紧迫性,因为生态危机实在地预警了人类生存的真正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现已开放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条道路,可以归因于资本本身,它把我们置于生态混乱的轨道上。尽管有很多复杂因素对应于资本对生态危机的相应责任,但盖过一切的趋势是:资本主义要求持续的经济生产增长,由于这种增长是针对资本而不是为了真正的人类需要,其结果是持续动摇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同所有其它生产方式的明显差别,它是围绕资本本身的生产而组织的--- 而资本是一种没有内在限制的纯抽象纯数字的存在。物质自然世界一定有它的局限,而资本主义除了以其对价值和过剩价值的疯狂需求拽拖着世界以外,甚么都不能做。

生态危机预示着彻底改变,对这个事实,我们无从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改变,或是生,或是死。如伊恩·安格斯在他的邮件讨论录中,《气候与资本主义》,选项很简单:“生态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没有第三条路。”(了解和/或加入此名单,联系安格斯: [email protected]

这解释了伟大的罗莎·卢森堡二十世纪初的说法:人性的真正选择是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这是相当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包括当时德国卢森堡和斯巴达克党人起义,以及之后二十世纪中其它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利,尤其是在前苏联和中国)成就了野蛮资本主义如今的胜利,以及持续不断的战争,噩梦般的消费主义,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还有最重要的------生态危机。除了野蛮资本主义现在意味着生态灾难这一点外,选项还是没有变。因为人类生产系统的混乱已经超越了地球缓解承受人类生产影响的能力。

我们时代的任何社会变革运动都必须优先考虑这项问题,能否解决它关乎到我们的未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必须是面向生态的,更准确地说,以生态为中心的,于是,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帮助恢复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完整性。生态社会主义与上个世纪“第一时期”社会主义不仅只是术语使用的不同,比如前者完全地需要工人控制工业机制和一些好的环境调控措施。

如同我们在“第一时期”社会主义所做的那样,生态社会主义需要工人作掌控,因为除非生产者是自由的,否则就不能克服资本主义。但生态方面也引发了一个更基本的新观点,该观点质疑生产本身的属性。

资本主义生产永不停歇的追求利润,寻求把一切事物转化成商品,因为只有这样资本积累才能持续扩张。资本扩张市场份额的竞争推动了癌扩散般增长的致命趋势,而社会主义---无论是第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变型,还是生态社会主义---将我们从生产手段私有制度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断这种致命倾向成为可能。但这也提出了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在一个生态社会里,什么该生产,要怎么生产?

显而易见,生产必须要离开交换---商品之路---的控制, 转向实用, 即旨在直接满足人类需要。但反过来, 这就要求在生态危机的环境下, “使用”的定义只是意味着本质上能克服生态危机的那些需要,因为这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的最大需要,当然其中每个男女个体的需要。

于是,人类的兴盛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可能, 在那里资本对自然带来的危害已被克服,例如,停止向大气中排放含碳气体。由于自然界是所有互相联系的生态系统形成的整体,生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应当面向生态, 包括修复生态系统的损伤,甚至建立欣欣向荣的生态系统群。这需要, 比如说, 生态合理化的农田;或者---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活在生态系统中的群居自然物---生态导向的人际关系,包括养育小孩,两性关系,甚至生活的整个精神和美学面。

这篇文章过于笼统,不能深入讨论以上主题。但如上所述,我们谈到生态社会主义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的经济或科技必须改变那么简单。生态社会主义不再象马克思眼中的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纯粹的经济问题。它需要明确地成为社会和人类存在的根本变革----马克思预想中的人类演化的下一个阶段。事实上,如果要在生态危机中幸存下来,这是必须的。生态社会主义预示着整体模式生产,在那里自由联合的劳动力,为创造兴盛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商品进行生产。

诚然,这里提出的问题远多于它回答的,该事实本身就是生态危机深刻程度的一种度量。若我们停止向大气排放含碳气体并让气候系统重新达到平衡自我治愈,世界最后看上去会是什么样的呢?在如今社会系统中潜藏的巨大恐惧之下,我们到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过完全的人类生活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确定:一定还有别的选择。

08107, 在巴黎召开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组织成立大会. 要了解进一步的信息,请联系焦尔: [email protected]; 或依安·安古司: [email protected]

 

乔尔•柯维尔在越战期间投身政治。他曾是反核和平运动“中美洲和加勒比团结运动”的积极成员,这是争取民主式媒体和环境保护的运动。作为他战斗工作的一部分,他在尼加拉瓜曾短暂的生活过。他的两本新作是“战胜犹太复国主义”(字里行间出版社)和“自然之敌”(2007即将出第二版,Zed出版社)

 

卫众摘译自:《新社会主义人》(2007年夏)

 

早年的乐观主义现在已大为淡退。尽管有一些有用的干预措施,如更大规模的垃圾回收或发展绿化地带,但日益明显的是,整个政府调控和非政府环境组织的以及学术上的各工作项目并未能检测出生态环境退化的总体步伐。事实上,自第一个地球日创立以来,在诸如温室气体排放、大堡礁的丧失、亚马逊盆地的森林采伐这样一些关键领域里,崩溃实际上反而加剧了,甚至开始以指数型速度恶化。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严酷的事实:即对这个情况的认识应当激起最强劲的努力以超越现今环境论的局限?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70年代后期,正当环保时代刚刚露头的时候,英国的铁娘子总理宣布TINA(“别无选择”)的兴起,TINA是撒切尔口号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其意思为“对现存社会而言‘别无选择’,”更不用谈选择第一波环境论者构想的其它途径了。

问题出在当时的环保论没有切中要害,只治标不治本。撒切尔没有详细向公众解释清楚这一点,但不容误解的是,她心里的想法和立场是:资本主义是不可替换的,准确地说,新生于七十年代更为犀利的资本主义,在替换当时盛行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后,就是不可替代的了。面对一个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反应,该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们实行了我们所熟知的“新自由主义”,撒切尔、连同美国总统罗讷尔·里根一起,象征了它的政治面貌。

新自由主义是纯粹资本逻辑的回归。这并非稍纵即逝的风暴,而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真实情况。它有效地扫除了约束资本侵略性的措施,代之以对人与自然赤裸裸的剥削。所谓“全球化”其实就是拆毁资本积累的分界和局限,而托马斯·弗里德曼一类的空想家称颂其为“驾乘着自由贸易和无限商品化双翅”的普世进步的新纪元。这个(变化的)闪电战或轰炸只是压倒了软弱的自由改革,该改革是70年代在环保运动的帮助下落实到位的,其宗旨是检查生态退化状况。由于这些运动很少或没有对资本作批判,在崩溃加速的时候,他们无助地游荡漂移。

由此,现在该是我们承认第一波环境论基本前提和组织形式的全然不足之处的时候了。这项认识有其紧迫性,因为生态危机实在地预警了人类生存的真正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现已开放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条道路,可以归因于资本本身,它把我们置于生态混乱的轨道上。尽管有很多复杂因素对应于资本对生态危机的相应责任,但盖过一切的趋势是:资本主义要求持续的经济生产增长,由于这种增长是针对资本而不是为了真正的人类需要,其结果是持续动摇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同所有其它生产方式的明显差别,它是围绕资本本身的生产而组织的--- 而资本是一种没有内在限制的纯抽象纯数字的存在。物质自然世界一定有它的局限,而资本主义除了以其对价值和过剩价值的疯狂需求拽拖着世界以外,甚么都不能做。

生态危机预示着彻底改变,对这个事实,我们无从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改变,或是生,或是死。如伊恩·安格斯在他的邮件讨论录中,《气候与资本主义》,选项很简单:“生态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没有第三条路。”(了解和/或加入此名单,联系安格斯: [email protected]

这解释了伟大的罗莎·卢森堡二十世纪初的说法:人性的真正选择是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这是相当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包括当时德国卢森堡和斯巴达克党人起义,以及之后二十世纪中其它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利,尤其是在前苏联和中国)成就了野蛮资本主义如今的胜利,以及持续不断的战争,噩梦般的消费主义,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还有最重要的------生态危机。除了野蛮资本主义现在意味着生态灾难这一点外,选项还是没有变。因为人类生产系统的混乱已经超越了地球缓解承受人类生产影响的能力。

我们时代的任何社会变革运动都必须优先考虑这项问题,能否解决它关乎到我们的未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必须是面向生态的,更准确地说,以生态为中心的,于是,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帮助恢复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完整性。生态社会主义与上个世纪“第一时期”社会主义不仅只是术语使用的不同,比如前者完全地需要工人控制工业机制和一些好的环境调控措施。

如同我们在“第一时期”社会主义所做的那样,生态社会主义需要工人作掌控,因为除非生产者是自由的,否则就不能克服资本主义。但生态方面也引发了一个更基本的新观点,该观点质疑生产本身的属性。

资本主义生产永不停歇的追求利润,寻求把一切事物转化成商品,因为只有这样资本积累才能持续扩张。资本扩张市场份额的竞争推动了癌扩散般增长的致命趋势,而社会主义---无论是第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变型,还是生态社会主义---将我们从生产手段私有制度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断这种致命倾向成为可能。但这也提出了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在一个生态社会里,什么该生产,要怎么生产?

显而易见,生产必须要离开交换---商品之路---的控制, 转向实用, 即旨在直接满足人类需要。但反过来, 这就要求在生态危机的环境下, “使用”的定义只是意味着本质上能克服生态危机的那些需要,因为这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的最大需要,当然其中每个男女个体的需要。

于是,人类的兴盛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可能, 在那里资本对自然带来的危害已被克服,例如,停止向大气中排放含碳气体。由于自然界是所有互相联系的生态系统形成的整体,生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应当面向生态, 包括修复生态系统的损伤,甚至建立欣欣向荣的生态系统群。这需要, 比如说, 生态合理化的农田;或者---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活在生态系统中的群居自然物---生态导向的人际关系,包括养育小孩,两性关系,甚至生活的整个精神和美学面。

这篇文章过于笼统,不能深入讨论以上主题。但如上所述,我们谈到生态社会主义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的经济或科技必须改变那么简单。生态社会主义不再象马克思眼中的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纯粹的经济问题。它需要明确地成为社会和人类存在的根本变革----马克思预想中的人类演化的下一个阶段。事实上,如果要在生态危机中幸存下来,这是必须的。生态社会主义预示着整体模式生产,在那里自由联合的劳动力,为创造兴盛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商品进行生产。

诚然,这里提出的问题远多于它回答的,该事实本身就是生态危机深刻程度的一种度量。若我们停止向大气排放含碳气体并让气候系统重新达到平衡自我治愈,世界最后看上去会是什么样的呢?在如今社会系统中潜藏的巨大恐惧之下,我们到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过完全的人类生活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确定:一定还有别的选择。

08107, 在巴黎召开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组织成立大会. 要了解进一步的信息,请联系焦尔: [email protected]; 或依安·安古司: [email protected]

 

乔尔•柯维尔在越战期间投身政治。他曾是反核和平运动“中美洲和加勒比团结运动”的积极成员,这是争取民主式媒体和环境保护的运动。作为他战斗工作的一部分,他在尼加拉瓜曾短暂的生活过。他的两本新作是“战胜犹太复国主义”(字里行间出版社)和“自然之敌”(2007即将出第二版,Zed出版社)

 

卫众摘译自:《新社会主义人》(2007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