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字 路 口 的 古 巴 改 革
揚．康拉德
1989年以來，世界上很多報刊——不僅是那些與邁阿密古巴移民中的“反卡斯特羅分子”有關的——經常聲稱卡斯特羅政權的末日到了。2006年夏天菲德爾.卡斯特羅住院治療再次成為這種只能稱之為謠言的消息的又一機會。
在蘇聯解體和隨後美國加強了貿易封鎖15年之後，儘管被迫突然終止了和那些被稱為“真正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原有對外貿易的85%，儘管要面對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的政治、經濟壓力，儘管還有相當程度的官僚主義化和某些官僚機構對復辟資本主義的渴望，以及貧窮、短缺和社會分化，但1959年革命所創造的古巴社會和政權還是堅持生存了下來。
要緊的是什麼？
如果在世界報刊中經常刊登的報導特別執著於古巴政權的諸多錯誤和失敗，那不僅是因為大多數記者是在試著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來理解古巴這個不同的社會，也是因為，這些報刊，就象控制著這個世界的資本一樣，正在期待著古巴社會主義事業的末日，因為在古巴，重要事項正處於緊急關頭。
鑒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幾乎在全球各地被重建，商品滲透的最後障礙正在被解除，以此來促進剩餘價值（是資本為其自身所保留的勞動價值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在所有的產品都被售出以後才能實現）的實現，但是古巴仍然在堅持抵抗。這種抵抗鼓勵人們思考，另一個世界可能是什麼樣的，因為即使古巴的社會制度在世界市場的壓力下不得不有所讓步，她面對商品的絕對優勢仍然沒有投降。
古巴經驗存在的時間之久對拉丁美洲的鬥爭並不是沒有影響的。雖然在全世界範圍內資本對勞動的進攻正在激起全面的抵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在不斷喪失合法性，但是只有在拉丁美洲——在委內瑞拉，在玻利維亞，以及最近在厄瓜多爾——拋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結果是，那些國家的政府不僅談到了社會轉型，而且開始論及“21世紀的社會主義”。
因為儘管有很多缺點，古巴仍然可以作為這個貧困狀況不斷惡化的大陸的一個參照模型。而且，在上述我們提及的國家中，與帝國主義決裂的政府的出現，減輕了帝國主義對古巴的壓制。美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最近的失敗，尤其是美洲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失敗就是證據。在以把一切財產都私有化為目標的經濟模式橫行世界20年後，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政府重新復興恰恰是國有化的思想也是一個證明。
來自古巴革命的社會制度能夠生存下來看上去有點像奇跡，但是確實是真實的。首先，因為古巴面對帝國主義時的抵抗頗有幾分像神話中與巨人歌利亞搏鬥的大衛。但也是因為古巴社會已經經歷了官僚主義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卡斯特羅主義者領導下的方針導向使得嚴重錯誤變得最糟糕。
危機中的經濟
由於受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而被孤立，古巴革命別無選擇而只有在經濟上向蘇聯集團靠攏。但是這樣一來就必須屈從於克里姆林宮的要求。首先是要被強加一個把建立在工人的自我管理，生產者的自由協作和民主計劃基礎上的集產主義生產關係排除在外的經濟模式。而代之以一個不給生產者自主積極性任何空間的、中央管理的經濟模式。在實際運行中，成為一個浪費嚴重的完全依附的經濟體。
這種中央的、等級制的管理正是不平等的基礎。尤其是在隨著與蘇聯陣營的貿易萎縮直至中止、物資短缺加劇的情況下。今天這種模式——仍然錯誤地被古巴領導人與社會主義計劃混為一談——正處於崩潰的過程中。
一個例子足以表明這種現象的範圍已經有多大：大多數古巴官方統計顯示，平均工資根本不可能100%滿足基本食物需要。而經濟學家還在那裏討論這樣的工資能否滿足80%，60%甚至更少的的需要。如果大家注意到古巴人民不是在過一種奢侈的生活——少數新近富裕起來的人除外——在這個島上人民只是勉強沒有餓死而已，那麼如果再有十幾年工資還是買不起必需的食物，這種事真的會成為事實。
換個說法，也就是說經濟生活中真正有意義的部分和計劃並不吻合，可以由此推斷出是其他的社會關係才使得古巴人民得以糊口。那麼是什麼關係呢？是建立在擴大的小商品生產部門、旅遊業和所有能夠帶來好處的往來，包括賣淫基礎上的市場關係。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地下經濟，從“淺灰色”市場到黑市。
但是也存在各種各樣逃脫了經濟管制的非市場關係，和公民們違反或者避開管制規定互相為對方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有時候會有金錢報酬，但是由於缺乏一個能定價的統一市場，所以即便如此它也算不上一個市場關係問題。
小商品生產部門和“外匯市場”（可兌換比索）以同樣的方式發達，是古巴經濟無法棄絕市場和中央管制的經濟烏托邦無能為力的指示器，非市場交換關係的普遍化說明官僚政治無力規劃經濟活動，也說明社會渴望不同的社會關係，因而以一種“異常”的方式來表現自己。
而且，每一個古巴公民，像所有那些知道生活在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怎麼一回事的人一樣，清楚為了哪怕是部分地滿足他們自身的需求而避開市場關係和（受到員警保護的）管制，必須消耗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精力和創造力。而這些精力和創造力原本是可以被用於為生產者之間的自由協作服務的。
官僚主義化
由克里姆林宮強加於古巴的——針對切.格瓦拉開始進行系統闡述的批評意見[1]——管制經濟產生了一個對古巴社會而言是沉重負擔的毫無用處的寄生階級。費爾南多·馬丁內茲·埃雷迪亞（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一位著名的批判的古巴馬克思主義者，談到這個問題時說：“雖然國家的官僚主義化不能用官僚的數量來衡量，但是數字是雄辯的：根據1986年的統計，在12年裏（1973-1985），官員的數量就達到了原來的2.5倍。”他繼續說道：“許多交流方法都失去了它們原本應該起的作用。從大眾對抗有利的工具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現在都完全變成了宣傳工具，這很明顯完全不是一回事。”
“到處都被強加了東歐的意識形態，甚至達到了這樣的地步，在官方演說中充斥著對蘇聯及其制度假想中的成功的讚美之辭，離譜到認為任何批評在意識形態上都是不健康的。”[2]
古巴革命的歷史性領導人，尤其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總是與官僚階層保持一段距離，有時候公開地以某種姿態處理特權問題。但是同時為了治理國家也依靠官僚階層。
修正進程始于當蘇聯在1985-1986年開始與古巴就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進行磋商的時候，後來為了準備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1991年10月舉行）在1990年3月開始進行討論，此舉引發了好幾次上萬人規模的集會，人們注意到集會期間提出了上百萬條的批評意見，但是並沒有導致按照生產者自己的意願來運行經濟。而古巴經濟體制仍然是集體財產生產方式和私人化管理兩者矛盾的囚徒。這一矛盾可以通過私有化解決——因此就象在前蘇聯，東歐國家，中國和越南那樣復辟資本主義——或者通過管理的集體化解決，古巴領導人正在勉力維持一種並沒有多少效率的行政管理。
面臨著蘇聯式制度崩潰的危險，我們已經看到了經濟改革的跡象——1993年可以合法擁有美元，1994年重新開放農貿自由市場，1995年批准外國投資——必須認識到這並非朝著管理集體化的方向前進，而是與此相反。最後讓我們注意從那時起實施的各種措施，其目的是為了限制在前述改革停滯的基礎上積累私人財產的可能性。再一次地，這種積累不是建立在社會控制機構的發展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行政和官僚控制的資源基礎上。
過渡與市場
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改革的主要後果是非常清晰的社會分化。“毫無疑問——費爾南多·馬丁內茲·埃雷迪亞在我們前面引述的採訪中解釋道——與拉丁美洲或者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是最小的。但是對古巴來說就格外地大了，在這個程度上說人均收入的分配可以作為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對照物。然而，我們還是不能說出現了不同的社會階級。”[3] 社會分化已經對制度合法性的主要元素構成了挑戰，而與此同時對金錢的膜拜日益增長，如果不考慮市場關係強有力的滲透和——尤其是受軍方勢力控制的——外國投資（就象通常的一樣，積累和輸出資本）的出現，我們確實還不能讓古巴的新富翁們有積累資本的自由，然而我們還是會看到在非常少的一小群人的銀行帳戶上非常巨大的儲蓄額的出現。我們的這些改革會在明天構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
市場關係的重建和對金融標準的依賴毫無疑問是必要的。建立在短缺基礎上的中央管制無論如何不能代替市場。市場是一種社會關係，只有一種單一的高高在上的社會關係會產生枯萎。“計劃——托洛茨基1932年寫道，當所謂計劃（實際上不是基於社會需求的知識而是中央管制式的）的第一個災難性後果出現的時候，——被叫停了，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通過市場實現的。
市場本身的規則必須取決於通過它自身的機制表現出來的趨勢。部門生產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驗證它們的經濟效益。過渡經濟的體制不用盧布加以控制是難以想像的。前提是，按照其自身的規律，盧布是與其面值相等的。沒有穩定的貨幣單位，商業會計只會增加混亂。[4]”批評了摒棄市場的行為之後，他繼續寫道：“這意味著在現階段，正確的和經濟上健康的集體化不應該導致新經濟政策的取消[5]，而應該漸進地重新制定方法。
然而,官僚主義貫穿整個過程。面對新經濟政策實行的不均衡，官僚主義扼殺了新經濟政策，擴大了強迫手段的使用範圍並取代了市場規律”。[6]他最後總結道: “在冒險主義攻勢之後, 有必要實施經過盡可能深思熟慮的撤退計劃。”[7] 。
在此我提到俄國在20世紀30 年代初辯論中的措辭，是因為從斯大林主義者那裏借用來的經濟圖解深深地打上了思考轉型社會，首先是古巴，的烙印。並且因為關於市場消極影響的批評會導致倉促下結論，因而足以使人們摒棄市場。現在的市場關係是社會關係，是與一定的物質生產水平相對應的, 不能“被清算”。
如果市場被取締，它們將以一種偷偷摸摸的方式表明它們自己，腐蝕其他所有經濟機制的基礎。但既然這是社會關係的問題, 就可以通過建立其他可能的社會關係來獲得控制市場的辦法。市場只能由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有意識的集體協作進行有效地控制。而不是求助於依賴高壓的官僚主義行政官員。因為這些人，就象被蘇聯、東歐、中國和越南的經驗所驗證過的，遲早會由於對社會關係的適應和被它同化而完蛋，從而產生一個新的統治階級，而這種社會關係本來是應該由他們控制的。
保衛勝利果實
在領導古巴革命的那一代領導人即將必須離開政治舞臺的這一刻，古巴社會處在十字路口。她成功地在最近15年保持了非資本主義路線，即使是以引發了內部矛盾為代價。無疑，這是古巴領導人有意識的選擇。同樣，古巴領導人已經顯示自己是有能力與那些因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它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被孤立的國家建立國際主義關係的，在委內瑞拉，在玻利維亞，以及——最近——在厄瓜多爾。古巴的援助對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所取得的進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即使在那些歸根到底只有靠他們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復辟保衛古巴的人眼中，由於缺乏一個能夠容納古巴大眾自主能動性的機構，哪怕是部分的重建市場社會關係以及行政控制的話題，都會使人民更加消極和憤世嫉俗，喚醒年輕人[8]中的看法，削弱古巴制度的合法性。
曼努艾爾·巴斯奎茲·蒙塔爾班（Manuel Vazsquez Montalban）提出以下相當簡潔的準則: "古巴革命應當保衛本身的最精華部分, 並且為當今全球化進程中的日益全球化的人們提供可供選擇的範例。但要做到這點，它必須克服自身的最壞的部分, 這一部分對參與機制，批評和權力機制的改變懷有敵意。"[ 9 ]有一個在等待答案的懸疑問題是，古巴革命是否還有生命力支撐到棄絕“自身最壞部分”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如果古巴工人沒有忍受過如此強大和曠日持久的折磨，他們就再也不能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把未來握在自己的手中。
注釋：
[1]特指他關於蘇聯經濟指導手冊的批判。見Michael Lowy和Celia Hart所著《我們在古巴》系列叢書。
[2]見1998 年7月Eric Toussaint在哈瓦那採訪 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的文章，在緩慢的步幅革命（Le Pas Suspendu de la Révolution）出版，批評古巴現狀的方法（Approche critique de la réalité cubaine） (由Yannick Bovy 和Eric・Toussaint 編輯), Cerisier版, 2001 年, p.80。對那些讀法語的人而言, 這本合刊, 包括了重要馬克思主義者、古巴人和非古巴人的創作, 對古巴今天的任何一次討論仍然很有價值，是並不過期的指南。）
[4] 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932年著《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開拓者新聞出版社, 紐約1973 年, p. 274 。
[5]新經濟政策(NEP) 1921 年提出，包括了經濟領域方面部分回歸市場聯繫的內容。在四年內戰中這一部分被摒棄，因而導致“戰時共產主義”體制種的強制手段實施起來效果不佳。
[8]資本家聚集地（特別是旅遊區域）與主要受行政管理的其他人之間（正式被定義為社會主義計劃）的共存越發像個笑話："社會主義意味著貧乏，資本主義意味豐盈..."。
[9] 见《緩慢的步幅革命》的序言（Le Pas Suspendu de la Révolution）。
(译自《国际观点》總第386期——2007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