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等待之后……

切·格瓦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评论手记

米高.洛维

很久很久,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迎来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切·格瓦拉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的诸多观点(1963年西班牙语版),在前往刚果的任务失败之后,从1965年到1966年期间,切·格瓦拉住在坦桑尼亚或者布拉格。就在这段日子里,他写下了这些笔记,之后他便去了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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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

过去几十年来,这篇文章始终鲜为人知。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古巴政府才允许一些学者对这片文章进行研究,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抄写笔记。直至如今,在这篇文章面世四十年之后,它才在古巴国内正式发行。在这个版本里还包涵了一些未曾发行的原文:19654月切·格瓦拉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本书的序;一些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文章的评论;一部分经过筛选的关于格瓦拉在工业部任职期间(1963年到1965年)和同事们的谈话的评论——格瓦拉写给几位名人的信(经济学家Paul Sweezy,法国共产主义学者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这些评论已于70年代以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部分发表;埃及期刊《El-Taliah》于19654月对格瓦拉的一次采访的摘录。

为什么格瓦拉的这些笔记没有在当初就被发行呢?在外界看来,我们能够理解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由于各种政治和外交因素,使得这些笔记被封为机密。但是到了1991年之后,发表这些笔记又有什么危险的呢?这种长期的掩盖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到底是谁决定将它们一直封存在深处的呢?又是谁最终把它们公诸于世的呢?在本书的开头,来自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Maria del Carmen Ariet Garcia用格瓦拉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隐晦地解释了这一切“这是几年以来最值得期待的一篇文章”。

如今,这篇有趣的原文终于和读者们见面了。它见证了格瓦拉的独立精神,见证了格瓦拉对于苏维埃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独特见解,以及格瓦拉研究看待事物的特立独行的方法,同时它也展现出了格瓦拉思想的最高境界。

让我们从切·格瓦拉同志的思想境界说起:首先,我们并不清楚,在1966年到1967年期间,格瓦拉同志的思想觉悟是否有所进步,那时的他还未完全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谛。他认为是列宁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导致了60年代苏联的衰落。当然,他认为如果列宁能够活得再久一些,就能改正那些导致苏联退步的错误政策——他在笔记中讽刺般地写道:“列宁的逝世是个错误”。然而他也认识到,苏联新经济政策推广的资本主义元素,导致了苏联从1963年起走向了衰落,并且使得资本主义萌芽逐步复苏。格瓦拉对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所有看法都很有趣,部分观点与1925年到1927年期间苏联的左翼反对派一致:例如,当他提出“党内核心领导必须与整个社会紧密关联,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制度。”我们很想知道,当时格瓦拉是否读过托洛斯基的著作,虽然在这些笔记中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过托洛斯基这个名字。然而格瓦拉很清楚地认识到,布列兹尼夫时期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倾向,这样的历史假设是不恰当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在苏联经济、社会以及政策体制中产生的斯大林主义和巨大的思想畸变。在这本手记中很少提到斯大林;而少数的几句话之一确令人触目:“斯大林犯了严重的历史错误:轻视共产主义教育,并且盲目过度地崇拜权威。”这么分析虽说正确,但考虑问题也不够充分。

在与贝特海姆(反对格瓦拉的观点)和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同意格瓦拉的观点)的辩论中,我们已经知道,格瓦拉对于苏维埃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观点,与他在1963年到1964年期间所写的经济评论非常相符:支持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反对所谓“自管”的企业,即自主的遵循市场规律的企业;支持共产主义教育而非个体金融政策。格瓦拉还对那些生产企业领导层的过分物质追求感到担忧,他认为这就是腐败的根源。另外格瓦拉还认为,整个苏联的商业环境里缺乏国际主义精神——相互依赖的各个国家之间到处都存在着不公平的交易。用列宁的一句话道出共产主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只在一个国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对此,格瓦拉认为:“虽然有些观点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但总体来说列宁的观点清晰地阐述了全球革命的性质。”格瓦拉明确地提到了“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却没有提到斯大林主义。

在这些手记当中,并没有提到托洛斯基,但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与格瓦拉在工业部任职期间与同事们的辩论有关:你绝不能忽视那些在聚会中侃侃而谈产生的想法,否则那些各种各样的想法就不会自由地发展壮大。“很显然,从托洛斯基思想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即使后来他犯了错误。”格瓦拉略带讽刺地补充道,苏联人认为托洛斯基犯了托洛斯基主义错误,还给他起了个“San Benito”(“地狱服”)的绰号,意思是指他就是个穿着黑袍而不肯悔改的异教徒,一个被西班牙人绑在火刑柱上接受刑审的异教徒。

格瓦拉为坚持建设社会主义进程而尽心尽力,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社会能把人类从贪婪的物欲中解放出来。” 在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中,他还意识到——在古巴,“没有计划,工人们就无法进行工作”。那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些计划呢?从格瓦拉在1963年到1964年期间的辩论中我们无法得到答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1965年到1966年期间的评论手记中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人民群众,他写道,必须一起参与到计划的制动之中,而计划的实施则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格瓦拉认为,在苏联,制定计划的想法被强行改成了“符合法规的,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决议”,但换句话说,经济手段决定了一切。人民群众,格瓦拉强调,“必须有权把握自己的命运,必须自主掌握财富的积累和消费”;经济上的技术问题必须按照这个大前提进行操作——人民决定一切——“人民的意愿必须被实现”。这个主题与之前的观点保持一致:他写道,“通常,国家大事应该由工人们来决定(税率的增长,财富的积累或消费)”,即使这些计划是由专家们提出的。我们很难把经济计划的决定和实施分离出来,但对于经济计划的制定,格瓦拉的观点与那些民主社会主义者非常接近,比如,权力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组织自由化,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格瓦拉的这种民主化经济的新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手记看作是格瓦拉人生道路中的重要一步,为实现共产主义、民主、独特的斯大林主义苏维埃模式而奋斗的一步;但在196710月,服务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玻利维亚杀手杀害了格瓦拉,他的人生道路就这样终结了。

-Michael Löwy米高.洛维是位于巴黎的CNR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所的主任。他曾出过许多书,包括《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解放神学》,《祖国家乡还是大地母亲?》,以及《上帝的战争: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

注释

[1] Ernesto Che Guevara, Apuntes criticos a la Economia Politica, Ocean Press,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Havana, 2006, 397 pages.

(卫众译自《国际观点》第3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