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劉平梅

在監獄裏，我見到的同案中，始終不承認反革命罪的只劉平梅一人。為此，他少不了經常挨批判，甚至被逼迫低頭認罪，他都是沈默不語以示抗拒。批判他的人與他無私人仇恨，批判一個不認罪的活把子是個機會，出於自我保衛本能，借此向專政當局表態。

被判刑、關押二十年後，1972年8月28日，我們一個人一個人地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調離監房。只劉平梅一人沒被通知，他仍留在監房裏。他看著我們一個一個地走了，他不知道我們被調到那裏去，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調到那裏去。到了一間辦公室，我們才知道：寬大釋放，但不放，從監獄關押轉移到勞改農場受管制。

我們到農場安頓下來二十多天，一部小汽車把劉平梅送來了。我立即猜想，把他一個人關押了二十多天，一定是經受了精神壓力或其他，他的態度有所轉變了，才放他出來。

我的猜想完全錯了。

劉平梅被送到農場的第二天，來了許多幹部，有公安局的，有監獄的，還有一穿軍裝的可能是軍代表。農場的專職管教幹部陪同他們到劉平梅住的房間找劉平梅談話。管教幹部叫我去燒開水準備泡茶，叫其他人都回到自己住的房間裏，不要隨便走動。

灶間在劉平梅住室的對面。他的屋門關著，屋裏的談話，我聽得不十分清楚。屋門開了，幹部們準備走出時，一位幹部高聲地說：“你這種態度，叫我們怎麼向上交待！”這句話我聽得清楚，到現在都不忘。從這句話裏使我知道劉平梅的態度沒有改變，他仍然耿直、堅持、“頑固”。“頑固”得使政府幹部都感到棘手。

判刑、關押、強制改造了二十年，都沒有把一個劉平梅改造得自覺地說假話，做假人。最後單獨關押他二十多天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再找他談話，他仍然“頑固”，使“對罪行有所悔改，寬大釋放”的政策不能自圓其說，使政府幹部無可奈何地講出：“怎麼向上交待！”

我提著開水到管教幹部住的房間兼辦公室去沏茶，那位高聲講“叫我們怎麼向上交待”的幹部問我：“你說說，劉平梅是怎麼回事？”這突如其來的提問，使我立即想到二十多天前在監獄辦公室的一幕。一位幹部把我叫到身邊講：“你的改造表現不怎麼好哇，還要繼續改造思想。”現在叫我說說劉平梅是怎麼回事，明擺著是考察我的思想。我回答：“劉平梅脾氣怪，對他，我不十分瞭解。”我沏好茶，又灌滿保溫瓶後迅速離開了管教幹部的住室回到自己屋裏。

回到屋裏不久，看到兩名幹部從我窗外走過，又去劉平梅屋裏，不一會功夫，他們又從我窗外經過，回到辦公室。來去匆匆，不知他們向劉平梅交待了幾句什麼話。他們回到辦公室不久，就聽到幹部們乘車離去的馬達聲。管教幹部隨即在院子裏巡視一圈後，也出門去了農場場部。我們住所的院子裏又恢復了寧靜，我呆坐在自己屋裏，好半天心情沒有寧靜下來。

我們由監獄關押轉到農場受管制七年後，1979年6 月5日，劉平梅同其他人一樣拿到一份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書》，裁定書上寫有：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寬大釋放，給予公民權，等語。真是解鈴繫鈴，筆下生花。一場為洋大人祝壽的鬧劇謝幕，留給後人評說。

把我們安置農場受管制期間，每人每月發給生活費六十元，花不完的。響應政府號召，把多餘的錢存到銀行裏，支援國家建設又生利息，公私兩利。從1972年到1979的七年間，劉平梅在銀行存了二千多元，是我們六人中儲蓄最多的。1979年6 月離開農場時，我們把存款本金和利息全取出，銀行收回存款單據。劉平梅認為利息屬於剝削，他分文不要，只取出存款本金，銀行沒有收回他的存款單據。

2001年5月劉平梅到溫州參加陳獨秀晚年思想學術研討會後，來上海逗留兩天，我曾陪他到附近小公園散步，他談起了獄中被批鬥事。樹林裏掛著幾隻鳥籠，畫眉鳥在籠裏鳴唱。劉平梅說：“看到這，有點條件反射。”時已過，境已遷，心靈上一道傷痕難抹掉。

六年前相逢又分手，竟成永別。

                               熊安東寫於2007年冬至日