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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将结合资本危机... ”

法兰歌思•切斯奈斯

我将捍卫的观点是，这场危机始于2007年8月，它代表了一场真正的休止，结束了世界经济一个长阶段的扩张。这场休止预示着一个危机进程的开始，其特点可同1929年的危机相比，虽然这一次发生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中，而且因素是必然不同的。

重要的是先记住，1929年危机的发生是一个过程：一个开始于1929年的漫长过程，它伴随着华尔街的崩溃，不过其高潮来得很晚，出现在1933年，紧接着危机之后，一个冗长阶段的衰退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要强调，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开始阶段，真正的开始阶段，一个具有类似广度和时间的进程的开始，即使这些类似性仅止于此。在纽约、伦敦和其它大证券交易中心的金融市场现在正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过程的一面──几乎可以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一面 ── 一个必须被解释为历史停顿的过程的一面。

我们面临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危机，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那里的所有矛盾。这种说法不是要捍卫任何版本的资本主义 “最后危机”论或任何类似说法。在我看来，问题是理解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形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那末，须要了解的是什么？但愿听起来不会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我愿意给你们读一段‘资本论’的话：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扩张，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扩张，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值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1]

当然，还有一些像“历史任务”这样的术语，今天我们将不再使用。另一方面我认为，今后几年我们就要看到的这场危机，将恰恰在这样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展开，这个世界市场是马克思曾经直觉到而现在是蓬勃存在的。这是我们所涉的不同于1929年世界局势的一点。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那时仍然是半殖民地国家，没有任何如今的特点。它们的特点（表现为综合和不平衡的发展）需要细致分析。但是，这些国家现在完全参与到了单一的世界经济里，直到历史的现阶段，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规模尚不清楚。

这样开始的这场危机，其背景是这样一个世界，即在与1929年的情况不同的意义上，这个世界是独特的。这是第一点。以下是第二点：我认为，在这新的历史阶段，这场危机发展的方式将是世界气候危机的残酷现实同资本的结合，我们已经在见识气候危机的初期表现。我们进入一个其复杂关系确实关乎人类的危机阶段。这包括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在目前这只可能是核战争，但即使排除这样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我们还是面临着一种新的危机，即组合的经济危机，它开始于自然界残忍报复的情况下，因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人类冷酷地对待和残害自然。它是某种几乎排除在我们讨论之外的东西，但它本身将成为一个中心现象。

例如，最近我读到法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坡普的一本书[2]，它说安第斯冰川是拉巴斯和埃尔·阿托（玻利维亚）供水的来源，其80 ％以上已经耗尽，而且据估计，在大约十五年内，拉巴斯和埃尔•阿托将不再有水可用... 这是自称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的东西。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些事实的性质和广度。然而，这个事实可以大大地修改我们所知道的玻利维亚阶级斗争：例如，首都迁至中部城市苏克雷的运动，如此有争议，它强行把自己弄作一个“自然”现象，就是因为拉巴斯将会缺水的缘故。我们进入一个这一类事实将干预阶级斗争的时期。问题是，在革命的圈子内几乎无人谈到这一点，我们继续讨论的事情，其重要性在当前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同我们必须正视的挑战比较，是鸡毛蒜皮的问题。

为要继续讨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这个问题，我想返回比前面引用的更早的马克思的话：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3] 有一个可有用于分析和讨论的避雷探测器。在过去的三十年，美国后面的资产阶级广泛使用的，克服资本固有局限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金融，贸易和投资的整个自由化进程，也即政治关系的毁灭进程，这些政治关系，出现于1929年和30年代的危机的基础上，出现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之后。这些关系，没有影响西欧或拉丁美洲的资本的存在，但在同一时间代表了对资本的部分控制形式，所有这些关系都被摧毁了。

第二个用来克服资本这些固有限制的手段，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求助于虚拟资本和各种形式的信贷的创造，在该体系中心的国家里扩大了不足的需求。

第三个手段，历史上对资本是最重要的，是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完整成分的全面复辟，尤其是中国，因为它标榜以财产和生产关系的受控改造而更加重要。

在这三个过程的矛盾影响的框架内，有可能掌握已开启的危机的广度和新颖性。

让我们先看看，苏联解体后，旧苏联“阵营”以及中国同化于资本主义后所形成的空间，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矛盾影响。自由化进程涉及到拆除建立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框架内的调控要素，导致了一个差不多完全被剥夺了调节机制的资本主义。不仅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调控，而且一个世界市场实在和完全的建立了起来，转化为大体上是马克思直觉和预期到的现实。把世界市场的概念作个说明是有用的。“市场”这个词是指从资本运作的限制里释放出来的估价空间，以这个空间作为真正的国际中心化和集聚机制的基础，有可能为资本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这种空间开放且不均匀，但却严重的减少了资本流动性的障碍，能够组织全球规模的估价周期。它带来的情况，能够让所有国家的所有工人相互竞争。因此，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的，即工业后备军是真正全球性的，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控制着积累过程中对工作者作整合或排除的流向。

这就是在人类和世界大众加入这一生产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为生产而生产”之过程的总体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和每一个特定的资本，要取得资本估价周期的积极成果越来越难的原因。而且它来自于这一事实，即在世界市场上“盲目竞争律”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变得更具决定作用。中央银行和政府可以尝试彼此协商合作以克服危机，但我不认为把合作引入世界范围是可能的，因为世界已经成为资本之间可怕竞争的场所。而且现在资本之间的竞争远远超出世界体系的老牌和最发达部分的资本之间的关系。它包括按资本主义观点看来最不发达的阶层。因为在包括最寄生的特定形式中，在世界市场上，一个资本集中化的进程，离开帝国主义中心的传统框架而发生了：同他们有关系，但条件是在世界框架内也引进一些全新的东西。

能够按照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结合进世界垄断寡头的合作伙伴的工业集团，在过去15年来，特别是在最近的阶段，已发展到该系统的特定点。在印度和中国真正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集团已形成。在表达为石油收入和它特有的寄生物的金融水平上，主权财富基金成为资本金钱重要的集中点。他们不是美国的简单卫星。他们有自己的战略和自己的战术动作，在决定及将要决定资本生命的关键点，在许多方面修改地缘政治关系结构。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的另一个层面是，这一危机标志着美国可以充任一个没有对手的世界强权而行事的阶段的结束。我认为，我们已经离开了梅萨罗斯分析过的阶段，他在2001年的著作《美国将经受考验》中是这样说的[4]：在很短的时间移动过程中，他们的世界关系已被修改，美国将不得不立足于他们必须分享权力这样的事实，就这些世界关系重新谈判，并且重组它们。而且，当然，在资本的历史上这是从未以和平方式发生的事... 所以，第一个因素是资本选来克服其局限性的手段之一，它变成一个新的紧张、冲突和矛盾的源泉，因此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通过这一危机而开启。

核心经济资本使用的克服其局限性的第二个手段是，广泛诉诸于创造完全人为形式的有偿需求的扩大。这加上其它形式虚拟资本的创造，产生出当前的金融危机的条件。在一篇《手段》杂志的同志好心转译成纯正西班牙语和发表的文章中[5]，我用相当长的时间检查了虚拟资本的问题，即它的积累和给它以特点的新过程。对于马克思，虚拟资本是证券的积累，是既成投资的“影子”。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它们出现在作为资本持有人的眼中。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它们不是资本，但对于它们的持有人，它们是资本，并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在资本估价过程的结尾，它们确保他们的分红和利益。

但其虚构性质出现在危机局势中。当过度生产危机发生时，加上企业的破产等等，这种资本可以突然消失。你在报纸上看过这样或那样数量的资本“消失”在股市下跌之中？作为恰当称谓的资本，这些款项并不存在，尽管事实是，对于这些股票的持有者，这些称谓代表了分红和利益的权利，获得部分利润的权利。

当然，今天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许多国家，养老金系统基于虚拟资本，它的形式是拥有的利润股份，而这种利润在危机的时候会消失。1980年和1990年代的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加强了虚拟资本的积累，特别是手头掌握的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和金融基金。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并贯穿于本世纪的巨大的新鲜事是，对虚拟资本形式贷款的创造，尤其是在美国和大不列颠，有一个不寻常的推动。给公司信贷，而且也特别给家庭贷款，提供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因此，我们目睹了在创造大量虚拟资本的方面的质的飞跃，导致更尖锐形式的漏洞和脆性，甚至涉及到次要的冲击，包括完全可预见的事件。例如，根据对以前的经验所做的充分研究，这些经验让我们知道，房地产热必然会以众所周知的内在原因而结束。当股市存在股票无限上升的幻觉这一点比较易于了解时，整个前面的历史表明，这不是真实的财产：当我们谈论建筑物和房屋时，这一点是必然的，即繁荣在某个时间会终结。但金融投机持续的增长和成功的依赖程度是如此强烈，以致于这个正常而且可预见的事件转化成了一个导致巨大危机的因素。对我所说过的，我需要加以补充，即在过去两年的繁荣里，贷款给了没有起码偿还能力的家庭。而且，所有这一切结合了新的金融“技术” ── 我已经在上述发表于《手段》杂志的文章中做了解释[6] ── 允许银行出售指定的综合证券，其出售的方式，使得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他们买了什么。这就解释了2007年开始的“次贷”效应蔓延的毁灭性特点，也特别揭示了“毒品效应”强烈地毒害了它们之间的银行关系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在见证这一进程的“解体”。必须要清除n 次累积的虚构 “资产”，它来自银行的平均有效资本控股（其本身包括债务，这个时候被视为“可回收的”）之30倍的负债率，这种“解体”当然有利于金融资本的集中。当美国银行购买美林时，它代表一个典型的集中进程。我们9月17日看到的危机跨越步伐，是财政部和联储局不阻止莱曼银行破产的决定引起的。9月18日，他们不得不改变立场，并大规模地援助美国国际集团AIG。债务国有化的过程意味着一个新的虚拟资本的创造。美国联邦储备局增加大量的虚拟资本以保持几近破裂的虚拟资本（银行和投资基金）的价值体制中心化的幻想，连带被迫在特定时间大力增加财政压力的前景，而实际上联邦政府又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收缩国内市场并加速危机步伐。因此，我们在目睹一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轻率冒进。

这个过程的框架内，我们还看到，主权财富基金力量的增长，其效果是在金融领域里修改资本间的分布，使它有利于积累这种类型基金的养老金这一块。它是这一进程的又一个干扰因素。

要结束这第二个方面，我们应该记得，正是其7-8 ％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对外赤字，给美国以资本估价周期的战略中心的特点，在实现剩余价值的时候，估价周期这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美国控制下的资本，而且对资本整体估价的进程，这是真的。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准经济衰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替代美国，在此时此刻成为这一保证实现剩余价值的地方。美联储局和美国财政部的干预程度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活动的收缩和进口的下降至今相当缓慢和有限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创造越来越多的流动资金作为单一的经济政策工具，这种做法能够坚持多久？是否有可能无限制地创造流动资金形式的虚拟资本以保持已存的虚拟资本之价值？我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假设，美国经济学家本身也对其非常疑虑。

最后，我们来看看资本寻求超过其固有限制的第三条道路。这点最重要，而且提出的问题最有趣。我指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整个系统的扩展，特别是在中国的扩张。这是马克思有一次曾提到的可能性，但只是在近几年它才成为现实，而且它在扩大危机因素的条件下实行了。中国的资本积累成立于内部程序，而且还是在某种完美引证但很少评论的东西的基础上：经济的第二产业的很大一部分的转移──消费品部门──从美国到中国的转移。这大为增加了美国的赤字（贸易和预算赤字），唯一可能扭转赤字的是美国的巨大“再工业化”。

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强权和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关系。美国已创造了一个新类型的关系，他们现在面临承认它并承担后果的困难。立足于贸易顺差，中国积累了亿万美元，随即借给美国。后果的一个例子是两家名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的国有化：中国银行掌握了这些公司的15 ％，并通知美国政府，它不会接受它们的贬值。这是一个全新类型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资本之间竞争的内部进程，它结合了中国政治机器各部门之间的斗争和它们之间争夺吸引外国公司的竞争的过程。除了导致大规模的自然破坏外，它还引起了巨大生产能力的创造过程：在中国一个资本的过度积累集中了起来，在某一时间，它将难以承受。在欧洲，加速搬迁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机会，转移到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的奇异天堂，即今日中国，这在大工业集团中间是声名昭著的。我的假设是，这一资本向中国的转移，导致以往积累运动的改变，并造成资本有机构成的一个新兴起。激烈积累的手段是生产和原材料的非常浪费，及固定资本的其它部分。第一产业（生产工具）生产能力的大规模创造是中国增长的发动机，但让这一生产运行以及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最终市场，已经是世界市场。它的不断恶化，使经济衰退笼罩在资本积累上。迈切尔•阿格里塔，对它作了专门研究[8]，明确肯定，确实存在过分积累，即在中国有一个生产能力加速创造的进程，在外部市场萎缩时，这一进程将带来落实整个生产的问题，这正是今天开始的情形。中国确实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即使是其经济的小规模的变化都会决定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的经济状况。如果中国对投资商品的需求下降一点，对于德国，这足以使它的出口损失和进入衰退。中国的这些“小振荡”非常强烈的反响在其它地方，对于阿根廷的情况也应是显而易见的。

回到我起初所说的地方。即使它们可比较，由于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从一开始就一直发生下来，危机的这个阶段不同于1929年。此后，它加深了，但显然从一开始它就接近于生产过剩危机。今天相反，主要的大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政策正在推迟这一时刻，但它们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

同时，如同1929年和1930年危机时发生的情况，即使在不同的条件和形式下，危机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完全重组其力量的经济关系的必要性相结合，这标志着这样的时刻，即在重新谈判他们与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关系时，美国将看到它的军事霸权只是一个因素，一个从属的因素。当然，除非他们从事后果难以预料的军事冒险，目前，国内政治条件的现实不允许它以任何方式这样做，但不能排除如果经济衰退导致了长期的萧条和革命运动它不会这样做。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我们正在处理的远不止一个金融危机，即使我们目前处在这个阶段。即使今晚我不得不专心于尝试解开虚拟资本的线团，并帮助理解为什么这个资本是如此难以拆除，我们正面临一个无限广泛的危机。

考虑到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以及甚至今天晚上在这里，我所看到的问题和各种观察，我有个印象，许多人认为，我在描画此刻资本主义的一个大灾难图片。我确实认为，我们正面临一个大灾难的危险，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灾难，不是一个“最后的危机”，而是人类的大灾难。如果我们严肃地考虑气候危机，可能已经有一些大灾难的东西了。例如[9]，我同意梅萨罗斯的看法，但我们没有多少人同样重视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悲惨的是，目前这仅直接影响到其生存不在考虑之列的人们：在海地发生的事情似乎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孟加拉国发生的事情在受灾地区之外没有意义，发生在缅甸的事情也没有影响，因为军政府的控制阻止它让人知道。在中国也是同样的：我们讨论了增长的指标，但不管其它生态灾难，因为镇压机器控制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

最糟糕的是，“生态危机并不像声称的那样严重” 这种观点，不断地由媒体发出来，非常地深入人心，包括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我已开始工作撰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开始，我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回头关注自己的财金情况，尽管我相当不满这件事，因为在我看来，本质的东西处于另一个层面上。

结论：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这么长的阶段之后，这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没有可比较的类似事件，50年不间断的积累（除了在1974-1975年有短暂的间歇），而且资本主义的领导圈，尤其是中央银行，从1929年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这一切意味着危机的发展是缓慢的。自2007年9月以来，领导圈的话语不断重复说，“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而这时可以肯定的是，“最差”的在我们前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风险就是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我建议，在我们的分析和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中，我们必须整合的起码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可以无意中把这种在一天结束时“无事发生”的说法，渗入人心。

我们在这里再次发表给阿根廷评论《手段》杂志会议的论文，会议召开于2008年9月18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在《手段》杂志，39期， 2008年10月。

法兰歌思•切斯奈斯是ATTAC法国科学理事会成员和几本书和许多经济学文章的作者。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ch15.htm

[2] 弗兰克•坡普，《1999-2007玻利维亚书籍，泥土气息》，2008年巴黎版本

[4] 伊什特万•梅萨罗斯，《社会主义或野蛮：从美国世纪到十字路口》，每月评论出版社，2001年。

[ 5] 《循环结束。金融危机的范围和方向》,《手段》杂志37期， 2008年3月。本文最早出现在法国，见法兰歌思•切斯奈斯，《一个周期的结束，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进展》，《红方孔》第1期， 2007年12月-2008年1月。

[8] 见迈切尔•阿格里塔和伊维•兰德里，《走向超级大国的中国》，《经济学》，巴黎，2007年。

[9] 伊什特万•马盛隆，《唯一可行的经济》，每月评论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