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字 路 口 的 古 巴 改 革
扬．康拉德
1989年以来，世界上很多报刊——不仅是那些与迈阿密古巴移民中的“反卡斯特罗分子”有关的——经常声称卡斯特罗政权的末日到了。2006年夏天菲德尔.卡斯特罗住院治疗再次成为这种只能称之为谣言的消息的又一机会。
在苏联解体和随后美国加强了贸易封锁15年之后，尽管被迫突然终止了和那些被称为“真正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原有对外贸易的85%，尽管要面对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压力，尽管还有相当程度的官僚主义化和某些官僚机构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渴望，以及贫穷、短缺和社会分化，但1959年革命所创造的古巴社会和政权还是坚持生存了下来。
要紧的是什么？
如果在世界报刊中经常刊登的报导特别执着于古巴政权的诸多错误和失败，那不仅是因为大多数记者是在试着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来理解古巴这个不同的社会，也是因为，这些报刊，就象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资本一样，正在期待着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末日，因为在古巴，重要事项正处于紧急关头。
鉴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在全球各地被重建，商品渗透的最后障碍正在被解除，以此来促进剩余价值（是资本为其自身所保留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在所有的产品都被售出以后才能实现）的实现，但是古巴仍然在坚持抵抗。这种抵抗鼓励人们思考，另一个世界可能是什么样的，因为即使古巴的社会制度在世界市场的压力下不得不有所让步，她面对商品的绝对优势仍然没有投降。
古巴经验存在的时间之久对拉丁美洲的斗争并不是没有影响的。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对劳动的进攻正在激起全面的抵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不断丧失合法性，但是只有在拉丁美洲——在委内瑞拉，在玻利维亚，以及最近在厄瓜多尔——抛弃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果是，那些国家的政府不仅谈到了社会转型，而且开始论及“21世纪的社会主义”。
因为尽管有很多缺点，古巴仍然可以作为这个贫困状况不断恶化的大陆的一个参照模型。而且，在上述我们提及的国家中，与帝国主义决裂的政府的出现，减轻了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压制。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最近的失败，尤其是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失败就是证据。在以把一切财产都私有化为目标的经济模式横行世界20年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政府重新复兴恰恰是国有化的思想也是一个证明。
来自古巴革命的社会制度能够生存下来看上去有点像奇迹，但是确实是真实的。首先，因为古巴面对帝国主义时的抵抗颇有几分像神话中与巨人歌利亚搏斗的戴维。但也是因为古巴社会已经经历了官僚主义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卡斯特罗主义者领导下的方针导向使得严重错误变得最糟糕。
危机中的经济
由于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被孤立，古巴革命别无选择而只有在经济上向苏联集团靠拢。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屈从于克里姆林宫的要求。首先是要被强加一个把建立在工人的自我管理，生产者的自由协作和民主计划基础上的集产主义生产关系排除在外的经济模式。而代之以一个不给生产者自主积极性任何空间的、中央管理的经济模式。在实际运行中，成为一个浪费严重的完全依附的经济体。
这种中央的、等级制的管理正是不平等的基础。尤其是在随着与苏联阵营的贸易萎缩直至中止、物资短缺加剧的情况下。今天这种模式——仍然错误地被古巴领导人与社会主义计划混为一谈——正处于崩溃的过程中。
一个例子足以表明这种现象的范围已经有多大：大多数古巴官方统计显示，平均工资根本不可能100%满足基本食物需要。而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讨论这样的工资能否满足80%，60%甚至更少的的需要。如果大家注意到古巴人民不是在过一种奢侈的生活——少数新近富裕起来的人除外——在这个岛上人民只是勉强没有饿死而已，那么如果再有十几年工资还是买不起必需的食物，这种事真的会成为事实。
换个说法，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部分和计划并不吻合，可以由此推断出是其它的社会关系才使得古巴人民得以糊口。那么是什么关系呢？是建立在扩大的小商品生产部门、旅游业和所有能够带来好处的往来，包括卖淫基础上的市场关系。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地下经济，从“浅灰色”市场到黑市。
但是也存在各种各样逃脱了经济管制的非市场关系，和公民们违反或者避开管制规定互相为对方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有时候会有金钱报酬，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能定价的统一市场，所以即便如此它也算不上一个市场关系问题。
小商品生产部门和“外汇市场”（可兑换比索）以同样的方式发达，是古巴经济无法弃绝市场和中央管制的经济乌托邦无能为力的指示器，非市场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说明官僚政治无力规划经济活动，也说明社会渴望不同的社会关系，因而以一种“异常”的方式来表现自己。
而且，每一个古巴公民，像所有那些知道生活在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一样，清楚为了哪怕是部分地满足他们自身的需求而避开市场关系和（受到警察保护的）管制，必须消耗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创造力。而这些精力和创造力原本是可以被用于为生产者之间的自由协作服务的。
官僚主义化
由克里姆林宫强加于古巴的——针对切.格瓦拉开始进行系统阐述的批评意见[1]——管制经济产生了一个对古巴社会而言是沉重负担的毫无用处的寄生阶级。费尔南多·马丁内兹·埃雷迪亚（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一位著名的批判的古巴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虽然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不能用官僚的数量来衡量，但是数字是雄辩的：根据1986年的统计，在12年里（1973-1985），官员的数量就达到了原来的2.5倍。”他继续说道：“许多交流方法都失去了它们原本应该起的作用。从大众对抗有利的工具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在都完全变成了宣传工具，这很明显完全不是一回事。”
“到处都被强加了东欧的意识形态，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官方演说中充斥着对苏联及其制度假想中的成功的赞美之辞，离谱到认为任何批评在意识形态上都是不健康的。”[2]
古巴革命的历史性领导人，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总是与官僚阶层保持一段距离，有时候公开地以某种姿态处理特权问题。但是同时为了治理国家也依靠官僚阶层。
修正进程始于当苏联在1985-1986年开始与古巴就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磋商的时候，后来为了准备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91年10月举行）在1990年3月开始进行讨论，此举引发了好几次上万人规模的集会，人们注意到集会期间提出了上百万条的批评意见，但是并没有导致按照生产者自己的意愿来运行经济。而古巴经济体制仍然是集体财产生产方式和私人化管理两者矛盾的囚徒。这一矛盾可以通过私有化解决——因此就象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国和越南那样复辟资本主义——或者通过管理的集体化解决，古巴领导人正在勉力维持一种并没有多少效率的行政管理。
面临着苏联式制度崩溃的危险，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改革的迹象——1993年可以合法拥有美元，1994年重新开放农贸自由市场，1995年批准外国投资——必须认识到这并非朝着管理集体化的方向前进，而是与此相反。最后让我们注意从那时起实施的各种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在前述改革停滞的基础上积累私人财产的可能性。再一次地，这种积累不是建立在社会控制机构的发展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行政和官僚控制的资源基础上。
过渡与市场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主要后果是非常清晰的社会分化。“毫无疑问——费尔南多·马丁内兹·埃雷迪亚在我们前面引述的采访中解释道——与拉丁美洲或者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最小的。但是对古巴来说就格外地大了，在这个程度上说人均收入的分配可以作为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对照物。然而，我们还是不能说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级。”[3] 社会分化已经对制度合法性的主要元素构成了挑战，而与此同时对金钱的膜拜日益增长，如果不考虑市场关系强有力的渗透和——尤其是受军方势力控制的——外国投资（就象通常的一样，积累和输出资本）的出现，我们确实还不能让古巴的新富翁们有积累资本的自由，然而我们还是会看到在非常少的一小群人的银行账户上非常巨大的储蓄额的出现。我们的这些改革会在明天构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市场关系的重建和对金融标准的依赖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建立在短缺基础上的中央管制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市场。市场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一种单一的高高在上的社会关系会产生枯萎。“计划——托洛茨基1932年写道，当所谓计划（实际上不是基于社会需求的知识而是中央管制式的）的第一个灾难性后果出现的时候，——被叫停了，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市场本身的规则必须取决于通过它自身的机制表现出来的趋势。部门生产的蓝图必须通过商业计算验证它们的经济效益。过渡经济的体制不用卢布加以控制是难以想象的。前提是，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卢布是与其面值相等的。没有稳定的货币单位，商业会计只会增加混乱。[4]”批评了摒弃市场的行为之后，他继续写道：“这意味着在现阶段，正确的和经济上健康的集体化不应该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取消[5]，而应该渐进地重新制定方法。
然而,官僚主义贯穿整个过程。面对新经济政策实行的不均衡，官僚主义扼杀了新经济政策，扩大了强迫手段的使用范围并取代了市场规律”。[6]他最后总结道: “在冒险主义攻势之后, 有必要实施经过尽可能深思熟虑的撤退计划。”[7] 。
在此我提到俄国在20世纪30 年代初辩论中的措辞，是因为从斯大林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经济图解深深地打上了思考转型社会，首先是古巴，的烙印。并且因为关于市场消极影响的批评会导致仓促下结论，因而足以使人们摒弃市场。现在的市场关系是社会关系，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相对应的, 不能“被清算”。
如果市场被取缔，它们将以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表明它们自己，腐蚀其它所有经济机制的基础。但既然这是社会关系的问题, 就可以通过建立其它可能的社会关系来获得控制市场的办法。市场只能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意识的集体协作进行有效地控制。而不是求助于依赖高压的官僚主义行政官员。因为这些人，就象被苏联、东欧、中国和越南的经验所验证过的，迟早会由于对社会关系的适应和被它同化而完蛋，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这种社会关系本来是应该由他们控制的。
保卫胜利果实
在领导古巴革命的那一代领导人即将必须离开政治舞台的这一刻，古巴社会处在十字路口。她成功地在最近15年保持了非资本主义路线，即使是以引发了内部矛盾为代价。无疑，这是古巴领导人有意识的选择。同样，古巴领导人已经显示自己是有能力与那些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被孤立的国家建立国际主义关系的，在委内瑞拉，在玻利维亚，以及——最近——在厄瓜多尔。古巴的援助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所取得的进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即使在那些归根到底只有靠他们才能反抗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古巴的人眼中，由于缺乏一个能够容纳古巴大众自主能动性的机构，哪怕是部分的重建市场社会关系以及行政控制的话题，都会使人民更加消极和愤世嫉俗，唤醒年轻人[8]中的看法，削弱古巴制度的合法性。
曼努艾尔·巴斯奎兹·蒙塔尔班（Manuel Vazsquez Montalban）提出以下相当简洁的准则: "古巴革命应当保卫本身的最精华部分, 并且为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日益全球化的人们提供可供选择的范例。但要做到这点，它必须克服自身的最坏的部分, 这一部分对参与机制，批评和权力机制的改变怀有敌意。"[ 9 ]有一个在等待答案的悬疑问题是，古巴革命是否还有生命力支撑到弃绝“自身最坏部分”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古巴工人没有忍受过如此强大和旷日持久的折磨，他们就再也不能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把未来握在自己的手中。
注释：
[1]特指他关于苏联经济指导手册的批判。见Michael Lowy和Celia Hart所著《我们在古巴》系列丛书。
[2]见1998 年7月Eric Toussaint在哈瓦那采访 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的文章，在缓慢的步幅革命（Le Pas Suspendu de la Révolution）出版，批评古巴现状的方法（Approche critique de la réalité cubaine） (由Yannick Bovy 和Eric・Toussaint 编辑), Cerisier版, 2001 年, p.80。对那些读法语的人而言, 这本合刊, 包括了重要马克思主义者、古巴人和非古巴人的创作, 对古巴今天的任何一次讨论仍然很有价值，是并不过期的指南。）
[4] 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932年着《处于危险中的苏联经济》，开拓者新闻出版社, 纽约1973 年, p. 274 。
[5]新经济政策(NEP) 1921 年提出，包括了经济领域方面部分回归市场联系的内容。在四年内战中这一部分被摒弃，因而导致“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种的强制手段实施起来效果不佳。
[8]资本家聚集地（特别是旅游区域）与主要受行政管理的其它人之间（正式被定义为社会主义计划）的共存越发像个笑话："社会主义意味着贫乏，资本主义意味丰盈..."。
[9] 见《缓慢的步幅革命》的序言（Le Pas Suspendu de la Révolution）。
(译自《国际观点》总第386期——2007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