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78年后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经验的关注仍然很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当代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变革，中国经济已创造了一个长时期增长的纪录。更为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声称，这一成功显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有一些这样的左派，他们热切赞同中国的经验，认为对仍然在经济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咒语，它是一种有效的反驳。因此，他们鼓励其它国家学习中国的渐进的，国家控制的市场化进程，私有化进程以及对经济活动管制的放松。 还有一些人，数量不多但份量不轻，他们赞同中国政府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确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许多左派还认为，中国可能不久就能够确立另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从而给其它国家提供机会，让他们减少对当前美国主导之体系的依赖，致力于自己独立发展的战略。[1]

不幸的是，如下所述，关于中国经验的这一正面观点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不管中国领导人怎么说，中国并没有开拓一种新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 而是改革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其结果是，中国内部运作机制显然敌视任何反资本主义措施的设立。第二，改革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剥削过程，一个以绝大多数中国劳动者无法接受的代价为少数人生产大量财富的过程。

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程目前陷入结构性泥沼，并依赖更广泛的区域和国际重组的运作过程，这个过程由跨国资本所控制。其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能力确立另一种全球经济体系，它的积累机制还在实际上帮助加强了现有国际力量的结构，助长了它们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和紧张局势。

对中国经验的性质和意义这种信念，风险是相当高的。 例如，左派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支持，有意或无意地鼓励了这种错误信念，即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市场的使用和更紧密的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积累机制而达成。至少，这也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混乱。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人们会发现在许多国家 --- 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南非和巴西 --- 社会主义倡导者争辩说，它们各自的政府应实施中国式市场改革政策。

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开始挑战中国的国家政策，不只是为了对他们所经历到的剥削做出反应，而且还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身重新产生了兴趣。因此，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经验，我们要作出一个准确了解，既对那些寻求在中国重启社会主义的人提供支持，又确保其它国家的社会转型的努力，不受到对市场危险和资本主义当务之急的错误理解的影响。

中国的结构转型

1978年，毛泽东去世后两年，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决定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对市场力量的依赖。领导层称，这一步骤对克服该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是必要的，这些问题据称是由于毛泽东的过于集中的国家计划和生产系统造成的。

政治和经济变革绝对是大多数中国人想要的。但是，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大大夸大了所存问题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忽视了民众探索其它非市场化改革的呼声。

一旦开始，市场改革进程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2] 每一个阶段产生了新的紧张和矛盾，这些矛盾惟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市场力量才能解决（因为领导层反对面向工作者小区的措施）。市场改革的“滑坡”，因而导致市场机制最终压倒计划体制，私有制超过公有制，外国企业和市场压倒国内企业和市场。

经济交易现在完全由市场价格形成。按市场价格决定的零售份额从1978年的3％上涨到2003年的96.1％。 对于生产商的货物，在同样的时期，市场份额从零上升到87.3％。[3]

私营部门不断增长的工业主导地位也很清楚。 1978年，国有企业占中国的工业部门（指采矿业，公用事业，制造业）的全部产值。 到2003年，私营部门的份额大于国有部门的份额：52.3％比41.9％。[4] 但是，即使这个减少的国家份额也已经夸大了国营生产的实际“经济重要性”。

考虑到许多国有企业现在同私人利益联合拥有 --- 通过合资企业或股权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把国有企业列为直接或间接受控制的企业，取决于国家股份额是否大于已投入股本总数的50％。 2003年，直接受控制的国有企业仅占22.9％的工业增加值 --- 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把焦点限在制造业上，国家部门的重要战略性的下降变得更清楚。经合组织把中国的制造业分为两组。 第一组包括5个行业，它们继续由国家生产主导：石油加工及炼焦，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烟草加工和运输设备。

第二大组（占75％以上的制造业增加值）主要是民营企业。 这个小组由23个不同的制造行业组成，包括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化学品，医疗和药品，塑料，普通机械，专用机械，电气设备，电子和电信设备。就像经合组织解释说的：

1998年，私营部门只在这23个制造业中的5个产生了较高比例的增值. . .。 到2003年，则在所有23个行业中都是如此。 此外，其中一半，私营公司生产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出口产品。 总之，在这23产业中，私营部门雇用三分之二的劳动力，生产了这些产业的三分之二的增加值，占其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5]

国有企业仍然是重要的，中国国家仍然对经济的关键部门实施控制，但这些领域的力量，现在主要限于金融和国有自然资源支持的活动。因此，在2006年，三个国有石油公司占了最大的160个“国有垄断和控制”部门的收入的一半以上。事实上，“2006年，所有中国企业所实现的同比增加的利润的八成以上归因于. . . 金融集团的垄断或者石油石化，电力，煤炭和金属领域的企业垄断。”[6]

外国资本也在中国经济中担任大为有力的作用。外国制造商在中国制造业的总销售额的份额，从1990年的2.3％增长到2000年的31.3％。[7] 也许更有说服力的是， 2006年政府报告的结论说，在该国的28个主要工业部门的21个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8]

这一事态发展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资生产的出口产品。外国公司主导中国出口活动：其所占全国出口的份额从1985年的百分之二增长至2005年的58％（以及88％的高科技产品出口。）[9]

此外，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由100％的外商独资企业生产。 一个典型的例子：1993-2003期间，100％外商独资企业生产的计算机相关的出口产品，所占比例从51％增加至75％。[10] 由于这些趋势，出口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16％上升到2006年的40％以上。

总之，虽然国家计划者和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权力被用来塑造一个积累过程，该过程现在主要由私营（营利）公司主导，以外国跨国公司为首，其生产主要是针对其它国家（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

不管人们可能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表现，很难想象，在国家或国际范围上，该发展如何可能被视为奠定了替代资本主义的基础。相反，它的结论应是，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在中国复辟。

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后果

许多左派对于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的争论不再感兴趣。 相反，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发展和转型导致了“成功”的经济发展。对于多数人，答案是明确的“是的。” 这答案似乎主要是基于有限但重要的一套指标的考虑：外国投资，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但是，如果我们扩大我们的发展概念，让它包括工人阶级福祉的措施，则答案就不幸地改变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市场改革政策创造了一个成长过程，支撑这个过程的是大多数中国人日益严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也许，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该国的快速增长没有产生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1990-2002年期间，所有城市（常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实际上从53.9百万下降到了37.3百万。[11] 而且，在整个城市就业中有一个小额增加时，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出现在非正规就业，也即临时工或自谋职业中 --- 通常在建筑，清洁和维修， 零售贸易，街头摊贩，维修服务或家庭服务这样一些行业。

更具体地说，这13年期间，城镇就业总数增长了81.7百万， 其中80百万的增长是非正规就业。 因此，现在非正规工人是单一最大城市就业类 --- 很像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那里，这结果的原因是停滞不前的资本积累。 此外， 劳工组织的报告提到劳动力参与率的减少和城镇居民的两位数失业率。

改革进程已使国营职工有了重大的损失。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字，在1998-2004年期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3000万人。 截至2005年6月， 21.8百万人挣扎在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在线 --- 所有城市贫困居民的基本福利补助金。 2005年6月，这项津贴大约是一个月19美元。[12]

当然，私营部门的就业在增长，特别是生产出口品的企业。 但大多数新的工作薪酬低而工作条件差。“即使2002-2005年间翻了一番，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仍然只有一个小时60美分，相比之下，在墨西哥，一小时有2.46美元。”[13]

一家负责向跨国公司提供商业事务咨询的美国公司，委日特（Verite）公司，最近有一份关于中国劳工实践的报告，它认为， “中国出口工厂的支付运作的系统性问题持续地劫夺至少15％的工人工资。”[14]  工作场所的安全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据中国政府官方的资料来源，约2亿工人处在“危险”的劳动条件下。“在全国范围，每年有超过七十万起的严重工伤事故，夺去十三万条生命。”[15]

有关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但常常被忽视的解释是，约70 ％的制造工作是由移民完成的。 在过去25年中 ，1. 5亿到2亿的中国人从农村移向城市地区，寻找就业机会。

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迁移是合法的，他们却遭受到巨大的歧视。例如，由于他们仍然被列为中国户籍制度中的农村居民，不仅要支付高昂的手续费登记为临时城镇居民，他们也没有权利享用为城市出生的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免费或补贴教育，保健，住房和退休金）。这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城市地区。因此，农民工很容易被剥削。 他们通常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26天。 大多数没有得到特别的加班工资，而且一般只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16]

中国劳工政策（主要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的整体效益很好地说明了最近的工资和消费趋势。中国的工资所占的GDP比例已经从1992年的约53％下降到2006年的不到40％。 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下降了，在同一时期，从47％下降到大约36％。 相比之下，在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印度，日本，法国和韩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超过50％，在美国则超过70％。[17]

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指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所占的比率下降……大体上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收入中家庭所占比例的锐减（以工资，政府转帐和投资收益的形式），而股票利润和政府收入却增加了的原因。”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杂志报导，“最近几年，在许多国家已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但没有国家下降得像中国那样巨大。”[18]

一个恶性循环在这里运作：分给工人的收入部份越少，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的经济力量则越强，从而鼓励实施新的政策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也产生巨大的财富 --- 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爆发和新阶级关系的形成（或定形）。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了22个东亚发展中国家，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第二个最不平等的国家，仅次于尼泊尔。考虑到了大约10年期间（从1990年代初至2000年初），中国创造了该地区第二高的不平等现象增加的记录，还是仅次于尼泊尔，这并不奇怪。[19]

虽然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结果非常重要，但对于伴随和推动中国市场改革计划的真正的财富集中，它们没有充分传达出来。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05年，中国已有二十五万个百万富翁（以美元计）家庭（不包括主要居住处的价值），全国总量位居世界第六。虽然这组家庭仅占全国家庭的0.4 ％，却掌握了70％的国家财富。[20]

根据每年的中国富豪榜，拥有十亿美元财富的富翁人数已经从1999年的1人增加到2007年的106人（超过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其它国家）。[21] 中国的新暴发户并没有羞于花钱：“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世界顶级奢侈品集团，计划每年在中国再开设两到三家商店，因为那里的销售额每年上升50 ％。第二大奢侈品集团，瑞士的历峰集团，预期通过出售更多卡地亚珠宝和皮亚杰手表，五年内在华销售增加四倍。”[22]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共产党越来越关注的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和消费）差别，给民众对日益恶化的就业，保健，住房，环境和退休条件越来越不满的情绪火上加油。其理由很充分：大规模“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已从2003年的5.8万增加到在2004年的7.4万，2005年的8.7万，2006年估计有9.4万。[23] 尤其令领导层担忧的是在外商独资出口工厂中越来越有效和激烈的罢工活动（事实上，尽管罢工在中国是非法的）。

当镇压未能制止抗议潮的高涨时，该党也开始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这些都是旨在改善中国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最严重的暴行，而不改变其根本方向。 例如，中央政府批准了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一项新的劳动合同法。[24] 欧洲和美国商会强烈反对这方面的努力，并在起草阶段作了大量干预，竭尽全力，成功地减少了其施行范围。

批准的法律规定，除其它外，所有雇主要向工人提供书面合同（大多数工人没有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其中要指明的就业条款包括养老金和保险福利。新法律还规定，企业须支付加班费和周末工作的额外费用。虽然新的法律产生了急剧增加的仲裁案件（其中大部分涉及拖欠工资和加班费），其对就业条件的影响似乎有限（即使是在倾向于解决问题的地区）。[25] 许多公司规避法律，降低其“正式”工人的雇佣（一些雇主在法律开始生效前这样做），转而依赖于劳动服务公司提供的工人或增加分包合同关系的使用。

现在，一些公司支付工人的合同工资，遵守休假和加班费标准，但随即增加了这些工人必须支付给公司提供的宿舍和伙食的费用，从而损害工人收益。一些外国公司威胁，如果工人们的要求过急，就要将生产转移到其它地方，甚至国外。

此外，多层次的官方的争端解决进程仍然缓慢而昂贵，因此很难让工人迫使不愿意的公司遵守新法律的较高标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新的法律仍然允许地方政府，从而让雇主，区别对待城市出生的和农村来的工人; 使后者继续被剥夺失业和其它与就业有关的社会保障福利。

尽管中国目前的发展战略把破坏性的影响加在劳动人民身上，共产党领导层的许多人仍然不愿意支持从根本上改变该战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是其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有能力塑造的改革进程，使他们能够利用国有资产谋取私利，安排家人和朋友在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利益丰厚的职位上，并确保快速增长的资产阶级仍然依赖于党的良好意愿。`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党国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围绕一个共同的利益默契融合起来，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很容易看到这方面发展的结果。 许多党的领导官员的儿女（称为“太子党”）被安插在这样一些关键职位上，这些职位处在“最具战略意义和盈利的行业：银行，运输，发电，自然资源，媒体和武器。一旦在管理职位上，他们从政府控制的银行得到的贷款，获得外国合作伙伴，并让他们的公司在香港或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筹集更多的资本。太子党为自己敛财的每一步 --- 不仅是作为公司的大股东获利，而且也通过发包给外国企业得到回佣。” 毫不奇怪，2万个中国最富者的90％以上，据报导，“与政府高级官员或共产党官员有关。”[26]

中国的精英已经愿意同国际资本分享国家的生产成果 --- 尽管随着国际资本加强其在中国内部的地位，在分配问题方面的斗争越来越尖锐 --- 因为国际资本的参与，对于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增长的建立和持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精英们看来要决心确保他们成为主要的国家利益获取者。

因而在此同时，“中共前所未有地开放了一些部门让外国资本的参与…… 当局…… 严格控制的经济的其它方面。 这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中小型]私营公司的紧缩，尽管也许还没有到萎缩的地步。但是，因为有党和国家机关或高级干部及其后代的有力垄断和控制，它们都处在边缘化的危险中。”[27]

总之，看来，在使用改革形成一个顺应他们利益的积累过程方面，这些拉动中国经济的战略非常成功，并符合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基本性质，其成果的达成，以牺牲越来越大的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其结果是，中国领导人现在必须面对爆炸性的罢工和示威。这样的行动是否会危及未来的外国投资和出口生产，这两个最重要的维系着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还有待观察。不管情况如何，很难看到，根据什么原因，进步的东西会赞扬并促进中国的改革经验。

市场改革和跨国积累

许多左派认为，中国增长的规模和模式，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自称的）社会主义（或至少反帝）取向，意味着中国将很快能确定一个新的、更进步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种信念往往会得到以下推理的支持：中国维持（而且可以预期会持续维持）高增长率达数十年之久。因为这种增长高度依赖进口，它支持出口生产，从而支持中国贸易伙伴（特别是东亚，但也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

此外，中国出口的成功，使该国能够建立自己的庞大外汇储备，该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外汇，帮助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贸易伙伴的金融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把中国看作为国际变化的一个强大和积极的催化剂，这一观点是有吸引力的，但存在缺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使用民族国家镜头了解中国积累过程的结果。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经济转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首倡精神的反应。

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正在被更广泛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机制，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建立和加强的跨境生产网络组织联结起来，并作集体性的重整。其结果是，中国自己的积累过程正越来越多地与主要模式的投资和贸易相连接，从而加强它们，而不是提供替代它们的另一种方案。

最直接地，跨境生产网络的扩大已导致所有东亚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的显著增加。这一趋势的一项指标是：该区域的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0年的24％增长到2005年的55％。相比之下，2005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只有28.5％。[28] 此外，这一活动有越来越多的部分，现处在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例如，它们占73％的马来西亚和86％的新加坡制成品出口。[29]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网络运作，现在越来越多份额的东亚贸易制成品是零部件。主要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贸易结构的改变，说明了这一点。

零部件在该集团的总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992-3年的27.5 ％增长到2004-5的40.3％。[30] 同一时期，零部件的进口份额也大幅增长，从32.6％增长到48.5％。台湾和韩国的趋势也是类似的。例如，台湾的零部件出口份额从21.2％上升到43.5％。

此外，东亚国家交易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来自相同的三个工业类别（关于重要性的国家排名相同）：电子机械，办公机器和自动数据处理，以及电信和录音。此外，这些零部件正越来越多地从一个东亚发展中国家交易到另一个国家; 区域内零部件贸易部分由1992-3年的37.8％增长至2004-5年的55.6％。总之，东亚出口生产（本身是全国生产的一个不断增长的份额）正在日益缩小，不仅局限于零件和部件，而且也局限于按照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的需求所选定的几个行业中选定的几个作业活动。

中国不仅被拉入这一区域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而且它已经成为其运作的核心。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话说，“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原因主要归于零部件贸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是亚洲生产网络的最终产品的汇聚中心。”[31]

在这一区域生产系统的跨国结构里，中国的独特地位是最终的生产平台，这一点突现在这个事实中，即它是该地区零部件贸易出现赤字的唯一国家。

由于这种结构调整，东亚地区的整体出口活动已从美国和欧洲联盟转向东亚，尤其是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重点离开东亚，转向美国和欧洲联盟。

1992-3年和2004-5年之间，中国最终产品出口中的东亚份额下降，从49.5％降到26.5％，而经合组织的份额（不包括日本和韩国）从29.3％升至50.1％。[32] 事实上，在绝对值和相对值两方面，中国现在都是该地区对美国和欧洲联盟的最大出口国。因此，中国同美国和欧洲联盟贸易中的顺差是其东亚贸易赤字的镜像。

由于这一区域结构调整，中国已成为几乎所有东亚国家的数一数二的最重要出口市场。如上所述，这一发展激励了这个信念，即中国依赖进口的生产将使东亚国家（以及那些对中国有出口贸易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分离”。

然而，由于这种贸易活动主要涉及区域内零部件的贸易，它在以中国为基地，最后基本销向美国和欧盟的生产上达到高潮，因此，东亚整体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实际上更强而不是更弱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引用的各种估计，似乎在亚洲内部，亚洲消费出口的比例，其范围从高的22％到低的只有11％。[33] 这一区域的观察角度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增长机制（为中国内外的劳动人民）问题的性质。最明显的问题是，中国的持续增长（从而该地区的生产），现在依赖于美国处理空前大的贸易赤字的能力。由于美国经济是否能继续忍受这样大而日益增加的赤字，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很难看到中国（也延伸到向中国提供零部件的东亚国家）如何能够避免痛苦的，涉及较低的增长率以及大多数人就业和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的调整。

即使国际贸易不平衡可以承受，中国经济的增长机制仍然存在问题。例如，中国作为许多跨国生产链内部的最后汇聚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了中国在技术升级上的努力。

调查了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后的国情，中国的经济学家韩德强回忆说，他“认为最大的[成员资格]的损害将会是中国对其工业和技术自主发展的控制能力。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过去的5年证明这个说法很正确。在中国，任何企图要发展自己的技术或市场的行业，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34]

更麻烦的仍然是这个事实，即面对来自其它国家寻求提高自身在跨境价格链中的地位的竞争，为了保持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地位，中国政府不得不维护低工资和高生产率。

中国成功的一个后果是，整个东亚（和其它地方）的跨国公司已经把其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利用其利润更多的生产条件。这导致了低利率的投资和增长，并在整个地区实施新的劳动制度，旨在削弱劳动保护。结果，整个东亚（和其它）地区的工人相互对抗竞争，以求匹配中国实现的劳动剥削水平。[35]

对于中国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些问题有所不同，但是也很严重。这些国家向中国供应初级商品而不是生产的零部件。中国对这些商品大量而日益增长的需要无疑推动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外汇收入和增长。但是，这些成就的代价是重大而长期的。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有时会得到中国的财政援助和国外投资的支持，进一步加强初级商品部门的优势，从而加强现有结构上的不平衡。[36]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和非洲建立制造业（和出口多样化）的努力往往受挫于中国自己的出口攻势。例如，近95％的拉丁美洲高科技出口面临来自中国出口商的竞争。这些受威胁的高科技产品代表了全部拉丁美洲出口的12％。[37] 最后，当然，如果中国增长滞后，拉丁美洲和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预计也会受害。

总之，市场的逻辑推动中国的改革战略，促进了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的活力陷入一个更广泛跨国重组进程，该进程加快改革，其方向是确保中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优势。

结果，远非为劳动人民开放新的可能性，中国的改革战略实际上加强了跨国积累的过程，产生了严重的国家和国际的不平衡和紧张局势，这是最终将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社会成本加以纠正的情况。

最后的想法

从上述对中国经验的检讨中，可以得到几个结论。首先，中国的市场改革进程不会导致一种新形式的（市场）的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虽然带有“中国特色”）的复辟。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政治经济，它有违于社会主义的目标，人类全面发展的促进，团结的关系，社会需要的合作生产和规划，生产数据的集体或社会所有。

因此，中国的经验，成为一个明确的警告：社会主义的建立，不能利用市场和更紧密的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积累机制而达成。事实上，左派内部对于中国经验性质的混乱看法表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明确说法，也没有评估其建设进展的适当标准。

其次，中国经济的经验揭示了很多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模范开发者; 该国已经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吸引了大量的生产性资本的流入，输出了空前精致的出口制成品。然而，这些成绩没有转化为越来越多中国工人的有意义的收益。

事实上，中国工人面临的劳动和工作条件越来越类似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被认为是失败的。因此，看来关于这件事，对非洲，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工人问题的答案，在目的是实现“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那些旨在复制中国经验的配套政策中，是无法找到的。

第三，中国的增长轨迹联结和依赖于现有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的形成被跨国资本主义的机制所左右。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有助于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

这并不意味着，要避免对华贸易。它也不意味着中国精英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精英在所有的地缘政治问题上的看法一致。资本主义竞争是真实存在的，这些精英之间的差异，能够而且经常创造一些缺口，有利于第三世界，特别是有利于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

与此同时，因为中国精英的利益，结构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的需要，可预期的中国领导人会支持的改变种类是有限的。鉴于上述跨国机制所产生的失衡和紧张的预期后果，需要提起警惕注意。

对中国经验的这个重要观察，不应用来支持这样一些分析师（其中许多人在美国写作; 其中一些人接近美国劳工运动），这些人认为中国是经济问题的首要原因。他们一再声称，只要中国政府被迫“遵守”可接受的资本主义竞争的“自由市场” 规则，世界经济中的所有人（包括劳动人民）都将好过 。

一项隐含的假设是，中国工人正在真正受益于他们国家的“不公平”的国家干预，他们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正是以牺牲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工人为代价的。

可悲的是，这一系列论证鼓励中国境外的工人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敌人是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这个制度操纵了他们国家同中国的经济关系，陷害其工人在破坏性竞争中反对中国工人。事实上，正如我们从上述情况里看到的，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跨国公司的出口活动，其中许多公司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此外， 尽管--- 或者实际上是因为 --- 自己国家的快速增长，中国工人，如世界各地的工人一样，正面临着艰难时期。适当的工作很少，社会服务在消失，不平等现象在增加，而竞争的压力要求越来越大的牺牲。

如上所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公开和直接挑战他们的国家发展战略。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挑战正引发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意义的政治讨论和辩论（其中有许多发生在聊天室和电子论坛上）。[38] 就这一点而言，农民和工人参与者似乎集中在驳斥统治精英说毛泽东时期是一个社会经济的灾难的虚假言论，他们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解说这一时期的成就，特别是就业，社会保障和国家民族意识方面的成就。

这一政治重建的进程正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正在镇压低层人民的组织活动。其它挑战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出生的国家工人之间在就业和获得社会服务上的紧张关系; 中国共产党声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所造成的混乱；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继续毫无保留地赞扬毛泽东思想的人强烈抵制党的政策，尽管事实上毛泽东基本上反对农民和工人的自我组织，反对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

尽管有他们目前的限制，所有这些斗争、讨论和辩论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通过找到一些方式来分享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通过分享与中国参与者一起建立运动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并希望有所贡献于该发展。它使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性质能有空前重要的更好的理解。

2008年11月1日

注释

[1] 虽然大多数的左派，现在批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战略，但中国仍然有相当多的拥护者存在。人们愿意相信，有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行方案，而且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进步性的信念无疑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即中国一直被美国政府妖魔化；中国向古巴和委内瑞拉提供贷款，投资，和贸易；共产党仍然统治并公开宣布其致力于社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我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在会上古巴和委内瑞拉经济学家支持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策略，并主张在自己的国家采取类似的政策。中国发展过程的捍卫者也继续在许多左翼因特网论坛上主张自己的立场。批判亚洲研究杂志顺利地组织了一次圆桌会议，会议中一些杂志编辑采纳了保罗•伯克特和我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经验的批判，这些批判见于我们的书，‘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阶级斗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2005年）。批评以及我们随后的响应被刊登在杂志上（批判亚洲研究， 2005年9月和2005年12月）。 此外，著名学者，如乔万尼•阿瑞吉，戴维•施韦卡特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继续发表文章和书籍，其中，中国作为一个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强权的崛起而受赞扬。这种著作的最近一个例子见北京的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脉络，伦敦：Verso出版社， 2007 。

[2] 关于改革进程的讨论见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2005），特别是第2章。

[3] 经合组织，经合组织经济调查：中国，经合组织经济调查，2005年，29。

[4] 该数据和下面一段数据来源同上，133。

[5] 同上，82。

[6] 威利•兰，“中国精英经济的双重标准”，亚洲时报在线版，2007年8月17日。

[7] 贸发会议， 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纽约：联合国， 2002年，17。

[8] 程汝桦， “中国:外国资本控制四分之三的行业”，绿色左翼周刊， 2007年5月18日。

[9] 约翰•华里和辛贤，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非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和中国未来高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系列，编号12249，2006;汤姆•米勒， “不作计算的制造业”，亚洲时报在线版，2006年11月22日。

[10] 恩里克•杜瑟尔•彼得斯，中国为墨西哥和中美洲带来的经济机会和挑战，德国，波恩:德国发展研究所， 2005年，102。

[11] 阿吉特•光•戈塞，“中国就业”，国际劳动组织，就业分析科，就业战略档， 2005年。

[12] 中国劳动公告，“仅能维持生存的数以百万计的前国家工人， 2005年9月7日。

[13] 约翰•S•麦克林亨，“业务外包”，IndustryWeek.com ，2006年7月1日。

[14] 克雷格•西蒙斯，“中国新劳工运动动态”，政治家， 2007年2月4日。

[15] 中国劳动公告，“中国移民工人”，2008年6月。

[16] 同上。 2005年，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权力，改革登记制度，包括结束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区分。绝大多数都拒绝作出任何改变，大多数地方官员与当地的商业利益紧密联结，而不想危及企业（或其个人）的盈利。

[17] 经济学家杂志，“中国工人宣言”，2007年10月11日。

[18] 同上。

[19]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的不平等现象， 2007年关键指标，特别篇章聚焦，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 2007年，3，6。

[20] 吴种，“中国遭 '通缉'的百万富翁”，亚洲时报在线版，2007年9月19日。

[21] 罗宾•况，“中国亿万富豪开始增加”，金融时报， 2007年10月22日。

[22] 塞缪尔•沈，“中国，全面拥抱奢侈品，高端零售商瞄准内地有钱阶级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6年10月16日。

[23] 布鲁斯•艾因霍恩，“在中国，一个不满的冬天”，商业周刊，2008年1月30日。

[24] 阿丽亚娜•尤纽格•查， “新法律给工人权力，给企业恶梦，”华盛顿邮报， 2008年4月14日。

[25] 国际工会联合会， “中国：一些进步，但与贸易有关的工人剥削依然存在”， 2008年5月21日;金龙•诺克，“中国劳工政策和劳动立法在市场转型背景下的变化”，国际劳动和工人阶级历史， 2008年春。

[26] 彼得•况：“新自由主义的中国面孔”，反击杂志，7/8期，2006年10月。

[27] 兰，“中国精英经济的双重标准。”

[28] 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亚洲发展展望：在变化中成长，香港：亚洲开发银行， 2007，68。

[29] 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亚洲发展展望，香港：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 273。

[30] 这里的资料和下面一段的资料，来自普里马-钱德拉•阿苏科如拉和中信山下，“制造业贸易中的生产各自为政：东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费力普•迪•毛若，华威•麦基宾和史蒂芬•迪斯（编辑），全球化，区域化和经济的相互依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31] 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亚洲工人，香港：亚洲开发银行， 2008年， 22 。

[32] 普里马-钱德拉•阿苏科如拉，“中国的崛起和东亚的出口表现：挤出恐惧值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部，工作文件，2007/10号， 2007年9月。

[33] 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亚洲发展展望， 70。

[34] 斯蒂芬•菲力昂，“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成本，访经济学家韩德强”，美元与意识， 2007年7月/8月。对中国的技术能力改革之消极后果的更详细的讨论见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严格的评估”，即将出版。

[35] 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亚洲发展展望，32-3;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中国，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每月评论， 2007年5月。

[36] 何力， “红星照耀拉丁美洲”，NACLA ，2007年9月至10月;郑汝桦“中国是非洲的新帝国主义强权吗？ ”绿色左翼周刊， 2007年3月2日。

[37] 凯文•P•伽拉佛和罗伯托•坡则坎斯基 ， “攀登技术台阶？中国和拉丁美洲的高技术出口”，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文件 20， 2008年，14 。

[38] 讨论这一事态发展见莫伯•高，为中国的过去，毛泽东和文革的战斗。安•阿伯，密歇根：冥王星出版社， 2008 。

（译自《中流砥柱》杂志Against the Current， 2008年11月/12月号，第1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