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连绵不绝

  最近，西藏等地又爆发了游行、示威抗议骚乱。3月10日，拉萨色拉寺十多名青年僧人和平示威，被当局「采取措施」后，大昭寺僧人当晚进行绝食;11日，色拉寺大批僧人在寺门静坐，抗议当局戒严;12日，各寺全部戒严;尼姑下山游行，被军警拦截，部份尼姑被「采取措施」，哲蚌寺有两僧人割腕……。

3月14日，小昭寺僧人推翻了封锁寺门的警车，寺外围观的藏人和僧侣开始同武警公安冲突。打砸和纵火的暴力行为迅速弥漫，拉萨多处起火，入夜，全城枪声此起彼伏……。(以上引自《苹果日报》4月10日刊登的孔捷生杂文《西藏人的眼睛》一文中的藏胞目击记)

3月14日的游行示威，是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除拉萨外，更扩大到藏区各地，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等地有许多藏人和僧侣也上街响应。甘肃卓尼县一所藏族中学，有几百名高中生罢课示威，声援西藏人民。

在拉萨骚乱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进行封城，开进大量军警，大规模搜捕参与示威的僧侣和藏人。军警开枪镇压，据官方新华社指，骚乱中造成10名平民死亡，而西藏流亡政府则指至少有30人死亡。

这种武力镇压，即使把骚乱平服下去，恢复表面上的稳定，但却会加深藏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剧藏人对汉族统治者的恶感、憎恨，将来一有机会，便会再度爆发，而这次则很快便得到证明。

在3月14日示威被武力镇压之后两星期，即3月29日，拉萨的大小昭寺地区又发生数千人的示威活动;4月3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也有示威，又遭到军警的武力镇压，有8藏人被枪杀。

自从解放军早年大举开进西藏以后，西藏即发生示威抗议甚至暴动，这些包括:1959年，西藏人触发了武装叛乱，被中共戡平了;1987年10月1日，拉萨爆发了暴动，在这之前5天，已发生过街头骚动，10月6日再出现一次示威游行;1988年3月5日，拉萨的2千人暴乱，使公安，武警等300多人受伤，1人死亡，民众方面更有多人死亡……。(关于87、88年的事件，张开曾分别撰文于本刊总第130-131和140期评述过。)此后，藏人和僧侣的抗争便难以停息，其根本原因是大汉族官僚的压迫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变本加厉。

除藏族人民和僧侣的抗争外，新疆的维吾尔族也时有爆发抗争行动，虽然消息外泄的事例近来似乎不多，但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有的更为激烈。例如，在今年3月7日，一名维吾尔族少女暗带汽油由乌鲁木齐登上赴京的飞机，企图中途制造空难，点着汽油炸毁飞机，自己也同归于尽;但图谋被服务员发觉，制服了她，由此可反映出事态的严重。在同月23日，据报导，新疆南部和田市也有近千人示威，要求停止对被捕的维吾尔族民众施加酷刑，并释放政治犯;有600名示威者被捕，副州长承认民警开枪镇压，「依法使用了武器」。

从这项报导可反映出，新疆境内少数民族所受压迫是严重的!人民被无理拘捕遭受酷刑，粗暴地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5章第9条「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等规定。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全国解放后，从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看来，本族人受大汉族官僚统治着，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民族矛盾，本民族纵使给予有自治之名，根本上并无自治之实，在宗教自由方面也是虚有其名的。以西藏存有的寺院的清理为例，「根据班禅喇嘛在文革爆发前4年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七万言意见书》:『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97%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那十年，僧人被迫还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惨况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些论者承认这种种做为对西藏造成的灾害确实很巨大。」(引自梁文道的《期待真正的多民族国家》一文，刊于今年4月4日《明报》)

至于北京派去统治西藏的张庆黎辱骂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这对于向来信奉达赖为「活佛」和精神领袖的西藏人，将会视为极大的污辱，因而更会是非常反感的。这些都会加强他们对于派到西藏胡作胡为的官僚的憎恨，以及对官僚统治的离心倾向，从而更急于渴求独立。

据孔捷生指称，毛泽东当年曾对西藏代表说:「等到西藏繁荣以后，我们把汉族干部都撤回来，西藏还是你们的。」毛又对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说:「你们要抱着赎罪的态度去工作，因为从历史上看，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欺压多些。」周恩来在签署《十七条协议》时对阿沛阿旺晋美说:「藏族统一很正当。」59年陈毅在拉萨说:把所有藏族地区合并到西藏自治区，有助于西藏发展。(引自4月21日《苹果日报》载孔捷生的文章)，这些话虽然还不是要给西藏民族自决权，但比之今天的「愤青」(陶杰撰文刊报称之为「粪青」)高举「西藏是中国的」旗帜游行，比之今天的「藏督」张庆黎对达赖喇嘛的肆意辱骂，是大大不同的。

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性

据4月20日伦敦BBC广播指出：学者王力恒(译音)著书称，西藏在1950年前一段长时期是独立的。1950年，500万解放军开入，人数多过藏人，从此统治着西藏。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焦国标着文(题为《让我来给中南海上堂西藏课》)评说:「北京说藏人闹事是想独立，彷佛大逆不道。错!当然是想独立，……想当年，满族统治你汉族时，你不也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吗?……『黄鳝再小，也想成鲸。』藏人再少，也想独立。你必须承认藏人有想独立的权利。想独立是人之常情!想独立无罪!……」(见4月4日《苹果日报》论坛所载的该文)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一直自认是信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主张的，俄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全国约有130个民族，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民族有23个。因此，有必要介绍列宁对于俄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政策主张，以作为今天中国的借鉴。

列宁所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第9条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他在1914年写的《论民族自决权》的长文中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9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和专制制度。」(引自《列宁选集》4卷集第2卷第509，523和526页)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中又一次阐述：「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越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越少越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 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同上书第719页)

「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同上书第722页)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国名定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由15个加盟的苏维埃共和国组成，她们本身各自是苏维埃共和国，既可以加盟，也可以分离，完全由她们各自决定。这就是列宁落实党纲中关于境内「少数民族有自决权」政策的具体表现。

由此又可说明:中共在中国实行的一党官僚专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对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权的主张)，是毫无共通之点，而且是完全背离的!

实际上，民族自决权这个主张，并不只是列宁及其政党才独有的，而且是举世的共识。在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第1806页中，就有如下的解说:「民族自决权  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原则。无产阶级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主张各民族可以自由分离与自由联合。无产阶级政党承认民族自决直至各民族有自由分离的权利，这是反对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目的在于消灭民族压迫，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互不信任，使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求得民族解放；同时在打破帝国主义压迫和束缚之后，各民族可以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原则实行平等的联合。」

而尤其重要的是，《联合国人权公约》(1966年12月9日在纽约开放签字)内的第壹编第一条即明确地规定:

「一、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

「二、             所有民族得为本身之目的，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及资源，但不得妨害因基于互惠原则之国际经济合作及因国际法而生之任何义务。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民族之生计，不容剥夺。

「三、             本盟约缔约国，包括负责管理非自治及托管领土之国家在内，均应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促进自决权之实现，并尊重此种权利。」(见王德禄、蒋世和编而由中国图书刊行社出版的《人权宣言》第25页)

中共所领导的中国也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成为缔约国之一，但至今许多年仍不开动人大这部御用机器盖上个橡皮图章，显示了中共的敷衍和不负责任。

但在民间，并非清一色地都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者，像那些反西藏达赖的「愤青」那样 (这群愤青们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还有许多人是能够理智地独立地观察和思考，从而支持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立场，不赞同大汉族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压迫，以至于同情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应有自决权的。例如香港大学哲学系学生陈巧文便显现出对藏族人的同情，自制出雪山狮子旗，，加以展示飘扬，参加五二游行，以显示她不满中国政府在签办08年奥运时承诺改善人权却不加以兑现; 另一位留学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女学生王千源，发出了独立的声音，认为汉藏人民同是中国人，应该理性地对话; 她们都立即遭到海内外愤青的野蛮攻击，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又例如，《南方都市报周刊》副总编辑长平，最近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刊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亦被攻击为「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这都是莫须有的罗织罪名，绝不容许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表现攻击者不过是官僚独裁制度的帮凶而已。

200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