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九十年仍在
大衛‧曼德爾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事件。然而由於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撰寫，不大為人所知的是，十月革命是向橫行工業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出有力挑戰而打響的第一槍，並在殖民地國家產生了強烈反響。在 1918 到 1921 年間，遍及各地的工會成員數目和罷工的天數都達到了新的高潮，同時，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派的地位也得以提升。
在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芬蘭都發生了以工人階級為主要力量的革命。在義大利、在法國和波蘭的部分地區也曾經出現過革命情形（那是真正的一觸即發的革命前夜）。在1919 巴黎和會的備忘錄中，英國首相這樣寫道：“整個歐洲呈現一派革命態勢。工人們對於戰前存在的生活狀況有著極大的不滿情緒；他們滿懷悲憤。整個歐洲當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受到了廣大民眾的質疑。”
北美也同樣沒有逃脫這種動盪局面的衝擊。加拿大在 1919-1920 年間經歷了大規模罷工，包括數起全城規模的總罷工。大多數罷工者走上街頭並與其他工人團結一致，一派激進之態勢。當時的總理 Robert Borden 後來回憶道：“一些城市中出現了組織嚴謹的鬥爭運動，試圖推翻當時的政府組織，運用從俄國革命中獲得可笑理念，用一些粗野且異想天開的方法取而代之。在一些社區有必要用鐵的手腕來鎮壓革命，而從那時起，我沒有退縮過。” 溫尼伯（Winnipeg）大罷工演變成了小規模的內戰，在員警加入了罷工隊伍後，聯邦政府不得不裝備起一支中產階級國民軍來進行鎮壓。其實，遏制和暗中破壞工人力量是政府在當時建立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的動機之一。總感覺市政員警和地區員警本身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在美國，工會成員數量在 1916-1920 年間翻了一番，達到 5 百萬人。1919 年，占全美工人總數 20% 的 4 百萬多工人罷工。同一年，36萬5千多位鋼鐵工人策劃了美國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罷工，而西雅圖（Seattle）發生的一次總罷工使整座城市陷入了癱瘓。
但是除了俄國，其他各地的革命風波都被無情地鎮壓了下去。其中失敗的根源在於法西斯主義的得勢（法西斯主義是反工人、反社會主義的運動，它到處贊同同情資產階級，且經常受益於資產階級的物質支持）以及史達林集權主義。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是前德國社會主義革命領袖，於1919 年 1 月被原法西斯主義成員暗殺，他恰當地評價了人類在“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之間不得不做的選擇。
1917 年 6 月 10 日，彼得格勒——“所有權力交給蘇維埃”
但是，如果西方革命風波的失敗與法西斯主義抬頭之間的關係相當清楚的話，那麼前者與史達林主義興起之間的聯繫就不易理解了。
1917的俄國共發生了兩次革命，一次在 2月，另一次在 10月。1917年 2月的革命推翻了沙皇極權統治，民眾當時並無意向資本主義提出挑戰。這就可解釋為什麼他們允許自由主義者——有產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和貴族）的主體政黨組建臨時政府。而工人和農民的目標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並無償分給農民），放棄俄國帝國主義戰爭目標以建立積極、民主、和平政策，和八小時工作制。
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黨派包括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人都支持自由主義政府。然而，列寧在 4 月初返回俄國很快就使布爾什維克了發生了轉變。他之所以能這麼快實現這一點，是因為其政黨具有壓倒性的工人階級的普通成員和中層領導很早以前就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出結論：有產階級反對民主，並強烈支持俄帝國主義。根據這一觀點，只有在工農政府領導下，反對有產階級，革命才可能成功. 但在二月革命帶來的表面上全國統一的欣快時期，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暫時丟棄了如上觀點。
在 1917年4月，列寧的主張真正創新之處（概述於他著名的《四月提綱》）是他號召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至少社會主義革命是布爾什維克所關切的。基於列寧對世界戰爭及在戰爭國家中革命可能性的分析，他在1915年時得出上述主張。但事實上，在其他蘇聯社會主義左派中，托洛茨基甚至更早就已推斷出：無論其最初目的是什麼， 只有推翻資本主義，蘇聯的革命才可能成功。
自 1917 年 4 月起，布爾什維克就號召要組建蘇維埃政府和由工人和兵士（後者絕大多數是農民）在二月革命期間就已選舉出來的議會。這是一個剝奪有產階級公民權的唯一的民眾政府。該主張起初並沒有得到太多民眾的支持。民眾認為並沒必要疏遠有產階級，因為他們在二月革命期間好像都已經參加革命了。況且這會引起誰也不願看到的內戰。彼得格勒（俄國西北部港市，革命後改名列寧格勒）的金屬業工人，作為工人運動的核心力量，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此外，在俄國首都，一些城區的蘇維埃在二月革命期間自己要求建立蘇維埃政權。
以後的8 個月裏，民眾沒有積極回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部分臨時政府遭受破壞，企業資本家用關閉工廠的行動來支持反革命，民眾面臨日益加劇的反革命軍事行動的威脅. 此時，布爾什維克主張的正確性對公眾而言變得顯而易見. 全國民眾都要求把政權立即轉給蘇維埃。這一主張終於在當年的 10 月 25 日，也就是西方朱利安日曆的11月7日以最小的流血犧牲得以實現。
據此觀點，十月革命應看作是對二月民主革命（反對行將發生的反革命威脅）的保衛式行動。然而由於這第二次革命的物件為有產階級，它必然地解放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動力。同時，十月革命不僅僅是一次保衛行動。蘇維埃奪取了政權，並希望在西方社會影響和推動民眾以俄國的革命為樣板進行革命運動。這不單單是一種國際理想主義的表現，而且被視為革命生存的基本條件。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把俄國視為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業國家，缺乏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政治條件。因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推行需要西方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並且還有更多急需解決的、在沒有西方社會革命支援的情況下無法找到解決辦法的緊迫問題。本來，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就從來不會接受發生在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事實上所有工業國家（及一些非工業國家）派軍隊反對蘇維埃，和/或資助本地的反革命力量。他們還在經濟和外交方面設置障礙，反對蘇維埃政權。
另外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過大的農業比重，農民佔全國人口的大約 85%。農民會因布爾什維克搞土地革命並讓俄國脫離帝國主義戰爭而給予支援，但是作為一個階級（特別是他們中的進步和中間分子，後者為大多數），他們是自發的集產主義者。一旦分到土地，他們就會反對工人，而工人就會被迫接受集產主義措施來保衛革命，並保證他們自己的生存。
這一分析並不僅限於高層布爾什維克領導，還廣為工人階級所接受，而工人階級強烈反對西方階級鬥爭的盛衰和沉浮。孟什維克作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起初也拒絕支持十月革命，認為俄國缺少社會主義條件，但後來也贊同這一分析。這就是為什麼最後在 1918 的德國革命爆發時，這一政黨中的大多數人都聯合一體，同力合作於蘇維埃政權的原因。故此，西方的革命也成就了俄國的十月革命。
不同於所有特例，俄國的革命在經濟幾近崩潰的情況下把零散的軍隊組織起來，在飽受資本主義世界排斥和隔離的情況下生存下來並取得了勝利。這主要是因西方的工人運動高潮而成為可能，因為工人運動限制了帝國主義政權的軍事干涉力量。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巴黎的政治家端坐在堅實地面的薄殼上，而下面卻是一觸即發的社會變革……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說明聯合政府不能實現白俄羅斯的願望並運用大量軍隊進行干涉的原因：沒有可靠的軍隊。主要政治家們和軍事家們的意見相同，往俄國派遣大量軍隊，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倒戈。
對於邱吉爾派遣更多軍隊的要求，英國首相的答復為：“如果英國對布爾什維克採取軍事行動，英國自己就會變成布爾什維克而我們在倫敦就會有蘇維埃.” 這可能對布爾什維克的即時威脅有所誇大，但是港口工人拒絕裝載武器，民眾抗議遍佈全國，大罷工無處無時不在，還有更加具有決定性的行動（已經建立 350 個各地工人議會，蓄勢待發，僅差號令）阻止英國與法國一起在1920年8月採取大規模軍事干預。工人政黨所採取的無私行動，因其總體改革領導而出人預料，成為當時的恰切之舉。並且為革命的生存直接做出了貢獻。
這場革命也頂住了農民的敵意. 由於蘇維埃政府的糧食壟斷及其徵購農業盈餘的政策，其實大多數農民並沒有盈餘，使得農民變得疏遠. 然而農民也認識到，布爾什維克是戰勝反革命的唯一力量，而反革命會把土地改革淹沒在由農民自己的鮮血彙成的海洋之中. 比如，1919 年春在伏爾加中部地區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數月之後，白人將軍鄧尼金依靠農民的支持從南方發起了一場大規模進攻行動. 對於布爾什維克而言，這是內戰最危急的時刻之一. 他們盡了一切努力，包括鎮壓、宣傳，對中農免稅、以及對參加叛亂者的大赦。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但是，只有當鄧尼金的軍隊開近莫斯科而農民們看到地主又要活靈活現地回到他們身邊並成為直接威脅時，形勢才發生了轉機。當時，叛亂只是自行瓦解，而幾近百萬的農民逃兵又主動返回到紅軍隊伍。
經歷3年的內戰和外來干預後，蘇維埃的勝利也讓俄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數百萬人死去，大多數死因為饑餓和疾病；經濟慘遭破壞；作為革命運動推動力量的工人階級死傷嚴重並流離失所。隨著革命的孤立，由於官僚獨裁統治生長並在後來的數年內得以鞏固，這兒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地帶. 這就是為什麼斯大林藐視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1924年聲明俄國確實可以建立一個隔絕於世的社會主義的原因。此外，這一“理論”成了其他國家共產黨從屬於俄國官僚寡頭的正當理由，也成了一種號召其他共產黨放棄其自身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的策略方針。這個官僚獨裁體制不僅對國外的、尤其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沒有興趣，而且直接感到來自國外革命的威脅。這個體制很快就用鎮壓機器來對付支持它的工人階級，並在後來的六十多年裏維持它的強勢統治。
為說明 1918 年春工廠委員會使工廠全國化（這是 1917 年 11 月布爾什維克所沒有預計的措施）的需要，一位元激進主義分子解釋說：
當時的情況大概是工廠委員會取得了企業的完全控制權。這是我們的革命整體發展的結果，也是展開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無產階級並沒有像當時的形勢取向那樣進一步向前邁進，而是簡單地做了當時的形勢要求他們不能不做的事情。
並且就像許多人所認為的一樣可怕，這意味著資本家徹底失去了對經濟的運作權。是的，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實驗”，正如我們敵人的嘲諷言辭……是的，我們不得不說：俄國工人階級必須做的事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並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重建我們的經濟。這既不是“空想理論”也不是“任意而為”——我們只是別無選擇。由於這事是由工人階級做成的，而資本家在革命鬥爭中被推到一邊，這就只能是社會主義規律……
這會不會是又一個巴黎公社或是導致全球社會主義——這取決於國際形勢。但是我們確實是別無選擇。
甚至在 90 年後的今天，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要制定出一個明確的十月革命的資產負債表，還是為時尚早。但是今天，當那次革命的結果看起來已經所剩無幾時（至少時間才能告訴我們那是不是僅僅為一種幻覺），我們至少還可以說：“儘管是處於絕境，但他們英勇奮起.” 俄國的工人階級大膽發動一個有機會取勝的反攻鬥爭，而沒有選擇肯定會失敗的軟弱無力的防守。今天，當人類的生存處於危險之中，工人們肯定可以從十月革命中學到許多東西。
衛眾摘譯自 Canadian Dimension 雜誌，2007 年 10 月號
附注：大衛‧曼德爾David Mandel是後蘇聯工人運動方面的國際專家，他在1980的蘇聯“開放改革” perestroika 事件之後寫作了多部關於前蘇聯的作品。其最後一本書為《共產主義後的工人階級》（Labour After Communism，South End Pres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