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鬥爭”和古巴的資本主義轉化
曼‧帕‧奧特加
當前古巴的社會正面臨危機。這只有在古巴生活一段時間之後才能體會得到。如果不掌握一定量的普通古巴民眾無法獲得的資訊，無論怎樣要得出這個結論都是很困難的。換句話說，因為資訊的缺乏以及政府操控著所有的資訊，要勾勒一幅適當的嚴肅的古巴現狀的畫面，是一個極度棘手的社會分析過程。
要試圖描繪這樣的畫面，古巴民眾除了歸納概括外別無選擇。然而， 古巴民眾能獲得統計資訊的方法非常原始且難以運用：這是個人經歷的問題（根本不會冒犯別人，沒有必要和其他的事情聯繫起來）；這是對出現在大眾媒體上的資訊（極端地被刪減並受到控制）進行詳盡分析的問題；這是有關以事實為基礎，經口頭流傳，來自於群體或個人經歷的自由評論的問題；最後，這也是有關一些玩笑 ----另外一種形式的評論的問題，這種評論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事實作為基礎，其真實性有待核實，而正是這樣的評論在某些主題上使得大多數有不同反應的人們從漠不關心到害怕。
古巴人民沒有掌握多少有用的工具去抵禦那些毫無價值的政府“提供的”被反復利用，而且還可以再反復利用的資訊。有人可能會說現存的不同的政治體制都會做同樣的事，這不是對待古巴人不同於世界其他國家民眾的原因。但有兩個有力的理由去反駁這兩種現象：
§ 首先，公民們必須在他們所在的社會以及整個世界，為反對國家的霸權行為而鬥爭來擁有獲得資訊的各種渠道，這樣他們的聲音才能夠被別人聽到。
§ 其次，古巴歷史上一直聲稱自己是社會主義。但是，沒有標準的多樣化，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組織辯論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僅只停留在理論上（那種來自對他人觀點和理念的包容的自由而不是自由主義理論家們的抽象的自由），這樣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空洞的術語。這樣的社會主義甚至都不值得人們去關注，它的機構僵化，這種僵化就是強權的“社會主義”部門控制著生產活動。
要重新來衡量這些標準的價值，已被那些聲稱自己是“古巴人民的朋友”的人忘卻了的標準，我們想簡要地反映一下當今古巴的一個側面，一個當我們要描繪我們談到的這種情況時必不可少的方面。這就是“思想鬥爭”，它已經廣泛地影響了古巴社會而且世界上大多數人民正以積極的眼光來看待它。
從保護兒童的權力 …
思想鬥爭開始五年之後，它成了古巴的一種政治行動，在1999年12月，其目的在於通過深化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和輿論鬥爭來維持歷史上的“革命”的官僚主義，而且其主要對象是古巴人民。
和任何政治行動一樣，思想鬥爭是連同一個事實共同開始發揮作用的：保護古巴兒童享有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權力。我們感興趣的不是伊利安事件的來龍去脈，也不是這個事件最終如何可能獲勝。我們只是想要強調某些要點。
§ 首先，伊利安事件，如果撇開人道主義的因素不談，是一個國際法和相關國家的特殊法律都不得不介入的家庭爭端。
§ 第二，通過一些在邁阿密的不妥協的古巴流亡者，美國以及古巴都忽略了先前的一些看法而進入一場調停的和半合法的鬥爭當中 ---- 實際上，事件是由於聯邦調查局力量的介入和比爾∙克林頓總統為解決衝突做出的個人決定才結束的。必須注意到，如果我們面對的不是克林頓而是布殊，古巴人民的遊行示威終將是徒勞的。
§ 第三，伊利安事件標誌著古巴在國際上史無前例的勝利，這一勝利鞏固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而且幫助古巴找到了一條深化反美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鬥爭的途徑和通過加強古巴民眾對存在一個王道樂土的認識來產生新的政治文化薰陶的辦法。
§ 最後，伊利安事件發生在古巴複雜的政治局勢之下。當旨在於改善個人生活的移民，不管其合法或非法，由於其數量的增加正在變成一個社會問題時，古巴政府不可能設法再動員人民（長期以來當權派的主要人物們首先呼籲人民要對作為政治體制合法性主要武器的領導人們充滿信心）。伊利安事件在改變古巴對移民問題的看法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必須承認古巴僑民是為了物質生活的改善而離開國家的。
… 到思想鬥爭
伊利安事件塵埃落定後，古巴以及它的總司令菲德爾∙卡斯特羅為了確定國家未來開始提出一些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建議”（實際是強加的）。然而這很明顯是在為這場很早就開始而且只有一個目標的鬥爭找理由：保持革命的官僚的中堅分子和新的當權派的權力，和如今已被家長制的福利國家固有的物質和文化的新奇事物所掩蓋了的操縱和壓制國家的手段的重複。
然後思想鬥爭就誕生了。這一政治行動產生了軍隊 – 這是政治骨幹和意識形態的代名詞，旨在於完成一個計劃，如果我們認真看待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講話，這計劃也就是這個政權的最後一張牌了。如果思想鬥爭失敗了，這就是將要失敗的古巴社會主義，這個政權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不會發生的，她會竭盡全力來整日宣傳這種嘗試是戰無不勝的 。
為了理解歷史上古巴官僚主義的這次最後的一搏，那就有必要研究它的基本原理、基本主張和實現他們的手段。
通信手段的現代化
為了讓思想鬥爭得到推廣，有必要建立一個功能優良的保障基礎。有必要把當今的新技術運用到政治攻勢中去，古巴政權也意識到能接收到其政治宣傳信號的人數是不夠的。所以必須要讓最廣大的民眾能夠看上電視。
熊貓電視的思路就是這樣產生的。古巴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協議，中國負責以合理的價格銷售一百萬台高質量的電視機。為了分配這些電視機，再次採用了70 和 80 年代的分配機制：給值得嘉獎的工人發放家用電器。此外，通過對各行各業的壟斷，它撤下了在外匯商店銷售的電視，取而代之的是高價的熊貓電視（大約450 美元）。但是現在不可能找到很多值得嘉獎的優秀工人，而且外匯商店很快就不得不把電視價格降低50%， 因為老百姓不願意付這麼多錢買一台沒有保障的機器（很多人對拒絕購買有著頗具邏輯性的理由，他們不信任一個不知名的品牌，這反映了消費者保護意識的存在）。
互聯網在近年來古巴的社會生活中也已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伊利安的“鬥爭”中互聯網是不可或缺的，打那以後古巴政府意識到通過建立自己的數位系統和通過控制公民的使用來推廣互聯網的可能性。目前互聯網只能供企業和政府任命的人員使用。然而老百姓躲避開這些法規，自己私自連接到電話線上，而且人們可以通過出國工作，來自政府官員的禮品而獲得電腦。
文化的幻想
老百姓能夠接近所謂“綜合大眾文化”是思想鬥爭的基本組成部分之一。根據古巴政府和社會群體組織的解釋，這個名詞定義了公民所應該擁有的平均文化水平。
很顯然，象所有的國家機構一樣，政治和群體組織一定會為了達到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他們不會考慮這場運動會使古巴人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付出何等的代價。對於後者，自不必說，別忘了其他類似的運動是完全失敗的（為上千萬噸食糖的收穫做的宣傳運動；為了完全向蘇聯社會主義看齊的教育運動，而這僅僅引用了兩個例子而已）。為了達到綜合大眾文化的目的，古巴政府已經建立了一些系列的文化和科學機構，它們與現代進步哲學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同時依靠其先進的邏輯超過了它，可最終還是沒有對產生一個自60 年代以來作為古巴政治領導層目標的新人起什麼作用。
2004年，在欠發達的古巴只有四個頻道。直到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們才只有兩個頻道。電視節目除了一個重要的方面外基本一成不變；如果他們增加了數量，但沒有提高質量，那就是因為思想鬥爭的緣故。
對青年的意識形態招安
新的緊迫的培養醫療教育“專業人才”的計劃在改進古巴社會必不可少的服務方面取得了預期的進步，有些事從90 年代初以來已經變得很複雜。
在那些年裏，開始了一場專業人士摒棄醫療教育部門的行動，引起了很大的危機。醫療方面，還是得到了保障；這一職業在古巴社會一直存在，為了迅速解決問題，在頭一年增加位置的數量已經足夠了。
然而，這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得出的，因為它開始於一場吸引年輕人學醫的運動。於是我們看到了家庭醫生的出現，這是一個在預防藥品方面取得成功的積極的嘗試。但在過去幾年裏，老百姓總是抱怨這些成批培訓出來的學生的低水平服務質量，不如幾十年前的水準。對於護士和醫療技師情況也一樣（理療師，物理理療師等等）。成千的沒有達到大學水平的年輕人組成了“緊急”醫療大軍來幫助政府彌補失去的時間。
在教育方面情況就更嚴重。同樣的現象發生但形式不同：在多個學科裏的，出現防止教師和教育系統貧乏的“緊急教師”。
據政府的講法，“緊急教師”建立起來使得社會各階層的年輕人都能有機會從事大學級別的職業，這樣就能從新的社會文化計劃和革命的進步當中獲得社會福利。目前這種思想的出發點正變得明顯：古巴教育和醫療服務的危機；另一個重要原因，幾十萬的年輕人找不到他們在社會的位子，不管是在教育系統還是勞力市場。
這是兩個因素造成的結果。首先，是產生社會科學尖子的邏輯。大學培養的是精英公民，所有小學生不是都能進入的，反之他們可以通過社會化的和基本的教育系統得到培訓。
第二，如今的古巴沒有什麼吸引年輕人的工作，因為政府拒絕為大多數職位提高工資（擔心通貨膨脹）。
因此，年輕人不斷轉向那些能夠給他們帶來好處，有機會達到較高生活水平的工作；旅遊業、私有的服務行業和消費商品生產業，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方面的。所以從90 年代末以來，已有成千的年輕人被排除在工作和古巴的教育系統之外。這在其他社會是“正常”，但在古巴社會主義裏就不是，在那裏我們可以假設現代（資本家）的合理性並不起作用，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社會，或者說是一個正在努力變新的社會，成千的年輕人混跡街頭無所事事，政府的過失實在難以想像。
於是政府正在制定一些條框來讓年輕人有事可做：緊急實施新教育和用工計劃，這能夠控制年輕人的躁動和暫時解決專業人士缺乏的問題。
但是這些計劃中最荒唐的是過去3、4年裏一種新的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的產生。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僅僅學了1年的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和一大堆政治的東西就被安排做社會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創造出幾千名“全能的”大學教師 ---- 一名教師既教西班牙語，又教自然科學、歷史和地理 ---- 靠他們以古巴社會主義的最佳方式來“培養”古巴的兒童和青少年。
這些新的，被政府稱為“靈魂醫生” 的社會工作者們，負責確認需要及時可靠的社會救助的家庭和個人的案子並轉交給適當的機構。然而很多人抱怨這些無能的粗製濫造的年輕人，他們居然被委以重任去幹即使是最優秀的專業人士都感到困難的事情。
再次重申，我們並不否認的確有些年輕人是稱職的，能夠完成交給他們的任務的，我們也不否認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忠於職守的。但是如果把各種因素都考慮進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古巴政府的策略正隨著古巴社會的對外開放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應。問題是要拉攏這些可能對國家有潛在威脅的青年，讓他們忙於某些事務，因為他們在其工作單位會加入群眾組織，這樣就有可能控制他們。
保留精英分子
這裏涉及到的是一個長期的計劃，它旨在於保留住這些新的政治精英、新的領袖、古巴“社會主義權力”的鞏固力量，以及這個島上所有政治活動的領導人物。目前古巴的政治行動就是對人民的全面控制 – 主要是針對年輕一代 – 以便他們將來能夠俯首貼耳地接受政權的繼任者。這種政治體系使他們變成野心家，同時或多或少玩世不恭地吸收政權給與他們的東西，這些東西能夠使得老牌的官僚層級制度維持一個平衡並確保其未來。我們可以想像到在這種背景下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今後將會全力支持古巴政府的立法提案，因為它將通過維護他們的利益，急他們所急，想他們所想來確保他們基本滿意。而那些不加思索，不知不覺加入到這個隊伍裏的人，將不得不隨波逐流，因為他們別無出路。
這些是思想鬥爭最重要的基礎和機制。也許古巴在國際上的一些朋友在對這個計劃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之前，應該清楚這些反映。
思想鬥爭是古巴政府統治人民的一個機制。我們不認為我們應該毫不批判地接受這種強權的官僚主義和古巴新的管理者，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把政治當作實現他們野心的工具，他們為的是保住他們以千百萬人民的勞動為代價換來的的位子和特權。我們也認識到這個國家正試圖以各種手段來贏得人民的支持。
古巴政府正依賴于對人文理想和正義的最基本概念的操縱來實施她的計劃。說白了：每個國家都是這麼幹的。古巴的問題在於國家似乎站在左的立場上做這件事情，反之別的國家就不是。
對許多古巴人來說思想鬥爭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而它靠的是建立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這是大錯特錯的：如果它是一種反美帝國主義的新形式的話，那它除了國家官僚主義和新的管理者外沒有別的階級目標。根本沒有任何途徑可以創造一種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相反它正利用和資本主義相同的統治機制以集權和孤立的國家主義來完善和發展自己。
Ø 曼努艾爾∙帕茲∙奧特加是一位古巴的知識份子，以筆名寫作，自稱為“自由的社會主義”。
注釋
[1] 本文，“在朋友中間流傳”，寫於菲德爾∙ 卡斯特羅生病並交權給他弟弟勞爾之前。我們在此刊出原稿的一個簡短譯文。
[2] “Emergente”（緊急）這個詞有模棱兩可的意思，容易使人糊塗。一方面，政府用它來指明緊急事件，即由於創造一個新社會的革命計劃而誕生的一種新的專業人士。 但我們通過urgency（緊急）也能理解培養新的專業人員來滿足社會物質醫療和教育這樣重要的社會需求，這些都是古巴歷史上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的支柱。
(譯自《國際觀點》總第386期——2007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