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形成（下）
彭述之遺作
〔編者按：此文是作者彭述之1920年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回憶的第二部份，在最近才找到。第一部份曾經以《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為題，首刊於《十月評論》總第46期（1980年6月20日出版），並收集在《彭述之選集》（第一卷）內。此文題目包括第一、二部份；寫於1964年4月，是很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故予以發表。〕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經成立，為了徵集和培養共產主義的青年幹部，它於1920年7－8月間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小組織，這個組織差不多是從前上海“工讀互助團”解散後留下的份子組成的＜1＞。由於這個青年團小組的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才有可能在實際上從事工人運動，即派遣青年團團員去接近工人，調查工人的生活情況，和個別的工人談話“作朋友”，這便為往後上海的工人運動、組織工會開闢了道路。
差不多和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為了喚起工人群眾，使其覺悟他們自己的利益，為他們自身的解放而奮鬥，於1920年8月15日出版了一個專門刊物，名為《勞動界》（周刊），這不僅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刊物，也是中國勞動運動史上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說話的第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對於有關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從勞動者創造一切社會生活的物質資料；勞動的價值、價格和剩餘價值；以及由此產生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不可免的滅亡，直到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都給了最通俗的一個普通工人能夠懂得的解釋，並以俄國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建立了“勞農政府”的實例來證明，這便喚起了和鼓舞了工人中先進份子的嚮往和信心。
此外，《勞動界》並登載了關於中國工人，特別是上海工人受剝削和被壓迫的實際情形的許多報導（這些報導多數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工人中調查的結果），以及工人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如罷工等）的事實記錄，同時又介紹了戰後歐美和日本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情形，以資效法和鼓勵。
由於《勞動界》在工人中的散佈和宣傳，很快就得到工人的響應，例如在它的第七期（1920年9月26日出版）便登載一個工人名叫李中（上海海軍造船廠工人）的投稿，標題為“一個工人的宣言”，這個宣言說：
“工人的運動，就是比黃河水還厲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將來的社會，要使他變個工人的社會；將來的中國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中國；將來的世界，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世界。……我可親愛的工人呀！俄國已經是工人的俄國，……這個潮流快要到中國來了，我們工人就是這個潮流的主人翁。這個潮流的主人翁就要產生工人的中國，但是不貫徹聯絡，就會沒有力量。”
所以李中向工人群眾發出呼籲：
“我們少數同聲同類的工人，再聯絡多數同聲同類的工人，成一個大團體，由我們的大團體聯絡其他大團體，以成中國的大團體，由中國的大團體，再聯絡他國的大團體，以成世界大團體。世界團體呀！中國團體呀！我們團體呀！發端就在我們少數工人哪！”
李中的“宣言”不僅是《勞動界》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有力回聲，而且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對於共產主義的嚮往，對於它的前途的信念，以及要求自身團結的一種明白的宣告，而且事實上，李中在《勞動界》發表他的宣言之後，很快就受到一些工人的支持，首先他在他所工作的海軍船廠裏得到一部份工人同意發起工會組織，經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協助和指導，李中又聯絡了電燈廠，厚生鐵廠和幾家紗廠的機器間的工人，於1920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雖然這個工會所包括的會員只有三百七十人，但它是在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主義者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組織起來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成立後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會（1920年12月），人數在一千以上。此外，並著手組織紡織工人，雖然這一工作，由於從事工人運動的人很少，尤其在那些作工人運動的幹部離開上海而去莫斯科學習以後，組織工人方面便停下來了。
為了聯絡各方面的工人活動份子，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組織了“上海工人遊藝會”，它的第一次會議，也就是成立的會議，於1920年12月中在復旦大學舉行，到會的工人將近三百人，我們外國語的學生也參加這次會議，由李啟漢作主席，陳為人任記錄。李在他的會議開幕詞中說：“我們各人從前是苦著餓著；我們想要免除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興興聯合起來，討論辦法；我們不獨得到這樣的遊藝會而已；甚麼金錢萬能，我們都要改革打破！”。此外，還有楊明齋和幾個工人演說（陳為人的記錄登載於1920年12月26日出版的《勞動界》20期）。後來並計劃成立一個“勞動俱樂部”，作為工人經常集聚之所，這個俱樂部的章程已發表於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勞動界》23期，但也由於留俄學生的出國而停頓了。
自留俄學生出國，外國語學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繼續作工人運動的只有李啟漢，他一個人當然不能發展工人運動，他所能作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組織，如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等繼續保存，這便是1921年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成立後，在上海從事勞動運動的基礎。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為了加強對外的社會主義宣傳，決定把《新青年》逐漸轉變為它的機關報，因而從它的第九卷第一期起開始改變它的內容，即比較明白地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國的政治方面，並特闢一個“俄羅斯研究”專欄，登載那時可能得到的材料，使一般傾向社會主義分子有可能去了解蘇俄的真實情形，以此加強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
陳獨秀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一號發表的“談政治”一文，不但表示陳本人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主張（他自稱是“我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同時也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政治方針的公開宣佈。在這篇文章中，陳一方面批評了當時不同政治或反對從事政治運動的幾種傾向，特別是較為詳細地分析和批評了無政府主義者一般地“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國家、反對強權”的論據；他認為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是消極的，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為“從事實上說起來，……世界各國裏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後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等制度廢去，將過於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鬥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會的學說，是階級戰爭的學說；資產階級所歡迎的，不是勞動階級要國家政權法律，是勞動階級不要國家政權法律。”
“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國底資產階級，都有了數千年或數百年底基礎，站在優勝的地位，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勞動階級高明得多；勞動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難，征服後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致死灰復燃更是不易。這時候利用政治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懶惰、掠奪，矯正他們的習慣、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這時候若反對強權的壓迫，若主張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便不啻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詔；因為他們隨時得著自由，隨時就要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所以各國共和革命後，民主派若失去了充分壓服舊黨底強力，馬上便有復辟底運動。此時俄羅斯若以克魯巴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寧的勞動專政，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復勢力，連帝政復興也必不免。”（底下是駁克魯巴特金的“國家論”）
“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份，決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就是社會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勞動制度──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也不是制度改變了這惡性馬上就跟著消滅的。工銀勞動制度實在不應該保存，但同時若不強迫勞動，這時候從前不勞動的人，自然不會忽然高興要去做工；從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勞動的工人，現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從前疲勞底反動，一定會懶惰下來；如此一時社會上的工作效率必然銳減。……”
“據以上的理論和事實討論起來，無政府黨所咀咒的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也應該咀咒的；但是勞動階級據以剷除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是不應該咀咒的；若是咀咒他，到算是資產階級底朋友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把國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
評修正主義派，即德、法、英國的社會民主黨的改良機會主義派。陳評修正主義派說：“他們不主張直接行動，不主張革那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底命，他們仍主張議會主義，取競爭選舉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府、國會，想利用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治、法律來施行社會主義的政策；結果不但主義不能施行，而且和資產階級同化了，還要施行壓迫勞動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現在英法德底政府當局那個不是如此？像這樣與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該當做前車之鑑。……
“他們反對馬格斯（馬克思，下同）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他們忘記了馬格思曾說過：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佔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見《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們只有眼睛看見勞動階級底特權不合乎德謨克拉西，他們卻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面的資產階級底特權是怎樣。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腳下歌功頌德，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倒成了資產階級的護身符了。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的利器。修正派社會主義底格言，就是：‘從革命去到普通選舉！從勞動專政去到議會政治’，他們自以為這是‘進化的社會主義’，殊不知Bebel死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正因此墮落了！”
陳獨秀的“結論”是：
（一）“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
“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古代以奴隸為財產的市民國家，中世紀以農奴為財產的封建諸侯國家，近代以勞動者為財產的資本家國家，都是所有者的國家。這種國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奪底工具，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廢棄他，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家卻有成立的可能性”。“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上廢棄國家、政治、法律這個工具，卻不承認現存的資產階級（即掠奪階級）的國家、政治、法律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性”。“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二）“對於時局的我見”（載《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提出：
“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外，……所有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國家，我們似乎不必妄生分別。各國內只有階級，階級內復有黨派，我以為‘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並沒有實際的存在。有許多人歡喜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無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俄羅斯的蘇維埃也好，都只是一階級一黨派底勢力集中，不是國民總意底表現；因為一國民間各階級各黨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們的總意不但沒有方法表現，而且並沒有實際的存在。”
（三）國家、權力、法律這三樣本是異名同實。無論何時代的法律，都是一階級一黨派的權力造成國家的意志所表現。我們雖然應該承認他的威權，但未可把他看做神聖；因為他不是永遠的真理，也不是全國民總意底表現，他的存廢是自然跟著一階級一黨派能夠造成國家的權力而變化的。換句話說，法律是強權的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得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四）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於他們的要求，除出版結社兩大自由及工廠勞動保護的立法外，別無希望。因為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
（五）陳獨秀在《國慶紀念底價值》（刊於《新青年》8卷3號，1920年11月1日）中指出：“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裏，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份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無論那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現在多數人都漸漸明白起來要求自己的自由與幸福了。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現在雖說是共和失敗了，封建制度恢復了勢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趨，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但有人以為由封建而社會主義，中國還必須經過共和時代，所以眼前還是政治問題要緊；又有人以為中國封建式的武人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經濟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緊，還不須經濟革命；我看這兩種話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說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現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指西方各國〕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至於說中國只須政治革命不必經濟革命，我便有七個疑問：……（六）中國除了勞動界有了階級的覺悟，組織強大的革命團體，絕對打破資本家生產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國的經濟的侵略，進而為政治的侵略？（七）單是政治革命，能否解決官、匪、政客、游民兵過多的問題？我不但不反對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實現；但我斷然不能迷信他能夠將中國從危險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說中國此時只須政治革命不須經濟革命，我便要請他解答上面的七個疑問。”
註釋：
＜1＞1919年末和1920年初，在北京曾發生一種所謂“工學主義”或“半工半讀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理想”是“打破勞心勞力的界限：使社會上勞力的人都去唸書──要求高深的學問；唸書的人去作勞力的工。”這樣，便可以“破除職業的階級與奴隸的制度”（見當時散發頗廣的《工學旨趣書》），起初由北京高等師範一部份學生成立“工學會”，跟著，北京大學的學生組織“北京工讀互助團”，隨後，上海亦成立了同樣的組織，這些工讀互助團都是靠捐款開辦食堂、石印、洗衣等來維持團員的生活（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也曾經在《新青年》雜誌署名登廣告，號召捐款幫助互助團）。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發起人王光圻，無政府主義的領袖之一，認為這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但由於捐款的耗竭，這些工讀互助團的存在不過幾個月便自行解散了，這給無政府主義的空想一個實際的教訓，所以工讀互助團中最好的份子後來都轉到社會主義青年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