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等待之後……

切·格瓦拉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評論手記

米高‧洛維

很久很久，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終於迎來了這本書的出版……這本書主要講述了切·格瓦拉對於蘇聯的政治經濟體系的諸多觀點(1963年西班牙語版)，在前往剛果的任務失敗之後，從1965年到1966年期間，切·格瓦拉住在坦桑尼亞或者布拉格。就在這段日子裏，他寫下了這些筆記，之後他便去了玻利維亞。

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

過去幾十年來，這篇文章始終鮮為人知。直到蘇聯解體之後，古巴政府才允許一些學者對這片文章進行研究，但是政府不允許他們抄寫筆記。直至如今，在這篇文章面世四十年之後，它才在古巴國內正式發行。在這個版本裏還包涵了一些未曾發行的原文：1965年4月切·格瓦拉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一封信，這封信就是本書的序；一些關於馬克思和列寧的文章的評論；一部分經過篩選的關於格瓦拉在工業部任職期間（1963年到1965年）和同事們的談話的評論——格瓦拉寫給幾位名人的信（經濟學家Paul Sweezy，法國共產主義學者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這些評論已於70年代以法語版和義大利語版部分發表；埃及期刊《El-Taliah》於1965年4月對格瓦拉的一次採訪的摘錄。

為什麼格瓦拉的這些筆記沒有在當初就被發行呢？在外界看來，我們能夠理解是因為在蘇聯解體之前，由於各種政治和外交因素，使得這些筆記被封為機密。但是到了1991年之後，發表這些筆記又有什麼危險的呢？這種長期的掩蓋行為實在令人費解……到底是誰決定將它們一直封存在深處的呢？又是誰最終把它們公諸於世的呢？在本書的開頭，來自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Maria del Carmen Ariet Garcia用格瓦拉自己說過的一句話隱晦地解釋了這一切“這是幾年以來最值得期待的一篇文章”。

如今，這篇有趣的原文終於和讀者們見面了。它見證了格瓦拉的獨立精神，見證了格瓦拉對於蘇維埃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獨特見解，以及格瓦拉研究看待事物的特立獨行的方法，同時它也展現出了格瓦拉思想的最高境界。

讓我們從切·格瓦拉同志的思想境界說起：首先，我們並不清楚，在1966年到1967年期間，格瓦拉同志的思想覺悟是否有所進步，那時的他還未完全理解斯大林主義的真諦。他認為是列寧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導致了60年代蘇聯的衰落。當然，他認為如果列寧能夠活得再久一些，就能改正那些導致蘇聯退步的錯誤政策——他在筆記中諷刺般地寫道：“列寧的逝世是個錯誤”。然而他也認識到，蘇聯新經濟政策推廣的資本主義元素，導致了蘇聯從1963年起走向了衰落，並且使得資本主義萌芽逐步復蘇。格瓦拉對於蘇聯新經濟政策的所有看法都很有趣，部分觀點與1925年到1927年期間蘇聯的左翼反對派一致：例如，當他提出“黨內核心領導必須與整個社會緊密關聯，組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制度。”我們很想知道，當時格瓦拉是否讀過托洛斯基的著作，雖然在這些筆記中他從來都沒有提到過托洛斯基這個名字。然而格瓦拉很清楚地認識到，布列茲尼夫時期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導致了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傾向，這樣的歷史假設是不恰當的。人們很容易忽略在蘇聯經濟、社會以及政策體制中產生的斯大林主義和巨大的思想畸變。在這本手記中很少提到斯大林；而少數的幾句話之一確令人觸目：“斯大林犯了嚴重的歷史錯誤：輕視共產主義教育，並且盲目過度地崇拜權威。”這麼分析雖說正確，但考慮問題也不夠充分。

在與貝特海姆（反對格瓦拉的觀點）和歐尼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同意格瓦拉的觀點）的辯論中，我們已經知道，格瓦拉對於蘇維埃社會經濟制度的主要觀點，與他在1963年到1964年期間所寫的經濟評論非常相符：支持中央計劃經濟政策，反對所謂“自管”的企業，即自主的遵循市場規律的企業；支持共產主義教育而非個體金融政策。格瓦拉還對那些生產企業領導層的過分物質追求感到擔憂，他認為這就是腐敗的根源。另外格瓦拉還認為，整個蘇聯的商業環境裏缺乏國際主義精神——相互依賴的各個國家之間到處都存在著不公平的交易。用列寧的一句話道出共產主義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只在一個國家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對此，格瓦拉認為：“雖然有些觀點後來被證明是錯的，但總體來說列寧的觀點清晰地闡述了全球革命的性質。”格瓦拉明確地提到了“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卻沒有提到斯大林主義。

在這些手記當中，並沒有提到托洛斯基，但我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這與格瓦拉在工業部任職期間與同事們的辯論有關：你絕不能忽視那些在聚會中侃侃而談產生的想法，否則那些各種各樣的想法就不會自由地發展壯大。“很顯然，從托洛斯基思想中，我們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即使後來他犯了錯誤。”格瓦拉略帶諷刺地補充道，蘇聯人認為托洛斯基犯了托洛斯基主義錯誤，還給他起了個“San Benito”（“地獄服”）的綽號，意思是指他就是個穿著黑袍而不肯悔改的異教徒，一個被西班牙人綁在火刑柱上接受刑審的異教徒。

格瓦拉為堅持建設社會主義進程而盡心盡力，因為他相信“共產主義社會能把人類從貪婪的物欲中解放出來。” 在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信中，他還意識到——在古巴，“沒有計劃，工人們就無法進行工作”。那麼應該由誰來制定這些計劃呢？從格瓦拉在1963年到1964年期間的辯論中我們無法得到答案。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1965年到1966年期間的評論手記中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內容。人民群眾，他寫道，必須一起參與到計劃的制動之中，而計劃的實施則完全是技術上的問題。格瓦拉認為，在蘇聯，制定計劃的想法被強行改成了“符合法規的，為群眾服務的經濟決議”，但換句話說，經濟手段決定了一切。人民群眾，格瓦拉強調，“必須有權把握自己的命運，必須自主掌握財富的積累和消費”；經濟上的技術問題必須按照這個大前提進行操作——人民決定一切——“人民的意願必須被實現”。這個主題與之前的觀點保持一致：他寫道，“通常，國家大事應該由工人們來決定（稅率的增長，財富的積累或消費）”，即使這些計劃是由專家們提出的。我們很難把經濟計劃的決定和實施分離出來，但對於經濟計劃的制定，格瓦拉的觀點與那些民主社會主義者非常接近，比如，權力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組織自由化，但有一點我們不能否認，格瓦拉的這種民主化經濟的新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把這些手記看作是格瓦拉人生道路中的重要一步，為實現共產主義、民主、獨特的斯大林主義蘇維埃模式而奮鬥的一步；但在1967年10月，服務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玻利維亞殺手殺害了格瓦拉，他的人生道路就這樣終結了。

Michael Löwy米高‧洛維是位於巴黎的CNRS（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所的主任。他曾出過許多書，包括《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放神學》，《祖國家鄉還是大地母親？》，以及《上帝的戰爭：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

注釋

[1] Ernesto Che Guevara, Apuntes criticos a la Economia Politica, Ocean Press,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Havana, 2006, 397 pages.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3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