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的繼承是連貫性的標誌
吉恩.卡斯提羅
古巴將何去何從？1959年古巴革命的社會成果能保得住麼？如何堅持一個非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是什麼？
古巴前途未卜的命運對全世界勞工都至關重要，因為一旦古巴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所有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合理性就會長期受到質疑。
毋須斷定最終一定可以得出明確的答案，我們已決定開展關於有可能保衛和發展古巴革命成果的社會現狀及趨勢的辯論 。在接下來的幾周裏我們將發表一系列文章，作者包括幾位在古巴很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者。我們的第一篇文章是來自一位定期訪問古巴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讓 .卡斯特羅的報導。我們希望這些文章的發表能夠使辯論深入,辯論將有助於更好地武裝保衛古巴革命勝利果實的人們。
對今天這一代古巴成年人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和匱乏、官僚主義以及自上而下的獨裁主義劃等號的。在這場幾百萬古巴人以社會正義和民族獨立為口號、為之奮鬥了半個多世紀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革命以後，我們怎麼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最近15年的革命進程是時代的里程碑。隨著蘇聯的解體，古巴人不得不適應失去安全網路庇護的國際環境。這種改變導致了人們行為方式的急劇變化、社會規範的重新改寫以及社會金字塔的倒轉：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又重新出現了色情行業，而當侍者或計程車司機卻比當教師或醫生收入高得多。
幾乎所有人都沒有辦法光靠工資謀生。如果不依靠“remesas”（西班牙語：僑匯）——海外流亡者寄回來的匯款——在一切物資都短缺的境況下，就沒有什麼可供選擇的生存方式。古巴人的“創新，決心，解決”今天變成了“盜竊，腐敗，賄賂”[1]
當革命賴以支撐的價值觀基礎隨著雙重道德[2]滲透進古巴社會而被腐蝕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回潮。今天，革命進程還有什麼合理性可言？
在這種背景下，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除了指南針之外起不了別的作用。所以當這位歷史性的領袖讓出權力而沒有徹底地放棄對政務的幹預，為他自己保留了重新幹政的可能性的時候，此時作為沒有判斷力的大部分古巴民眾，決定等待。
今天革命還有什麼群眾基礎？
當你在哈瓦那街頭漫步的時候，只要遠離旅遊者經常出沒的地方，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疲憊、不滿和失望。如果你鬥膽問個問題，回答總是一成不變地重複“哦，這可不容易”或者稍微有活力一點的“這可是鬥爭，同志。”[3]不過是為了活口而鬥爭，不是為了革命。為了獲得維持普通生活而非奢侈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物資，每一天都是一場真正的戰鬥。很多東西只能用外匯購買，比如油，一公升的價格在2.10元到2.30元古巴外匯兌換券[4]之間變化。而2006年夏天，國家雇員的平均工資是一個月15元古巴外匯兌換券。
政府瞭解這一情況，但是由於害怕引發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拒絕上調工資。結果大部分古巴人都按照他們民族的古老格言“政府假裝付了我工資，我就假裝幹了活”謀生。所以我們只能對官方宣佈[5]的2005年度經濟增長數字（11.8%）表示驚奇。既然來自正式工作的收入成為象徵性的，古巴人只得“找到了一條”靠其他方式謀生的手段。
這種經濟上的貧困導致了意識形態參照標準的喪失和相當程度的社會規範的改寫。有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的是一個小學生在試卷上向他的歷史老師解釋說，既然目前很窮，那麼我們一定是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而在柏林牆倒塌以前，古巴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那時我們衣食無憂。
由於不能僅僅靠工資滿足家庭的生活需要，古巴人迫不得已上班時間溜出去外面尋找生活必須的資源，或者盜竊貪污他們自己的工廠裏的東西。這些工廠以前曾經是重要的稅收來源。雪茄廠，煉油廠和建築公司的工人每天盜竊他們自己的產品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一個雪茄廠的普通工人估計他2006年6月從工廠偷走了價值1500古巴比索的物資，而國家付給他的月工資大概是400古巴比索。工廠的領班和經理們，由於他們的職務之便，偷走的物資肯定要比他要的多得多。
為了盡力改善這種狀況，政府在思想領域進行了鬥爭。1999年發起了“思想戰役”，主要目標是用社會主義祖國的集體主義思想，給那些迷失在資本主義和追求成功的個人主義的錯誤道路上的羔羊以力量，使他們迷途知返。
然而，兩個嚴重的錯誤破壞了這場運動：一是沒有面對真正的經濟問題，而這才是讓古巴人對社會主義產生幻滅感的根源，二是運動是由革命退伍軍人發動的，革命軍隊的老幹部並不能勝任對他們身邊的數十萬年輕人進行大規模的持續的動員。只要物價和收入之間的差距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官僚教條的體制機能沒有得到任何革新，任何政治努力都不可能讓古巴人真的相信存在著一個既不受窮也不受壓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已經成為官方、官僚和等級制度的符號。令人擔心的是我們看到，就象在蘇聯一樣，最高層負責人的不正常做法已經使得可能出現這樣一種制度，它的各個方面，從經濟和政治選擇到社會正義目標，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教條和壓制來反對超出它所規定的政治條條框框的一切事物。
今天古巴的年輕人對公共空間的過於政治化（馬路上，媒體上充斥的大量廣告，工作場所和居住場所的強制會議）的回應是對政治的明顯的冷漠。就這一代古巴人而言，當你讓他們從政治上給自己下定義時，他們會說他們可不是形形色色的“菲德爾主義者”。只有對作為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性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尊敬和仰慕，才能解釋這些古巴人為什麼是與官方推行的意識形態，而不是他們所認為的一種制度所應有的“社會主義”觀念，價值和實際“保持一致”。這也是為什麼卡斯特羅不久以後的引退會讓人對社會主義制度還能不能生存下去憂心忡忡的原因。領導層精英非常清特羅這一點。他們不停地重複，把權力交給古巴共產黨（PCC）支持的勞爾·卡斯特羅是完全合法的，這種交接是在革命連貫性得到最大程度保證的前提下完成的。
政治危機不被承認時期的政府政策
自從進入開放和封閉的迴圈以後，古巴的體制往往是在最大程度的寬鬆後面緊跟著的就是最嚴厲的壓制。2003年明顯是新一輪壓制的開始，首先是在2003年初發動了反對非法的兼職運輸業和商業的運動，然後是在當年春天75個持不同政見者的入獄。由此我們見證了經濟的再集中化，社會控制機制的就位，這種就位隨著由28000個古巴年輕人組成的社會工作者團體的建立而得以鞏固，以及2005年開展的反腐敗運動。
在經濟上，對市場的部分開放和允許150個行業在一定範圍內自由經營的權利下放已經帶來了問題。實際上，人們可以按照他們自己職業從事自由經營的執照並非一直可以續辦，而且也很少發放新的執照。管制檢查日益頻繁----儘管有時候因為古巴人中間流行共謀交易，換句話說就是利益交換的緣故，人們會質疑檢查的有效性：老闆對下屬的雞鳴狗盜視而不見，而下屬從所得中給老闆留出他的那一份。既然幾乎所有古巴人的收入中都有一部分是非法所得，他們也就沒有興趣告發其他人，因為這樣做很容易引火上身。
經濟繼續按照兩條軌道運行：古巴比索作為國內貨幣可以買到定價很便宜的日用品，而可兌換比索（2004年底為了支援新比索被撤出流通之前美圓也是可以的）用來進行外匯支付。政府的目標可能是及時把兩種幣制合二為一，用一種新的貨幣取而代之。但是最近的政策並不支援這一目標。現實情況是，伴隨旅遊業和服務業（生物技術，優質醫療服務，歡迎拉丁美洲人尤其是那些來古巴做他們在本國做不起的簡單外科手術的遊客）的優先發展而出現的是古巴社會的地區割斷和社會分裂。
按照當初的預計，留給市場經濟的空間和功能都是作為被古巴國有經濟包圍的飛地。有些大城市郊區的街坊成了接待拉丁美洲客人的新的中心，這些客人等著接受預約的“妙手神醫”的醫療服務[6]。這些地方被有意識地和別的古巴人居住區分隔開來。一般都遠離城市中心，難以靠公共交通到達。通過同樣的方式旅遊中心一開始就被規劃成飛地，大部分旅遊中心在海邊，這樣一來外國人和古巴人之間的接觸就被嚴格控制在最小範圍。
然而，這些政策並沒有獲得圓滿的成功。越來越多的遊客、學生、記者和商人在城市裏和古巴人交相雜處，尤其是在哈瓦那，那裏才會滋生賣淫、賭博和其他的新興的犯罪。有些古巴的年輕人不再去上班，而是等著“尤馬”，那些能讓他們維持生計的外國人。許多其他年齡的勞動力也一樣：他們離開在公共機構的崗位比如說教師、醫生、律師或者護士去當侍者、計程車司機、博物館或者城市裏的導遊。這些新職業收入更加可觀，因為他們收的是外匯。
為了阻止資深的專業人士毫不猶豫地大批流向古巴經濟的市場化部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府已經出臺了龐大的計畫補救受影響最嚴重的兩個部門：醫療和教育。這就是“maestros emergentes”（“教師培訓緊急計畫”）和“infirmieros emergentes”（“護士培訓緊急計畫”）。“Emergentes”可以翻譯成意外的，但是也可以翻譯成緊急的。國家為了應對極度缺乏教師和護士而面臨的現實緊迫性實行的這些計畫，已經成了沒完沒了的笑話嘲笑的物件。參加計畫的年輕人，只接受了針對他們專業中最實用部分的短期培訓課程，就匆匆忙忙地拿到了文憑，和他們的前任相比無法在業務上達到相同的水平。古巴人對惡化的醫院和學校的公共服務怨聲載道。
就象木腿上裹的繃帶一樣，這些計畫因此只能是非常短時期內的應急方案。決不能代替對現行的國家人力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分佈的真正的質疑。如果人民在等待，能得出的第一印象就是政府和最高行政部門也在坐等，而且不敢實施真正的計畫來革新作為古巴革命的最初目標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為了保衛50多年來已經贏得的社會果實，這樣的計畫是必不可少的。
受控制的權力交接
當2006年7月31日晚上，新聞宣佈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病情以及因此要把權力轉交給他的弟弟勞爾的時候，邁阿密的古巴人沖上街頭自發地聚會。在古巴島上，街道上空無一人，肅靜沈默。接下來的幾天裏才有極少數人冒險在辦公室、建築工地或者公共汽車站這樣的公共場合聊起這個話題。被剝奪了獲知他們國家領導人健康的哪怕些微消息，受到在這種情況下加強了幾萬預備役人員的員警、國家安全部門和軍隊的嚴密控制，人民實際上被排除在決定權力移交的政治決策過程之外。
所以古巴人決定等待。有點違反常理地是，在意識形態壓倒性地佔據公共空間的古巴，反而有那麼一些人，我們無法準確的估計有多少，好象對政治無動於衷。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人會去問他們的感受，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對政策選擇產生任何影響。那些以國家的名義做出決定的領導人和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之間是隔絕的。這種政治冷漠帶來的無力感是令人擔心的，因為當資本主義復辟來臨的時候就幾乎不會遇到抵抗了，當年蘇聯解體成為俄羅斯的一幕又會重演。
因為在每一個地方都被召喚，古巴人民也就不在任何地方真正的存在。被黨組織和政府的領導幹部蒙蔽、鼓動和他們的長篇演說弄得不勝其煩的古巴人民，實際上已經在滿足日常需要的短促戰鬥中疲憊不堪，被撕成了碎片。越來越不願意與領袖在演說中所說的，為了國家的未來必須做出“革命的犧牲”這樣的豪言壯語保持一致了。面對廣泛的不滿，在此微妙和危險的時刻，這個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之間移交權力（按照官方的口徑是暫時的）的時刻，體制和它的最高層代表牢牢地強調連貫性。在卡斯特羅兄弟之間的連貫性，革命範式和價值觀之間的連貫性，由古巴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先鋒的角色所確保的連貫性。
在八月份各地都組織的支援菲德爾的集會上，毫無例外地以激進分子祝願“司令員”早日康復的插曲結束。七月份以來制度上已經發生了改變：在做了幾十年應聲蟲而不是提出政治動議的機構之後，黨的作用又一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党的常務秘書處又恢復了職能。公共場所出現的佈告讚揚黨作為革命進程唯一的政治制度繼承人。
因此在2006年7月31日由卡斯特羅的秘書宣讀的文告中，政治連貫性成了由他選定的繼承人當前的政治議程。很明顯，領導人們沒有興趣在這位歷史性的革命領袖仍然在世的時候提出激進改革的打算。在此刻他們從這種脆弱的現狀中獲得支持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目前這種狀態不會持續很久。勞爾·卡斯特羅沒有他的哥哥那樣的個人威信。
在國外他也沒有象他哥哥一樣的政治地位。所以他更難以大膽地面對壓力，不管壓力是來自島上渴望變革-——當然是進步的變革，能夠在保留革命的社會成果的同時獲得更多貿易、民權和政治上的自由——的古巴人民，還是來自國際社會和古巴流亡者團體，後者正在推動能夠在古巴最終產生一個西方模式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變。
當2006年9月中旬在哈瓦那舉行的不結盟運動高層會議上，菲德爾·卡斯特羅最終無法領導古巴代表團的時候，關於他的健康狀況和將在古巴發生想像中的“轉變”的推測就流傳開了。這位革命的歷史性領袖的地位一定受到了削弱。看上去很難想像他會收回在最高領導層的位置，撤銷儘管只是暫時委任給他的弟弟勞爾的權力。
現在談論古巴的轉變要麼太早要麼太遲。說太遲是因為直到今天，15年來分析家們都一直認為他們可以看到古巴無須任何根本性變化就會發生“轉變”。說太早是因為你無法用在南美國家政治體制變化和東歐國家從原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向民主的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發生過的政治時間表來衡量古巴的實際情況。
在古巴有一股進步的力量，努力使從蘇聯繼承的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向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轉變。這種新的社會主義是既保證民間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自由，又保留了以社會正義為目標的真正由人民參與的經濟模式。這股力量是弱小的。在古巴不存在獨立的能夠在公共空間發出和政府不同聲音的商業聯合力量和社會運動。所有的群眾團體[7]無一例外地實際上都是半官方組織，它們的作用更多的是充當最高層方針的傳送帶而不是捍衛其成員的利益。
既然沒有辦法從上層開始改變實際情況，有些成員就試圖從底層革新這些團體的內部機能。另外一些人為了反省作為政治進程的革命，試圖在這些無法避免的結構——應該說所有古巴人都要隸屬於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內部建設新的政治空間。涉及此事的是一些沒有正式組織起來的小團體，我們其實是在談論一個多少彈性地依賴這個時代的鬆散的網路。
這些團體當然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的古巴現實生活中構成強有力的革新，但是他們正在自己的活動範圍裏為了保衛革命的勝利果實而戰鬥，同時也重新佔領自從柏林牆倒塌以後已經被某些領導精英所享受的特權部分徵用的政治空間。正是在這些力量身上，我們看到了可以讓這個島國免於再一次淪為一個香蕉共和國或者經濟上依賴、政治上受制於人、缺少社會正義的美國的附屬國。
（吉恩.卡斯提羅，教師，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成員。他多次去古巴旅行。在文中他描述了古巴現狀給他的印象以及基於耳聞目睹的一些思考。）
注釋
[1] 西班牙諺語：“創新，決心，解決”
[2] 只要官方和公眾沒有矛盾，就能獲得對革命價值觀的支持，但是與此同時革命實踐卻日益背離這些價值觀（偷竊，欺騙，挪用，貪污，等等）
[3] “哦，這可不容易”，“這可是鬥爭，同志。”（西班牙語）
[4] 古巴外匯兌換券是可兌換的古巴比索。1古巴外匯兌換券=0.85歐元
[5] 《格拉瑪報》，古巴共產黨的官方新聞機關，2005年12月22日
[6] 毫不誇張地，“妙手神醫”，目的是一個簡單的手術就使那些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由於白內障失明的患者恢復視力，而他們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是做不起這種手術的。
[7] 這些團體是：古巴工人聯盟（CTC）；古巴婦女聯合會（FMC）；保衛革命委員會（CDR）；全國小農協會（ANAP）；大學生聯合會（FEU）；中學生聯合會（FEEM）；少先隊（小學生）和共產主義青年聯盟（U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